《蔡元培评传》作为“国学大师丛书”之一，出版已有十四年。今夏，作者张晓唯对这部写于1992年的书稿进行修改和增订。此次增、改的主要内容涉及：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六年一章增加“辞离北大以后”一节：元老参政和学界领袖一章，增加蔡氏晚年政治活动及在中央研究院的若干细节：增写交游一章，详述传主不同时期与各类人物的交往，借以展现不同侧面和场景。此外，最后的岁月及其他一章增加适量内容；附后的生平学术年表，略微增加北大时期和晚年从政时段的若干活动。

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新旧并存，学人蜂起。这是一个痛苦反思、重新抉择的时代，这是一个激烈论争，更新过渡的时代。如此的文化氛围造就出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思想博大、影响深远的学林巨子。被世人誉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的蔡元培，即其一。

那么，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又如何创立卓著的功业？《蔡元培评传》让我们循着他的生命历程，去探寻他那印在历史上的足迹——

《蔡元培评传》作为“国学大师丛书”之一，出版已有十四年。今夏，作者张晓唯对这部写于1992年的书稿进行修改和增订。

小引

第一章 从绍兴到北京

 一、平和少年

 二、科场得意

 三、在翰林院

第二章 办学、革命、留洋

 一、办学之初

 二、沪上革命

 三、留德四年

第三章 在民国最初的年月里

 一、首任教育总长

 二、在民初政争中

 三、变动不已的旅欧生活

第四章 主持北京大学的六年

 一、学术至上

 二、兼容并包

 三、“五四”前后

 四、欧美之行

 五、“不合作！”

 六、辞离之后

第五章 “党国元老”和学界领袖

 一、元老参政

 二、学界领袖

第六章 著述概观

 一、《中国伦理学史》

 二、哲学、美学与美育

 三、《石头记索隐》

 四、暮年倾心民族学

第七章 家庭生活及品格

 一、家庭生活

 二、人品及性格

第八章 人际交往

 一、联结两代文化人

 二、交游(上)

 三、交游(中)

 四、交游(下)

第九章 最后的岁月及其他

 一、长眠香港

 二、蔡元培研究概述

蔡元培生平学术年表

后记

1898年深秋时节，蔡元培回到故乡绍兴。比起秋风瑟瑟，一派肃杀景象的京城来，家乡显得格外温馨、平静、怡然。伫立在笔飞坊自家庭院中，四周的一切似乎依旧是老样子，唯独那块悬挂在门厅上方的“翰林第”匾额，好像在提示主人这里曾经历过荣耀与辉煌。然而，耀祖光宗的记忆在闯荡大千世界和领略新知西学之后，早已失却原有的华彩；四年京官生活的风风雨雨也差不多荡尽了仕途腾达的残梦，所余下的只有那纯然属于自己的书生本色。此时此刻，萦绕脑际多时的投身新教育的念头变得清晰而强烈，这是自身特长和兴趣之所在，这也是目睹维新党人惨烈失败后所认定的一条报国之路。就这样，蔡元培怀抱“志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决意踏上教育救国的漫漫途程。

回乡一个半月之后，蔡元培接受绍兴知府熊再莘和乡绅徐树兰的敦请，出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即校长)。该学堂是由徐氏捐资并筹得部分府衙官款于1897年初创立的，校舍即在龙山脚下古贡院西侧，约有学生三十人左右，略如后来的高小至中学程度。所习课程可谓中西混合，既有经学、词学、史学，又有物理、算学、外文，教师亦多为当地俊彦，在当时，这已是一所颇为维新的学堂了。蔡元培到校后，聘任教职人员，修订学堂章程，整理校藏图书，并“移寓学堂”，专心主持校务。外语课程原有英、法两种，他增设日语，辗转托人延聘日籍教师中川外雄来校任教。同时，鼓励课外阅读，对《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及维新志士的著作予以“解禁”，以扩大师生的阅读范围。他还以“究心学术，不沾沾于利禄”等为条件，邀集校内同人，分别编写各类课程的教科书。兼任学堂督办(校董)的徐树兰欣然应允出资刻印。此外，他设法求购理科教学需用的仪器、标本和教具，旨在提高这方面的教学水平。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的王烈，此时均为该学堂低年级学生。据蒋氏回忆，中西学堂的课程虽然中国旧学居多，毕竟已有西洋学科，正是在此知晓了地圆说、雨的形成及燃烧的原理，“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蒋梦麟：《西湖》第42-43页，香港学风出版社1959年。)借此亦可知当时所谓新教育的初期概貌。

在中西学堂任职期间，蔡元培得读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及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书，他在1899年初笔录下书中要点。严译著作使他对西方社会学说的了解更加系统，思想认识也跃上一个新高度。他曾自述：“得阅严幼陵氏之说及所译西儒天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氏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96页。)可以说，在蔡元培探求新知的过程中，严译诸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将严复与谭嗣同并列，视为自己的引路人，即其所谓的“侯官浏阳，为吾先觉”。这段时间，他特别喜好以《公羊春秋》的三世说阐释进化论观点，从而将自己早先颇为倾心的“常州学派”的论点与风行当时的西方进化论观念嫁接起来，以此求得外来学说的可接受性，也达成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平衡。这大概就是上述所谓“拨云雾而睹青天”的境界吧。与此同时，他仍孜孜于外文学习，读、译日文书《日清战史》和《生理学》，并开始自修英文。

随着探求新知过程的深化，蔡元培的社会政治态度也逐渐改变。从黄宗羲到全祖望，以民族大义一以贯之的浙东学派对他颇有影响，面对外侮频仍的严酷现实，其内在的民族激情必然有力冲击现存的法统观念，表现出一种不甚确定的政治激进。据当年的学生忆述：1899年的一个秋夜，中西学堂宾客云集的花厅内杯盘交错，酒酣耳热之时，蔡先生起身高声批评康、梁变法不彻底，提出欲谋变革非摒弃清廷而不足为。于不经意中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排满意念。虽然此后不久他也曾列名经元善领衔阻止清廷立储废(光绪)帝的通电，但数以千计的人参加的社会活动难以真正衡量一个人的微妙的内心倾向。就在“己亥废储”活动声震东南之际，1900年初，蔡元培在致徐树兰的辞职书中又一次显现出“叛逆”情绪：“元培而有权力如张之洞焉，则将兴晋阳之甲矣。”(《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91-92页。)颇有取清而代之之概。尽管其间不无冲动成分，但确可看出其君臣大义的观念已十分淡漠。这样说，并非将此时的蔡元培与革命派等量齐观，只是意在说明其社会政治态度变化的程度。

中西学堂的教员中，存在新旧两派。新派中有马用锡、杜亚泉等，他们信奉进化论，不时诋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社会积习，招致薛炳、任秋田等旧派的反对。蔡元培明确支持新派教员，旧派不服，请来学堂督办徐树兰出面干涉。徐是老辈，自然赞成旧派观点，遂将《申报》所载清廷旨在压制新思潮的“正人心”上谕送来，请蔡元培恭录悬于学堂。蔡致书痛诋，并愤而辞职，后经多方斡旋，终回校复职，直至同年10月学堂暂时停办始离去。这期间，他还兼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和诸暨丽泽书院院长，为时均一年。在前述辞职风波中，他即赴嵊县，在剡山书院演讲数次，并为之拟订书院学约。在这篇文字中，这位翰林公初次提出，治学“当以益己、益世为宗旨”，士人应当摆脱“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并以自己读书求学的经历现身说法，策励读书人适应时代的变迁。此学约实为研究蔡元培早期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惜之以往论者对此甚少留意。此外，蔡元培还曾以乡贤身份受聘兼任嘉善县宁绍会馆董事，几次前往襄理馆务，对会馆的注册立案及拟订规章尽力颇多，成为他办学之外的一项社会公务。在此期间，蔡夫人王昭病逝，年仅三十五岁，元培悲痛之中撰悼文一篇，哀祭亡妻。P17-19

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新旧并存，学人蜂起。宋代以来的理学观念，清代盛行的汉学风习，在阵阵欧风美雨袭扰之下，无可奈何地收缩了地盘；西方的科学技术、人文学说，尾随着剑与火的壮烈和痛苦，始而微弱，继而强劲地拥入这个东方古国。往昔那自古至今传承而来的文化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交织着冲突和融合的多元局面。这是一个痛苦反思、重新抉择的时代，这是一个激烈论争，更新过渡的时代。如此的文化氛围造就出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思想博大、影响深远的学林巨子。被世人誉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的蔡元培，即其一。

二十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间，举凡学界中人，几乎无人不知有位“蔡先生”。这位生长于清代同、光年间的浙东商家子弟，凭着博学强记和一手“怪八股”的功夫，数年间，奇迹般的由古城绍兴的布衣寒士而跻身于帝都北京的翰林文苑，一时间引来多少寒窗学子的艳羡和敬慕。然而，曾几何时，他却轻抛功名，挂冠而去，回乡兴办新式教育，随即走上反清道路，来了一个“翰林革命”。继而，又以“不惑之年”，远走欧洲，在德国苦学四年，一展游学西洋的平生夙愿。民国肇始，他作为首任教育总长，厉行变革，底定共和教育的根基。几年后，他出长北京大学，高擎“学术至上、兼容并包”的办学旗帜，将一个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成为焕发勃勃生机的新式学府；由此开创的自由学风，促动了新文化的繁盛，也激发起“五四”风潮的热情，知识界的一代新人即从中育成。及至晚年，他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将“五四”以来喧腾于世的“科学”口号落实为研究实体，面对种种困难，殚精竭虑，不仅组织起一支汇集各类人才的科研力量，而且初步确立了我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规模和体系。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追求和在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卓著功业，得到中外知识界的广泛推崇和尊敬。

就清末民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蔡元培可谓极重道德修养，对自身，对公众，莫不如此。倾心求索创造了近世文明的西方观念和文化，并没有使他丢弃早年诚笃信守的传统道德价值。在人们看来，本属相悖的中西道德伦理，在他那儿，却经由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有人说：“他在西洋思想上，把握到自由与理性，在中国文化上，把握着中庸与良心。”或许正是因为受到来自两种文化精粹的作用，他一生砥砺私德，力求纤尘不染，同时倡行公民道德教育，致力国人内在素质的提高，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境界。最能反映他这一特点的，莫过于数十年力倡不懈的美育。尽管世运不济，时人亦大多不以为意，但他初衷不改，我行我素。他的这种多少有些超然世外的高风亮节，常令人们感佩不已。“人世楷模”这一赞誉，在他辞世之初，或可视为悼亡的颂词，然而时过境迁，人心非古，却依旧被后人认可，则可视为某种“大德传世”的标识。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后，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但本质上，他属“学界中人”。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虽然不排除必要时偶尔“骤用兴奋剂”的激烈运动，甚至革命，但就其常态而言，应是渐进地改良，要靠教育和文化的恒久作用，这是振兴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大计。因此，他的活动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而政治上的地位适足用来保障其文教兴革活动的展开。这就使他虽置身宦海，却不失书生本色。作为一种个人追求，他对中西学术均有浓厚兴趣，曾先后整理编次中国伦理学史，疏证《红楼梦》而成一家之言，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成果，传播民族学知识并确定该学科的定义和名称……这些工作及其文字成果，倘用严格的学术眼光加以审视，或许算不上是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带有学科开创的性质，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伦理学和民族学才得以立足学林之间。人们普遍注意到他涉足学术领域的广博性，公认其为学界的“通人”。“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而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过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论者的这一评述，颇为契合蔡元培的实际。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里形成大气候。对此，梁漱溟发表过很精彩的议论：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载《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4_325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谈及蔡先生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0卷第2期。)

古人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以此比照蔡元培生平所为，应当说，他在这三方面均有非同寻常的建树，盖可算得一个“完人”。但从中国近世文化学术的角度细细考量，便不难发现，他在新教育、新文化领域内的功业最为突出：无数人才的培育，诸多改革举措的实施，学术自由风气的开通，科学研究基础的奠立……遍观近世海内学人，蔡元培堪称一位难得的重在“事功”的学界巨子。

那么，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又如何创立卓著的功业？且让我们循着他的生命历程，去探寻他那印在历史上的足迹——

《蔡元培评传》作为“国学大师丛书”之一，出版已有十四年。今夏，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高为兄来电话，希望印行增订本。于是，我即利用学校暑假的两个月时间，对这部写于1992年的书稿进行修改和增订。此次增、改的主要内容涉及：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六年一章增加“辞离北大以后”一节；元老参政和学界领袖一章，增加蔡氏晚年政治活动及在中央研究院的若干细节；增写交游一章，详述传主不同时期与各类人物的交往，借以展现不同侧面和场景。此外，最后的岁月及其他一章增加适量内容；附后的生平学术年表，略微增加北大时期和晚年从政时段的若干活动。

在此，我真诚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和高为先生推展学术文化的雅意。犹记得最初决意承担此部书稿写作时，高平叔先生谆谆叮嘱的声音和面影，如今先生谢世已近九年，此书增订，权当是学生的一次作业修正吧。

张晓唯

2008年10月20日

干南开大学兴南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