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入胜的文学侦探故事《卡夫卡最后的爱》，是一个女人非比寻常的故事，在文学巨人弗兰茨·卡夫卡的弥留之际，她就在他身边。凯茜·迪亚曼特披露出这位俘获了卡夫卡的心，并使他的文学火种继续存活了几十年的卓越女人。这就是多拉·迪亚曼特，拥有独立精神的她逃出自己的波兰哈西德派家庭，去追求她的犹太复国运动之梦，并劝说卡夫卡离开了父母，在他离世前的最后一年与她在柏林生活。

　　《卡夫卡最后的爱》凭借最初的访问，来自共产国际和盖世太保档案库的未曾披露的资料，新近发现的多拉的笔记、日记及书信，清楚地阐述了一个文学“妻子”的生命，和薇拉·纳博科夫和诺拉·乔伊斯一样，就自身而言，她也是一位非比寻常的女人。　　《卡夫卡最后的爱》由凯西·迪亚曼特编写。

致谢

作者序

第一章：幸福的门槛

第二章：来自东方的黑色生灵

第三章 在柏林的自由生活

第四章 柏林田园诗

第五章：地洞

第六章：致命的冬天

第七章：最可怕的灾难日

第八章：最好的开始

第九章：布拉格的葬礼

第十章：悼念

第十一章：卡夫卡之后的生活

第十二章：两个世界之间

第十三章：俄克拉荷马的天然剧场

第十四章：描述一场斗争

第十五章：出柏林记

第十六章：工人们的天堂

第十七章：大逃亡

第十八章：马恩岛

第十九章：意第绪语之友

第二十章：内心不可毁灭之物

第二十一章：应许之地

第二十二章：回忆栩栩如生

第二十三章：“尽你所能”

第二十四章：卡夫卡的女儿

第二十五章：一株红杉在汉普斯特成长

尾声

译后记

由于多拉遵从自己心灵和头脑的渴望，她与父亲间爆发的摩擦不乏争吵和恶语。她想更多地了解她的宗教，这种渴望被看成异常的、有破坏性的。有一阵，她假装遵循父亲和社会强加给她的法则。在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多拉参加了本津的一个剧社，并参演了几部戏剧。当父亲终于在前妻去世十年后再婚时，多拉已差不多20岁了。这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得收拾行装去一所女子学校，即位于克拉科夫的萨拉·希默雅各布之家(beis ya’acov)。

正是在克拉科夫，多拉的视野开阔了，而她也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真的有其他选择。随着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新世纪在欧洲破晓而出，一拨拨年轻人背井离乡，超越传统，来寻求机遇，在科学、社会皆先进的西方国家追求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多拉想成为其中一员，正如她所说，“去西欧朝圣，到他们的神堂里学习人性、光明和美的法则。”

多拉曾两次逃离克拉科夫的雅各布之家。她怀着一个“热切的灵魂”来到德国，追寻她耳闻已久的西方光明，还有“它的知识、明晰和生活方式”。离开波兰时，多拉把自己想象成“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跳出的一个人物，一个充满梦幻和预言的黑暗生灵”。第一次，她父亲一路追踪，在德国边界布雷斯劳找到了她，并将她送回学校。第二次，她父亲放弃了——他还能怎么办呢？——也就由她去了。多拉的选择让家族蒙羞，让父亲赫舍尔·戴曼特深深失望，他是一名颇受爱戴的、虔诚的正统犹太教徒——哈西德派基拉耳拉比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追随者。不然她又能怎么办呢？她头脑的灵敏、思想的深度、意志的力量，以她的性别而论，全都毫无价值。她父亲的上帝否定了她，不给她继续学习并懂得犹太法律的机会，判给她一种过不下去的生活。

在过去的四年里，多拉得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她在柏林的第一份工作是“赫尔曼·巴特博士家的女家庭教师，他是柏林正统教社区的领袖，也是普鲁士内务部的高级官员——第一位参与普鲁士行政事务的犹太人”。后来她到孤儿院做家庭女缝纫，在那里找到住处。

虽然以她父亲的正统派标准定义，多拉已不再虔诚，而且她也不再举行宗教仪式了，但她却痴迷于她的犹太教。她正在学习《托拉》的律法，对其中比较深刻的人文主义问题感到好奇，作为一名现代妇女，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求一个属于她的位置。如果多拉选择了留在本津，她的书籍会永远束之高阁。如果她投降了，嫁给一个他父亲满意的那种不名一文的虔诚学者，她会像她的母亲、祖母在她之前曾经历的那样，在每一个清晨醒来，迎接一天的辛苦劳作，只为了听她丈夫日日祷告感激他未投生女流。

多拉切开鱼腹、掏出内脏的时候，思绪又飘落到海滩上，那里有浪尖皑皑的海浪，米里茨的码头延伸至远方。穿过松树、桦树和菩提树的林下叶层，从小径步行到海滨只需要五分钟。那个黑黑的神秘男人现在在那里吗，在她两天前第一次看见他的地方，呆在他那个沙滩篷椅上？那时看他站立在海滩上，她注意到他是那么高，那么瘦，又那么黑。两个孩子——一个小姑娘和她兄弟，正在嬉戏。一个女人站在他附近，也许是他妻子。她看着他和那个看上去大概11岁的男孩一起大笑。这是个幸福的家庭，多拉想着。

她无法让自己的视线移开那个男人。他一定有些故事。是什么呢？他又高又黑又英俊。他乌黑的头发如狮子的鬃毛一般，衬托出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他的笑声充满青春活力，他的嗓音是悦耳的男中音。当这个男人、那个女人和孩子们一起离开海滩，走上大路往镇上去时，多拉，不管自己的行为多么荒谬，跟上了他们。

那时是仲夏日，天气却挺凉爽，从波罗的海吹来的北风潮湿、阴冷。有两条通往镇上的路，都在码头处收尾。海滩的步行道跟随着顺延在海岸线上的沙丘，一直朝西方伸向镇中心。豪普特街始于“居家”前的那条斯特兰德街的终端，并延伸过风车磨坊和有茅草屋顶的农舍，穿过牧场，那里有整洁的干草垛星罗棋布在丰收的田野上。

往镇上走的途中，多拉在那四个人身后礼貌地保持着一段距离，而她的目光从未离开过那个男人。他步子迈得很大，走的时候稍有摇晃。他显然是个外国人，跟她一样，不是德国人，可来自何方呢，她看不出来。他站起来高大、笔直，除了头部略微偏向一边，尤其当他倾听的时候。是他那轻快的步子最终让多拉意识到他根本不是欧洲人。“他肯定带有一半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统。”她认定如此。

那些又长又深的车辙使道路泥泞，那条路向北曲伸入簇拥在一起的宾馆、别墅、小旅店，还有米里茨码头人口处的那些餐馆、商店点缀其中。曾经覆盖着豪普特街的那些石头，有的丢失，有的散乱，这条路陷于失修的惨境。虽然大战四年前就结束了，但凡尔赛合约强制德国支付的惊人巨款，加上德国所受的打击，使修理北部海岸线上这座宁静小镇里唯一一条铺面道路也行不通了。

在镇中心，多拉的正常意识一度恢复到一定程度，任由那个男人和他的家庭走上他们自己的分岔路。米里茨的历史可追溯到六个世纪以前，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宾馆，还有餐厅、室外咖啡馆和商店。这个码头初建于1882年，并多次在严酷的冬日暴风雨来袭后重修，它从海滩亭阁向正北方延伸入波浪起伏的大海。夫妻们手挽手走着，沿着步行道和码头漫步，那里停靠着轮船和渡船，正在装运或卸下乘客和供给。

太阳终于在下午迟迟露面了，它点亮壮丽的天空，玫瑰色、金灿灿的光线滤过色泽轻淡的云彩。只有几个强健的家伙穿上及膝长的游泳衣，勇敢地踏入清凉的海水。这个封闭的海水浴区，设立在码头的左侧，空荡荡的。海滩上的大多数人坐在散布于绵长的粗沙滩上的沙滩篷藤椅里，免受风吹。

P7-10

19岁时，我第一次听说她的名字。那是1971年的春天，在佐治亚大学的一堂德语文学课上。当时我们正在翻译弗兰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教师打断了课程。“你跟多拉·迪亚曼特是一家人吗？”他问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她是卡夫卡的最后一个情人，”我的老师说，“他们非常相爱。他死在她怀里，她烧了他的作品。”我发誓要查清楚并告诉他。

课后，我奔向了图书馆。从马克斯·布罗德的传记里，我了解到多拉遇见卡夫卡那年是19岁——我的年纪，或者说，我以为如此。很多事件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这便是其中头一件，但是在当时，我读到的事情让我震撼：多拉是一个热情、精力充沛、聪慧又年轻的东欧犹太女人，她让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中的一位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年月。我想知道得更多，但我找不到在1924年卡夫卡去世后任何关于她的记录。看起来，我已经追到头了。

1984年，一部卡夫卡的新传记问世了，附带着引人人胜的有关多拉的消息。厄恩斯特·帕韦尔所著的《理性的梦魇：弗兰茨·卡夫卡的一生》，揭示了卡夫卡去世后多拉令人惊叹的生活各面，这段历史包括从柏林的盖世太保手中逃脱，躲过斯大林在俄国的大清洗，又幸存于伦敦的轰炸。卡夫卡去世后，多拉嫁给了一位充满理想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还生了一个女儿，帕韦尔错误地声称此女健在并生活于英格兰。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多拉还活着吗？——终有答案。多拉去世于1952年8月15日，正是我出生三个月后的那一天。

受到多拉的冒险意识的感染，并且为联系着我们的奇异巧合所驱动，我开始寻找多拉生命中缺失的片段。1985年，在我的第一次“寻找多拉行动”中，我旅行至布拉格、维也纳、耶路撒冷。在那次旅行中，我获得的对我自身的了解，多过对多拉的了解，但从那以后，我的追寻使我踏上了许多更丰富的研究之旅，追溯多拉的脚步，从波兰到德国、法国、英格兰、马恩岛，并且多次返回捷克共和国和以色列。1996年，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我同一个汇集卡夫卡专家及研究者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创立了“卡夫卡项目”，以寻找遗失的卡夫卡文献。1933年在柏林，盖世太保从多拉手中没收了它们。1998年，在四个月的“卡夫卡项目”研究旅行期间，在柏林的德国档案库中找到的那些文件和照片，以及2000年在巴黎发现的多拉的日记，终于使写作这本传记变得可能了。

多拉的视角照亮了我对弗兰茨·卡夫卡的理解和欣赏，他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被误解最深的作家之一。接着，卡夫卡的文字和格言引导了我对多拉的寻找，为我长期坚持澄清和写作她的故事提供了必需的勇气、幽默、洞察力和力量。起初，我仅仅依靠直觉，即一种持续不断的感觉，认为多拉希望有人讲述这个故事。当我找到她的书信、发表的意第绪语作品、未发表的几本有关卡夫卡的笔记，还有她在盖世太保和共产国际的档案揭示的文件之后，多拉自己的文字取代了我。经由多拉的文字、行径和她留下的遗产——爱的慷慨付出，和来自朋友、家庭和那些像我一样继续为她坚不可摧的精神所倾倒的人们的支持——她自己已成为我这本书最重要的合著者。

讽刺的是，当我破解了多拉生命周遭最迷人的那些秘密之后，我却没有能力解答原初的问题。她在以色列的家庭热烈地欢迎我和我的家人进入“家庭”(mishpoche)，而我却依然不知道自己是否与她有亲缘关系。然而，我毫不怀疑，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多拉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通过了解她的生活，我受到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启发。1948年，在多拉第一次接受有关卡夫卡的公开访问时，她一开始就做出一个放弃声明，我想代表我自己重复其中一部分：“我不是客观的，也决不会客观。所以，事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一定程度上，这纯粹是个氛围的问题。在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故事中，有种内在的真实，而主观性正是其中一部分。”

那年我二十五岁，正是Dara Diamant遇见卡夫卡的年纪——那也正是她新生命的起点，我第一次独立翻译一本书，从翻译到校对，我和这位陌生女人竟朝夕相对两年多光景。

在这一过程中，我得到许多家人和朋友的帮助。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同学杨小刚，没有他，我就没有机会翻译这本书。我曾告诉杨同学，我一直认为自己跟卡夫卡有些冥冥之缘，结果没过几个月，他便促成我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接着，我开始翻译这本卡夫卡情人的传记。是为缘分。另外，杨同学提供给我不少有关卡夫卡及犹太文化的文献资料，还为我解释过一些在书中出现的德语词汇，在此特别感谢。

我十分感激我的父亲张忠庆和母亲李淑颖，没有他们在物质上、精神上支持我，也理解我的志向，我根本无法安心完成翻译工作，而且他们也给我的翻译语言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我也感激我的好友罗康，她十分理解、尊重我的工作，关心我的生活，我也与她讨论了许多翻译上的问题。还有杜蔷蔷同学，她也经常为我解释书中夹杂的德语词汇或地名，感谢她的耐心帮助。另外，王青、杨春、淳钰、李翠、王聪、王璐露、龚钰锋、陈黎、刘峻峻、胡姝、周琳娅、唐衡、侯亮、马健、陈文君、谭凯文这些朋友，以及李淑兰、李美琴、田甜、柳岸这些家人，他们对我的翻译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帮助，我在此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的工作不会如此顺利。

当然，我也感谢作者，以及卡夫卡和多拉，我们在不同时空共同生活，这是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感觉。

本书有大量内容是根据作者采用的译自德语文献的英语段落译出的，校对时我尽量找据德语文献译出的中文内容对照检查，资源有限，如仍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偶像张国荣先生，他教会我如何尽力而为地工作，如何依靠想象力和移情作用处理文学类翻译，也让我从某种角度理解翻译这本书的价值。

感人的记事……这是对卡夫卡研究又及时写得又好的补充，它对将这个作家描绘成一个人，而不是一座纪念像是有价值的。

——《科克斯评论》

迪亚曼特技艺高超地处理那些材料和自己的主题，那些著名的、声名狼藉的、无名的人们。

——《犹太时报》

魅力四射……凯西完成了一项费力的文学侦查般的英雄主义行为，拼合出多拉非比寻常的故事。

——《书单》

凯西·迪亚曼特所描绘的弗兰茨·卡夫卡远非一个冷酷的、难以接近的天才。《卡夫卡最后的爱》阐明了这位作家和多拉·迪亚曼特之间的关系，他同这个女人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年。”

——《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