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老想着让老祖宗为我们增光，应该多想想我们怎样为老祖宗增光。从来只有“光宗耀祖”一说，自古未闻“光子耀孙”之论。

《当知识遇上信念》由王彬彬编著，收录了数十篇学术随笔，具体有：《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中国人在日本》等。

《当知识遇上信念》由王彬彬编著。

《当知识遇上信念》分为：在文学的名利场上、与几种书的相遇、还要荒谬多久、学者之怒，诗人之忧、今昔中国五辑，收录了《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中国人在日本》、《禁欲时代的情色》、《朱自清、闻一多与西安事变》等学术随笔。

第一辑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

 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

 杂文与相声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漫说批评

 作家的工匠化

 我曾经是上帝

 文学奖是……

 文学奖的内与外

 王朔：躄到马路上来了

 知识与信念，过去与现在

 这一座文坛，这一桩富贵

第二辑 与几种书的相遇

 其实汪曾祺也善写恶人——说《鸡毛》

 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

 《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

 对昆德拉的接受与拒绝

 比喻砌成的《围城》——钱锺书对比喻的研究与运用

 “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读昆德拉小说《无知》

 钱锺书两篇论文中的三个小问题

 “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董晓《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序

 革命与流氓——读书札记

 我与几种书的相遇

第三辑 还要荒谬多久

 学术规范与学术标准

 何谓“素质教育”

 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两个基本目的

 还要荒谬多久

 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

 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

 大学教师讲课好坏已不重要

 季广茂事件与学术界的“潜规则”

第四辑 学者之怒，诗人之忧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也说“动物上阵”

 骂鲁界里无高手

 胡适、鲁迅与陈德征

 鲁迅亲属与鲁迅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

 写出的与未写出的——《潘旭澜文选》编后

 学者之怒与诗人之忧——说说何满子与邵燕祥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第五辑 今昔中国

 朱自清、闻一多与西安事变

 邓拓与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

 汪精卫见溥仪——“木偶奇遇记”

 1949年以前中共的“统战工作”

 为1989年版《辞海》送行

 “文革”结束了吗 ——与郝铁川先生商榷

 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

 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

 中国人在日本

 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后记

这一座文坛，这一桩富贵

几年前，青年作家韩寒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文坛来了一番痛骂。在痛骂文坛的同时，韩寒也对文学应该如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有许多人读韩寒的文章而眉头大皱，但我却开心地笑了。韩寒对文学应该如何的看法，当然还过于简单，还不无偏颇，但韩寒对文学不应如何的看法则无疑是正确的。至于韩寒对文坛现状的抨击，就可谓一针见血了。也正是那顺着针尖流出的血，引发了我开心的笑。固然，韩寒的话语方式很粗俗很鄙劣；文坛再脏，批评文坛的话却不必也脏。但韩寒的脏话，与前些时候成为学界事件的某位教授的脏话，不可等量齐观。以韩寒“尚未被文坛认可”的身份，如果以文质彬彬的方式批评文坛，那就如拿着一根草棍敲击厚厚的城墙，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那就如一缕阳光照进万丈深坑，连一点反应也不会发生。所以，韩寒的话语方式虽然不值得肯定，但也应看到，这是韩寒所采取的一种批评策略。或许，正是为了让自己的批评能刺痛文坛麻木的神经，韩寒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在谴责韩寒出此怪招的同时，也应想到，文坛的皮比城墙还厚，要做到一针见血，这针非有点“怪”不可。

韩寒的脏话，让文坛皱了一下眉头，但也仅仅皱了一下眉头。很快便风平浪静。文坛依然故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文坛真是韩寒所说的那令人掩鼻的东西，就仍然是那东西。这真是“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我曾希望韩寒的骂，能引起文坛中人严肃的思考、认真的反省。我也曾希望韩寒的骂，能引起文坛热烈的讨论，辩一辩文坛到底是不是韩寒所说的那东西，如果是，怎样令其不是。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天真。文坛对韩寒之骂的对策，终于令我想到《红楼梦》中凤姐和贾蓉对焦大之骂的态度。“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醉酒的焦大，竟骂出了如此难听的话。而“凤姐和贾蓉也遥遥的听见了，都装作没听见”。坐在车中的凤姐和贾蓉，听见焦大那些骂语，应该也皱了皱眉头吧，但终于“装作没听见”。面对这样的骂语，“装作没听见”是最聪明的做法。以凤姐的“脸酸心硬”，要做到这样其实很不容易。当焦大尚未骂到这一步时，凤姐是何等泼辣，责怪宁府对焦大“太软弱”，责问宁府“何不远远的打发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然而，当焦大终于骂到了这一步时，连凤姐也只得“装作没听见”了。凤姐深知，如果对焦大认真追究，那荣宁两府的丑事就都包不住，自己藏在褂子里的断臂，也只好露出来了。只有未更世事、不通世故的宝玉，认真对待焦大的骂语，他试图与凤姐讨论一下：“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这是什么话？”这一问，当然令凤姐尴尬，令凤姐恼怒，于是“连忙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的胡嗖，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了太太，看是捶你不捶你！”对焦大的这种毫不留情面的“批评”，理应“装作没听见”，如若“细问”，那就是罪过。

而文坛对韩寒的毫不留情面的骂，也采取了“装作没听见”的方式。但韩寒比焦大幸运。焦大虽大有功于贾府，却毕竟是府中奴才，他须得在府中讨生活，所以还是被别的奴才塞了一嘴马粪。既然韩寒被文坛中人认为只进入了市场而没有“登”上文坛，那就是文坛外边的人，不在文坛上混吃、混喝、混穿、混住，不在文坛上争风吃醋、争名夺利。文坛奈何不了他。文坛有自己的规则，更有自己的潜规则。如果韩寒也已在文坛上混，也想从这坛上得到那些香香辣辣的东西，那这番连荤带素的骂，可就真有点“自杀式袭击”的味道了。不会有人打着旗帜、吹着军号来兴师问罪，但你在文坛上时时会觉得遇上了鬼打墙；没有人会宣称要对你进行这样那样的报复、制裁，但会有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陷阱、路障在寻找你的双脚。那个人，他与你热情地握手，他对你和蔼地微笑，他甚至言很由衷地夸奖你，但你不知道，他内心对你反感极了，一旦有机会对你使绊子时，他决不犹豫。那个人，你与他素不相识，你与他不曾有过任何瓜葛，你甚至对他不无好感，但你绝对想不到，在某个时刻、某种场合，正是他对你使了个绊子。文坛是一个整体。文坛又有许多圈子、山头。骂了一个人，有时就等于骂了整个文坛。骂了文坛，就等于骂了坛上的所有人。至于圈子、山头，就更是相互帮衬的利益集团了。同一圈子内、山头上的人，在文坛上肩并肩地抢这夺那，背靠背地对付外敌。圈子内、山头上，没有是非，只有以名利为支撑的“义气”。如果骂了圈子、山头上的一个人，当然就等于与整个圈子、山头结仇，于是便会对你全圈共讨之、全山共诛之。

韩寒对文坛的骂，虽算不上“自杀式袭击”，也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意味着主动放弃某些东西，例如，“茅盾文学奖”，恐怕就难得与他结缘，因为这个奖，也被他说成了那闻之令人掩鼻的臭东西。“茅盾文学奖”，这可是文坛上最大的一桩名利。用商场上的话说，“茅奖”是最大的一笔生意；用《水浒传》中的话说，“茅奖”是最大的“一套富贵”。《水浒传》中，赤发鬼刘唐得知今年又有十万贯生辰纲要送进京时，便来找本不相识的晁盖，密谋劫取，说是“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因了这十万贯生辰纲，晁盖、刘唐、吴用、三阮、公孙胜这些人聚在一起。他们策划于后堂深处，打劫于黄泥冈上。文坛中人，对“茅奖”的态度，往往与刘唐、晁盖、吴用等人对那生辰纲的态度相似。每一次“茅奖”的评选，其实都意味着文坛上力量的重新分化与整合。“茅奖”往往会让一些本来紧密团结的人团结得更加紧密；“茅奖”会让一些本来不相干的人纠集在一起；“茅奖”会让一些本来携手并肩的人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茅奖”也会让一些本来属于不同圈子和山头的人抱成一团。“茅奖”的评选，与其说是作品质量的竞争，毋宁说是人脉、关系的较量，是文学之外各种力量的搏杀。一个作家，敢不敢对这套“富贵”动欲念，作品质量如何是并不重要的。他需要估量的，是自己在文坛上的人脉和关系，是自己在文坛上能调动的资源，是能发动多少人为自己造势，是能否把那些“含金量”高的人都搞定。如果他这些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他就可能来一次“智取茅盾奖”。新的一届“茅奖”评选据说已经启动，又一套大“富贵”浮出水面。你留心看看吧，许多人都有着晁盖、刘唐、吴用、三阮们刚纠集到一起时的表情。

也许有文坛之外的人说：“文坛原来这么无聊呀！文坛原来这么有江湖气呀！文坛原来有点像黑社会呀！”我想说：如今这文坛，本来就这么无聊呀！本来就这么有江湖气呀！本来就有点像黑社会呀！

2008年6月22日  P38-42

将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重读一遍，心情竟有几分沉重。

种田的人，都想种出好庄稼；写文章的人，大概也都想写出好文章。而收在这里的文章，离我心目中“好文章”的标准，还差得远。人到中年了，还写不出几篇能让自己稍稍满意、得意的东西，心情怎能不沉重？

许多年前，还是在复旦当研究生的时候，间接听到中文系一位名师的高论：“眼高手低，总比眼低手也低要好！”那意思是说，眼高手低之人，自己虽写不出好文章，但毕竟知道什么样的文章算好文章；而眼手俱低之辈，则自己非但写不出好文章，连什么是好文章亦不知。当然，这句话还包含这样的意思：眼高手低之人，看不上他人的文章，也往往知道自己的不足；而眼手俱低之辈，不但会对他人的低劣平庸之作顶礼膜拜，更会把自己手造的垃圾当作异宝奇珍。

既然对低劣平庸之作顶礼膜拜，既然把垃圾当作异宝奇珍，也就必然对真正的好文章投以白眼，也就一定会把异宝奇珍当作垃圾。

“眼高手低，总比眼低手也低要好！”——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愣了片刻。此后，这句话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我的“座右铭”。我想，我即便不能成为一个眼高手也高的人，也千万别成为一个眼手俱低之辈。当我也成为所谓的“导师”，“指导”着一大堆“研究生”后，我更会对他们说：你们当然要努力成为眼高手也高之人；退一步说，不能做到眼手俱高，也一定要做到手虽低而眼却高。我甚至会说：你们知道眼低手也低有多么可怕吗？像老年痴呆一样可怕！

然而，仅仅做到“眼高”，也并不容易。我又何尝敢说自己的“眼”真正是“高”的。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把自己的文章，看成奇珍异宝。

这些内容杂乱的文章中，如果说也有令我特别爱惜者，那就是哀悼先师的《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这一篇了。爱惜，并不是因为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它与我个人的内心联系得最紧密。这篇文章收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集子中，我知道潘老师也会高兴。在他的晚年，常常会对复旦的现状表示非议。而我在他的这种非议中，感受到的是他对复旦的爱。越是非议得激烈，我就越是感到他对复旦的爱之强烈。他的这种对复旦的爱，有时甚至让我觉得有些难以理喻。

能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本书，对我当然也有一点特别的意义。我毕竟是在复旦大学开始学着写文章的。因此，要对复旦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尤其要感谢策划这本书的孙晶女士和责任编辑卢茗女士。

2010年7月22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