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十六岁那年她被选人宫中，因为喜欢穿汉家服饰，又擅长吴歌，结果被迷恋汉女的大清王朝第七代皇帝咸丰所喜爱，后来纳为妾并封为懿贵妃。这个美貌和机智的女人有着一颗对权力永不满足的野心。她一生中成功地发动过两次政变。一八六一年第一次政变，拘禁及杀死了其丈夫咸丰皇帝临终任命的八位顾命大臣，攫取了垂帘听政的地位；一八九八年第二次政变，囚禁了试图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两次政变使得清朝末年的实际权力始终掌握在慈禧手里达四十七年之久。
慈禧一生挟天子和懿旨确立了三个皇上：第一个是她亲生的儿子六岁的同治，其次是四岁的光绪，最小的是三岁的宣统，也就是溥仪。三个皇帝除了同治是咸丰皇帝的独子非继承大统莫属之外，后面的两个皇袍加身的时候都是比六岁的同治还小的孩子，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所能解释的。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溥仪进宫的第二天，被慈禧太后囚禁了十年之久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不明不白地死去。光绪逝世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吃饭的时候突然栽倒。这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真的快不行了，于是命军机大臣草拟遗旨，确定溥仪登基以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也“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慈禧还特别强调，自己几次垂帘听政，“实因时势所迫，今后对女辈干政，太监擅权，务必严加限制，妥为防范”。
人将死，其言也善。死期将临，权力欲望不再的慈禧显然很清楚垂帘听政与太监擅权所引发的种种弊端，因此以遗旨的方式，给大清王朝的垂帘听政和太监擅权画上了一个句号。可惜的是，这个决定来得太晚了。这个细节再一次残酷而雄辩地证实了人性的弱点，即：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限制他人容易，限制自己难。
慈禧皇太后寿终正寝了。在这场尖锐的既政治又生命的马拉松中，三十八岁的光绪较七十四岁的慈禧早一天败下阵来，这其中的缘由不仅引起了世人的疑惑，也引起了成年后溥仪的猜疑。有人推测光绪的死与慈禧有关，慈禧不能让光绪在自己死后重新掌权，因而派人毒死了光绪；还有人说光绪的死与袁世凯有关，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出卖了光绪，他怕慈禧死后光绪要找他算账，于是贿赂太监下毒；第三种说法是太监李莲英投毒，因为他得悉光绪在日记中发誓要待慈禧死后，将他和袁世凯一同诛杀；最后一种说法是光绪脾胃虚弱、滑精，似乎还有肺结核，病人膏肓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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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电视台编导高国栋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已经花了上百万元，正在拍一部关于溥仪的大型电视专题片。因为看过我此前出版的一部也是写溥仪的长篇历史散文《狱中王朝》，对我的叙述语言很感兴趣，所以想请我担任这部十集专题片的撰稿人。
对高国栋，我早闻其名，但未见其人。闻其名不仅是因为他创拍的电视专题片多次获得过国际大奖，更因为我亲自看过他拍摄的一些多集专题片，语言和画面确实相当见功力，非一般人所能及，我很钦佩。没想到高国栋这次竟然主动找上门来。我是部队专业作家，写作计划经常安排得满满的，连写自己更感兴趣的小说的时间都没有，但是高国栋的邀请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后来高国栋又说，国内写溥仪的专著他们几乎都看遍了，从叙述语言上考虑，唯有我的比较对他们的胃口。中国有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所谓知音难觅。能与高国栋合作搞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也算一件快事。
这便是我第二次写溥仪。
第一次写溥仪出了一部书。第二次写溥仪，中央电视台从2005年开始，在“探索发现”频道和国际频道连续播出十集。至于后来他们又先后播出过几次，我就不知道了。只是偶尔有人会对我说，在央视上看到我撰稿的溥仪，我便知道央视又重播了。当然，专题片的容量是有限的。我真正写溥仪的文字，要比专题片播出的多了很多。
于是便有了这部书。
溥仪的名字，对于中国人和相当一部分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来说，似乎并不陌生。但解读溥仪，那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一百个人会解读出一百个溥仪。我解读的溥仪当然与他人是有一些区别的，亦或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溥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末代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人们对他的真实或接近真实的一面到底了解有多少？
溥仪。满姓：爱新觉罗。字：浩然。英文名：亨利。
1906年2月7日生于北府。
1908年12月2日正式继位，年号宣统。
1911年9月10日始，受启蒙教育。
1912年2月12日，下逊位诏。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二次登极。当月13日退位。
1922年11月30日，册封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为淑妃。
1922年12月1日，举行皇家婚礼，著立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婉容为皇后。
1924年11月5日，被逐出宫。
1925年2月23日，乔装逃往天津。
1932年3月9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1934年3月1日，第三次登极，充当伪满洲帝国“皇帝”。
1935年4月2日，第一次“访日”。
1937年3月25日，册封谭玉龄为“庆贵人”。
1940年6月22日，第二次“访日”。
1942年8月15日，追封不明死因的谭玉龄为明贤贵妃。
1943年4月，李玉琴进宫，后被册封为“福贵人”。
1945年8月11日，在“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监视下携家眷“迁都”通化。
1945年8月18日，在通化大栗子沟举行“退位”仪式。
1945年8月19日，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押往苏联。
1946年8月，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1950年8月1日，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9年12月4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同时获得公民权。
1961年，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
1962年5月1日，与李淑贤结婚。
1967年10月17日，病逝。终年61岁。
这当然不是全部的溥仪，甚至连溥仪的索引都不够。
这里有许多被人为地“将真事隐去”的历史。这里也有许多“留假语存言”的故事。这里当然有宫闱秘闻，但这里更多的是跌宕人生，是世态炎凉，是竹影斧声，是啼血杜鹃。
中国人、外国人，几乎所有对这一段历史或者是对溥仪这个绝无仅有的末代皇帝感兴趣的人，他们似乎都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自己心头。他们一直想破解这个问题，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可是相当多的人失败了。这失败当然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这失败更是由于中国深层文化的原因。
中国古代曾有人对皇帝进行过分类，分类的结果他们是这样表述的：
一等皇帝用师，
二等皇帝用士，
三等皇帝用隶。
“师”是指那些比皇帝高明的人，譬如诸葛亮。“士”是指那些与皇帝水平差不多的人，譬如商鞅。 “隶”是指那些什么都不是，只会点头哈腰、溜须拍马的人。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多如牛毛。
古代的哲人认为，一个朝代，如果皇帝已经到了用“隶”的地步，那便是“危亡之像”了。 、
“师”、“士”、“隶”都有一个“用”字。“用”自然是皇帝用。就是说，用什么人，这里有学问。但怎样去用，这里仍然很有学问。
溥仪的一生用没用过“师”呢？似乎用过，譬如庄士敦。溥仪用庄士敦，的确使他有了很大的进步。溥仪如果按庄士敦的主张，以一个学子的身份，出国去留学，学了本事再回国，那么，溥仪一生的历史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形了。
问题在于庄士敦毕竟不是中国的诸葛亮。庄士敦考虑问题显然有他特定的政治和民族的背景，并且还有很大的个人局限。庄士敦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有一定造诣，但这只能是一种皮毛。中国文化实在太博大精深了。尤其是那些渗入每个人骨髓的文化，那种依附于一种特定文化的习惯势力，作为一个外籍人的庄士敦是很难完全领悟的。而且庄士敦还没有认识到他所愿意结交的日本人的叵测用心，而恰恰就是这一点，使溥仪一度成了一个叛国者。
郑孝胥能算得上“士”吗？似乎不够。郑孝胥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大一些的“隶”罢了。至于罗振玉，不但是“隶”，而且还是一个太多商人色彩的“隶”。
溥仪有没有能够用“师”或者是用“士”的机会呢？当然有。可是，当时那些能称得上“师”或“士”的人，溥仪都没有抓住，他们或者与溥仪天各一方，或者与溥仪擦肩而过，没有一个能被溥仪所用。
并且就是身边有限的那几个并不算十分高明的人，甚至包括罗振玉这样的“隶”，溥仪真正地用过吗？
如果人们认真考究的话，就不难发现，与其说溥仪用了郑孝胥或罗振玉，倒不如说是郑孝胥、罗振玉等辈用了溥仪反而更准确。
内务府自然是用溥仪的，而且他们一直都在用溥仪。太妃们也在用溥仪，太监们也在用溥仪。还有一些政治流氓、军阀、骗子，他们当然也不会放弃对溥仪的“用”。日本人更在用溥仪。他们用的方式可以说是丝毫不加掩饰，而且非常霸道。
于是，人们看到，溥仪无论是作为那个在登极大典上哭闹的孩子，还是作为那个在紫禁城里骑自行车，拿电话开玩笑的顽皮少年，还是作为面对火后废墟的年轻“逊帝”，或者是在日本天皇裕仁面前手足无措的傀儡皇上，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被别人所用，而他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地用过别人，更没有成功地用过别人。
这样，当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注脚，或者说他是一个神奇的幸存者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感到意外了。他的确称不上是一个皇上，他的确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影子，或者说是历史的一根毫发。据说人的毫发包含了一个人所有的信息。那么溥仪似乎就是这样一根包含了相当多的历史信息的毫发。
这个身体瘦长、眼睛近视、从小就被太监们的鬼故事吓破了胆的令人绝望地心不在焉的溥仪，与他的那些大漠孤烟，盘马弯弓，西北望，射天狼的粗犷的满族祖先相比，实可谓天上人间。
据说，溥仪最崇拜的电影明星，就是无声喜剧片中的演员兼导演哈洛德·劳埃德。这也是—个眼睛近视，并且笨拙得令人失望的家伙。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溥仪不是不想做事。当他决心整顿内务府的时候，当他义无反顾地对太监采取措施的时候，当他咬牙切齿地要对国民党军队掘祖坟的行为进行报复的时候，人们似乎感觉到他要干点什么事儿了。他果然也在干。可是他的干法既不毛泽东，也不蒋介石，而且连张学良也不是。他干来干去，到头来，不是把别人投入了那颇为隐蔽的陷阱，相反，当事情有了结局的时候，他才发现落入陷阱的总是他自己。
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跌宕。失去皇位，被逐，流亡，甚至成为阶下囚。他似乎有许多客观原因可以强调。可是，同是处于那个时代的人，有些人的处境似乎并不比他好，有的似乎比他还要遭很多，可是，许多人都成功了。溥仪没有成功。等待溥仪的似乎一直都是失败，失败，再一次的失败。
有人颇煞苦心地研究溥仪，研究他的前半生，又研究他的后半生。有人似乎有了惊人的发现，感到这样一个皇上，居然实现了从帝王到公民的转变，这可真是个奇迹。可是，如果人们稍加留意，如果人们认真地把溥仪一生的行为进行一种剔除政治的、民族的或其他什么的因素，而只做纯粹行为的分类并分析，人们便不难发现，溥仪一生从来都没有变。就像我们面对高天白云下的一幢建筑物，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什么呢？显然不是那幢建筑物，变动的只是高天和白云。或阴或晴。或是薄云，或是积雨云。
溥仪似乎一生都没做过自己的主人。他依赖哪个人，他就是局部的哪个人。依赖庄士敦，他就是局部的庄士敦。不是全部的庄士敦。依赖郑孝胥，他就是局部的郑孝胥。依赖罗振玉，他就是局部的罗振玉。依赖那个日本“御用挂”，他就是局部的“御用挂”。
对溥仪感兴趣的西方学者当然注意到了溥仪的这种超强度的依赖人格。他们曾不止一次地试图破译这种依赖人格的深层次的起因，他们一直都想揭开这个谜。可是他们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没有人给他们提供他们想知道的那些事实。这是中国的一块禁地，一块令人讳莫如深的禁地。
“我在会见他的健在的朋友、亲属、以前的侍役和狱吏的过程中，吃惊地了解到很多溥仪的情况。他的某个方面总是被回避掉：以后的中国虽然比过去宽松，但和西方的标准相比，中国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清教主义国家。甚至今天，人们仍然很不愿意谈论自己或他人的感情生活。那些最了解他的人，跟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谈起他的性生活时，更是极为犹豫。
羞怯的程度，从溥仪时代最后幸存的太监的脸色上，得到最生动的反映。一位莽撞的法国记者大胆地问他，做一个太监是什么滋味？“去势”以后，他能否还能激起性欲？那位太监立即结束了会见，并表示再也不见新闻界的任何人了。
我也有类似的疑问，但从未得到过答案：在溥仪的一生中，他有过一位皇后、三位妃子和一位妻子。我在北京跟那些人谈过，但我从未能弄清，溥仪跟她们的感情关系到了什么程度。就他的第一个皇后伊丽莎白来说，他跟她的肉体接触，似乎是一系列的“大失败”。然而他跟第一个妃子的“友好关系”至少一开始不是那么悲惨，但她很快离他而去。他后来的妃子都是少女，在一个时期，他对年轻的小姑娘的吸引力近乎儿童的情趣。
当然，所有这些在溥仪自己和他的追随者的日记中都有所暗示，这些都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自传。好几次，当我催促同溥仪一起生活过的、与他各方面合作过的、甚至多嘴的亲密朋友，要他们多告诉我一点时，他们那种慎重的戒备，都令我非常恼火，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很同情他们。有些人，在他们年轻时，也许作过溥仪临时的、而且不太情愿的同性恋伙伴。中国人的隐讳是如此之深，我知道我不能期待他们说什么。”
这是英国作家爱德华·贝尔在他写的《末代皇帝》中的一段话。“伊丽莎白”是皇后婉容的英文名字，同溥仪的“亨利”一样，都是庄士敦给取的。这位一再抱怨中国人过于隐讳的英国人，很长时间是美国《新闻周刊》文化版的主笔。他当然意识到了溥仪在性方面的问题。他极力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出于猎奇的目的。他是在为溥仪的依赖人格寻找更深层次的依据。
西方学者抱怨没有找到的那些，现在人们似乎已经清楚了。的确，溥仪的依赖人格不仅有其环境和经历上的原因，更有其生理上的原因。这个过早被宫女们“饱和”并且造成一定后果的人，他一生都没能恢复那种真正阳刚意义上的攻击性。他一直都使自己处在一种被动的、躲避的位置上。他躲避他的皇后，躲避他的妃子，更躲避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看上去比他强大的人们。他似乎一直都没能使自己真正地坚挺起来，无论是在生活的床上，还是在政治的龙椅上。他的一生不仅仅是作为皇帝的失败，更是一种作为男人的失败。或许正是由于作为男人的失败，才导致了他作为皇帝的失败。
于是，人们又看到了那些作为仆人身份出现的太监。人们不知道他们在对溥仪做那种手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的。人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到了后来可能出现的那一系列后果。或许他们不会想到。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和过后的动机肯定都不是那么高尚的。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高尚过。作为一个人，他们的遭遇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作为参与政治的人，他们给一个皇上，给一个国家以至一个民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甚至是祸害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当然是一些“隶”。这种“隶”在中国政治史上似乎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亡了。
人们当然应该记住溥仪，历史当然不会遗忘溥仪。溥仪当然是一部书，是一面镜子，是一座奇异的迷宫，是一部纷纭的历史。他似乎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政治，关于文化，关于道德，关于人性，关于力必多……从这里进入，人们似乎不仅仅看到了宫闱秘闻，看到了昨天。更看到了今天，看到了明天，看到了历史、社会、人生的许多，许多……
作者
2011年10月于大梦斋
《最后的皇帝》由吕永岩所著，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传记，《最后的皇帝》共十章：王朝落日、紫禁黄昏、津门风雨、故里云翳、新京阴霾、华夏雷电、后宫残照、末路霜雪、炼狱暖流、春意秋终。作者对伪满洲国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通过对溥仪出生到落土的几十年历史的解读，记述了溥仪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和曲折经历。书中收录300余张历史珍贵照片，图文并茂的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看似荒诞实则悲怆、充满个性又涵盖历史的真实的最后皇帝。以全新的视角向人们讲述了溥仪到底是怎样一个末代皇帝？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最后的皇帝》由吕永岩所著，这不是戏说，更不是演绎。
这是一个真实的最后皇帝。
一个人熟悉而又陌生的最后皇帝，一个颇为人知又鲜为人知的最后皇帝，一个看似荒诞实则悲怆的最后皇帝，一个充满个性又涵盖历史的最后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