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家喻户晓的中国传奇人物，围绕着这些传奇人物，那些历史重大事件展开讲述，“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通过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事件，对于国家高层人物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

这本《重大决策幕后(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作者杜导正、廖盖隆)是其中一册，讲述了《“两弹”的决策过程》；《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中国最后一顶皇冠的落地》等小故事。

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是家喻户晓的中国领导人，“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围绕着这些传奇人物，以及那些历史重大事件展开讲述，通过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对于国家高层人物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中多幅珍贵图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历史铁幕开合，高层人物沉浮。本册为中国当代历史纪实系列其中一册，《重大决策幕后(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

《重大决策幕后(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的作者是杜导正、廖盖隆。

知识老人进言毛泽东

1949：国号之争

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

“跨过鸭绿江”的决策过程

“两弹”的决策过程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

要吃米找万里：一首民谣的全国流行

一个记者经历的农村“四清”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

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

梁湘：深圳特区先锋官

日本侵华总司令“无罪”记

李宗仁“逼宫”

退居台湾：蒋介石的悔恨与反思

抗战：血溅沪野

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

西安事变：张闻天的秘密之行

乌兰夫、傅作义：共建蒙古族抗日军队

忻口战役：国共协同作战纪实

李宗仁：率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武汉保卫战

中国最后一顶皇冠的落地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前后

198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楚图南纪念胡愈之的文章，其中提到：“……在文革的混乱时刻，愈之同志忧心忡忡地约同杨东莼和周世钊同志上书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进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

这一段文字也使读者产生了一些问题：什么时候胡愈之等三人向毛主席派的什么人谈了哪些内容？这次“进言”是如何引起的？其效果如何？

1972年夏季，离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还不到一年。这位被中共“九大”党章规定为接班人的如此下场，使不少干部、知识分子都从“文革”初期的政治狂热转为冷静沉思。知识界的一些勤于思考的代表人物则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虽然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尽快结束“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而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的希望则是向“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本人申述意见。这种申述需要有机缘和合适的人选。

为后来进言创造条件的关键人物是周世钊。

周世钊，字□元，1897年生于湖南省宁乡。1913年至1918年和毛泽东同班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解放后曾一度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因早年与毛泽东有同窗之谊，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称周世钊为“贤者与能者”，是“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毛泽东1961年所作的名篇《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就是周世钊。

1972年7月5日，周世钊因王季范先生在北京病重而由长沙进京。王季范是毛主席的姨表兄，王海蓉的祖父，也是周世钊的老师和挚友。7月11日，王季范先生在北京病故。7月13日举行追悼会，郭沫若主持，出席的有周恩来、徐向前、华国锋等党、政、军领导人，有胡愈之、季方、谢扶民、杨东莼、黎锦熙、张国基、熊勤玎、李淑一等知识界代表。当时还没有正式恢复“民主人士”这一称谓，致悼词的周世钊身份是近八年没有开过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虽然王季范与毛主席有特殊的关系，但这总是“文革”以来第一次为一位非党的老知识分子举行如此隆重的追悼会，而且又有相当一批老知识分子在追悼会上露面，这给当时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线希望。

周世钊在参加了王季范的追悼会后留居北京，频繁地看望一些老朋友，其中有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李文宜等，大家在一起议论国事，很为国家的前途忧患。1972年7月16日，周世钊在胡愈之的寓所与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等人谈了一晚，更形成了要向毛泽东主席上书言事的共识，并委托周世钊通过王海蓉联系。

进言的内容及酝酿

周世钊在通过王海蓉进行联系的同时，将与胡愈之等人议论过的内容形成文字。8月4日王海蓉电话询问周世钊，要她转呈毛泽东主席的信写好没有；8月5日周世钊写完信的初稿，并认真地进行了修改。周世钊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遗物时发现有1972年8月10日由周世钊一人署名的致毛主席的信f杈全文见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信中概括了他与胡愈之等人多次议论的主要内容，信中提到的问题包括八个方面：

将林彪集团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处以死刑；

落实干部政策；

解放知识分子；

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验教训；

青年教育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  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大学，还要恢复文科大学；

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的状况；

受理群众申诉，健全法制。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的重大问题，不仅范围广，而且提得相当尖锐。周世钊在与胡愈之等人议论这些问题时，还有一些值得记述的故事。

例如，讨论中曾提过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问题。当时中美关系的僵局虽已打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早已恢复，但是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常常是“以我划线”，强加于人，以致失掉了许多老朋友。多年从事人民外交工作的楚图南对此特别痛心，在讨论中讲了很多意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对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的批评。大家考虑到领导外交部的周总理在“文革”期间忍辱负重，处境已十分艰难，为不给某些人以为难周总理的口实，一致商定，上书中不提这一条。

在讨论教育和大学恢复招生问题时，提到年初以来，周培源在周总理授意下为理工科大学教育改革发表的一些意见，大家为之振奋，感到有了希望。但同时对在此前后毛泽东在“最新指示”中说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很不理解。一辈子从事文科教育的周世钊，在讨论中多次提及不仅要恢复理工科大学，也要恢复文科大学。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甚至提出：“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

这里是明确主张要恢复研究生的招考了。而且周世钊还提出：希望学有基础的青年“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文史名著”。他说：“章学诚谓：六经皆史。实则子部集部中的绝大多数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重要资料。”他进而感慨地说：“古今多少文史书籍都是可读之书，也是作专门研究者必读之书。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更难物色。”从中不难看出，周世钊在这里是以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对“文革”中的焚书、大规模地批判知识分子的不正常做法提出忠告了。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