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警阁子和巡警
1949年以前,北京人都将警察办公的驻地——派出所叫“巡警阁子”。当时的警察派出所建设格局是个长约6米宽3米的木板房,起脊瓦棱,铁板房顶,外涂红油漆木板的墙体。屋内用木板隔成里外屋两小间,屋门在外间的左侧,为了采光墙上的窗户都装上玻璃,顶棚和四壁都用大白纸糊着,所以屋内很是明亮。派出所内的设备极为简单,外屋有个八仙桌,两把椅子,—条二人凳。里屋有张二屉桌两个小凳子以外,为了夜间警察轮换休息,有张单人床铺,此外还有电话和书写办公用的纸笔等物,重要文件就是居民户口簿和往来公函。派出所外木板房墙匕挂着—块上写“北平市××区警察署第××派出所”的木牌。屋门外上方装着一盏红色圆球形状的电灯,此灯整夜放着红色光芒,让人从远处就知道这里就是派出所。当年,全北平每个派出所的建筑用的材料,形状、大小以及所内设备都—样。因为都是用木板圈起来,不是正规房屋,所以老百姓都叫它“巡警阁子”。
据老人讲,清代管理北京的社会治安、捕盗等事项由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共管,下设“坊”,坊下设“铺”进行管理。一坊管一片地区,一铺管几条街巷和胡同。铺中的铺丁和练勇按时下街巡察,特别入晚后要查夜。清代夜间禁止百姓在街上行走和停留,违者为“犯夜”,要处罚。
巡警和巡警阁子早在清末时就有了。清王朝组建巡警是革新政治推行新政的一项措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最后被迫签订了辱国条约的打击下,认为必须革新政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俄、德等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后,侵略军从北京撤走,清政府的步军统领衙门委派刚组建的警务处负责维持北京内城治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京外城组建工巡总局维持外城的社会秩序。同年底,在前门内户部街户部衙门设巡警总厅,下辖内、外城巡警总厅。民国二年(1913年),巡警总厅改称警察厅,裁撤内、外城巡警总厅,将内外城划为二十个区,每个区设一个警察署。民国十七年(1928年),警察厅改称公安局。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公安局改称警察局。 北京警察机构组织系列从属关系是,北京警察局辖内、外城各区的警察署,署下有若干个分驻所,分驻所下边就是派出所,也就是巡警阁子。据《北京市志稿》记载: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派出所“计内城二百零四处,外城一百三十六处。民国十四年一月,警察厅接管四郊,复于每一分署设派出所一百二十八处。民国十七年,改组公安局,于九月归并城郊派出所为三百二十二处。”每个派出所有两名警长,—名户籍警,七名警察,共十人。
民国年间的警察管的事务多,除当管的户口、处理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防盗擒贼、防火救火、交通秩序、街巷卫生等外,还管猪羊屠宰、娱乐场所的弹压、收取房捐、慈善捐、自治附加捐等项。民国年间的警察虽然滋生了一些弊端,做了一些伤害百姓的坏事,但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如民国以前,马、牛在城市中行驶任意而行,在道路上经常叉车,交通不畅。京师警察厅规定,车、马一律在左边行进,从而解决了多少年来车马道路难行的问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美国援军的车辆是右行,为了与援军取得一律,所以也改为右行。在防火救火方面,组建了消防队,在北新华街、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崇文门外蒜市口和南新华街搭建了五座警钟台,俗称“望火楼”,以观望火情。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制定了《违警罚法》章程,对妨害社会秩序、妨害公务、妨碍交通、妨害社会风俗、妨害卫生和妨害他人身体财产的行为者给予惩罚。
剪辫子是社会潮流
清代满人八旗妇女都是“两把头”发型,汉人妇女脑后梳个疙瘩,未婚女子梳辫子。男人无论旗人还是汉人都是头的前部剃光,后部梳成三股相编的辫子。
在满清没有人关前,男人是拢发包巾。满清入关以后,强迫男人改拢发包巾为梳辫子,到清亡,民国成立,脑后的辫子已经拖了二百六十多年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推翻腐朽专制的清政府,要建立人民平等的国家。男人脑后留辫子就表示是清朝的子民,剪掉辫子说明不做清政府的子民了,与清政府决裂。所以,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在日本时就将自己的辫子剪掉了。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通令:限期剪辫、禁止赌博、劝禁缠足……但是,男人留辫子已经五六代人了,很多人也不知道留辫子的历史根源,要马上改变这种已成为习惯的风俗,老百姓是难以接受的。
笔者父亲是1884年生人。他对我说:“民国政府要求剪辫子,不仅我不愿意,连你九个大爷他们都不愿意。但是民国政府说,你自己不剪,政府去人给你剪。没办法,剪吧!一狠心就剪掉了,改剃光头。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而且觉得剃头比留辫子省事还干净。留辫子要天天梳洗,几天不梳洗就犯味儿。而且脑后拖个长尾巴也碍事,干活不方便。那个时代,只要脑后有辫子的人都必须剪。他们剪辫子的心情大概都与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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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到今年8月实际年龄87岁,近两年又体弱多病,目前正躺在医院的病床接受治疗,已无能力写作。但由于《老北京五十年》书中所记1930年前的历史是我的前辈人的亲历,又亲自对我所讲;1930年以后的历史是我亲见亲闻。笔者认为,《老北京五十年》是教育后人、了解历史、不忘历史的好教材。故此,笔者不顾大病缠身,坚持将全部书稿完成。
在我已入院治疗,无力与朋友多方联系,困惑之时,我的忘年交、《新京报》编辑耿继秋伸出友谊之手,与华艺出版社联系,承蒙得到华艺出版社领导的垂爱。又得到《新京报》青年记者姚瑶、曹燕、孔悦相帮,在此深表谢意。并有我的老伴刘云芳百般照顾,长子王进卿整理文稿,次子王进魁跑路与文稿有关之人联系。
在我风烛残年之时,我深感晚年要做的事,最终梦想已成真,内心无比安慰!
(此后记系作者生前所作)
2011年5月千j匕京协和医院
北京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岁月沧桑,兴盛辉煌过,也曾暗淡衰败过。这个小册子《老北京五十年》,介绍的是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五十年历史状况。
这个五十年,是北京战乱不断的五十年,是世界列强觊觎我国领土主权的五十年,其中有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八年,北平百姓做了八年的亡国奴。这个五十年,是北京百姓遭灾的五十年。
民国建立不久,由于军队为私人所控制而形成军阀。大军阀有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他们为争夺地盘,控制北京政权,不断地进行军阀战争。因此,北京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经历了六任大总统: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至1915年12月12日);黎元洪(1916年6月7日至1917年7月10日);冯国璋(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2日);徐世昌(1918年10月10日至1922年6月2日);黎元洪(1922年6月2日至1923年6月8日);曹锟(1923年10月5日至1924年10月24日)。这六任大总统中徐世昌任期时间最长,但也不满四年。黎元洪前后两任才两年。六任大总统都是被赶下台的。这五十年,中国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内忧是军阀混战和内战,外患是日本鬼子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日本关东军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接着闯进山海关将侵略目标指向北平,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占领了北平城。日本鬼子占领北平八年,从北平掠走无法计算的物资财富,杀害无数的北平爱国市民。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并以失败而告终。老北京的五十年才算画上了句号,从此过上安定生活。
老北京的五十年由于战乱不断,农田荒芜,手工业作坊破产,商业萧条,经济十分落后,政府无力进行市政建设,只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政府改造北京有名的臭水沟——龙须沟,明沟改暗沟,只修了一段,因经费不足,天桥以东一段无法继续施工,依然是明沟,只将从虎坊桥至天桥一段改为暗沟。老北京五十年的市政面貌依然是清代时的模样,大街小巷大都是土路,民居都是低矮的平房。交通工具更是落后,只有驴车马车代步和人力车供乘坐。1924年起,有轨电车才开始在北京正式运营。居民的饮水取自清代时的井水,取暖是用不能装烟筒的旧式煤球火炉。市政街道和居民卫生更差,北平城内泄水河有九条,但手工业作坊使用过的废水和居民的生活废水任意往附近河流中倾倒,使原本清洁之河变成了臭水沟。居民院都没有下水道,将烧饭用过的水和洗衣物之水倒至街上。居民院中都没有茅房(厕所),极简陋的男茅房在街上,而且又很少,所以在街巷偏僻处常见大小便。当时青少年受的教育也杂乱,既有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教材教育的,也有到私塾学房读儒家的《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弟子规》和《四书五经》等书籍的,而且以进入私塾学房读儒家书籍的青少年为多数。
老北京的市政建设极为落后,但是老北京人却是讲究做个好人品、好人格的人。其准则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以老北京民风好。老北京的“好街坊”、“好邻居”是出了名的。老北京只有少数富有人家独住一个院落,绝大多数居民要搭街坊同住一座院落。搭街坊同住在一个院落,天长日久,没出现矛盾,和睦相处,是不容易的。但大多数老北京人是做到了。因为他们为人处事多为别人想,不是只顾自己。过去同院中家家用煤球火炉,冬天比较好处理,夏天天气炎热,各家都将自家的火炉放在自家的屋檐下,而不影响别人。街坊住久,还不愿意搬家,有的搬走了,还常回来看看老街坊。当年街坊之间常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民风好,触犯法律的就少。民间产生了矛盾,有的大院街坊或亲朋就给调解了。走向极端杀人犯罪的极为稀少。大约在民国二十四年,发生一起杀人案。北平火车前门东站行李房有个铁箱子没人取,日子久,有了臭味。叫来警察打开一看,里边是个被肢解的尸体。这个刑事案轰动了全北平。后来还有人将这个案子编成侦探小说《怪铁箱》在报上连载。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是纯正的,老北京也是如此,但总体上是,民风好,犯法的人少,好人多,坏人少。
娱乐玩耍也说明一个时期的民风。就以老北京青少年所玩的玩艺儿为例,如弹球、洋画儿、招蝴蝶、下老虎棋、骑马打仗、扔杠、抓子等。今天的青少年不仅没见过,可能还没听说过。这些娱乐玩耍基本上不用花钱,反映出勤俭持家的民风。我是北京生北京长,学习和工作都在北京,只有1946年约半年时间在天津。老北京五十年种种,特别是北平八年沦陷,百姓悲惨的遭遇和老北京的优良淳朴的民风,不记下来流传下去太遗憾了!所以我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作《老北京五十年》以圆夙愿。
《老北京五十年》是有“老北京活字典”之称的北京文史研究专家王永斌先生的绝世之作。作者以一名老北京人的身份,以亲见亲闻、半自传体的方式记述了1900年至1950年间,北京城世事人文的变迁和历史文化的沿革,再现了老北京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表达了对北京的深厚情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老北京五十年》解决了北京史研究的诸多悬案,并对失传的“老北京玩意儿”进行了重新考察和再现。
《老北京五十年》是一部带有民间烟火味儿的纪实文学,华艺出版社继《这里是北京》后重磅推出,看老北京“活字典”王永斌用最好读的小故事串联历史。解决诸多老北京悬案,再现失传的北京“老玩意儿”,《老北京五十年》开启北京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