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有几家中国企业能跨越而立之年？TCL正是其中之一。

　　从仓库里的小车间起家，到如今拥有三家上市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全球性规模经营的消费类电子企业集团之一，TCL的三十年正是中国制造业腾飞的缩影。三十年间，TCL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登顶，跌落，再崛起，其历史远比虚构作品精彩。《鹰的重生(TCL追梦三十年1981-2011)》(作者蓝狮子创作团队)全面回顾TCL三十年企业史，从卷帙浩繁的第一手资料和近百名亲历者的口述中，还原一个真实的TCL——一家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值得尊重的中国公司。

作为关注TCL近20年的历史见证人，吴敬琏、秦朔深情作序推荐。

改革开放的30余年让中国经济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大江春潮之滚滚而来，洗尽铅华后，有几家企业能够跨越而立之年，又有几家企业能从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

2011年9月28日，从惠州小城起家的TCL隆重庆祝了其成立30周年。正如我们所知，TCL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典型企业，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样本。

30年弹指一挥，作为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中国最早的海外上市公司之一、中国最成功的彩电公司、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手机品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领航者之一，除了这些光鲜的头衔之外，TCL的历史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在成功背后经历过的那些危机和险象：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在仓库里起步创业；准备冲击三甲企业之时制造基地被人釜底抽薪；为了授权经营押上了董事长祖宅；创造性成为了集团整体上市第一家；在经历国际化巨亏之后实现“鹰的重生”；上马245亿的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成为中国第一家全产业链彩电巨头……

而在那些激荡的岁月里，怀抱产业报国之心的TCL的掌舵人李东生以其隐忍和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带领TCL度过一次又一次坎坷，最终成就了一家以“实业报国”为己任的中国公司。

《鹰的重生(TCL追梦三十年1981-2011)》全景式展现了TCL的发展历程、变革轨迹以及以李东生为代表的TCL高管团队的管理思想，让我们能够重新了解最真实的TCL。

《鹰的重生(TCL追梦三十年1981-2011)》的作者是蓝狮子创作团队。

序一 从“站起来”到“走出去”

序二 真的战士永远有无尽的战场

第一章 TTK：最早的合资企业

敲门的大学生

曲折成长路

伯乐与千里马

车间里的李主任

第二章 电话大王TCL

第一次去香港

合建电话机厂

28岁的总经理

成就电话大王

第三章 “新洋务运动”

筑巢为引凤

“把合资当成有收益的学习”

生逢大时代

第四章 渠道为王

TCL舰队起航

“干将”加盟

“干一个分公司试试看！”

“TCL不发工资的？”

上海经验

先人一步的全国布局

第五章 “王牌”出世

“你就是企业！”

瞄准大屏幕彩电

小马拉大车

一张准生证

“王牌”诞生

有计划的市场推广

请刘晓庆“站柜台”

改造“诸侯文化”

第六章 彩电初定乾坤

半路杀出个高路华

峰回路转牵陆氏

彩电业并购的范例

收购美乐，逐鹿中原

第七章 少帅的变革与创新

有惊无险接帅印

TCL二次创业

首提“变革创新”管理理念

为员工创造机会

第八章 存量与增量的历史探索

体制改革不能“碰红线”

动增量，不动存量

面向未来的契约

为改制押上父母的房子

为期5年的授权经营

第九章 彩电争霸战

彩电江湖的恩怨

借价格战进入三甲

内外齐发力

彩管大战

问鼎彩电王者

第十章 手机的崛起

国产手机的春天

“钻石手机”引爆流行

“金钻俱乐部”和“保姆式营销”

第十一章 多元化的尝试

妙手偶得国际电工

C业务的沉浮

吴士宏与“天地人家”

家电产业厚积薄发

第十二章 集团整体上市第一家

寻找战略投资人

差点搁浅的“阿波罗计划”

四项选择题

一价定乾坤

敲响整体上市的钟声

第十三章 拉开国际化的序幕

成功的第一战：越南之役

汤姆逊：一块“有毒”的甜美蛋糕

彩电全球第一：被国家主席和总理见证的并购

阿尔卡特：又一个送上门来的猎物

第十四章 李东生的敦刻尔克

内外交困的手机

“协同”为什么这么难

置于死地而后生

汤姆逊：“局部获胜，全局失误”

第十五章 不是巨浪，是海啸

一号人物亲上火线

业务模式与团队的再造

“无边界集中模式”

供应链的“革命”

第十六章 鹰的重生

6月14日：《鹰的重生》

“自我进化”的重要时刻

什么将让鹰重新飞翔

从“赢在中层”到“鹰系工程”

超越“速度”的系统战

第十七章 三年涅

财务革新：成立财务公司

管理再造：TCL全景管理钻石模型

品牌重塑：创意感动生活

模式调整：TCL通讯扭亏，液晶彩电上量

第十八章 决胜未来的布局

构建核心技术能力

“聚龙”下的蛋

组建“梦之队”

打通液晶产业链

第十九章 TCL再出发

为什么总是三星？

持续成长的基因

TCL在路上附：TCL新时期立体战略模型

后记 一个关于实业的中国梦想

TCL30年大事记

就这样，李东生成为TTK第43名员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技术员，而且是实习性质的。正式加入TTK后，李东生第一个理想是尽快成为车间主任。当时，所有人包括李东生自己，都不可能想到，工号43的李东生，日后会把这家小厂做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工业巨头，李东生本人也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

在后来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李东生放弃公务员不做，宁愿进厂当一名普通工人的选择被无限放大，他们着力渲染其远见和产业报国的雄心壮志等，甚至将其与考中状元不做官的张謇相提并论。然而，这种善意的演绎和拔高并没有得到李东生本人的认可。

有一次，李东生在接受杨澜访谈时，提到自己最初的选择说道：“当年进入企业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回到惠州的时候，原是被分配到机关，到科委或公安局通信科。我想我是学工科的，如果待在机关里几年之后专业就要荒废掉了。我想实实在在干点事，所以就跑到这个合资企业去了。他们刚刚开办，很需要人，也有干事的机会，而且外资企业工资也高一些。”

与媒体的报道相比，李东生自己的话应该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在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之前，李东生考虑了很多．，也去问过和观察过那些机关单位里的人，结果他发现，这种事务性的工作和生活的确不适合自己。这个朴素的想法才是引导他作出选择的关键。而且他似乎天生有一种好奇心，对新鲜事物格外有兴趣，也敢于尝试。

不喜欢按部就班、墨守成规，有好奇心，也有事业心，这些性格特质都在李东生后来所展开的事业中展现无遗。而这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成长经历决定的。曲折成长路

1957年7月，李东生出生于广东省东南部的小城惠州。李东生的父亲是一名典型的革命干部，1953年从汕头调到惠阳，当过惠阳中心车站站长、，公社社长和县供电局局长。母亲是邮电局的职工，这是一个由严父慈母组成的传统中国式家庭。

李家有二子一女，李东生是长子，因此父母对这个长得颇有点英俊的男孩寄予了较大的期望。不过李东生基本上也没挨过揍，只挨过父亲的“讲道理”。说到这些，李东生总会笑着回忆：“父亲他很善辩，可以说得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1957年6月，让无数学界泰斗和知识精英遭受厄运的“反右派运动”正式拉开大幕。这场巨大的灾难迅速席卷全国并愈演愈烈，与几年后的十年“文革”浩劫一起酿成新中国日后难以弥补的创伤。

由于身处基层，“反右”运动中，李东生的父母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是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无法回避的。李东生的父亲因为在党内会议讨论中提了几点意见，差点被列为“右倾分子”，最后从惠阳中心车站站长任上被发配到西支江水库工程当供应科长。年幼的李东生也和父母一起到了工地，李东生的妹妹就是在工地上出生的。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父亲的同事们经常找一些河鲜野味给年幼的李东生和母亲增加营养，这给幼年的李东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许多年后，李东生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曾看到叔叔伯伯们抓到一条大蟒蛇，以及蛇肉的美味。

孩提时代的李东生并没有什么政治概念，在他的脑海中，“右派”只是个可怕的字眼儿，谁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就要倒大霉。李东生的父母在“文革”中也被打倒，几位老师也鼓励他去考理科，加上之前的印象，以至于高考前夕他放弃了自己酷爱的文史哲。李东生原是想学文科的，因为下乡三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历史及哲学书籍，也写了不少笔记与文章。但当时的高中班主任高君昭老师却建议李东生去学理科，理由是以他直率和正直的个性，学文科很容易成为“右派”(李东生后来知道，高老师的丈夫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和“右派”沾边，一生不得志)。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李东生，既聪明又调皮，尤其喜欢幻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而且他不像其他小伙伴只顾着嬉戏玩耍，在父母的影响下，李东生从小就养成了热爱读书的好习惯，多年以后他还能记得自己看的第一本书是《十万个为什么》。童年时代，这本书几乎能够解决所有令李东生感到困惑的问题，但是把整本书翻破翻烂，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向和蔼可亲的班主任会忽然变成大家口中的“牛鬼蛇神”，遭到无休止的辱骂和殴打。

不久之后，让他更为困惑的事情发生了。由于父亲当时是县供电公司的一把手，按当时革命者的说法属于走资派，也给抓进了牛棚。更可怕的是，由于受到父亲牵连，原本在邮电局工作的母亲，也被关起来办学习班，停发工资近半年，后来被转到一个农机厂当又脏又累的翻砂工，好几年以后才回到原来的单位。家庭中忽然少了顶梁柱，李东生的祖母带着几个孩子生活，有几个月甚至连买菜的钱都没有。

除了父母遭到打击和迫害给李东生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来自同龄人和社会的歧视更让李东生难以承受。他曾经想过加人参与打倒班主任和父亲的红小兵队伍，却因为出身不好被拒之门外。孤独苦闷的李东生从此只能从心爱的书本中寻求慰藉。

尽管家庭多遭变故，又逢“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但父母还是竭尽所能让李东生完成学业。李东生自己也刻苦攻读，努力用精神食粮充实自己。虽然当时的家庭背景和时代背景都注定李东生没有什么美好的前程，但他始终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熟知那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对于像李东生这样毕业于“文革”期间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大概有三个方向：一是参军，二是进厂，三是下乡插队。走这三条路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之后，其表现和出身又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上大学。由于李东生的家庭在当时属于有问题的家庭，李东生只有最差的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插队下乡。作为“走资派”的孩子，李东生没有选择的空间，有出路已经算不错了。

如果说命运对李东生还有些怜悯的话，那就是他下乡的地方没有离开惠阳。当时政府依照苏联模式建了不少农场，惠阳县的马安镇也有一个鱼苗场，李东生就在那里插队。

插队的体力劳动是极其繁重的，知青们很快就放下了书本，李东生却舍不得扔下自己的学业。他读了许多当时能找到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坚持写日记和读书笔记，并试着向一些刊物投稿，于是很快有了“书呆子”的外号。在这期间，他阅读文史哲类书籍的兴趣被大大激发，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多年后，李东生回忆说，他的文字功底，就是那个时期积累的。大量的阅读和艰苦的农场生活阅历，使他的世界观日渐成形。P5-7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站起来”，在国内市场做到一定的规模；后一个阶段是“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大批企业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涌现了出来。TCL是为数不多的从头到尾参与了两个阶段发展的企业。从这点讲，这家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研究的标本。因此之故，这次应李东生董事长的邀请为TCL30周年企业史作序，我感到十分有幸。

回归当下，TCL作为一家“走出去”的先行者，它的国际化经验无疑更：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这一过程虽非一帆风顺，却是尝试“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所必然要经历的。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全球竞争，关于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讨论一直绵延至今。对此大家有分歧，有争议，也有共识。TCL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以后，经历过多次成功和失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书用讲历史故事的方式将这些经验教训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我认为，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走出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基本立足点，在于经历30多年的发展，中国和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正在发生从追赶者向主要竞争者之一的重大转变。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市场已经从商品普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向物品丰富、竞争加剧，而且和国际市场打成一片的买方市场转变。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上的卖方竞争也趋于激化，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需求不振，竞争就更加白热化。各国企业为了求生存，都必须努力降低成本和在产品设计及品质提升上争奇斗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如果还沉浸在旧日的氛围之中，满足于在国内的卖方市场中提供“大路货”产品，或者在政府的某些政策保护下为外国企业提供初级加工服务，道路就会越走越窄，甚至迟早会被迫出局。

反过来说，“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才有出路。如果一家企业已经在国内市场或者加工出口市场上经过历练，企业制度和管理体系也已基本成形，在作出认真准备的条件下冲出世界，放手一搏，完全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TCL集团从2004年开始的一系列海外运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从本书可以看到，他们当年作出的“走出去”决策，虽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方向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6年来他们遇到过许多困难，但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终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尽管他们离登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曙光已经出现他们的前头，却是确定无疑的。

第二，为了“走出去”而且“站得住”，企业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为了成功地走出去所必须作好的准备，与其说是技术上的，还不如说主要是组织制度上的。

中国企业长期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运作并从事它们的经营活动。在中国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上，契约的订立和执行主要靠“关系”而不是靠法治和规则。各级政府不但掌握着太大的稀缺资源支配权，而且掌握着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权力。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中国企业的组织制度、行为习惯乃至文化风尚。例如在组织制度上，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授权与问责的明确规则，而是采取某种类似于“裂土分封”的办法。在企业领导人与下级人员的关系上，则往往流行某种人身从属或类似“领袖崇拜”的关系。在企业的外部关系上，有所谓“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企业最为关注的，往往不是顾客的需求和反应，而是与政府和与相关官员“关系”的亲疏。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这类问题的企业如果不对自己的治理结构、经营战略、组织管理、企业文化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它们将很难在法治国家规则明确的市场上立足。

与此相关，政府也应当努力推进自身和整个体制的改革，以便营造出好的环境，使企业在这个环境下，都有内在的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而不必去结交官员和依附政府。

在以“鹰的重生”精神义无反顾地改造自身方面，无论是作为企业集体的TCL，还是作为企业领导人的李东生，都作出了坚韧的努力加以应对。对于已经习以为常的老规则和旧习惯难于割舍，乃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类改革还牵涉到“人”的问题，其中不少“人”是TCL的“创业元老”和“有功之臣”，处理起来就有更大的难度。诸如“诸侯文化”、“胸怀第一，规矩第二”这类过去曾经赖以打天下，后来却成为建设现代企业绊脚石的老办法、老机制，曾经困住了许多中国企业。但是TCL和李东生没有望而却步，而是采取适当的办法对这类问题进行妥善处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三，成功地“走出去”，有赖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尽管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由改革开放焕发解放出来的企业家创业精神，但就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增长主要还是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不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资源丰盛的国家，生态环境也历来十分脆弱。所以这条粗放增长的道路早巳崎岖难行，现在更是走到了尽头。长期采取粗放增长的模式，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政府在20世纪后期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严峻任务。不过由于旧体制和旧机制的羁绊，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进行得并不顺利。

从企业的视角看，30年来大量中国企业以加工出口的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易。但无须讳言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核心竞争力上与外国企业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关键领域的原创性技术；二是缺乏自己的销售渠道网络。于是往往在产业链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即宏暮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所说的“微笑曲线”．两端上受制于人，自己只能赚一点点辛苦钱。如此独立性都谈不上，更遑论参与竞争并取得商战的胜利了。

因此，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然要求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对于一家制造业企业来说，就是要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一方面要努力掌握核心技术，生产更能满足顾客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要努力建设自己的营销网络，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完善自己的售后服务。从这本书里我们看到，TCL正是这样做的。这些年来，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转型提升上不遗余力，所取得的成绩也很令人欣慰。

在企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上，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产业提升要尽量利用企业原有的优势，而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另搞一套。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由于前些时间流动性泛滥和一些地方政府用低价土地甚至零地价土地“招商引资”，投机的风气变重，一些制造业企业也改行从商，把主要的注意力从自己的主业转向房地产开发、发放高息贷款等能够“赚快钱”的领域。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TCL从实业起步，虽然也面临诸多的诱惑，但一直以来都未曾偏离自己的方向。而且它的实业之路走得非常扎实，因为他们所理解的实业并不是旧式的初级加工业，而是高信息化、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现代实业。他们为把自己的企业改造成这样的企业付出了令人惊叹的努力。我希望更多中国的企业都能在这条道路上做出优异的成绩。

TCL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典型企业，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如今总结历史，汇编成书，可喜可贺。

三十而立。希望TCL未来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更加深入的国际竞争中有更精彩的表现。

吴敬琏

2011年12月12日

和李东生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很容易被他的外在“迷惑”。他性格温文尔雅，待人接物都显示出极好的修养，似乎从不会发脾气。如果不是他自己讲述，恐怕没人会想到，他曾经在用餐时与欧洲同事开电话会议，生气到摔完盘子又摔手机。

这样的细节让我们得以更加立体地看待眼前这个人。之前，他是TCL的掌舵者，是头顶无数光环的成功企业家，而此时，他还原为一个人。

正因为他是一个有着丰沛内心的人，他才那样执著于自己的梦想，数+年如一日，百折不回，九死不悔。我想，这种已经融入骨髓血液中的东西，只称为梦想或许有些轻了。一个人拼尽毕生为之奋斗的，可谓之：信仰。

是的，李东生信仰实业，信仰脚踏实地的努力才是这个国家实现复兴，重回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由之路。在长达两年的采访过程中，数次与这个已近知天命年纪的男人对面交谈，其话语平和，极少渲染，我却每次都会被他的实业梦想和家国情怀所触动。TCL 30周年的宣传口号赫然便是“追梦30年”，令人动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何尝不是“追逐梦想”的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举世瞩目。而这当中，支持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以及未来的经济强国的最重要基础便是中国工业能力的大幅提升。在这个过程中，TCL等一大批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企业成为构筑中国经济实力的基石，中国的大梦想最终是无数小梦想的汇集，TCL所执著的梦想正是李东生一直念兹在兹的实业报国。

回顾’RCI．的发展历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李东生践行他的信仰和梦想的漫长路程。

1982年夏，刚刚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回到家乡，当两份政府单位的工作摆到李东生面前时，他却主动去找人事局领导，说自己不想坐办公室。“这么好的工作都不要，难道想回去做工人吗？”李东生回答：“我就想到工厂去。”一个实业的梦想就此诞生，启程。

1995年，李东生率领TCL狙击国外彩电巨头的“入侵”，以“敢死队长”自称，降价迎敌，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当时李东生领导的TCL，规模和实力尚显稚嫩，却能站在民族产业的高度，为行业呼号奋发，敢为天下先的背后正是李东生实业报国的拳拳之心，。

待至2004年，李东生再次只身犯险，勇闯国际化难关，试图为中国企业螳出一条可行之路。其后干难万险，可谓九死一生，李东生未曾说一个“悔”字。有人问，如果能够重来，他是否会作别的选择，李东生答：再来一次，我依旧会这样做；但如果有机会让我再做一次，我会做得更好。其言铿锵，有金石裂帛之声。

而这个追逐梦想的过程，无疑也有着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与风险。国际化的试验差点使TCL万劫不复，数十年积淀毁于旦夕之间，为此李东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度心力交瘁，然而他却咬紧牙关，负重前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真正伟大的企业，必然经历刻骨铭心的磨难。电子行业的巨擘苹果和三星也是如此：十多年前，乔布斯接手濒临破产的苹果公司，将它做成美国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李健熙在东亚金融危机后，将负债率超过200％的三星做成全球销售规模最大的电子企业。而李东生则写出((鹰的重生》，以力挽狂澜、再塑河山的气魄激发自己和TCL绝境重生，也使TCL“鹰的重生”的故事成为中国企业在建立全球竞争力征途中的一个样板，并为诸多后来者提供了精神上的乔分。

而与国外企业相比，李东生和TCL所面临的困难显然更大。中国特定的国情和经济环境，都决定了中国企业只能凭借不断地试错去摸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这其中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巨大。这是李东生的无奈，更是一代中国企业家的无奈。而李东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保持追逐梦想的进取心的同时，还难能可贵地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使其能够去应对一切外来的困难和打击。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李东生和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家正是这条漫漫修远路上苦苦的思考者和求索者。

而庆幸的是，在TCL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老领导，如林树森、李鸿忠、肖志恒、钟启权、游宁丰等人，慧眼识珠，对TCL多有扶持勉励，支持着TCL一路前行，甚至在TCL最困难的时候为之加油鼓气。而让他们欣慰的是，TCL不负众望，历经30年已成长为一家颇具国际化风范的大企业。而今回眸，我们发现，他们对TCL的关爱有加，也缘于他们与李东生一样，心怀实业梦想，因此寄希望于TCL坚持实业所能开辟的远大未来。

TCL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最早的改制成功的企业、最早的海外上市公司之一，李东生将全部心血倾注于这家企业，来践行自己实业报国的梦想和信仰。期间有成功、荣耀，也有失败、挫折，纷至沓来，曲折往复，恰恰正是中国改革历程的缩影，展现出中国这个古老国度在一个恢弘时代的万千景象。

而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李东生和TCL为中国企业这艘航船竖起了桅杆，无论是风雨侵袭还是大雾弥漫，李东生和TCL都始终屹立不倒，直插云天，一如他反复强调的那样：“强大的经济才能支撑起强大的国家，而建立一大批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是中国经济强大的基础。”斯言可贵，当为今人铭记。

至此，我想起一个故事，曾有人问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你做了一辈子企业，也辛苦了一辈子，直到这么高的年龄依然为之操劳，却没有时间享受，这为了什么呢？”松下幸之助回答道：“因为我正好赶上这个时代，国家需要我们这样付出，我们责无旁贷。我们辛苦点，后来者才能轻松些。”提问者闻言耸动，起立，向之鞠躬致敬。

而今天，我们是否也能如此，向那些肩负时代责任的企业家，向他们旷日持久的努力，向那个他们从未放弃的、一个关于实业的中国梦想，起身致敬？

在本书的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所有TCL人，在TCL 30年的岁月里，无数人在这家企业奋斗过、拼搏过。除了在本书中出现的角色外，还有许多为这个品牌奉献出自己辛劳与智慧的人们，感谢他们。不论他们是已经离开，还是仍在坚守，我相信是他们的努力才让一个被称为“TCL”的梦想如此持久、鲜活而生动。

感谢TCL品牌管理中心的众多同事，他们是本书的桥梁，众多采访与材料都是他们安排与收集的，幕后工作的辛苦一言难尽。他们在繁忙工作之余，还倾力提供素材与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感谢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陆斌、李雪虎、赵晨毅及编辑徐蓁、张秋婧等人的辛勤工作，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与领导们。

让我们一起向所有心怀梦想且坚持工作的人们致敬。

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TCL从实业起步，虽然也面临诸多的诱惑，但一直以来都未曾偏离自己的方向。而且它的实业之路走得非常扎实，因为他们所理解的实业并不是旧式的初级加工业，而是高信息化、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现代实业。我希望更多中国的企业都能在这条道路上做出优异的成绩。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秦朔

中国需要，也一定能产生属于她、同时也属于世界的品牌。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够走多远，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走多远。我祝愿TCL终有一日能成为世界级的、源自中国的品牌，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仿佛一场“无尽的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