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开国后，李善长位居人臣第一，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善长的功劳与威望。朱元璋跟李善长的微妙关系从何时开始或许我们无从得知，但李善长位列中枢后无疑加速了这种微妙。
历史上皇权与相权矛盾一直存在，从汉代至宋代都是采取提高内侍的地位或其他平行机构的地位来削弱相权，到了元代，相权又有所加强。明初承元制，中书省总揽一切权力，且中书省的级别还高于当时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而且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在外，这样帝国的权力都集中在李善长手里，这是制度的结果，不是个人的结果，只要制度在那里，皇权被抑制就是必然，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始产生不快，但统一帝国的战争仍在继续，朱元璋只好先放放。
李善长坐上了这个位子，开始培植淮西势力，这样一来众人纷纷走李善长的门路，甚至到了后期面对朱元璋的嗜杀雄猜，文臣武将也去早已致仕的李善长那里倾诉衷肠，这些都被朱元璋看在眼里。
虽然国初李善长已经位列人臣第一，但朱元璋已经对李善长显示出了冷漠，这种冷漠当事人当然是清楚的。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该离开庙堂了，洪武三年，在外领兵打仗的将军们都回来了，按例封赏晋爵，而坐镇后方的李善长也被封为韩国公，位列将军们之上，从这个微妙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洪武皇帝已经忌惮他了。一个令帝王忌惮的人终是离死亡不远，相反，一个令君主不断欺负的人却有着大好的前程。
李善长终于明白皇帝要赶他走了，但他在临走前却把胡惟庸安插进了中书省，这表明他并不想彻底离开庙堂，他想退居幕后遥控一切。
我想这个时刻洪武皇帝已经动了杀机，李善长到底缺乏处理复杂而微妙政治哲学的智慧。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
十年的时间，皇帝虽然不断处罚不符合他标准的官吏，但手中的刀始终没有向李善长挥去，他在忌惮，他在等待。十年后终于用这把刀砍倒了胡惟庸，也砍向了李善长，接下来又是一个十年，大批李善长的人马因为各种原因遭到诛杀，到了最后时刻洪武皇帝仍在犹豫，那就是对李善长的最终处理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二十年的隐忍，看到了一个皇帝抉择的痛苦，毕竟对方在帝国的创建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毕竟对方在自己创业时期就陪伴在自己左右。
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是风烛残年，此时的朱元璋也是风烛残年，朱元璋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死在他的前面，朱元璋看到的是李善长依然有着影响力，依然有着号召力，朱元璋看到的是在他的重压下越来越多的人的内心向那个忠厚的长者靠近，朱元璋看到的是即使李善长死后他的后代依然具备号召力，朱元璋闭上了眼睛，还是你死吧，你死了，我才放心。
人们都知道“功高震主”，但却不知道“功高未必震主”；人们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但却不知道“狡兔死，走狗未必烹”。
中国士子既讲人世，也讲出世，以出世之心做人世之事，此乃人生之最高境界。唐朝李泌在这方面是个代表，李泌七岁时即被玄宗召人宫中作诗，后来因作诗讽刺杨国忠、安禄山而被贬。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主动去向刚刚继位的唐肃宗陈述治乱方略，深得肃宗赏识，肃宗本想授予李泌官职，但李泌只愿意以一个宾客的身份参与朝廷决策，李泌在后来的收复长安、洛阳等地立下功劳，后来却遭宦官李辅国嫉妒，为了避祸，李泌退出朝廷争斗的旋涡，隐居衡山。唐德宗在奉天时，又召赴行在，授左散骑常侍。纵观李泌一生，历仕三朝，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宰相，这给他施展政治才能提供了极好机会。但他却能审时度势，常常在大局转危为安后功成身退，而当朝廷出现危机时再度出山，一旦功成又隐退保身，可见李泌是聪明的，他的政治观是成熟的，他将中国古代那种士子之心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连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如果李善长能够彻底、干净离开庙堂，结局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国初最有趣的文臣不是李善长或者刘伯温，而是汪广洋与杨宪。
如果说国初的文臣都好琢磨，那最难琢磨的就是这位汪广洋，可以说在国初所有文臣中，朱元璋最看好的就是这位汪广洋，朱元璋最寄以希望的也是他，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大跌眼镜。
在明初那段峥嵘岁月中，并没有多少令皇帝满意的文臣，李善长水平不高且为人刻薄，刘伯温清高而矫情，胡惟庸小吏角色，杨宪又过于愚蠢，真正有名士风度的唯汪广洋一人而已。
汪广洋是元朝末年的一名进士，虽然是一名进士但并没有授缺，他一直在安徽太平这个地方闲居，朱元璋攻下太平后，便召见了汪广洋，两人谈得甚欢，从此……
当历史学家发现中国的明王朝具备许多无与伦比的特点的时候，他们便对这个王朝倾注了更多的关注。
的确，明朝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巅峰王朝，这里有成熟完备的政治体制——内阁，这里有颠覆农业文明的商业文明，这里有空前繁华的市井文化，这里有意志决绝的土大夫，这里有激烈辩论开放式的儒学思想，这里有孤独无助的君主，这里有为了命运抗争的底层人物，这里还有东方第一位开眼看西方的人物——瞿太素，这里还有中国第一位启蒙思想家——王艮，这里更有东方的布鲁诺——何心隐。
一个将儒家文明推向极致的王朝，一个严格遵循儒家行为规范的王朝，一个商业文明极度发展的王朝，一个产业时代来临的王朝，一个各项指标在农耕时代达到临界点的王朝为何会在1645年轰然倒塌?历史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历史上总有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但是却影响到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大唐王朝846年只是历史上一个渺小的点，在这一年，持续了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以李党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中国结束了浪漫的贵族政治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文官政治时代，对于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来说，文官政治无疑是灾难性的，从牛李两党对于藩镇的不同观点就可以看出贵族与平民在政治决策上的全局性与局部性。同样，现在看来，大明王朝1449年也是明王朝的分水岭，在这一年，经历土木堡之变，帝国的勋贵折损殆尽，帝国重回文官政治运行的模式，就这样，在经过大明王朝八十一年的统治后，历史终于又回到了它本来的运行轨道。从此一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大明王朝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历史从经济形态方面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部落时期、农耕时期、机器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将中国社会从部落时代推向农耕时代，1840年西方势力的入侵将中国从农耕时代推向机器时代，而农耕社会的巅峰时代——明王朝——总给人留下许多值得关注的东西。本文从政治斗争角度来对明代三百年大历史进行讲述，并由此探讨王朝兴衰和明王朝灭亡的最本质原因。
明代由于官僚制度的强大和商业经济的兴起，以及受教育人口的增多以及市民意识的觉醒，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政治斗争以及官僚阶层和市民阶层的矛盾冲突比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要尖锐，除此之外，官僚集团内部的党争和倾轧也比历代王朝都要激烈，更多的华彩篇章都在这个时代上演，人人都不再是君子，而人人又都不甘心成为小人，奋发与消沉并存，调和与冲突同在。我们对这种政治斗争评价无疑是负面的，因为它会降低王朝的凝聚力。但它对历史学家却又是精彩的。
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创立并非想象中那么艰难，前面已经有许多英雄人物作了铺垫。有感于元朝思想领域的混乱，朱元璋在建立天下后开始用理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他还通过抑制豪强来还给天下一个自耕农的社会，洪武皇帝是一个偏激而纯粹的人，在他的治理下，帝国僵硬而沉闷，官僚们都在等着他死，洪武皇帝的尽快死去成了这个时代官僚们的唯一希望。
建文皇帝朱允妓是按照儒家伦序原则继承皇位，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几个腐儒的唆使下盲目削藩，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帝位。帝国的第三任皇帝是太宗文皇帝朱棣，外藩继位的身份一直是他心中永远的阴影，为了昭示他的伟大，他开始折腾这个国家和人民，如果帝国在他的统治期间灭亡，那么朱棣在历史上的名声将会跟隋炀帝一样糟糕。
朱棣的死是帝国的转折点，从这之后，帝国结束了洪武、永乐的那种扩张态势，开始一意主守，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开始从皇帝手中向官僚手中转移。洪熙、宣德两位皇帝在位的时候开始对洪武、永乐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但宣德皇帝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他能够压制住跃跃欲试的文官。
宣德的死亡标志着君主与官僚的融洽关系再也无法成为可能，后面的君主虽然年纪幼小而且娇生惯养，但他们却显示出跟祖辈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阴晴不定、手段毒辣。为了压制住日益崛起的文官，正统启用宦官王振，王振试图将天下拉回洪武时代，这是全体官僚所不允许的。帝国在王振的主持下在一些政务上产生了偏差，不仅搞得人怨沸腾，而且还对蒙古实行了强硬政策，这最终导致土木堡事件的爆发，帝国进入动荡期。
阮景东编著的《血腥的皇权(明代君臣的政治斗争)》以明代政治斗争为主线，以明朝历代帝王的时间序列，重点讲述明代的君臣关系、政治博弈、朝局走向，以此展现明代的政治运行特点、帝王的心路历程、君臣关系的演进，以芨臣子们为了维护儒家礼法所做的抗争，《血腥的皇权(明代君臣的政治斗争)》突出演示了大历史视角下的人物命运。
当历史学家发现中国的明王朝具备许多无与伦比的特点的时候，他们便对这个王朝倾注了更多的关注。
的确，明朝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巅峰王朝，这里有成熟完备的政治体制——内阁，这里有颠覆农业文明的商业文明，这里有空前繁华的市井文化，这里有意志决绝的土大夫，这里有激烈辩论开放式的儒学思想，这里有孤独无助的君主，这里有为了命运抗争的底层人物，这里还有东方第一位开眼看西方的人物——瞿太素，这里还有中国第一位启蒙思想家——王艮，这里更有东方的布鲁诺——何心隐。阮景东编著的《血腥的皇权(明代君臣的政治斗争)》以明代政治斗争为主线，突出演示了大历史视角下的人物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