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故事的人，最初的故事大多属于故乡。故乡的山山水水，塑造了这世上的众生百态。若没有故乡的滋养，哪里来的你呢？我也不能免俗，故事自然也要从故乡说起，但是我又很难把我的故乡归于哪一个城镇，姑且这么说吧，我的故乡在美丽的新疆。
回忆儿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生养我的慈父严母。大家听惯的词可能是“严父慈母”，可是在我的家庭里，父亲是慈祥和蔼的，母亲反而是严厉苛责的。这是很幸运的事情，既有“家慈”，也有“家严”，我不会长成胆大妄为的“败儿”；同时，若以挨打的力度来选择，恐怕多数人都会希望如我一样拥有的是严母而不是严父。
我的父亲马文章，故乡在辽宁，毕业于奉天（沈阳）小河沿英国天主教会医学院，之后便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做了名军医。义勇军这三个字，不光是新中国国歌的名字，更是真真切切的数十万抗日英烈。它成立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当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时，是义勇军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与日军浴血奋战。到了1933年，日军对义勇军不断疯狂围剿，最北部的一支义勇军被逼到黑龙江的中苏边境，进退维谷。经过中苏两国政府的斡旋，这四万人泣别了白山黑水，进入寒冷的西伯利亚，借以摆脱日军的围剿，最后进入祖国的新疆。我的父亲就在这支迁移的队伍里。
西伯利亚的寒冷世人皆知，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一路上，冻饿死了一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伤员，家属。看着自己的病人不断死去，可能是为医者心中最大的悲哀。九死一生地进入新疆后，这支衣衫褴褛的义勇军残部面临着被“新疆王”盛世才收编的命运。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目睹了太多的生死，父亲已经深深厌恶政治和战争，既然义勇军已经名存实亡，那么这身军装他也不愿再穿了。于是他坚决地请退，在迪化，也就是乌鲁木齐，住了下来，褪去了一身的哨烟味道，做回了一个普通的医生。
父亲医术高明，外科手术做得尤其漂亮。他与朋友谢子光一起开了文光医院。这在缺医少药的迪化城里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父亲的人生也由此逐渐步入正轨，在迪化娶了我的母亲，生下了我姐姐，1937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我也来到了这个世界。听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外面下了好大的雪，扑簌簌的落雪声响了一夜，天地间一
片白茫茫。41岁方得长子，父亲抱着我，满脸欣喜。看着窗外冰雕玉砌的世界，他给我起了个小名，叫“玉纯”，希望我像玉一样纯洁。寓意很美好，寄托了父亲的殷殷期望，可我总觉得，我的一生可能都受这小名的影响，因为“玉纯”，谐音是“愚蠢”，似乎预示着我这辈子总是干傻事。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外面是受人尊敬的医生，回到家就永远是笑呵呵的，极温柔的样子，也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朋友极多，交游广泛。他经常跟一群子女围坐。“钱这个东西，不要看太重，那是越花越有的”，然后就说讲开来，若高兴了喝点小酒，那说着说着就该唱了，永远是那句“秦二爷骑着一匹黄骠马”，看我们笑，“笑什么，不就是有点跑调么？”虽然手里拿的是冰冷的手术刀，但他热爱生活，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天天除了手术、看诊和与朋友聚会外，还饶有兴味地养了四百盆花，真不知道他哪里有这许多心力。他还极爱打猎，那种男人的阳刚帅气最适合俘获幼子的崇拜之心。“嗬！这就是我的父亲，没有他不会的！”我经常骄傲地对小朋友们这样说。
看看这盲目崇拜都到什么地步了？天下哪有全能的人？至少我的父亲不会拉小提琴，但是当时我可不会跟别人说这个，现在说么，倒是个温暖欢乐的故事。
父亲喜欢音乐，花金条买了一把意大利的小提琴。第一次走进我们家的客人、朋友，都会注意到墙上挂着的这把漂亮至极的小提琴，然后就问啦，“马大夫，这个琴好看得很么！”父亲就会高兴地说：“可不，意大利的小提琴！”
“这么好的琴，光挂在墙上怎么行么，马大夫，你演奏一下么！”
“咳！我哪会拉小提琴啊，我们全家也没人会！所以就只能挂在墙上啦！看着它我心里就高兴！”话音落下接着必然就是一阵l京笑。
父亲不仅手术刀使得好，枪法也极厉害。由于我的长子“地位”，陪父亲打猎，大都是独属我的幸福时光。他个子不高，但是穿上骑装，立刻就英姿飒爽起来，等骑上大马，更是说不出的威武。冬天，我们来到郊外，看着那蓝蓝的天，呼吸着凛冽的空气，听着脚下踩着雪的咯吱声，走一阵子，前面逐渐现出一片湖泊，还未封冻的水面上，一群野鸭在悠闲地游着。父亲看见，就会挑眉一笑，带着我悄悄靠近。我紧张得手心里都是汗，父亲却悠然地抬起枪来，先对着天“砰”的一枪，就见那一群野鸭子被惊得飞起，等到鸭子飞近，父亲才瞄准一只，一枪打下来，那动作，帅气极了。我在一边拍着巴掌给父亲叫好，父亲爽朗地大笑，然后指着鸭子落下的地方，对我说：“玉纯，捡鸭子去！”
这一刻的父亲，神采飞扬，志得意满，颇有睥睨天下的气势，那神态、语气、笑容也伴随着那一声“捡鸭子去”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多年以后，在我的电影单．你还能找到它的痕迹。P4－6
知道马精武老师是通过他拍的电影《风从东方来》，一位年轻帅气的布尔什维克形象至今还在脑海里。见到马精武老师是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当时他和我团张国民刚拍完电影《金光大道》，我那时还是一个新兵蛋子，对明星的崇拜让我们经常悄悄地躲在一旁偷偷地看着他们……他的课生动形象，加之他自己连说带演，课堂上永远欢声笑语一片。私下里我们会说“这是一个不像老师的老师”。
——宋春丽
1999年冬，我再执导筒，挫折后的我战战兢兢，拮据和寒冷一直侵蚀着让我面临放弃，那个时候65岁的马精武老师应邀前来，他的快乐开始慢慢感染着这个麻木的团队，然后，他必须被五花大绑扔到地上踢打。没有任何特效和技术支持，我们能做的就是实拍，马老师以他一贯的笑容招呼着所有在场的孩子们……当声音响起、画面呈现时，感动的泪水一点点流了下来，当时不知道为了什么在感动，唯一能知道的是：从此以后，自己的身体里，将有一种东西叫做克服，有一种东西叫做承受！
——管虎
记得快毕业时马老师跟我说过，你毕业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演不到戏，或者只能演一些配角。但如果你真正热爱这个职业，就要坚持！这句话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所以至今有人说我“大器晚成”时，我仍不以为然。因为那时我的启蒙恩师所教我的并非追名逐利，而是潜心专注。我想也正因他如此的心态，才能保持着演员的最佳状态。
——张嘉译
马老师是我们班的大家长，同学们谁失恋了就到他家去哭；谁饿了，半夜也会去敲他的门……他对表演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虔诚，任何对表演的不敬都是令他不能容忍的……他们那代人在本该最忙碌的年纪，却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无法施展他们的才华；作为电影学院的教授，他又将本该属于台前的艺术生命奉献给了他的学生，同为演员，我明白这份牺牲意味着什么。
——邢岷山
从没想过要给自己写一部传记。虽然已经77岁，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有过幸福和欢乐，也有过不幸和悲伤，但是，总觉得并没有什么值得让人歌颂的功绩，更没有值得夸耀的优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影教育工作者，一个很平凡的电影人。
然而能有机会出这本书，自然是高兴的事，于是，就努力地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虽然不算精彩，但也可以让关心我的家人、朋友和共事过的同仁们更多地了解我。
我1956年从家乡新疆来到北京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就再也没有离开过。1960年毕业后留校做教员，又参与了大量的影视创作，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从一个对电影一无所知的青年到学会了演戏，后来又学会了做导演、做编剧，和李苒苒、刘诗兵、张建栋一起写了理论著作《电影表演艺术概论》，从事表演教学，培养了很多学生，现在可谓桃李满天下。这许多年过得非常充实。在电影学院还得到了最真诚的爱情，和李苒苒结婚，1970年又生下可爱的儿子马川。几十年中，我新疆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毕业的同窗好友，还有教导我的恩师们，一直支持和关怀着我……总之，回忆起来我是幸福的，使我自己很感动。写出的这个传记，也盼着能给别人带来感动。
2014年11月北京
传记写完了，是我口述，由＝陪秋艳女士编撰的。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对她来说是艰难的，因为她要跨越年龄、性别、专业的鸿沟，以我的口吻来描写我的岁月，但我觉得她很不错，写得很好，比我说得好，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感谢我的学生，演员委员会的会长唐国强，以及人民交通出版社的朱伽林社长。因为唐国强的提议和人民交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和李苒苒才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传记。感谢为我撰文的朋友、学生们，你们的真情实感让我很感动。还要感谢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的文化创意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江及其率领的编辑们，以及演员委员会秘书长张歌、图书出版部负责人高鸿雁、艺术家诗书画学会副秘书长刘蕙菡和青年演员姜维，这两个年轻的团队为我们这两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
由于采访加撰写的时间只有短短四个月，而我的记忆也难免出现偏差，若传记中偶有错漏之处，还望朋友见谅。
马精武的才华，突出表现在他在银幕与舞台上的表演里。他不仅在大学二年级时被挑选出演了前面说到的《风从东方来》，刚刚毕业，就参演了北影“四大导”之一的成荫的影片《停战以后》；“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先后参演了风靡全国的影片《艳阳天》、《金光大道》，因扮演马老四、张金发等角色而家喻户晓。这样的业务履历，绝不比他后来许多出了名的学生们的知名度差。褚秋艳编著的《信马由缰》带你了解马精武精彩的演艺人生。
马精武艺术才华还表现在能歌善舞、会编善导上面。那个时代的电影学院，每次校内庆典，下工厂、到农村，哪次演出少得了马精武的节目和主持呢？他的新疆歌舞《双送礼》，风靡各地；“文革”中的歌舞剧《红灯照》，演遍北京。我的老照片相册里的那些照片，记述着他带领着我们这些下放“接受再教育”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在河北白洋淀农村的四五年里，在田边、湖畔经常创作与表演的大量的“革命宣传节目”：对口词、三句半、小话剧、小歌舞等。褚秋艳编著的《信马由缰》带你了解马精武精彩的演艺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