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通常流行的见解认为，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这种见解自然而然地形成产生，是因为货币具有两种职能：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因为它是交易的媒介，所以相比用任何其他商品，我们用货币都更容易获得我们所需的商品。我们总是觉得，获取货币是一件重要的事。只要有货币，以后随便购买什么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我们便用各种商品所能换得的货币量，来估计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有很多货币的人被称为富人，只有极少货币的人被称为穷人；俭朴的或想发财的人被说成是珍惜货币的人，不谨慎的、不吝啬的或奢侈的人被说成是不在乎货币的人。发财等于就是有了货币，总之，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
像富人一样，富足的国家往往被认为拥有很多货币。在任何国家，储存金银被认为是致富的捷径。美洲大陆被发现后，有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每到一个陌生的海岸，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附近有没有发现金银。他们就会根据这种情报，判定那个地方有没有殖民的价值，甚至有没有被征服的价值。以前，法兰西国王派遣僧人普拉诺·卡尔比诺去见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据这位大使说，鞑靼人经常问到的只是法兰西王国的牛羊多不多。他们的问题和西班牙人的问题有同样的目的。他们想要知道哪个国家是否十分富足，是否值得他们去征服。鞑靼人和其他一切牧畜民族大多数不知道货币的用处；在他们中间，牲畜就行使着货币的职能，作为交易的媒介和价值的尺度。所以在他们看来，财富是由牲畜构成，正如在西班牙人看来财富是由金银构成一样。在这两种看法中，鞑靼人的看法也许最接近于真理。
洛克先生曾经指出货币与其他各种动产的区别。他说，其他各种动产是那么容易消耗，以至由这些动产构成的财富都不太可靠；今年拥有大量这些动产的国家，即使没有出口只凭奢侈浪费，明年就可能很缺少这些动产。反之，货币却像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它虽然会从这个人转给那个人，但如果能使它不流向国外，就很不容易浪费消耗。所以在他看来，金银才是一个国家的动产中最坚固最可靠的部分；他认为，由于这个缘故而增加这类金属的储备，应当是该国政治经济的大目标。
另一些人却以为，一国如果能脱离全世界而存在，则国内流通的货币无论多少都毫无关系。凭借这种货币而流通的可消费商品，只会换取或多或少的货币；他们认为，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富是贫完全取决于这类可消费商品的富饶或稀少。但对于那些同外国发生联系而且有时必需对外作战，因此有必要在远地维持海陆军队的国家来说，其看法却又有不同。他们认为，除非送出货币来支付给养，否则就无法在远地维持海陆军队，但要送出货币，又必须先在国内有许多货币才行。所以，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必须尽力在和平时期积累金银，一旦需要才会有财力进行对外战争。
由于有这些通常流行的见解，欧洲各国都尽力研究一切可能在本国积累金银的方法，虽然并没有多大成效。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这种金属供给欧洲的主要矿山占有者，它们曾经以最严厉的刑罚或苛重的关税禁止金银出口。以前，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似乎也都采用类似的禁止办法作为它们政策的一部分。我们会出乎意料地发现，在某些古代苏格兰议会法案里也曾以重刑禁止金银出口国外。法兰西和英格兰古时候也曾采用同样的政策。
当那些国家成为商业国时，商人们在许多情况下总感到这种禁令非常不便。他们以金银为媒介，向外国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运送到本国或运往其他国家，比用任何其他商品为媒介往往都更为有利。因此他们反对这种禁令，认为它妨碍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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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德］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国富论》是一部杰作。它相互关联的主题，对经济生活的细微观察以及表达得清晰而优雅的有力思想，使它不可能不产生魔力。”
——［美］罗纳德·哈里·科斯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引论
第一章 论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第二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可以生产的商品
第三章 论对在与本国贸易所形成的差额不利于本国的别国商品进口所增加的特殊限制．
第一节 这种限制即使依据重商主义的原则也不合理
第二节 这种特殊的限制即使根据其他原则也不合理
第四章 论退税
第五章 论奖励金
附录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第二节 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第三节 美洲和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航线的发现带给欧洲的利益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产品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第一节 论国防经费
第二节 论司法经费
第三节 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经费开支
第四节 论维护君主尊严的费用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一节 属于君主或国家的特别收入来源
第二节 论赋税
第三章 论公债
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来源。这种来源，或是在本国劳动的直接产品，或是用这类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商品构成。
所以相应地，一个国家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要依照这类产品或用这类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的比例大小而定。
但无论在哪个国家，这一比例都要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一般地说，指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所表现出来的熟练度、技能和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之间的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国土面积如何，该国国民每年所需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相比之下，一个国家物产供应丰富或缺欠程度的好坏，更多地取决于前一种情况。在未开化的渔猎国家，一切具备劳作能力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可能为供给自己和家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不过，他们往往极其贫困，以致于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相反地，在文明繁荣的国度，有许多人不必从事劳动，但他们所消费的劳动产品，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10倍甚至100倍。然而，由于他们的社会创造的劳动产品品种数量非常丰富，使得所有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只要勤奋节俭，也能比野蛮人享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的这种进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劳动产品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上各阶级？这就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无论在劳动运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熟练度、技能和判断力的不同国民对劳动操作的实际状况怎样，在国民所在国家持续发展期间，每年劳动产品供应的丰富或不足，都取决于每年从事有用劳动与否的人数之间的比例。任何一国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都是与推动他们工作的资本数量及其具体运用方法成比例。
在第二篇，将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积累的方式及资本运行的不同方式带动的不同劳动数量。
在劳动中表现出的熟练度、技能和判断力方面发展成熟的国家，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该国劳动产品的增加。一些国家的政策偏重鼓励农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利于扶持城镇产业，很少有国家能做到平等对待所有产业。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本书第三篇将说明，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出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全体的福利，他们不曾具有远见。也不曾加以考虑。可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各不相同的经济理论。一些理论认为城镇产业重要：一些理论则强调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左右了君主和主权国家的政策。我将尽我所能，在本书第四篇详细明确地解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总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支出应由全社会负担的赋税承担，哪些部分应由社会某些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的特殊赋税承担。第二，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各种募集方法都有什么利弊。第三，什么原因使几乎所有近现代各国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发行公债，而这种债务对于真实财富，换言之，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又产生怎样的影响。
亚当·斯密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初版于1776年。本书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国富论（下）》为该书的下册部分。
亚当·斯密著的《国富论》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综合在一起，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
该书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一经发表马上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时至今日，许多国家制定政策时仍以该书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无论是对经济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还是专家学者，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启发和阅读的快感。
《国富论（下）》为该书的下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