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调教的这位圣人，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伦理学家、政治家，也是一位雄辩家。王生平教授着笔孟母的早期教育及孟子一生的学究，生动、真实、形象地评述了孟子的思想对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影响。

本书取亚里士多德、康德为域外参照，见出“私学”(孟论)不同于“国家乃唯一的教师”(亚论)的中西差异；“告则不得娶”(孟论)与“可以允许道德假象”(康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论)与“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高兴导致更快死亡”(康论)的中西异曲同工。以《红楼梦》贾母积淀的孟子“情节”为尾声，展示永恒的大儒世界。

引 言／001

第一讲 进学赖三迁慕贤定一生／001

慈母严师／002

私淑孔门／005

辩辟许行／007

第二讲 诉空位而超越立“仁宅”则无敌／013

“师道”与“王道”的张力／015

“圣”“王”的“周期”“天机”／018

当仁不让于师／023

第三讲 乐天以知命生生而不息／029

人生莫测／030

命运可知／032

“乐莫大焉”／035

第四讲 食色非人性善恶有文野／041

见死不救／042

人性论／048

第五讲 话语／权力道统／天下／055

“予岂好辩”／056

“何必日利”／060

“言近旨远”／062

“术不可不慎”／065

傥傥之言／067

第六讲 无情非君子有朋远方来／071

圣人亦有情／072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074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077

第七讲 夜气谓之何仁端可当也／087

难解的概念／088

从整体上理解／091

第八讲 战兵乎战德求仁或求利／095

“道不同，不相为谋”／0g6

莫“执一”／099

战之“仁义”／104

第九讲 井田斯远景农桑乃小康／109

理想创造现实／110

着眼小康／113

第十讲 华夏风流浩然气长／123

落叶归根／124

身后泽被／124

后 记／133

附录一：参考书目／137

附录二：孟子年谱／139

慈母严师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伦理学家、政治家，也是一位雄辩家。历史上被称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的成功，发端于母亲的早期教育，延续在追随孔子思想的实践中。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孟母的启蒙和向导，就没有日后的孟子。儿子是伟大的，孟母更伟大。因为她调教出一位圣人。在早期教育成为一门具有可操作性工作的今天，出个把天才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二千多年前，重视并卓有成效地实施早期教育，不具有原生的创造性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

孟母的头一个自觉去做的，就是选择一个适宜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孟子诞生在临近坟场的地方。孟母认为这样的地方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为她看到儿子对筑坟挖坑的游戏十分着迷。于是搬家到闹市附近。时间一长，又感到这地方不行，因为小孟轲整天学着商人喊买叫卖，煞有介事。不得已，再次搬家。这次，她满意了，因为附近是学堂。里面有知书达理的先生，耳畔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母子定居的地方，就在今天山东省的邹县。这里距孔子的出生地曲阜很近。依照一般看法，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按孙开泰《孟子年谱》为公元前389年，本书采后说)，离孔子出生不过两个多世纪。学风淳厚，自不在话下。

孔子首创私塾，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大教育家。旧时的私塾挂有孔子的画像以示尊崇。但爬梳孑L子的教育学说，并不见早期教育的内容，更不见选择适宜环境的思想。就选择环境以利儿童发展来看，应是孟母的独创。这件事表明，孟母首开妇女进行早期教育的先河。孟母通过切身经验，体察到环境对儿童的同化能力。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儿童，差的环境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孟母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不嫌麻烦地搬家，无非是为给儿子营造一个她认为理想的人文氛围而已。自己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

孟母第二个自觉去做的地方，就是在选择好的环境基础上，加紧言传身教。儿童天性，喜欢玩耍，缺乏自制力量。服从社会指令，克制自然欲求，不为物欲所动，就是建立道德意志、培养高尚感情的开端。小孟轲上了学，却身在课堂心在外，不好好读书。一次逃学，被孟母发现了。孟母把儿子叫到屋里，生气地用刀子割断了正在织的布，对小孟轲说：“你不好好念书，到头来，就像这割断的布一样，成为废品！”也许是响鼓不用重锤，打那之后，小孟轲再没逃过学。孟母的教育是向完美的精品方向努力的，她不允许自己的作品因自己的疏忽留下一丝瑕疵。一次，孟轲问邻居杀猪做什么，她未经意地随口应了一句：“给你肉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来她并没有这个意思，邻居也没讲过这个话。但如果孩子吃不到肉，那无异于撒谎。于是她不顾手头紧，还是买了肉，兑现了诺言。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精心培育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孟轲结婚之后。一次，孟轲告诉妈妈，要休掉妻子。孟母问：“为什么？”答：“她违背了礼教。”问：“你怎么知道？”答：“我亲眼所见，她在屋里竟然盘腿坐着。”孟母说：“如果你看到这种现象，恰好证明你违背了《礼》。《礼》书不是这样说嘛：‘将要进家，要问妻子在不在家；将要上堂，先要大声示意；进了房门，要低头看地。’你一定没有低头看地，否则如何能见妻子盘腿？”一席话，说得孟轲连连认错。古代的礼法，一招一式，都有刻板规定；举手投足，都不许有差错。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只有一丝不苟，才能彬彬有礼。这种严格要求，对儿童的日后成长，极其重要。世界戏剧大师卓别林晚年写回忆录时，几次提到他准确优美的发音吐字，完全得益于母亲的无数次对他不正确语调的纠正。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孟母的教诲，使孟轲受益匪浅。这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史记》没有说孟子的老师到底是谁，只是说孟子的老师是孔子的弟子子思的学生。但子思的学生有多少，叫什么名字，哪一位在邹县从教，都莫衷一是，只好付诸阙如。能确定的，是他的启蒙老师母亲。有早期教育的事迹可查，也有孟子思想中打上的烙印为证。

《孟子》书中对个体所处环境的重视，对工作、学习不能心猿意马的警示，对处理好夫妇关系的关键因素的强调，以及对五种教育方法的阐释发挥，无不裹挟着母亲早期教育训诲和自己发挥的基础。孟子得益于家教，又把家教时获得的经验传授给社会，写进书里。写进书里，是为了传给后人；传授给别人，是为了扩大影响。《孟子译注·尽心下》写的“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使我们能追溯到孟子将要休妻时受到的母训。《孟子译注·告子上》讲述了弈秋的两个学生一个不好好听课、一个专心致志于棋道，结果大不相同的故事和“一曝十寒”的名言，使我们又看到孟轲逃学、母亲割机的身影。特别是孟母三迁的举动，更是铅灌铁铸般地融进孟子的心灵深处，成为他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从孟子对一位名叫戴不胜的人的谈话以及对齐王儿子风度的赞叹等等，可以看到孟子对环境重视的程度。

谈话是围绕戴不胜怎样能使自己的君王上进求善展开的，分为两层。第一层，以学习语言为例，说明语言环境的重要。第二层，进入主题，说明道德环境的重要。关于语言环境。孟子说：“一位楚国的官员，希望儿子能讲齐国话，是找齐国人教，还是让楚国人教？”戴不胜说：“当然是齐国人。”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很多楚国人打扰，纵使每天鞭打，逼他说齐语，也办不到。但是，把他带到齐国的闹市住上几年，即便每天鞭打他说楚语，也会溜出齐语来。”这层意思说完，就讲要讲的中心问题：道德环境的营造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正如学习语言不能跟一个人学习一样。“你戴不胜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王宫中不分地位高低、年龄长幼，都是薛居州一样的人，君王是无法做坏事的；相反，宫中人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那大王又怎能做好事呢？一个人能把宋王怎么样呢？”这个意思以后一直成为封建各王朝诤臣直吏谏疏君王的规矩方圆、金玉良言，包括诸葛亮《前出师表》中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的名句，也是如此。其实，孟子的思想中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孟子从范邑来到齐国都城，远远地望见了齐王的儿子，感慨地说：“环境改变气度，奉养影响气质，环境真是太重要了。他难道不是人的儿子吗？为什么就与众不同了呢？他的住所、车马和衣着打扮，多半与别人相同，为什么那么优秀呢？就因为他居住的环境使他这样的；何况以‘仁’为住所的人呢？鲁君到宋国去，在宋国的城门下呼喊，守门的说：‘这不是我的君主，为什么他的声音同我们的君主这样相像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环境相像罢了。”这段话与上述《滕文公下》中的环境论相得益彰，凸显了道德乃本体而非西方所谓语言是家园的华夏文化的特征(这一点后面还要专章详述，兹略)。可见，孟子虽然承袭了母教，但却有了极大的发展和超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孟母，选择的是人文环境，望子成龙；在孟子，讲究的是道德本体，泽被天下。在前者，立足于家教；在后者，放眼于四海。如果说，孟母的教育巨细不分、精粗兼及，那么孟子的方法却直抓根本、非仁莫取；同时，孟子同其母比，“环境”的内涵更为精深(“仁”)而外延也更为广大(“语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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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人们都知道盂轲是儒学大师、文化名人，“孔孟”连称也习以为常，并且对于他们的肯定也多有认同。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历来如此，总是这样的。

孔，孟，原为单称。孔孟作为复合词，是历史的牵合。从战国到秦，到汉、魏晋，孟子的名声、地位都不高。司马迁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作《史记》已从“世家”与“列传”的落差上拉大了孔、孟二人之间的距离，且只给了孟子寥寥数语，孔子则大写特写。东汉王充把孔、孟拉近了，但《问孔》、《刺孟》却是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几个朝代过去，到唐代韩愈出来，孟子才被嵌进“道统”的系列，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与孟子的“出山”对应的是孔子被封为“文宣王”，贞观四年(公元631年)各州县建立孔子庙。又过了诸多春秋，到宋代，孔孟的著作具有了极高的权威性，《论语》与《大学》、《中庸》成为士子的考试教科书。于是，孟子圆梦，配称“亚圣”，其地位基本固定下来。

无论孟子的名气多大，也不管儒家士子、官方大员把他的地位抬得多高，又无论有多少一丝不苟且学富五车的考据大家，却始终没能弄清楚孟子的父母姓字名谁，说不准孟子的老师是谁。除非将来有地下文物出土，否则这千古之谜仍沉埋于历史的迷雾之中。无怪乎权威而严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在孟子辞条下还写着“生卒年不详”。让《孟轲传》带着无传主父母名、生卒年、老师的缺憾与读者见面，于心何忍？然而，无可奈何，只好安之若素了。

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从重宗法血缘关系的儒家传统中走出来，也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意义出现，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自白”：“像我这种类型的人，一生中主要的东西，正是在于他所想的是什么，而不在于他所做的或者经受的是什么。”对一个科学家如此，但对一个思想家不能仅限于此。因为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在于他对于与他共在的世界的关系，在于他的思想之矢对于这个世界的穿透力和影响度，在于他的文本和后来人们诠释的张力，在于其人格、文章、语言的魅力。而这一切无不与他所做的或者经受的是什么息息相关。大思想家的本质特征，是伴随着其思想被历史选择的漫长绵延。欢迎是选择，拒绝也是选择。在欢迎和拒绝的二律悖反中，排除了无动于衷的中性麻木，激活了和激活着人们的接受力，同时，也就有了思想家“不在场”的交流和对话。

史家说，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怕。真的惧怕了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话语确乎使贵为皇帝的朱元璋恐慌，而承袭了浩然之气的文天祥，写作了《正气歌》，使元世祖受到震慑。汲取了《孟子》精华的元稹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成为传世名句。孟子在世时，好与人辩；不在世后，人与孟子辩。在这个意义上，“争议”使人延续生命、扩展思想。这就是思想家的“不朽”。相反，一潭死水，了无生机。

面对孟子，人们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本传要说的，前人和时贤基本已经说过，因而不少内容是重炒冷饭。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如此，也可加深印象，重复一遍，抑又何妨？不过，在文本与诠释之间，由于主笔者各自不同，前见沉淀下来的差异在所难免，本传的面目当然不会与同类的书完全雷同，正如《宋·苏轼传》的官方写本与苏辙的《栾城集墓志铭》兄弟印象不会完全相同一样。本传力图“写形传神”，但能否达到预期目的，那就只能交给读者和方家评论了。

鉴于正史关于孟子行踪、事迹、出身、经历十分草简，而言论、思想又过分繁多，我只能在给定的格局下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史简我也简，但非照猫画虎；理多评也多，但不拟枝蔓烦琐。只要能围绕孟子的神采、魅力这个轴心取舍材料，统摄到现代语境中，本传的任务就大体完成。至于其他聚讼不已的纯属考据的东西，这里不再展开。这也是考虑到思想传记不是考据这样一个特殊规定的缘故。

人生充满了偶然性，学术研究的道路也常常伴随不可预测的机会。《孟轲传》的写作，即属一例。那是在我的写作间与同行苏晓离君的一次谈天中引发的。谈天中，他提到马勇君正为河北人民出版社《旷世大儒丛书》物色作者，问我是否愿意承担一本，我说可以一试。未想到，这“可以一试”一语，就把我推到了丛书的作者队伍中，去撰写我所不熟悉、没有准备的《孟轲传》。

如今，写作间因故撤销，我们也从社科院大楼的九层搬到十层，像那样独处一室的聊天机会一去永不复返了。如果没有那时的写作间，那样随心所欲的谈天，能有这种写作缘分吗？从而，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学箴言的体会越发深刻了。

直到现在，马勇君尚未见到一次。近在咫尺，而未能深谈，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负责这套丛书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古籍室主任李大星君至今也未谋面。但与我通信、通话，使石家庄与北京之间拉近了距离。空间阻隔，毫无办法；心灵交流，却畅通无碍。除了工作上的事宜，与大星的联络感到窘迫之外，情感的会通使我愉快高兴。因为写作进度慢，大星的催促就频繁，一个“快交稿”的话语，使我时时感到压力，有如“负债人”那样东躲西藏。但是，同行的同情理解，安慰宽容，以及学术交流，却使我感到温馨舒适，如释重负。特别是大星对我的初稿的准确的评点、严格的要求、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令我感盼不一。书稿能写到这个样子，大星的建设性意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力要素。

当然，这本书仍然写得不够理想。最大的缺点是“叙事不足”而“议论有余”。按照要求，应该把“叙事不足”“议论有余”的顺序倒过来才好：叙事有余，议论不足。在这一点上，就非某种偶然性在起作用了，而是某种思维定势——养成的好议论惯性，也即某种积习难改的必然性潜移默化的结果。大星已指出了这一点，我在二稿中也竭力去加强叙事性，有的地方，还带有文学性的渲染，但从整体看，还是弱了一些。这可能与我是哲学出身、好议论有关。

有时，我也遇到一些好追根刨底的大学生，提出的问题既新又深，把我难倒。例如，问我西方中世纪提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就完全没有意义吗？巴门尼德的“不动的一”是否是“无时间的崇拜”？如此等等。看来，真如孔子所言，“焉知后来者之不如今也”。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新生代”也不只追求物质，也有新的视域和憧憬：要求更新知识、转换思想。我的议论，会不会对这些青年人有启发呢？不知道。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常恨离亭，何处高楼雁一声。”从着笔到二稿改毕，不知不觉跨了一个世纪，“往事越千年”，真个是感慨系之了。然而，“道是无情却有情”，“高山不重水不深”。我怀恋已逝的岁月，怀恋已逝岁月中的人和事，包括慨然允我借用《孟子年谱》的孙开泰先生，我的导师钟肇鹏先生对我的指点，好友王葆弦先生与我的学术切磋。

此记。

作者于北京青年湖寓所

2000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