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7年。2015年1月出版的,由王乾荣主编的《2014中国最佳杂文》,做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4年的杂文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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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2014中国最佳杂文/太阳鸟文学年选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王乾荣 |
出版社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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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7年。2015年1月出版的,由王乾荣主编的《2014中国最佳杂文》,做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4年的杂文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内容推荐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干2014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由王乾荣主编的《2014中国最佳杂文》,偏重真性情的袒露和书写,并寻求文学体验中的人文关怀。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目录 序 非典型序:多余的话 评奖是评委的标准,不一定是艺术的标准 闻谢而愧 音乐史上的“歪打正着” 贿声贿色 从“褡裢布”到“庆丰包” 随感四则 吃石头的鳄鱼 “临河斋”闲笔 曹雪芹为何关注日常琐事 帽子与鞋子 阿Q捉虱子“算了!算了!” 不该告别是读书 时间面前能人人平等吗 聪明的身体 历览古今说洗澡 杂文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照镜子 叩其两端识“庐山” “民主生活会”还能怎么开 见微知著的“微作文” 特权宠儿瓦西里之死 谁使囚犯成“大爷” “俗不可耐”种种 法治的逻辑 一百年后,汉人还会写汉字吗 偷来糖果吃着甜 七八年折腾一回鲁迅 “平庸的恶”:艾希曼的标本意义 何处觅乡愁 说“官不聊生”,好意思吗 林彪的“绞肉机” 拜敌为师 教育富人 柔软地带 人人都是吸尘器 昔文时文的交响融合 “天马”与“汗马” “霸气”不是好脾气 华山,我为你哭泣 天街小雨咋会“酥” 郭美美之“美”和社会之丑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性敏感”有多少道貌岸然 要行善,先“引泪” 赫鲁晓夫的可爱之处 文人不言谢 城里的大医院 将弁发横财,士兵发棺材 “大妈”的崛起 头套悖论 慢的是好的 龙应台很生气,张晓风不抱怨 商品、价值、黑市 以江青为例 石猴凭啥称王 新“求”大战 官场多“王婆” 贪官忽落马,但闻铲字声 了然人生的况味 另类马语者 冷幽默 我现在怎样看孑L子 不要只提“南京大屠杀” 把苍蝇拍交给群众 吹牛的人在哪儿 醴泉,礼泉 记忆变成筛子 可控第三者 悟空来到2l世纪 王岐山的套路 民间语言 “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 明智的消极 讲理 高考不高考 死刑台前众生相 谁能说出曾祖父的名字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 京剧网球谈 中国土豪之我见 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 娓娓与喋喋 愚蠢也会成群结队地出现 互联网思维 “高贵”交响乐,“狂欢”也无妨 “论文时代” 古稀之年话“成功” 摩登纸媒啥模样 乌鸦嘴、预言帝及其他 北京记趣:多余的一句话 毋因娱乐反智识 用火繁衍的生命 面对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 去掉一个最高分 危险的偶像 向弱者低头 官痞 致不怕“自毁”的贪官情妇 阅读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诅咒 不是球迷的男人 谁的臭味重于猪 平安不是“桃花源” 二十年后,再看山杠爷 《东方红》:从小曲到神颂 你应该学会不相信 库图佐夫、斯大林、普京 腹笥丰赡自芳华 试读章节 评奖是评委的标准,不一定是艺术的标准 红孩 文学奖项的直接亲历者,我想说,不论什么奖,作为主办者和参与者,千万不要太当回事。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艺术标准多元并存的今天,哪个机构和部门评出的奖、盖出的公章都不足以是那个机构和部门的高度。文学如此,艺术如此,经济、体育、环境、卫生也大约如此。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评奖,包括诺贝尔奖在内,充其量是十几个所谓的专家在那里折腾。有的评奖单位觉得人少了缺少权威性,便攒鸡毛凑掸子多网罗一些同人同党加盟。更有的单位为了使奖项升格,具有某种权威性,还把一些退在二线的部级、副国级官员请出来坐镇,至于这些人物是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从来没有人追问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重量级人物来了,获奖者与他们握手合影了。 荣誉证书不论大小,但荣誉的含金量确实有厚薄。我在参加的一些文学奖评比活动时,不论时间多么紧张,我总要尽可能把所有作品通读一下,以做到心中有数。如果我没把所有的作品过一遍,便觉得心里很不安。这样做肯定要付出辛苦,但想想那些期待的眼神,自己这么做似乎是必需的。 这年头,设置一个奖很容易,有人出钱就行。前些年,也有没有奖金的评奖,但几乎没有一个能坚持住的。虽然人们表面不在乎钱,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在组织、参加一些文艺活动的评奖后,很多作者知道我是评委或是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便纷纷打电话询问自己是否获奖。我发现在这些关注自己的作品是否获奖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一个人问评委是怎样评价自己作品创作得失的。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失望。因此,我在跟他们交流的同时,往往不正面回答他们的作品是否获奖,而是跟其交流作品创作的得失。这其中,有一半的作者还是能听下去的。在很好的交流后,对于作品是否获奖,获得什么样的奖,已经不那么热心关注了。而另一半的人,则对获奖十分执着,如果你跟他交流创作的得失,他的内心常表现的是焦虑和不耐烦,如果你直接告诉他没有获奖,或获得的奖项具有鼓励性质的时候,他则表现的是十分的沮丧,仿佛家里死了老人。对于这样的作者,我对其能否适合搞文艺创作,表示非常的质疑。一个缺乏胸怀的人,他的作品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然,那些虔诚倾听别人意见的人,也不一定能写出惊人的作品。文艺创作这个行当,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他与作者的才气和运气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今,当官已经成为高危职业的选择了。同样,当各种活动的评委也不是轻松的事。评委是否受贿,拿了人家好处固然是关注的热点,但更为关注的是评委是否具有专业的水准。现在很多评奖单位都搞什么专家库制度,即在评奖前从专家库里抽取名单,这样保证其公平公正性。殊不知,这个专家库本身就是个人情的“水库”。道理很简单,这个专家库的人员最初的提名往往是根据某个领导或部门几个人的意见推荐出来的,而且这帮人一定是听话服从纪律的。任何活动的组织者都不愿看到浑身是刺不听招呼的人。多年前,在媒体上我曾呼吁——在评作品前,先要评评委。评评委主要有两点,一是专业水平,二是道德操守。就个人而言,我更看重专业水平,哪怕这个人有点毛病,甚至与其话不投机,只要他在学术上有一家之言,不随风摇摆,我照样尊重他。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过去,我们的各级行政组织,包括党群组织,在决定某个重大事件,也包括人事问题时,一般都要采取集体表决的方式。这种方式好的一面是集体决定,出了事集体承担,个人的责任要相对小一些。不好的一面是,事情一旦出现了问题,没人承担责任。现如今,实行法人负责制度,出了问题,法人必须直接面对,谁再想推卸责任就很难。但评奖不是这样,玩的仍然是集体意见,即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问题,我研究不深,就艺术而言,我对集体对某些艺术的评判,向来是持怀疑态度的。我发现,在很多的标准选择上,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几乎是没有什么标准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好小说、散文、诗歌,更何况对于什么是小说、散文、诗歌的定义一直是有争论的。因此,这些因素给文艺评奖带来一定的难度。也因此,评奖在选择评委时,大都愿意找志同道合的,这样,在做集体决定时,往往容易统一。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各种评奖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不论对于世界级的还是国家级,以至各种机构搞的评奖,我一般看得都比较淡定。我心里明白,再大的奖,奖金再高,充其量也不过是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标准,绝非是艺术自身的标准。那么,如何确定评委的标准接近艺术的标准呢?这可是天大的难题。因为,评委不等于艺术,所以,评委标准不等于艺术标准。那究竟怎么办呢?我一时还说不出。我只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标准。如果你认为你是正确的,你就坚持好了。等无数的人都接受了你,你就是权威,你就是标准了。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4年5月23日 P1-2 序言 非典型序:多余的话 王乾荣 今年,不写正儿八经的“序”。十多年过去,每个年度选本之序,关于杂文,都要洋洋洒洒写四五千言甚至三两万言,如今似已没有多少话可说。 今次《约稿函》发出,承多位老师反馈,不说稿子事,而是对《约稿函》本身稍发议论——有的说“好玩”,有的说“好笑”;有的说“挺直率”,有的说“不像话”;有的说“不正经”,反而有点儿味道;知我失眠,有老师还给我开了安眠方……美意醇香,沁我心脾。 这函,原是编辑和作者私下事务性沟通,是编辑和作者的“隐私”,不给读者看的。我的约稿信,跟作者乱发牢骚,略欠厚道,更有点儿反常。但几位老师说,它倒像个杂文,撺掇不如发表出来。好吧。毕竟,其中免不了说到与社会、与文人、与杂文相关话题,您权当一篇杂文,随便看看好了。 我还有个联想—— 有的电视肥皂剧在每集正片结尾,往往来三五段“花絮”,就是放送拍摄过程中一些小片段——有的是演员说错台词引发“笑场”,有的是导演、演员、工作人员现场逗趣、打闹,有的是偶尔发生的意外事件,譬如突然蹿出一只野猫……这些小镜头入不了正片,但无不谐趣横生,叫人忍俊不禁,俾令观众似乎亲到横店,撩开“幕布”,一窥电视剧拍摄现场的一些小情景、小秘密,以及演员们进行艺术创作的点滴状况,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抻着脖子、目不转睛看了半天电视剧,此时被逗得前仰后合,等于换换脑子,活动了筋骨,顿感轻松无比,连去卫生间,也顾不上了。 我如果把约稿的“花絮”公之于众,读者诸君不也可以从中略知一点咱们每年的选本,是如何“炮制”的吗?而出版社、编辑和作者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他们的合作,谐调愉快吗?他们有几多甘苦?这些,对于阅读本书当然没有直接关系,正如不看“花絮”,并不影响观众对肥皂剧的观赏一样。但是,了篇一下,没准儿有助于加深编辑、作者和读者间的相互理解,顺便调调胃口,添一点阅读乐趣,总之,有益无害吧。 所以,我采纳几位老师意见,把今年《约稿函》稍加润饰,披露如下:各位老师、朋友:大家好! 去年因严重失眠,我向出版社提出,请别人续编杂文年选。近日社里问可否接着编,说网上议论,我以前所编,小受欢迎。睡眠有改善,应承下来,也许今年才是最后一年。 往年在报刊和网上选一些妙文,另一些是约稿。今年因原未打算编,就没有到处找文章。 现向您——我存有邮址的各位朋友和老师约稿,请您惠传得意大作一篇给我。有些老作者,邮址在旧邮箱里,随着“雅虎”邮箱在中国的停用,断了联系渠道,遗憾。 我对以往选本文章,并不篇篇满意。今次跟往常一样,我仍重申,我喜欢在题材、主题、样式、笔法……的某一方面别具一格、聊有趣味的杂文。 不求思想多么深刻,题材也未必要多“重大”——这个很多作者无法做到。我不认为当今文化圈,或者小范围说写杂文的,有堪称思想家的高人。很多被美名日“思想家”者,其实并没有什么“独见”,未曾创造堪称“主义”的那种东东,至多是回到常识,演绎某位思想家的某种思想,比较到位而已。但是一篇杂文,总须在某一点上,给读者一丝新鲜感、新奇感,对读者有一点点启示。 非议论,不杂文,我不要纯叙述的“杂文”(抄一两个别人说过的“感人”故事)。我也不要硬邦邦的时事评论(“据报载”,“如社论”),不要一味“说古”的大作(转述或真或假的历史故事)。 从做报纸编辑起,我便有老毛病,好改人标题,私心为的是吸引读者眼球。不管您厌恶与否,我都认为,制题、改题,是一个编辑的使命、责任和权利,甚至权力。他追求文题两美。顺手举一例子,2014年8月18日《参考消息》第10版译载《纽约时报》文章——《美国仍有“当头”的意愿吗?》。这题被改为《关国还愿意当“带头大哥”吗?》。这位尊敬的编辑,真是聪明有加,把题改得蛮棒嘛。“带头大哥”一词,带有戏谑色彩,可不能简单作“头儿”解。他是一个“尊称”,更多地指黑社会大佬、大当家的、老板、Boss,等等,是一个说一不二角色,是发号施令者,是某个集团的“主谋”,此处加冕于尽管仍为世界霸主,却麻烦缠身,并且对于干涉别国事务已显力不从心,开始走下坡路的大国——关国头上,不是特别恰如其分吗!这位编辑先生,就这样巧妙地把自己的好恶和政治立场,悄悄融入了标题,也显示了他高超的文字修养。 本人缺乏这等修养,但心向往之。题如门楣。我读文、选文,都先看标题美不美,乃至于以题的高下而取舍。我喜欢“动感”的题。编辑年选,一篇文章甚合我意,但标题老套,如“从……说开去”云云,僵了点儿,我难免要重制,尽管文末标明原题,还是惹得作者不悦。改得不见得好,甚至没有原题好,我也无意加入“标题党”,但还是蠢蠢欲动。俗话道,“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不愿改题老师,请注明;不如,您先制一个漂亮的题。以往改过的,请见谅。 盼您赐稿。 《约稿函》分批群发,请别理解为不尊重作者,实因无精力单传。实际上我在嵌入某位熟人邮址之时,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其人形象、神态,日“如面”,未曾谋面者,也想象此君是个什么模样,揣摩着,这些大手笔读到一个小人物的此类邮件,有一个什么反应。有时候,心里惴惴的。 声明一点,每年《约稿函》发出后,一时来稿、来函,以及作者的自动回复、邮箱的系统退信,汹涌而至;有些稿件须及时与作者往来几个回合商讨,一位作者先后换三两篇文章,是家常便饭,最终也未必令我钟意;有时为核实一个通信处,便要来回发几个邮件——总之,邮箱里混沌一片,所以来不及回复所有作者,有的稿件和信函甚至漏读,是我工作不到位,十分大不敬,因此开罪了一些朋友,非常抱歉。 还须先赔个罪——如不屑于下赐大作,请恕打扰,权当您无辜接听了一通当今所在多有的骚扰电话。 谢谢。 王乾荣 2014年8月18日 附注一:请于9月30日之前将尊作传我。但那是截稿日。您早传,我早编;您传晚了,我匆匆编过,匆匆交差,容易出错。 附注二:文章须是2014年之内发表的。 附注三:请于文末注明您的地址、邮编、电话,以及作品发表的时间和载体——您如能注意这些细节,并把尊名置于标题之前,全文用五号宋体字,将节约我一半编辑时间。电话是为了及时沟通。可以不给电话,但无须担心我会出售您的信息。 附注四:十多年来,很多朋友和老师,在赐稿同时附言,对我多有鼓励、鞭策,尤其像邵燕祥老师、黄一龙老师、王得后老师、陈四益老师、柳萌老师、阎纲老师、刘征老师等,那么有名,德高望重,文章没得说,却又十分谦逊,总不忘给我写一两句话,燕祥老师甚至在信框主题栏写上“敬复”云云,令我十分感动,又不敢当,内心非常敬重和感激他们。当然每读他们的佳作,我的欣喜之情,更是油然而生。 但还有朋友老师,对我十分客气谦卑的约稿,来件除光秃秃一篇或许并不令我心动的大作外,一字没有,叫人心里不是滋味,觉得咱这个编辑,当得实在差劲——因为作者连一句闲话、一个字,也懒得跟你哆唆。所谓“琴淡音声稀”,有的作者是名家,有的是以大人物自居者,大概不屑于跟小编废话,可以理解。但一年一度问候您,总算有一点“工作关系”,您不赐稿便罢,既下赐大作,至少须注明“传去文章一篇”吧。 有一位作家,也写点杂文类东东,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位已故老作家的孙子。我于是约稿。他倒是说话了,更逗:“我那文章大意是……发在某报,题目忘了,日期你去查吧。”嘿,小力巴热脸贴上大老爷冷屁股,沮丧!真是时代变了。我想起少年时贸然给那位身居高位的大作家,也就是他的祖父写信,老人家还回了信呢。其时年幼,尚不知“攀附”、“追星”为何物,写那信,纯粹是出于崇敬心理。这信我至今珍藏着,属文物级了,去苏富比,或许能拍个百八十万。宅心仁厚的老人家,当时只是顾及一个孩子的颜面,却想不到多年后没准儿还能叫他发一笔横财,一乐。 我有点儿不明白,当今文人,尤其是世事洞明的杂文人,为什么如此傲态毕露,如此不近情理呢? 有一回,忍无可忍,给一位朋友回复说:“您惜墨如金呀!”他反问:“说啥呢?”我看着就乐了,无语。 请别误会我跟人要“谢”。“谢”是“要”来的吗?况且也完全没必要;既言谢,也该我跟作者说,我也确实一一谢过。 这事我一直没公开,也许今年是最后一年编辑年选,如不把这点小心思倾诉出来,供大家一哂,就没有机会说了…… 而我这个话一说,有朋友老师或许就不下赐大作了,心说:“瞧你那德性,还邀人搭话呐,不知几斤几两,呸!”阔老爷对上门要饭的叫花子说的话,就是:“滚开去!” 这个我倒不怕。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怎么着,也能纂一本年选,还不能叫它失水准。因为,叫花子吃百家饭,总有善人怜惜他的。 我写这几句话,是不是有点儿傻?但不说,又憋得慌。 本人了无城府。我得叫人知道,这个蠢人,不把他在编辑杂文年选中遇到的难处和体味到的世态炎凉晒一晒,就像人家不知道他的心胸,也就针尖大似的。 罪过罪过。 即将上面类似于“花絮”的话,作为代序吧。选本内容,为“正剧”。是高是下,不评介了,渚君看过即知。 我只推荐一篇文章,《北京记趣:多余的一句话》,并向那位不知其名的作者致敬。我要求杂文是“议论”的。按我的标准,这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杂文,但是如果谁能把一段故事“叙述”成具有刘齐风格的这般机智模样,我宁愿把它看成杂文。真惭愧啊,在这篇序言收笔之时,我不禁脸红了,觉悟到那句“多余的话”,其实是为我“量身定制”的。用北京俚语说,我请各位爷先咂摸咂摸,那句“多余的话”,有多么“逗咳嗽”,怀着不无遗憾的玩赏和愉悦心情,憋着笑,慢慢选读其他篇什,别叫我上述一番灰暗的、多余的话,扫了您阅读本书的兴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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