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无畏、邬育伟编著的《北京百家佛寺寻踪》立志于搜集有关北京最著名的百家佛寺的相关史籍文本，通过走访见闻，在史料上以求其全，在建筑上以求其实，在书写中以求其趣，将各家佛寺的历史传承，民俗故事以及现有风貌一一记录在案，特别是通过实地拍摄的照片将百家佛寺在2006年至2010年间的形态固化下来，以求百年后，仍有一本档案式的书籍可供后人寻找当年这些佛寺的蛛丝马迹。

善无畏、邬育伟编著的《北京百家佛寺寻踪》共记录了北京市的一百家佛教寺庵，其中寺庵96所，加上雍和宫、西天梵境、宗镜大昭和万佛堂四家，合计为百家。在百家佛寺的检索中，以括号方式记录的是这些佛寺的惯用俗称以方便查询，无括号方式合并记录的则有三家，分别是智珠寺、恩慕寺和翠微山龙泉寺，这些寺庙因与所记寺庙密不可分故而一并以记之。此外，还记有佛寺所属的三家洞窟，分别是宝珠洞、宏业洞和孔水洞。此外虽然北京佛寺中佛塔众多，但考虑到主线为寺故将诸佛塔均以寺为单位加以记叙，不再另列名称目录。

《北京百家佛寺寻踪》共计16万余字，收藏有实地拍摄的照片近五百幅，所有照片均为亲自走访实地拍摄，其中凝聚着不少的心血与汗水。这些照片都出自原创，仅有数张如“乾隆皇帝像”这样的辅助性资料照片除外。

北京寺庙寻踪序

前言

智化寺

普度寺

普胜寺

雍和宫

柏林寺

嵩祝寺

通教寺

隆福寺

护国寺

圣祚隆长寺

宝禅寺

广济寺

妙应寺

圆广寺

广化寺

大藏龙华寺

永安寺

阐福寺

西天梵境

福佑寺

万寿兴隆寺

拈花寺

从容庵

保安寺

法源寺

天宁寺

报国寺

长椿寺

圣安寺

宝应寺

崇效寺

慈悲庵

隆安寺

夕照寺

法华寺

白衣庵

西黄寺

延寿寺

定慧寺

大慧寺

万寿寺

觉生寺

真觉寺

法华寺

十方普觉寺

恩佑寺·恩慕寺

慈寿寺

龙泉寺(凤凰岭)

黄普寺

金山寺

大觉寺

正觉寺

大报恩延寿寺

碧云寺

宗镜大昭

香山寺

法海寺

承恩寺

双泉寺

慈善寺

长安寺

灵光寺

三山庵

大悲寺

龙泉庵

香界寺

证果寺

崇国寺

万佛延寿寺

庆寿寺

灵严寺

双林寺

潭柘寺

戒台寺

灵岳寺

栖隐寺

西峰寺

云居寺

兜率寺

法象寺

常乐寺

铁瓦寺

万佛堂

灵鹫禅寺

白水寺

灵言寺

佑胜教寺

开元寺

常兴寺

云岩禅寺

龙泉寺(白龙潭)

云峰禅寺

普济寺

红螺寺

凤翔寺

和平寺

延寿寺

法华禅寺

灵照寺

金刚寺

后记

附录：行政区划检索

百纳文检索

拼音检索

笔画检索

参考资料

天宁寺

天宁寺最早由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5)创建，初名光林寺。历经数朝，隋仁寿二年(602)名“宏业寺”；唐开元年名“天王寺”；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名“大万安禅寺”；辽代在寺后建舍利塔一座，即现存“天宁寺塔”。元末寺院毁于战火，殿堂庙宇荡然无存，唯寺中高塔得以幸存。明朝初年，燕王朱棣下令在原废墟上重建天宁寺，规模比以前扩大。明正统年问(1436一1449)和明嘉靖三年(1524)两度修缮天宁寺，寺院规模扩大，除塔前辽代石幢及明代碑亭外，塔后还有大觉殿及广善戒坛，西北还有宗师府。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和四十七年(1782)两次修葺天宁寺，使天宁寺殿宇斋堂规制一新，成为京城一处胜迹，有“宛平八景”之“梵宫塔影”之称。清代中期，天宁寺为曹洞派所把持，寺中景物不复旧观。民国时期勉强维持，但寺庙面积仍有108亩，庙外附属土地187亩。

天宁寺寺院坐北朝南，前有山门，为灰筒瓦硬山式门顶，正门为石券门，门上题有“敕建天宁寺”，两侧各有一处券窗。山门内有一座须弥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绿琉璃瓦黄剪边大硬式山顶式建筑，明间为六抹菱花隔扇门，旋子彩画，殿前有月台，两侧各有一座螃首方座石碑，分别为乾隆二十一年及四十七年重修天宁寺碑记。殿后有东西殿各三间，房顶为灰筒瓦箍头脊硬山顶，为原释迦殿的配殿，殿后中轴线上耸立着高大的天宁寺塔。国内外学者认为该塔建于辽重熙十七年(1048)或辽大康九年(1083)。

天宁寺各殿有前代遗留下来的铜质、泥质接引佛、弥陀佛、释迦佛、药师佛、准提佛及菩萨、罗汉、韦驮塑像等20余尊，其中接引佛高约3丈，菩萨及韦驮像高约5尺，俱为铜质，另外还有明代所铸造的铜钟、铜磬等物。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留有“万古光林寺，相传拓跋宫”的诗句。清乾隆皇帝为寺内大殿写有“常清净法”、“觉路慈缘”等匾额。

天宁寺塔是一座辽代修建的平面呈八角形的13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各层塔檐的角梁皆木质，檐瓦、脊兽、套兽等饰件皆以琉璃制作。塔通高57.8米，无梯级可登，它建于一个方形砖砌的大平台上，平台上为八角形须弥座，下层基座各面以短柱隔成六座壶门形龛，龛内雕狮头，龛与龛之间雕缠枝莲，转角处浮雕金刚力士像；上层基座较小，每面也以短柱隔为五座壶门形龛，龛内浮雕坐佛，龛与龛之间及转角处均浮雕金刚力士像。基座之上为平座部分，平座勾栏上雕刻缠枝莲、宝相花等纹饰。平座之上用三层仰莲座承托塔上部及两侧浮雕金刚力士、菩萨、天部等神像，塔身隅角处的砖柱上浮雕出升降龙。第一层塔身较高，几乎占全塔高度的1／3。第一层塔身上施密檐13层，除初层稍远而外，其他各层均不远出，塔檐紧密相叠，逐层递减，不设门窗，整个密檐轮廓形成丰满有力的卷刹。塔顶的塔刹为砖制两层八角仰莲座上承宝珠。据《京城古迹考》载：原塔檐上悬“有铃2928枚，合计重10492斤。”清乾隆初已渐次零落。1976年唐山地震时此塔受损，塔顶宝珠被震碎，局部瓦件下坠，但塔身尚属完好。

天宁寺塔整体稳重挺拔，雄伟而壮丽，是典型的辽代密檐式塔造型，而且塔上雕刻精美，技法高超，是现存的辽代建筑代表作之一。梁思成曾盛赞此塔富有音乐韵律，为古代建筑设计的一个杰作。从城市规划来讲，天宁寺修建之初正地处辽南京城的北部，使这座城市的平面布局和立体轮廓在平缓中有突起，从而给燕京城增添美色。

寺内僧人曾传说天宁寺塔的饰物声音高了，塔身就会出现光色。这种情景有时一年一见，有时数年一见。明朝嘉靖年间某年三月二十八日晚，诗人王世贞恰好借住寺中，入夜，微雨簌簌，塔上饰物响声高了，只见塔身发出青白色的光焰，上下闪烁，到了天亮才消失。

“宛平八景”中的“梵宫塔影”也是天宁寺塔的一个奇景。据《帝京景物略》称每天日头当空之际，塔后大士殿的中正门关闭后，当阳光从门缝中射入，整个塔的影子会倒现于殿中。“为舍利珠影也，珠光上聚，报入塔影，影入隙光，光则倒受。倒者，光中塔影，非此塔景也。佛光，日也，舍利珠光，月也，光色青白，每见，以夜及晦及雨也。佛光恒在，入目体阴，避光日中，见影门隙。”《天府广记》则称当阳光射入殿门窗隙内时，殿内会出现数十个塔的倒影。但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塔后已无大士殿，故已难以考证。

在清朝，天宁寺中“设有花肆，尤以桂花、秋菊为有名”，此外还有牡丹和芍药等花，每到春秋两季京城中人纷纷携酒前去赏花野眺，文人骚客前去访古探幽，留下不少诗篇。寺中还常有卖鼻烟的，游人多要买些回去赠送亲友，故有“天宁寺闻鼻烟”的俗语。

现今的天宁寺只保存了原有规模的中路院落，解放后，天宁寺成为北京唱片厂厂区，寺院山门内为民居。20世纪70年代初，美籍华人杨振宁博士专程访天宁寺，但未能入内，遂向中央写信提出对该塔进行保护。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天宁寺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0年代初，开始拆除周边建筑物，并于2007年重新整修后对外开放。现今天宁寺后院建有题为“若兰”的“塔影”禅房，设有僧人讲坛，定期向僧众开放。

杂谈——名僧姚广孝

名僧姚广孝(1335—1418)是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诗人和佛教活动家，江苏吴县人，14岁出家学佛，法号道衍，字斯道。据传明太祖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一日前往寺庙敬佛祈福，僧人姚广孝赠送燕王一顸白帽子，是为“王”字头上加“白”帽子成“皇”之典故。明洪武十五年(1382)，姚广孝被举荐为燕王的老师，并一路跟随燕王朱棣，劝从朱棣到北平任燕王，当明惠帝削藩时，姚广孝劝进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并最终夺取大明江山，使朱棣成为明成祖，并登基开创“永乐”盛世。

明永乐六年(1408)道衍随圣驾回到北京，永乐皇帝复其姓，赐名广孝，授太子少师。迁都北京之后，姚广孝并不因辅政有功而居功自傲，始终以僧人打扮，不蓄发，不娶妻，拒不接受明成祖皇帝所赐予的宅第、宫人，仍世居北京寺庙之中辅佐朝政。他长期居住于金元名刹双塔庆寿寺(今已毁，在长安街北侧，电报大楼一带)，晚年移居天宁寺，住在天宁寺塔西北旧有的别院：宗师府。后又回到庆寿寺，并于永乐十六年(1418)在84岁时趺坐而逝，朱棣对此不胜哀伤，停止视朝三日，追封荣国公，卜地西山建塔，是为房山区崇各庄常乐村的“常乐寺姚广孝墓塔”，现仍有墓葬塔和石碑留存。

姚广孝曾参与重修明《太祖实录》与编纂《永乐大典》等工作，也是明成祖铸造“永乐大钟”的“总工程师”，为迎接佛牙舍利，姚广孝曾参与了第三次郑和下西洋并亲自迎取佛牙来朝，他是对北京城建乃至北京佛教事业具有重大贡献的方外高人。

荣国公姚广孝，即道衍和尚，能以一介僧人，改变了明王朝的历史，而且始终能够保持僧人本色，实为“千古一圣僧”！

P48-50

北京的佛寺

北京的佛寺无论是存在的数量，还是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据传潭柘寺始建于西晋(265—317)，当时还没有形成现在的北京城，但北京城的雏形燕、蓟之地均已建城。东魏元象元年(538)幽州刺史尉长苌舍宅兴建的尉使君寺是目前所知有具体创建年代和可靠史实的北京地区最早兴建的一座佛寺。隋唐时期，北京城有佛寺历史记载的有云居寺静琬刻经，隋炀帝萧皇后施绢千匹资助；唐太宗征讨朝鲜回国，在幽州建和平寺、悯忠寺；武则天敕建大云寺。在唐代，北京建寺近百座，幽州城区有寺庙近20座，著名者如悯忠寺、宝集寺、崇效寺、胜果寺、天王寺等。唐朝形成了幽州城区、房山白带山与今天津市蓟县盘山呈三足鼎立的佛教寺院集中分布态势。

辽代开始，北京正式建都，称南京，从此开始了佛寺在帝王推动下的逐渐兴盛。据《契丹国志》记载辽代燕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辽圣宗、道宗都亲自参加佛教活动，并形成了辽“八大水院”等一系列佛寺，此时禅宗十分盛行。

金代，北京是金中都，在金熙宗、世宗主持下寺庙兴建出现了两次高潮，所建寺院规模更加宏大，新建寺院有大庆寿寺、万寿寺、圣安寺、大觉寺等。

元代，北京称为大都，由于元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尊奉藏传佛教的活佛为帝师，登基时要从帝师受戒，在位时都要兴建几座寺庙纳福，所以，元大都兴建的藏传佛教寺庙数十座，如忽必烈建大圣寿万安寺(今妙应寺)、元成宗建大天寿万宁寺、元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和大承华普庆寺、元仁宗建新华普庆寺、元文宗建大承天护国寺等。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和尚出身，永乐皇帝朱棣又是在名僧姚广孝辅佐下夺取了大明江山，首都北迁北京后，明皇室中以永乐帝、孝定皇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帝王嫔妃十分推崇佛教，所以寺庙建造更加兴盛，加之明朝宦官建寺修来世成风，所以明代北京建起了真觉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慈寿寺、法海寺等，北京城的寺院数量达到了千余所。

及至清朝，入北京城的开国皇帝顺治相传出家为僧，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均信佛参寺，使得北京城的佛寺更加繁荣兴盛。清《乾隆京城全图》中北京城标有胡同1400条，但内外城寺庙却标有1207座，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寺庙，其中仅供奉观音为主的观音庵有87处、白衣庵21处，总共就有108处，居众庙之首。这个数目还没有计算清代大量散布在北京城郊的佛家寺庵。

民国时期，北京对寺庙共进行过三次调查登记。1930年全北京共登记有各类寺庙1734处，1936年为1135处，1941年降为783处，其原因是不少寺庙年久失修或被改为民居。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九月出版的《北平庙宇通检》中，有史实记录可查的寺庙共计949家。上述统计的寺庙数目中包括有道教、儒教和祠、坛等非佛教宗教场所，但其中佛寺数量均占绝大多数，故至1949年解放时，北京的佛寺应该存有五百家左右。

北京的佛寺之所以能保持如此大的数量，长盛不衰，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其一，中原王朝的三次“灭佛”均没有波及幽州地区。唐武宗“灭佛”，幽州处于河北藩镇割据，对此诏令没有认真执行，反而促使关中、河东等地的僧人纷纷拥入幽州避难。五代周世宗再度“灭佛”，当时的燕云十六州已割让给契丹(辽国)，故不在后周管辖下，又使大量中原僧人逃往幽州。三次灭佛非但没有使北京的佛寺遭到打击，反而使大量的佛教人士流人北京，兴盛了北京的佛教。其二，北京作为首都，帝王将相长住其间，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追求精神文明，特别是通过信佛参寺来表达对今世的祝福和来世的祈愿。上至皇帝、太后、贵妃，下至达官贵人，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后代子嗣的太监宦官而言，建寺信佛可求为来世积福，更可以以此圈地建起宏大的生后墓园，故而修建寺庙十分兴盛流行。其三，北京作为首都，处于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佛寺的兴盛不仅可以帮助帝王加强政治外交，也可以从文化上教育奴役平民百姓。而全国的经济活动均集中指向北京，所以北京有很多官场和商场上的不义之财也促使当事人为求心理平安，将大量金钱用来投资建寺，倡导慈善事业。此外，北京城地处北方，气候干燥，木构建筑容易保存，而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又齐聚首都，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北京建筑和保存佛寺，使得北京城的许多佛寺得以传世不灭。

北京佛寺对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传承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上，清朝时期，雍正皇帝用嵩祝寺、智珠寺和法海寺来安置蒙古章嘉呼图克图；乾隆皇帝通过建造西黄寺、宗镜大昭等接待来访的达赖、班禅等诸位活佛，以此稳固拉拢与其的感情，巩固了对西藏、蒙古等边远地区的统治。经济上，由于中国的商业并不发达，北京佛寺庙会就起到了搞活经济，促进商业交流和推动娱乐发展的作用。据民国初年统计，北京城内及郊区共有庙会36处，其中土地庙、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花市集、海王村公园、东岳庙合称“七大庙会”，最热闹的要数东城隆福寺庙会和西城护国寺庙会，并形成了“东庙”和“西庙”之说。文化上，北京佛寺有其建筑风格的演化，也有宗教内核的变迁。北京的佛寺是汉、藏佛教兼容并存的，在宗派归属上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据《松漠纪闻》载：“(金中都)燕京兰若(寺庙)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宗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金代末年，律宗与禅宗易位，禅宗大盛。但至元、清两代，藏传佛教受到帝王推崇，喇嘛教盛行。至清中后期，净土宗兴起，汉传佛寺往往成为禅净合一的寺院。据1928年统计，北平城有宗派可查的佛寺408所，禅宗的五大宗派均有一席之地，其中临济宗最盛，以249所占首位；贤首宗61所；南山律宗45所；法相宗6所；其余还有其他各种流派。

解放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北京佛寺的破坏十分严重，佛寺的数量锐减，及至“文革”结束，大多数的佛寺已破败不堪，只剩残垣断壁。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人文方面的进步促使国人逐步重视对北京佛寺的重修和保护。但由于文化的断代缺失，世人对北京佛寺的历史和人文价值仍知之甚少，现今能够在北京找到遗迹的佛寺约在二百家左右，但也有更多的佛寺正随着土地的利用开发，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不久的将来其中的许多佛寺将会无迹可考。

为了及时地保存历史，定格住北京佛寺的现有面貌，我们历时四年，完成了这本《北京百家佛寺寻踪》一书。本书立志于搜集有关北京最著名的百家佛寺的相关史籍文本，通过走访见闻，在史料上以求其全，在建筑上以求其实，在书写中以求其趣，将各家佛寺的历史传承，民俗故事以及现有风貌一一记录在案，特别是通过实地拍摄的照片将百家佛寺在2006年至2010年间的形态固化下来，以求百年后，仍有一本档案式的书籍可供后人寻找当年这些佛寺的蛛丝马迹。

全书共记录了北京市的一百家佛教寺庵，其中寺庵96所，加上雍和宫、西天梵境、宗镜大昭和万佛堂四家，合计为百家。在百家佛寺的检索中，以括号方式记录的是这些佛寺的惯用俗称以方便查询，无括号方式合并记录的则有三家，分别是智珠寺、恩慕寺和翠微山龙泉寺，这些寺庙因与所记寺庙密不可分故而一并以记之。此外，还记有佛寺所属的三家洞窟，分别是宝珠洞、宏业洞和孔水洞。此外虽然北京佛寺中佛塔众多，但考虑到主线为寺故将诸佛塔均以寺为单位加以记叙，不再另列名称目录。

在行政区划上，北京的百家佛寺涵盖了北京现有的18个区县，每个区县至少一家，多者如海淀区达18家。区县的顺序以北京紫禁城为中心，呈逆时针方向排列。北京内城共记录佛寺36家；外城共记录佛寺64家，两项合计一百家，依次是：东城区12家，西城区24家，以上内城36家；朝阳区2家，海淀区18家，石景山区12家，丰台区2家，门头沟区7家，房山区8家，大兴区1家，通州区1家，顺义区1家，平谷区2家，密云区3家，怀柔区2家，昌平区3家，延庆县2家，以上外城64家。为求快速检索佛寺，本书还以笔画与拼音两种方式编列了检索目录，其中也包括了对百寺中一些带有俗称的佛寺名和著名胜迹名，可以帮助您尽快找到所想了解的佛寺。

为求趣味性，同时也为补齐各家篇幅，在本书中结合北京佛寺的相关内容，特意书写了近30篇百纳文，其中包括佛教文化和杂谈，这些百纳文不仅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解读佛寺史实文化的线索，也可以增长佛教知识与见闻。

本书共计16万余字，收藏有实地拍摄的照片近五百幅，所有照片均为亲自走访实地拍摄，其中凝聚着不少的心血与汗水。这些照片都出自原创，仅有数张如“乾隆皇帝像”这样的辅助性资料照片除外。

本书的史实资料尽可能地博采众家之长，引用转述书籍38本。由于本书本着记录北京佛寺历史之目的，并无赢利之意，所以对引述的相关内容在此一并对历朝历代的诸位作者致以敬谢之意，相信对于大家而言，这本身也是一桩功德所在。

希望这本《北京百家佛寺寻踪》能够带领您进入北京城数千年的佛教历史之中，体会到北京历朝历代与佛寺相关的人与物的悲欢离合，享受到中国都城佛教文化的辉煌与荣耀，也期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在此浮燥的时代，既有知识更有文化，不忘记中国数千年文明的伟大遗产，更应延续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中华民族之精、气与魂，牢记历史，传承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开创中国的万年盛世！

二O—O年七月

于上海宝兰轩

该放下了！这本历时四年，记录着北京辛路历程的探寻之旅，凝聚着寻找和创造慈善的无尽心血，力求追求心灵平安和内心宁静的拙作终于收笔了。

四年了，物是人己非！自2006年首次驻足北京成为中国善行苦旅的“斗士”，到2008年离开北京时“功未成身先退”的无奈，再到2010年本书在诸多家人好友共同鼓励下的最终收关，在这四年时间里，许多的事发生了变化，许多的人成为了历史，许多的心情已不复存在，许多的甜酸苦辣已成为往事。这本书的结语，是该放下的时刻，一切均到了该放下的时候，我也该将这四年的北京之旅放下了。

四年了，恩师王振耀先生为促进慈善事业投身于了更广阔的空间；四年了，北京的开拓事业虽有小成但也已成为历史；四年了，同事和环境虽都已发生变化，但追求善行的努力却始终未曾放下；四年了，北京的情感已逐渐消退，不变的是心但变的却是情。这就有如本书所记述的佛教寺庙，在北京的近千年历史中，四年又算得了什么？这些寺庙无论是在哪个朝代，都是因为有情才会诞生，但也因为年轮才会消亡。有情是因为人，各种时代与类型的人，他可能是帝王，可能是宦官，可能是平民，可能是僧尼，可能是活佛，可能是信众，因为有情，所以才会在北京建起这样一座又一座的佛寺。四年对一座佛寺而言十分短暂，但对一个人而言，四年却也实已不是一个小数字，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与命运。

回顾从到北京后的这四年，应该讲是无怨无悔了，得到了许多善与爱，铭记着许多人与事，感激于许多恩与情，这些人事艰辛都是自己人生的巨大财富，足以享用一生，回味一世。但同样，在这四年里，一直想用探访百家佛寺来解读历史，探寻真理，理解人生。人生却是如千年苍桑中的这些百家佛寺，历尽苦难，也未可知何处何时是彼岸。人就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波逐浪，缘聚缘散，如果没有精神的桅杆，意志的舵轮，他只会迷失在烟波浩渺之中。寻访百家佛寺的历史，铭记与之相关的人事典故，理解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才能深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明白永恒不变的是人的崇高信念与意志，而现人往往沉迷追逐的却是一些虚妄无聊的外相俗念，由此或可悟“生亦何乐，死亦何苦”的道理。

由于忙于许多的外相俗事，本书的书稿一拖再拖，在2009年7月26日曾有幸将此书先期完成的60家寺庙以一寺一纪念的方式，印制以祝福祖国母亲的六十诞辰。如今一年已过去，这本百家佛寺得以收关于庚寅年六月初六，用以纪念佛贶节和“英德堂”的落成。北京的佛寺故事要放下了，北京的因缘际会也要放下了，但自己内心的体念和精神却永远不会放下！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家人与爱人，正是您们无私的支持才鼓励我最终得偿此愿；正是由于您们的陪伴才造就了这本北京历史记忆的片段，才使我得以留有这一片美好回忆的空间！

谨将此书作为一份诚挚的祈福，衷心地祝愿父母家人幸福长寿！祝愿父母亲大人邱德宝先生、陈兰英女士万寿、长安、常乐！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安、慈善、和平！

回不去了！活在当下，勇于放下！

善无畏于上海英德堂

庚寅年六月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