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伯特·达恩顿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书将18世纪的一个分裂的社会组合起来。在革命前的法国，这个社会——或者说是黑社会——以制作和传播非法文学为生。当时，这个社会对于其创始者之外的其他人来说，是隐形的，而且自那以后，即被历史掩埋，以至于看起来很难被挖掘。为什么我们今天甚至试图将其拼合回来？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是著名的欧洲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代表作之一，描述了由盗版书商、雇佣文人、串街小贩、走私者以及警方密探所构成的隐秘世界，一个启蒙运动的“地下社会”。通过大量未曾披露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本书首次揭示了已经消逝于历史中的18世纪“地下反文化”的迷人故事。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作者美国罗伯特·达恩顿，刘军翻译。

第一章 高贵的启蒙，卑下的文学

第二章 格拉布街的密探

第三章 逃亡中的小册子作者

第四章 外省的地下书商

第五章 边境对面的印刷所

第六章 阅读、写作与出版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一星期后，奥斯特瓦尔德传来一些坏消息：修道院院长说白斗篷修道院没有任何多余的教学职位，尽管他们会在职位一旦空缺时考虑勒塞纳。②勒塞纳立即写了封回信，恳求帮助并充分解释了他必须逃离法国的原因。“一级神职人员得到权力没收《神甫回忆录》，这本著作攻击主教税、什税的滥用以及福利分配。在袭击行动中，他们发现我同印刷商和合作者的四封通信。自那时以来，他们一直非常积极地追捕我们。那些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人，首先是达朗贝尔先生，已建议我去国外，等待暴风雨的平息”。

现在勒塞纳的逃亡背后的整个故事变得清楚了。他被发现在神职人员大会召开的敏感时期写作反对高级神职人员的财富与特权的宣传品。这些会议往往会就法国教会的管理和财政问题产生争议，在1780年春天，尤其引发了一些异常激烈的论战。《秘密回忆录》里面有几篇文章谈到主教的专制及堕落，主教们抱怨个人和集体都被诬蔑，在他们的要求下，政府没收了大量的小册子，其中包括2000册勒塞纳的《神甫回忆录》。④他在5月24日的一封信中向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提出此书的计划：“神职人员大会将于下周-29日召开，我想在其开会期间印一本相当简短的小册子，可以在主教休会之前在巴黎发行。”但是瑞士人对此像对他的其他提议一样不加关注，因此他不得不在法国秘密地印刷。有人向政府告发了他，政府没收了几乎全部的《神甫回忆录》，以及他所有的手稿和文件；现在，身怀密札，他们要尽力抓捕他。

1781年1月，勒塞纳觉得警察近在咫尺。“尽管我做了伪装，还是被迫离开沙特尔……您看，先生，我没有避难所就无法生存，成为我的朋友们的负担，惶惶如惊弓之鸟。”他计划接下来去波梵（Provins），但他无法预测他何时或如何到达那里，因为那条路线充满了危险，他还不得不步行前往。杜福赛神甫将转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来信，勒赛纳热切地希望，他们将至少为他提供在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兼职工作。他可以为《瑞士杂志》写文章。他可以依靠记忆重新写作《新神甫法典》（Nouveau code des cures）。他还可以再次编纂《伏尔泰先生名言选集（依字母排序）》（Pensees choisies de M.Voltaire rangees par ordre alphabetique），一本他根据达朗贝尔先生的建议所编、被警方没收了的选集。“达朗贝尔先生向我提出了此书的大纲，并指出了需要重点强调的主题……他正式答应我，他将监督此书的销售。有了这样的指导，这必定是好的选择。”勒塞纳大肆鼓吹他这唯一的可资利用的“保护者”，强调达朗贝尔是他的“导师”，并许诺让他出版达朗贝尔著作的权威版本。如果这个诱惑还不够充分的话，也许奥斯特瓦尔德可以把聘请他作为一项救济行动：“请暂时屈尊降贵，像父亲一样对我，让您的内心说话。我既无卢梭的才能也无伏尔泰的天才……但我自夸地说，我有他们的工作热情。”

一个月后，勒塞纳抵达在沙特尔东面84英里的波梵，他已经跌到了谷底。他不能为《瑞士杂志》写作任何文章，因为他无法购买书籍来评论。他不能提供任何手稿出售，因为它们被警方全部没收了。他甚至不能寄出《神甫法典》的内容简介，因为他付不起邮费。他沉疴在身，在前往波梵的雅各宾派修道院的路上，跋涉在二月的严寒和泥泞中时，脑海里还想象着追捕他的密札。“我到达那里时累得要死，满身泥泞，一路上警报不断。”勒塞纳写道。修道院的副院长，一个被称为法戴尔神甫（Father Fardel）的朋友，可以让他躲藏一会儿，但勒塞纳坚持不了更长的时间。“因为这是最终结束这种漂泊的生活的时候了。我只希望安顿下来，开始工作……这都取决于你：结束我的苦难，最终得到我向往的唯一的东西——工作和生活。”他已经陷落到伏尔泰所描写的“可怜鬼”的生命周期中最卑贱的阶段了：

疲倦啊！我在这被诅咒的命运中去向何方？

没有面包，没有住房，也没有荣誉，

我决心结束我的事业。  P94-96

本书将18世纪的一个分裂的社会组合起来。在革命前的法国，这个社会一或者说是黑社会（underworld）一以制作和传播非法文学为生。当时，这个社会对于其创始者之外的其他人来说，是隐形的，而且自那以后，即被历史掩埋，以至于看起来很难被挖掘。为什么我们今天甚至试图将其拼合回来？ 

我的第一个回答是，重建社会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历史学家从事这项工作，并非出于挖掘档案和翻检古老文件的古怪热情，而是因为渴望与逝者交谈。通过拷问文献，倾听答案，历史学家不仅能听到逝者的灵魂，而且能衡量他们寄身的社会。如果我们与过去的世界断绝了联系，就只能生活在一个二维的世界里——时间凝固的现在，我们的世界也会变得平板。

要把格拉布街（Grub street）的写手、盗版书商、斗篷下掖着禁书的小贩写进一本书里，这听起来有点古怪。但这个主题比看起来要重要得多。大量文献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查禁，在今天仍是如此，正如我们在苏联的禁书及东欧集中营中的“流亡大学”（flying university）中所见到的那样。地下文学在18世纪尤其重要，因为当时存在着检查制度、警察和政府垄断的图书出版业，以便宣扬官方认可的教条。当要传播异端思想时，地下文学就大行其道。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学家对于旧制度时期合法文学的写作、印刷、传播和阅读的过程都知之甚少，对于禁书制作过程的了解就更等而次之了。然而今天为我们所忽略的大部分18世纪法国文学是在法律的阴影中流传的。本书即是关于这些禁书的概览。

我得以揭秘这些禁书，是因为十七年前我得以实现一个历史学家的梦想：看到了无数未经阅读的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瑞士纳沙泰尔（Neuchatel）市立图书馆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societe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的文件中。该印刷公司是在法国的边界附近出现的众多出版社中的一个，这些出版社是为了供应法国所需要的盗版和违禁书籍而出现的。这些文件包含着关于18世纪出版社的生存状况的最丰富的信息。经过仔细阅读，我决定参考法国的补充资料——警方、巴士底狱以及书商行会的档案，并写了一系列研究18世纪欧洲书籍作用的文章。这些研究的第一部分结集为《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e，1775-1800），出版于1979年。本书是第二部分。

在尽可能地检视了地下文学之后，我认识到，提供一系列草图比一个大场面更能有效地描述这一世界。历史草图提供了捕捉人类动机的方法，通过把事物置于陌生的光线下，从不同的角度检视其复杂性。这也能够传达在研究过程中遭遇令人惊奇的人性多样性时的含义。在研读档案的过程中——一份档案又一份档案，一封信又一封信（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收集的文件中有50 000封信），我不断地被震惊，被打动，从晦暗中隐现的生活，逐渐显示出独特、个人的形状，在写作、印刷或贩卖书籍时显露出来。打开自18世纪以来即无人阅读的包括50封或100封信件的一份档案，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它们是否出自巴黎的阁楼，一个年轻的作者在那里奋笔涂鸦，他的眼界悠游于文坛和一楼房东太太的威胁之间？他们是否会令人想起偏远山区的造纸者的辛劳，在诅咒着天气毁掉了他们的身体，邮差送错了信件？也许他们半成品的涂鸦之作必须大声地朗读出来，以便耳朵可以获取那些累眼的信息，而一次走私行动的轮廓将会清晰起来。这些文件可以带你进入一家印刷所，在那里，工人在印刷机前弯腰弓背地劳作；或者带你到柜台下，那里摆放着煽动性的书籍；或者是巡回的路线，商人沿着它们在马背上传播启蒙运动；或者沿着大河，前往阿姆斯特丹和马赛这样的贸易中心（entrepots），以及广泛分布的文学市场：里斯本，那不勒斯，法兰克福，莱比锡，华沙，布达佩斯，莫斯科。

这些信件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揭示任何东西，因为它们经常会带给你惊喜。就在你认为你的作者将要谋取一份嫁妆，他却因为一封密札（lettre de cachet）*而逃出了城。一箱书刚刚运到港口，却被反盗版官员擒获。你心目中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可信的人，你心目中的哲学家变成了警方的间谍。当你注视着出版商的投机行动被破获，满车的书隆隆驶过整个大陆，你眼中的人性在不断变换形状。印刷催动的世界有其自身的“人间喜剧”（comedie humaine），如此丰富和复杂，以致难以压缩在单独的一卷中尽述。所以我努力勾画其中最有趣的部分，而将在随后的著作中进行系统的研究。

在调查奇异多样的地下文学世界的人物时，我遇到了一些典型的历史学难题。启蒙运动究竟有多深入地渗透进法国社会？激进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旧制度的毁灭？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在从出版者的角度审视这些档案时，这些问题看上去不再那么抽象，而是更切实——与教科书中的模式相比较而言。如果这些问题无法得到绝对的回答，它们可以化约为可以处理的部分，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以叙述的形式进行解决。本书即介绍了这些个案。

在这样做时，本书试图论证一个扩大了的精神史，并且认为，混合的类型，即观念的社会史，有助于提供关于启蒙运动时代的新颖评价。通过对于启蒙运动时代的皇皇巨著的反复阅读，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建构起了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独特阶段的启蒙运动的图景。他们劳动的价值无须争辩，但我乐意强调超越这些巨著的界限的重要性，以便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作者如何在文人共和国追求自己的事业？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对他们的写作有影响吗？出版商和书商如何运作？他们的商业运作方式影响了消费者的文学消费吗？文学是什么？读者是谁？还有，他们怎么读书？

这些问题可能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产生影响，但它们对理解旧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18世纪，一个普通读者群出现在法国；公共舆论积聚着力量；意识形态方面的不满不断涌现，并与其他潮流一起，引发了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书籍对于这一事件的酝酿作用巨大，但是其贡献并不能仅仅通过研读文本得到理解。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些书籍背后的社会，从格拉布街开始，在那里，这些书籍得以成形，并不断地通过印刷所和走私渠道进入一个巨大的地下文学世界的地下生意和黑市贩卖。本书只是初步考察了这一领域，但它应该足以开启一个失去的世界，有助于我们检视那些已经消逝在历史中的生活。

罗伯特·达恩顿教授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书的翻译始于2008年年底。2009年，译者前往日本访学，翻译工作暂时中断。2010年译者回国后，利用工余时间断断续续进行翻译，迟至2011年交出译稿。译者在此要感谢谭徐锋先生的宽容和督促。同时，译者还要感谢本书责编吕鹏军先生对译文的指正和完善。

罗伯特·达恩顿教授及时回复了译者请教本书部分术语的电子邮件。译者在此对于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译者的法语荒疏多年，本书中所涉及的法国历史事件、人名等相关法语专名，有赖爱人韦娜帮助查阅、检索和翻译，译者在这里要向她高效的工作表示感谢。

译事之优劣、难易，有赖于责任、热情，更有赖于学问、识见。翻译中，译者虽多方查考，广为搜求，常有殚精竭虑之感，但因并非法国社会文化史的专门研究者，学力未逮，识见不周，而致译文必有舛误错漏之处，尚请方家不吝指正。

刘军

2011年11月20日于燕园

本书是杰出的历史著作……对想了解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生活的人来说，达恩顿以原创性而声名卓著。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人民之间持续的冲突，同时也是观念的战争。任何读者想理解那个时代，最好从达恩顿的著作开始。

——《纽约书评》

达恩顿的著作不仅描述了18世纪的出版史，而且揭示了文学世界的底层公民对旧制度的崩溃所做的贡献。那些希望一瞥正常文学背后“地下世界”的读者，一定要读一读这本既令人惊奇又脍炙人口的著作。

——《纽约时报书评》

很少有用力勤勉的原创性研究著作（辅以达恩顿活力四射的文字）能像这本著作如此令人着迷。

——《波士顿环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