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后七年，也是毛泽东人生的最后七年，他两次在南方做出重要决策，两次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历史走向。

《毛泽东南方决策》运用历史亲历者的回忆，独家揭秘毛泽东生前最后七年两次南巡秘闻！

最详实、最准确、最接近历史真相地讲清楚了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被毛泽东打落尘埃，五七一工程败露，林彪等人仓皇出逃折戟沉沙的历史谜案，以及毛泽东在1974年选择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的接班人身份的来龙去脉和幕后秘闻。作者薛庆超数十次沿着毛泽东这一期间的行动轨迹，进行实地调研，独家披露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北京270天的来龙去脉、所行所思和重大决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视察南方，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

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南巡，会见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特别是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广东省委广西区委和广州军区、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北京市委和北京军区的党委书记、司令员、政治委员等，发表一系列“南巡谈话”，作出粉碎林彪集团的“南方决策”。

《毛泽东南方决策》运用大量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集团的审判记录等原始材料，用确凿的证据，回答了国内外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种种“传说”，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4年7月至1975年春天，毛泽东先后在武汉、长沙、杭州休养、治病、工作270天，作出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

在此期间，毛泽东作出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南方决策”。

《毛泽东南方决策》作者薛庆超曾数十次沿着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行动轨迹，实地调研，独家披露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北京270天的所行所思和所有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南方决策”：粉碎林彪集团

引子

第一章 老一代革命家奋起“二月抗争”

第二章 林彪集团达到鼎盛

第三章 从井冈山到毛家湾

第四章 林彪集团图谋不轨

第五章 “跃上葱茏四百旋”

第六章 《我的一点意见》影响巨大

第七章 “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

第八章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

第九章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第十章 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新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第十一章 林彪集团拟定武装政变计划

第十二章 毛泽东频频发表南巡谈话

第十三章 会见南方党政军高级干部(上)

第十三章 会见南方党政军高级干部(下)

第十五章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第十六章 林彪集团刺探毛泽东南巡情况

第十七章 林立果等密谋刺杀毛泽东

第十八章 “怎样发现林彪集团搞政变活动的？”

第十九章 林彪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上)

第二十章 林彪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下)

第二十一章 “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

第二十二章 周恩来：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全国“禁空”

第二十三章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的自述

第二十四章 周恩来驾驭全局，指挥若定

第二十五章 “林彪外逃，机毁人亡是最好的结局”

第二十六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南京军区

第二十七章 中共中央命令：逮捕王维国、陈励耘

第二十八章 清查林彪政变活动的来龙去脉

第二十九章 周恩来痛哭失声

第三十章 “折戟沉沙铁未销，蒙古大火烧林彪”

第三十一章 中国大使应对“中国政治之谜”

第三十二章 周恩来澄清林彪外逃真相

第三十三章 中央军委对林彪的最新评价

毛泽东“南方决策”：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第一章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第二章 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第三章 中共十大：筹备与召开内情

第四章 毛泽东确立新的接班人

第五章 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发迹史(上)

第六章 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发迹史(下)

第七章 邓小平再次脱颖而出

第八章 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第九章 江青集团制造新的内乱

第十章 一场确定“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斗争

第十一章 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发言

第十二章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

第十三章 毛泽东回到家乡养病

第十四章 领袖与机要秘书

第十五章 “为什么要批判《园丁之歌》?”

第十六章 “主席看了这出戏，主席说是好戏”

第十七章 历史巨人的晚年心态

第十八章 “四人帮”密谋“长沙告状”

第十九章 “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第二十章 周恩来抱病飞往长沙

第二十一章 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

第二十二章 南方决策得到圆满实现

第二十三章 “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第二十四章 “远交近攻”，会见西方政治家

第二十五章 “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

第二十六章 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

第二十七章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二十八章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新老交替的历史经验——邓小平与新老交替

附录二：

再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跋：

追寻毛泽东，“七次下江南”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则是一场“十年内乱”。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曾经被宣扬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这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

首当其冲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了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

接着，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提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

随着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步步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等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使老一代革命家寝食不安。当上自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下至车间主任、劳动模范，一个一个被打倒的时候，以毕生心血和智慧来铸造人民共和国大厦的老一代革命家，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混乱局面。

有一天，叶剑英以激愤的心情，挥笔填写了一首《虞美人》的词：

串联炮打何时了？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叶剑英曾经以此词赠给陈毅，互相勉慰。

陈毅读后，大加赞赏，连连称赞：“绝妙好词”！

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陈毅和叶剑英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思想和立场是一致的。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不久，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即被江青等人指责为“镇压群众”，加以批判。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同江青集团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任意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的行为，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史称“大闹京西宾馆”。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怒不可遏，终于拍案而起，面折廷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面怒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在2月11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拍着桌子，气愤地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P9-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视察南方，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

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南巡，会见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特别是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广东省委广西区委和广州军区、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北京市委和北京军区的党委书记、司令员、政治委员等，发表一系列“南巡谈话”，作出粉碎林彪集团的“南方决策”。

本书运用大量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集团的审判记录等原始材料，用确凿的证据，回答了国内外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种种“传说”，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4年7月至1975年春天，毛泽东先后在武汉、长沙、杭州休养、治病、工作270天，作出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

在此期间，毛泽东作出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南方决策”。

本书作者曾数十次沿着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行动轨迹，实地调研，独家披露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北京270天的所行所思和所有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角和主人。同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认为，当杰出人物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愿望、集中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巨大潜能和力量、团结了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推动历史潮流朝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反之，则会影响历史的正常发展，甚至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国古代所讲的“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是有机的辩证统一，它们之间既是辩证的，又是统一的，不能单纯地只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二者的关系是缺一不可。只有杰出人物，没有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杰出人物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去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和思想的源泉。同样，如果只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否定或者忽视杰出人物的影响和作用，对历史发展的阐述就会出现片面性。

20世纪发生的中国革命，造就了整整一代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共同愿望，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前进。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选择，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任中央局秘书，以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具有较早在中共中央机关从事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指出开展农民运动和农民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同党内排斥农民运动、压制农民运动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受中共中央委托，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领导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并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必须研究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

我在初中阶段，曾经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和所有几千条注释，是学校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从高中、高中毕业到恢复高考、考上大学之前，又曾经数十遍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和所有几千条注释，由此奠定了大学期间、大学毕业后从事党史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的坚实基础。

对于研究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我一直具有浓厚的兴趣。

“板凳要坐三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关于治史的格言，也是被许多史学工作者奉为座右铭的名言。我在数十年的党史研究生涯中亦深受范文澜先生这种治学思想的浸润。  研究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993年撰写专著《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时(该书1996年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当时，在接触到的史料中发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决定许多党和国家重大事务问题之前，往往都要离开北京，在南方精心思考，并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

例如，以毛泽东晚年为例：

1970年的庐山会议，作出批判陈伯达的重大决策，会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的南巡，作出粉碎林彪集团的重大决策、随后在全党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特别是1974年7月17日到1975年4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先后工作、养病、休养整整270天。

在此期问，毛泽东作出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

在此期间，毛泽东作出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决定在全党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武汉作出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重大决策。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长沙作出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大决策。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作出“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的重大决策。

然而，历史记载中关于毛泽东“南方决策”的记载却不够准确、完整、系统。

特别是1974年7月17日到1975年4月13日，毛泽东在南方的270天，一直鲜为人知。

我萌发了研究这些历史的念头，遂将这个题目确定下来。

但是，着手研究这些历史时，发觉与此相关的党史资料和历史文献甚少，甚至没有。

怎么办？

古人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古人又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于是，我一方面在读书、研究、写作中，发扬沙里淘金的精神，从浩如烟海的党史资料中，一点一滴地搜集、挖掘、考证、整理、筛选有关毛泽东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另一方面利用随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到各地调研党史工作，本人到各地调研党史工作、参加党史会议等各种机会，实地考察了毛泽东在此期间工作、休养、生活过的中共湖北省委东湖宾馆、中共湖南省委九所宾馆和中共浙江省委的有关宾馆。

其中主要有：

1998年2月随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传华同志到浙江省和绍兴市出席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有关活动期间，自己对于毛泽东在中共浙江省委有关宾馆的情况的调研。

1998年12月随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传华同志到湖北调研党史工作期间，居住在湖北东湖宾馆，自己对于毛泽东在中共湖北省委东湖宾馆的情况的调研。

2001年随同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领导同志到浙江调研党史工作期间，自己对于毛泽东在中共浙江省委有关宾馆的情况的调研。

2001年4月随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同志到湖北调研党史工作期间，居住在湖北东湖宾馆，自己对于毛泽东在中共湖北省委东湖宾馆的情况的调研。

2003年7月作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央宣讲团联络员，随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到湖南省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期间，居住在毛泽东1974年底居住的湖南省委九所宾馆，自己对于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九所宾馆的情况的调研。

2011年，筹备并参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湖北东湖宾馆举行的全国党史部门党史育人经验交流会期间，自己对于毛泽东在中共湖北省委东湖宾馆的情况的调研。

2012年10月12日，自己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中同志委托，前往长沙。当天晚上，同广州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一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出席观看由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联合创作、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支部建在连上》在湖南的首场演出。10月13日上午，出席“大型话剧《支部建在连上》专家座谈会”，并作了《党史军史与话剧艺术的高度统一》的发言。10月13日下午，由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陪同，专程前往韶山和滴水洞宾馆，在武警部队驻韶山中队一位军官的引领下，对于本书中关于韶山滴水洞的情况和毛泽东在滴水洞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考证和核对。

上述调研，都是我在完成公务之余，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利用早上、晚上散步的最佳机会，向当地的有关领导同志、各个宾馆警卫部队的指战员、各地省委接待部门的工作人员、各个省委宾馆的服务人员，详细了解毛泽东历次南方巡视期间，特别是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在湖北、湖南、浙江工作、休养、生活的具体情况和各种细节，收获很大。

我历来认为，研究历史，要将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与历史当事人、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发生的实地现场，互相印证，互相对应，互相结合，使之达到互相一致，互相符合。这是我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一种做法，也是保证党史研究成果(党史文章、党史著作)兼具政治性、科学性、准确性的重要基础。

在这种实地考证、实地调研、实地了解情况中，也不乏有意思的细节。

那是2003年7月，我作为中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讲团联络员，随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到湖南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居住在毛泽东1974年居住的湖南省委九所宾馆。

在此期间，一天中午，我前往当年毛泽东在九所宾馆工作、休养、生活了114天的6号楼实地考察。当时，恰逢6号楼正在装修，遍地砖块、沙砾和建筑材料，一些装修工人正在席地呼呼大睡。

湖南省委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在外面看一下就可以了。我执着地要实地考察一下当年的历史场景。于是，进入6号楼，踏着遍地建材，绕过午睡的装修工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问，逐室仔细考察了一个中午。

然逐室、而，在实地考察毛泽东回湖南时多次居住过的中共湖南省委“蓉园”1号楼时，却遇到了一点“困难”。

我在“蓉园”大院里向一位湖南省委工作人员问：“毛主席住过的那栋房子在哪里？”

这位工作人员说：“你要先找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安排。”坚持不说“毛主席”居住的是哪一栋房子。

后来，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蓉园”大院里“毛主席”居住的房子所处的院子，门前有武警站岗。

当我向“毛主席”居住的小院门口站岗的武警战士说明目的后，武警战士说：“你要先与‘毛主席’的家人联系，只有‘毛主席’的家人同意后，你才能进去。”

“毛主席怎么还有家人住在这里？”这个疑问在我头脑中闪烁的瞬间，我便恍然大悟。

原来，这里现在还住着一位“毛主席”——曾经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毛致用同志。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都称他为“毛主席”。

这位“毛主席”与我要寻找的毛主席的遗迹的毛主席并非一人也。

难怪问路时，湖南省委大院的同志让我“先找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安排”了；

难怪站岗的武警战士让我先与“毛主席的家人联系”后才能进去了。

本来，在中共党史著作和中共党史界，提到中共党史人物，都是直呼其名而不称职务的，只称毛泽东而不称毛主席的。

但是，这次在湖南，我考虑到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广大干部、群众对毛泽东的感情更深一些，唯恐问路时说毛泽东而引起湖南同志的不快，因此特意用了“毛主席”的称谓，不料却引出了一场小小的误会(据2007年的有关报道，毛致用同志已经回到农村老家定居，安度晚年。他经常为所在的村、乡、县出谋划策，发挥着积极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毛致用同志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离休后回到农村老家定居的国家领导人)。

经过一番寻找，我终于找到了浓荫茂林掩映下的中共湖南省委“蓉园”1号楼，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回湖南时多次居住过的地方。

在经过一番仔细的实地考察后，我又在毛泽东居住过的“蓉园”1号楼拍摄了几张照片，作为纪念。

那天中午，红色骄阳，烈日当空，赤日炎炎，好似火烧，气温高达40多度，据说走在水泥路面上的温度高达60多度，为湖南省最近15年来最热的一天。在实地考察“蓉园”1号楼前后，特别是在烈日下寻找“蓉园”1号楼的过程中，我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几度被烈日的高温灼热得感到身体已经达到极限，似乎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炎热的高温了。

在返回我居住的省委九所宾馆2号楼的路上，虽然只有一二十分钟的路程，竟然感觉是那样灼热、那样漫长……

当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出版集团所属的华文出版社决定出版拙著的时刻，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

回首历史，当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我正是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想到毕生要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历史为业，于是就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熟读后，下工夫背诵了下来。果然后来一直在党史研究中受益无穷。

现在仔纽审视自己的这部文稿，凡是其中阐述的历史事件，都运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分析；凡是其中阐述的重要党史人物，都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评价。

我感到，这部著作能够符合中共十八大精神的要求，非常令人欣慰。

本书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薛梅芳、李景林、李鹏、李颖、薛庆芳、杨国和、杨飞、张勤民、薛静、薛玲、王金多、王鹏飞、薛志超、马静、张玉民、刘肃纯、刘静雅、张凯、聂继红、张帆等都付出了劳动。

华文出版社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单位，将本书出版计划上报后，立即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中国出版集团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被确定为“重点图书”。

在此，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中国出版集团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

作者

于出版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