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杂文家就是杂家。阅读舒展的文章，你能发现他的阅读面很广，不论是中外文学名著还是历史典故，他都能信手拈来，为己所用。

舒展的杂文集《莫说破》收入的杂文有报刊上发表过的，从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挑选出来的，并且还在这个集子里收录了有十几篇是读钱札记和记杨绛先生的文章。

《莫说破》是“思想盛宴文丛”系列之一，收入了舒展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杂文，从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挑选出来的杂文，还有他读钱札记和记杨绛先生的文章。

总序

杨绛的人格魅力

天鹅之歌——关于杨绛新译《斐多》的对话

古驿道上悟道者——读杨绛新作《我们仨》

状元散论

“落索身名免谤增”——钱钟书谢绝龙喻

比喻——天才的标识

好读书——钱钟书如是说

莫说破——小议含蓄的艺术魅力

钱钟书点评陶渊明

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钱钟书与两岸文化交流

形象思维的功与罪

神奇的灵感

赚钱与权贵——警惕“权贵资本主义”

 【附录】黄伟经在大公报讲《钱钟书论学文选》的出版经过

君子之交——我与《大公报》的交往

“中间势力”敌耶?友耶?——读《百年沧桑》随记

医治狂躁一良方——读《演员于是之》

晚节今传好事家——贺《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出版

新凤霞的美

霞光在天

笑声长留人间——马翁三立您走好

为啥想念侯宝林——纪念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

漫话方成

夏衍的“三多”

笑别丁聪

荀慧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圣经》里没说呀?”

副刊之“富”

潘汉年的预感

长啸一声又何妨——看《上海沧桑》随想

芳草留人意不闲——悼牧惠

我的杂文观

假话“万岁”么——看戏曲电视连续剧《喜脉案》

澳门起家的四名士

白鸦·白象·伟人——“鲁迅不算作家”吗

从伪《鲁迅全集》谈起

说“韧”——鲁迅的一个伟大战略思想

“今天天气……哈哈哈”

鲁迅打官司

论“马马虎虎”

哀项羽——闻“项羽未焚阿房宫”随感

说不完的曹操

曹操与女人

风流皇帝 词坛才人

昏庸天子 优秀画家

韩愈的第二次下放

论书卷气

漂亮——加分儿

《水浒》是一部长篇结构吗

宋江为何令人反感

《太平天国》的收视率

演艺界确有“三多”吗？

美女难画否

笑的哲人——老舍先生——纪念老舍诞辰1lO周年的随想

老舍有侠气——纪念老舍1lO周年诞辰有感

梅兰芳的“粉丝”——黄裳珍闻的启示

手表的功能

《乔家大院》戏里戏外

宗江“三绝”

时间咏叹调

漫谈孔子走向世界

心仪久矣——我与《文汇报》几代编者的交往

《牡丹亭》的生命力

中国的脊梁

达尔文的风格

孤独吟

面包·火·“逻各斯”——试论不可陶醉于已有的文明

预言与诤言——李光耀的高见

狗性论

泛论狗性

闲聊猪八戒

论“一阔脸就变”——读史随笔

会笑与不笑

惨笑

从无家到有家——我的住房史话

幼虎

后记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钟书先生离开了人间。五十七个小时后便火化了。遵照遗嘱，做到了丧事从简。次年年初，我的老伴去看望杨绛先生，一进门还没说话，只见杨先生孤身一人，我的老伴就抑制不住抽泣，后来干脆放声大哭起来。杨先生拉着她的手，安抚她坐在沙发上，说：“你比钱瑗小四岁吧?傻孩子，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钟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钟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老伴回来向我转述以后，我说：“瞧你这点出息，让你去安慰老太太，反倒成了被安抚者。”说这话时杨绛先生八十八岁，到现在2010年春天，杨绛又在人世顽强地生活了十二年。时间是实践最严酷的史官，这十二年，杨绛那纤弱的身体承担了人们无法想象的沉重痛苦，做了多少九十多岁的人超负荷的工作。直到接近百岁的前夕，她的脑子还在坚韧地思索着，她的笔还在顽强地耕耘着……2010年元旦之后，她写的《俭为共德》(发表于2010年3月10日《文汇报笔会》)，证明了她还在为社会风气的奢靡而担忧。大量的事实摆在面前：十二年前她对我老伴说的话，不论厄运怎样摧残，杨绛终于扛过来了!她的思想，真正解放了!这也证明了抗日战争时她自己的话：“灾祸孕育智慧，苦难磨炼人品。”年轮越是增大，体质越是衰弱，却越是彰显出杨先生的人格魅力。

中国人计算年寿的习俗，“庆九不庆十”；杨绛是1911年7月17日诞生的——农历辛亥六月二十二日；进入2010年夏季，她就是一位跨进百岁的老人了，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我认为这位百岁学者的人格风范，是否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高尚做事，低调做人，毕生自强，终竟自律。”

当电视剧《围城》(原著在1946年12月《文艺复兴》连载，次年1月成书出版)热播时，钱钟书好像成了“文坛新秀”，几乎要被媒体包围，不速之客简直挤破了门，钱先生避之唯恐不及，他曾对我引用民间格言说：“要想好，大作小!”另外他的诗中有一名句：“落索身名免谤增!”杨先生当时则更卑微地自比：“我成了一条挡驾的看家狗!”这就叫做低调。至于他们所做高尚的事，实在太多，我这小文无法容纳，所以恕不一一。

咱们还是捡钱先生辞世之后的近处说起吧。

头一件大事，就是出了十三册《钱钟书集》(三联版)；第二件就是出版了五册《宋诗纪事补订》(同上)；第三件就是《钱钟书手稿集》(商务版)影印出书；第四件就是《我们的钱瑗》(三联版)成书。杨绛说：“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的责任太多、太重、太复杂了。四麻袋手稿和读书笔记，收藏的文物，全家的东西，都得要她亲手处置。可是这时的杨绛早已身心交瘁，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她想让自己的伤痛的心，哪怕喘一口气，寻找一个使她的精神得以安宁的港湾……

从中外贤哲的书中，她终于选中了柏拉图的《斐多篇》，决定通过翻译这本书来忘掉自己。笔者曾经写了一篇读后记《天鹅之歌》(载《文汇读书周报》)。此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第一版印了一万册，很快售罄；港台两地也相继出了繁体字本。我收到她的赠书是2000年7月，原先我的担心立刻释然了。杨绛没有被大悲大灾击倒!九十岁的老人又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这时她开始了“打扫现场”，她把钱钟书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笔记进行了分类处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钱钟书手稿集》(三大本精装——这只是中文部分)，是由商务印书馆斥资三百万元，以高科技手段影印出版的。之所以取名《容安馆札记》，乃是源于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语：“审容膝之易安。”(审——诚知；容膝——仅能容纳双膝，描述所处地之狭小也)这些笔记，随着钱钟书一生颠沛流离，伤痕累累，但毕竟可以让后人亲炙钱钟书是怎样变成一代巨匠的雪泥鸿爪吧。同时欣赏那些劲秀有致的行书小楷，也是对特殊遗产的艺术享受。

钱、杨二老早在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与钱先生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时主编的馆刊同名)。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七十二万元；到了2008年8月，本息已经升值为六百三十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八百万元出头了。钱杨二老一生俭朴，但据我所知，在各个特殊时期，受到他们资助的中青年学子，不可胜数。钱先生生前曾对我自嘲说：“我生来就寒士骨相!”这话与今天的人民币八百万捐献相比，真有霄壤之别啊。

P1-3

我建议青岛出版社出版一套杂文丛书，该社欣允。我知道，该社的一把手孟鸣飞先生素来喜欢杂文，记得去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冯其庸先生《瓜饭楼从稿》编委会期间，送给孟先生拙作《牛屋杂文》，他很快就读完了。这套文丛由我主编，应当给文丛起个名字。我想到了“杂花生树”，但文友告我，上世纪80年代有套杂文丛书就用过此名，我竟全然不知，真是孤陋寡闻。后来这套丛书的策划高继民先生建议用“思想盛宴”，我觉得很好。我一向认为，杂文家首先应当是个思想家。鲁迅就是光辉的典范。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用他冷峻、犀利的笔，揭露、鞭挞“人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罪恶，并塑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人物阿Q，国人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曾说：“一百年后人们看鲁迅，会觉得鲁迅更伟大。”我赞同此说，四年前曾请治印大家刻了一枚闲章“鲁迅门下走狗”，并告知周海婴先生，他不禁莞尔。当然，我崇敬鲁迅，借用上海作家陈村的话说，“我还没无耻到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何满子先生曾说他每年都要将《鲁迅全集》读一遍。我没有他那样的毅力，但对《鲁迅全集》第3卷至第6卷，也就是鲁迅写的主要杂文，是经常要阅读的。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包括我在内的杂文家，虽然不能妄称思想家，但应当是思想者。加盟本丛书的邵燕祥先生，即以思想深刻名世。我一向不看好翻翻报刊、随便发表一点感想式的杂文，借用广州的老杂文家号称“酒鬼”的老烈先生话说，“官僚看了，说：哼，呵，挠痒痒挠得不错嘛！还可以继续挠嘛！”我更反对大批量生产杂文，再批发出去，形同一般商品；这样的杂文，还指望能与深刻二字沾边吗？杂文家应站在社会前沿，揭露假、丑、恶，彰显真、善、美，为民主、法制、公民社会鼓与呼，并战斗到拿不动笔为止。

我曾经想将本文丛起名“青鸟文丛”。这不仅在于“青鸟”与青岛二字相近，更因为大诗人李商隐诗谓：“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如果文史读者对杂文也能“殷勤为探看”，那是杂文家的福分。十多年前，杂文家牧惠（2004年病故）随我去安阳讲学。有学生提问：“怎么能将杂文普及到大学生里？’’牧惠回答：“这很简单，你们经常请我来讲讲，不就行了嘛！”学生笑声一片，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愿将这套文丛，遥祭牧惠文兄的在天之灵。

“青鸟殷勤为探看”。愿杂文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与读者能常常殷勤探看。不亦快哉！

王春瑜

2013年7月2日于牛屋

《莫说破》是我“读钱钟书札记”系列中的一篇（2003年3月13日，发表于《新民晚报》），是钱先生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主张，举两个鲜明的例子：《围城》开头方鸿渐从国外归来的海船上，遇到了丰满的鲍小姐，她着装比较赤裸，对方鸿渐极有诱惑力。船的颠簸给了他深吻的机会，鲍小姐主动来方鸿渐的舱间相就，以后就一笔带过。第二天房舱的服务员阿刘拿着三支女人夹发的玉钗向方示意，结果方鸿渐当着鲍小姐给了三百法郎了事。这次偷情，要在西方某些影视里，那还不得用长镜头大拍特拍这场“激情戏”？再举一例：《牡丹亭》是歌颂美化少男少女的性爱的，更是“激情戏”，汤显祖以优美的诗歌舞蹈的长镜头铺陈了几十个小时，但没有一点床上戏。人毕竟是人嘛，《红楼梦》毕竟与《金瓶梅》不是一个档次的作品嘛，如果那样赤裸裸，岂不退化到畜生了么？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有十几篇是读钱札记和记杨绛先生的文章，也算是对杨老百岁寿诞的一个祝福吧。我们还给杨先生寄去了我的孙女舒畅的一个作文小选集。杨先生真幽默，在这个小册子上，她老人家居然跟重孙辈的孩子开起了玩笑，她批道：“舒畅小友：你才十岁，已经能出版书挣钱了。以后是不是一年出一本书呀？到你一百岁，你出了多少书？算得出吗？你挣的钱都数不清了！祝你成为创吉尼斯记录的大富翁！太奶奶。”在老学者百岁寿诞之日，她还给舒畅寄来一盒苏州特产：采芝斋的苏糖，还在电话中问舒畅好不好吃。老太太童心不灭，令人高兴。

《莫说破》中的文章．都是近几年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也有几篇从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挑选出来的，我出过十几种杂文集，而今它们在书市上已基本售罄。这反映出社会是需要文明批评的。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是说最高统治者（他主要是指尧、舜、禹、汤和西周）把天下治理得秩序井然，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从天子发出；做到这一步，那么没有官爵的平民百姓，就没有必要发什么议论了。敢问，老百姓不议论，就是天下太平的重要象征吗？

但是邓小平却说：“一个革命政党（现在则是一个依法治理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144～145页）此言至今仍有强烈的针对性。

孔子说的庶人，是指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西周《孟鼎》中说：“君王赐庶人六百五十九夫。”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但议论君王、公、卿、士大夫和国政，是绝对不允许的。奴隶主对奴隶拥有买卖、赠与、继承、殡葬和屠杀的自由权利。在法律上奴隶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权利客体——物。《礼记·曲礼》中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如果把公元前11世纪的皇历，把孔子时代的“庶人不议”主张当作圭臬用于今天，那还有什么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权利可言呢？

托改革开放的福，意识形态领域虽然并非没有风风雨雨起伏曲折，但总体上没有再发生“万家墨面”、“鸦雀无声”的局面。杂文写作者也没有听说谁被打成什么分子的事件出现。至于“据说”某某被封杀，某某被列入名单，那也只是传闻而已。

有的读者和杂文作者眼看公法不彰、官官相护、腐败肆虐、诈骗横行等等的负面社会现象，痛心疾首，认为“杂文无用”，杂文“不过是挠痒痒的老头乐”！一些读者对杂文确实啧有烦言，对此我表示理解，但必须看到：客观上，语言环境还不可能也没达到言论百无禁忌，什么真话都可以说的地步。例如收在本书中《医治狂躁一良方》一文中，于是之发出一个天问式的问题：“外国的大明星一生可以塑造出上百个角色，而在我国的一些名演员最多只有二三十个，这是为什么？”我在文中回答：“您是从业中人，您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又如《长啸一声又何妨》一文，剧中陈毅的秘书虚构的席国光（“文革”前和“文革”后皆担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感叹：“我革命五十年，真正工作的时间只有九年。那四十一年到哪儿去了？”我在文中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按说，杂文应该尽到匕首投枪秉笔直书的职责（当然还有艺术性、学术性、幽默讽刺性、给人以愉悦和休闲的精神享受等多种功能，总之它是政论诗，与报刊上的短评、社论和读者来信，大大不同），我也不赞成钝刀子割肉，但读者不妨翻翻本书中《莫说破》一文，除了艺术上应该讲究含蓄，主观上需要胆识之外，同时也需要“保存自己”。中国内地人人明白的，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句套话，你还不得不用！不便说，不好说，顾全大局，说不清，请君意会，不可意传也。这就叫语言环境的国情。别哪壶不开拎哪壶！不要去自讨没趣！

中国正在朝全面小康目标迈进，政治舞台上新的阶层（诸如有高层次、高学历、高知识的人民代表，还有民营经济代表人物，杰出的律师、会计师和外企管理者……）日益活跃，文明提上了议事日程。科学、民主、法制和市场，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文明建设的主要议题。立党为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潮流，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它拉向后退。

老汉我已年逾八十。14年前还换了一个肾，能活到今天，总觉得是意外收获。八十还能出版著作，可以说是偏得。这亏了学术能人王春瑜兄的鼓励和青岛出版集团的抬爱，使这本书得以面市。所以应该向他们深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