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的《太阳石》和《鬈毛》这两部小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征不仅仅于对社会风貌变化的敏锐把握，也在于对一代人成长轨迹的准确反映。《太阳石》完成于1984年，《鬈毛》完成于1985年，此时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渐次深入，社会中的深层矛盾日渐明显，理想乐观的社会期待被沉闷的矛盾纠葛所替代。这种社会风气的变迁，深刻地嵌入到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

陈建功的《鬈毛》讲述了“鬈毛”是报社副总编的儿子，高考失败，在常人眼里是待业在家、游手好闲却牢骚满腹的高干子弟。整日里，他对周遭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也看不过眼，因此充满诸多不恭敬的嘲骂。然而他不合时宜的嬉笑怒骂，总会最后指向自身。“没劲”是他的口头禅，“窝囊”是他的自我评价，他的选择和人生经历正是北京青年在成长中的迷惘和对自我求索的缩影。

同时本书还收入了小说《太阳石》

导读 从理想的询唤到现实的叩问

鬈毛

太阳石

这个小妞儿骑着一辆橘红色的小轱辘自行车，飞快地从我的右边超过去，连个手势也不打，猛地向左一拐，后轱辘一下子横在我的车前。我可没料到这一手，慌忙把车把往左一闪，“咣——”前轱辘狠狠地撞在马路当中的隔离墩儿上。这一下撞得够狠，我都觉出后轱辘掀了一下，大概跟他娘的马失前蹄的感觉差不多。幸亏我还算利索，稳稳站到了地上。不过，车子还是歪倒在两腿中间了。放在车把前杂物筐里的那个微型放音机，被甩到了几米以外。

我拎起了车子，立体声耳机的引线和插头在下巴底下甩打着。那小妞儿回头看了一眼，停车下来了。她挺漂亮，说不定是演电影的，身材也倍儿棒。穿着一条地道的牛仔裤，奶白色的西服敞着扣儿，里面是印着洋文的蓝色套头衫。她尴尬地微笑着，一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扬起来，道歉似的挥了挥，推着车走过来。

我他娘的当时也不知怎么了，大概在这么一副脸蛋儿面前想显一显老爷们儿的大方，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向她摆摆手，让她走了。

别以为往下该我走什么桃花运了。是不是我又在哪个舞会上碰到了她，要不就在什么夜大学里与她重逢。我才没心思扯这个淡呢，直到今天我也没再见她一面。之所以要从这儿说起，是因为这一下子太坑人啦，她倒好，脸一红，眼一闪，扬扬手，龇龇牙，骑上车，走了。说不定一路上还为有那么个小痞子向她献了殷勤而扬扬得意。我呢，往下你就知道了，活得那叫窝囊，全他娘的从这儿开始的。

我没想到那个放音机会被摔得那么惨。尽管被甩得挺远，可它好像是顺着地面出溜过去的，我戴的耳机的引线还拽了它一下。它落地的声音也不大，外面还套着皮套。等我把它捡回来打开一看，我傻眼了，机器失灵了还不算，外壳上还裂开了好几个大口子。看来，即便送去修理，也很难恢复原状了。

这玩意儿是我从都都那儿借来的。

“你真土得掉渣儿了！就会听邓丽君、苏小明。听过格什温吗？”这兔崽子考上大学才仨月，居然也要在我面前充高等华人了。

我说，为了领教被他吹得天花乱坠的格什温，也为了领教同样让他得意扬扬的微型放音机，我得把它们一块儿借走。

“这是我爸爸刚刚送我的。”他显然为自己得意忘形招来的麻烦而后悔。

“放心！弄坏了，赔你！”我在他可怜巴巴的目光下戴上了耳机，又故意把他的宝贝放音机搁在自行车前的杂物筐里。格什温响起来了。“咣咣……咣咣……”破自行车在胡同小路上颤着，铁丝筐哆哆嗦嗦。回头看看这小子忍着心疼，还在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他妈开心。

现在倒好，离我折腾他的时间也不过十几分钟，格什温的“美国人”还没在巴黎定下神儿来哪。别他妈开心啦，想办法，弄八十块钱，赔吧！

P7－9

生命的生长与文学的阅读

李怡

在为中学选编的“郭沫若诗歌读本”的“序言”中，我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郭沫若的青春写作属于20世纪之初，在那样一个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换时期，留学东洋、目睹世界景象的郭沫若以青春的激情和自信勾勒着他理想的新天地、理想的新生命，没有这番激情就没有现代中国文明的动力；同样地，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继续走到了一个新旧更替的关节点上，历史继续召唤着中国的青春代。但是，青春代是否都如郭沫若当年那么主动、自信和胸怀宽大呢？阅读今天的‘青春文学’，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敏锐，很多的聪慧，很多的感伤，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其实当年的郭沫若都有过仔细而深刻的表达，在他的诗歌、小说与自传当中，只是常常为一味‘逐潮’的人们所不知罢了；但是，平心而论，与当年的青春郭沫若相比较，今天的抒隋却少了一份天狗的雄健、凤凰的昂扬与‘太平洋抒怀’的阔大与气势，新世纪的青春有理由从逼仄中冲决而出，从自恋中升腾开去，那么，回头细读郭沫若，或许就有新的收获、新的启发。”

这里道出的其实是我对当今青少年阅读状况的基本认识。追逐青春、享受青春永远也不需要理由，但是，什么样的文字最有资格成为我们青春的伴侣却实在大有讲究。郭沫若式的青春文学并不只有灵敏和感伤，更有雄健、昂扬与阔大，这就是文学经典的意义。

生命的成长需要它的伴侣，它的朋友，它的导师，而文学经典就是我们最好的同行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记录的是那些曾经的“青春代”，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和今天的我们一起梦想，一起失落，一起挫折，又一起忧伤和一起求索，他们的体温温暖了我们，他们的思考启迪着我们，他们的奋斗鼓舞着我们，于是我们也有了勇气、智慧和方向。

这样表述，并不是轻蔑和排斥当下流行的文字品种——青春写作、网络文学乃至各种博客、微博等等，而是提醒一个重要的事实：只有经过岁月沉淀的生命的记录才能够与我们的灵魂形成深度对话，才能够在一个更隽永的方向上释疑答惑，满足我们成长的需要。

那么，究竟怎样阅读这些文学的经典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让经典回归我们自由的感受，让文学直接与我们的生命对话。作为这一原则的反面，指的就是教科书式的阅读和机械的理论搬用。

长期以来，在僵化的教科书学习中，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在中小学阶段，那就是千篇一律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艺术特色”；到了大学阶段，也是各种理论概念的简单搬用，好像将这些教科书模式运用娴熟了，就“读懂”了文学作品。其实，这样一来，我们很可能恰恰远离了鲜活的文学本身，久而久之，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再也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感受，真正进入文学的世界了。

今天，我们常常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称作是“鉴赏”式的，以示其缺乏理性思辨的严密与知识概念的完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让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概念崇拜的却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是引入中国的种种外来理论的形态给了我们直接的启发，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启发过程当中，被我们轻易抛弃掉的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弥足珍贵的基础：文学的鉴赏与解读。

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超越鉴赏”、抛弃文本解读之后，试图直接进入理性王国的大厦，然而这个由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术语所建构起来的大厦却似乎并不那么听任我们摆布。特别是当外来的学术与思想一旦在政治形势的巨变中，缩小为某一类型的思想（如苏俄）之时，其消极性的一面便更加突出了。例如，在过去，我们总是在鲁迅小说中挖掘现代革命史的形象说明，将鲁迅的文学当作革命家论述的佐证，这样一来，鲁迅就慢慢脱离开了文学的鲜活，成为僵死的历史说教。

鲁迅小说必然蕴含重要的社会人生主题，这一点似乎无可怀疑。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所谓“社会人生主题”的理解不可过于狭隘，也就是说，“主题”往往存在于作家情感深处对人生的基本关怀，而不一定是当时流行的某些历史观念。鲁迅小说就是这样。过去的鲁迅研究，一味在现代革命史的长河中寻找鲁迅的“革命”意义。最后，鲁迅的意义只存在于教科书里的历史主题，似乎这些主题不存在于鲁迅小说就不能证明鲁迅的价值。政治家关于中国历史性质及近现代历史的论述直接被挪作鲁迅小说的主题，这些理解都大大地曲解了鲁迅，也缩小了作为“文学”的鲁迅小说的丰富性。例如，在传统的鲁迅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及他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其实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因为，仔细阅读鲁迅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鲁迅这一“社会”关注的创作，其中并没有中国现代化所必要的政治主题、经济主题与军事主题，尽管过去也有人不断将它附会于一些政治主题（如《风波》与张勋复辟，《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等等）与一些经济主题（如《伤逝》与自由婚姻的经济基础问题等等），但事实证明都与鲁迅小说的文本逻辑相去甚远。从总体上看，鲁迅并没有致力于空泛的“社会批判”，如何提高和改善中国人的生存质量才是他“社会”关怀的核心。如果说他进行了怎样的“社会批判”的话，那么这样的“批判”也就集中于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如何以种种的形式剥夺和扼杀人的生存权利，削弱人的生存质量的。

也就是说，鲁迅社会批判的中心其实就是对摧残人权现象的批判，鲁迅所悲哀的是中国人的“非人间”生活。

这样的文学阅读也就才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关怀、人生成长联系了起来，文学经典也就成了我们亲切可感的对象。

本套丛书从生命成长的角度出发，精选近百年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时间跨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看来，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家，都无一例外地书写了生命成长的主题，而凝结于其中的种种喜怒哀乐与人生智慧，都能够对今天的青少年产生深刻的启迪。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编入每一种作品的同时，都附注了简洁的导读性文字。这些文字不是用来牵制大家的理解，相反，它们都力求在某一方向上打开我们的思维。青少年读者不妨将之与一般教科书上的讲述两相对照，细细品味其中的思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