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燮)，清初著名的艺术家。《郑燮评传》将其家世，生平和诗、书、画、篆刻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作了详尽的缕述，编者王同书将郑板桥放在“思想家”的坐标系上，观照、阐述其“怒不同人”与“难得糊涂”的人生信念，物物平等、物我平等的自然主义观念，“民吾同胞”的近代人道主义思想萌芽；循天之道的社会思想，尊商和艺、商互优的意识，以及不断发现、总结辩证的艺术创作规律和不可重复的独特艺术个性与佳人难再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全书见解新颖，论述辩证生动，引人入胜。

《郑燮评传》对清初著名的艺术家郑板桥(燮)的家世、生平和诗、书、画、篆刻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作了详尽的缕述，编者王同书将郑板桥放在“思想家”的坐标系上，观照、阐述其“怒不同人”与“难得糊涂”的人生信念，物物平等、物我平等的自然主义观念，“民吾同胞”的近代人道主义思想萌芽，循天之道的社会理想，尊商和艺、商互优的意识，概述郑氏不断发现、总结辩证的艺术创作规律，分析其不可重复的独特艺术个性与佳人难再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郑燮评传》见解新颖，论述辩证生动，引人入胜。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上篇 寒儒家世 坎坷仕途

 第一章 故里、家世以及童年、青年时代

第一节 兴衰骇人的扬州与水乡“桃源”兴化

第二节 清贫家世 凄苦童年

第三节 书画脱颖的青少年

第四节 婚恋和“无一营”的生计

 第二章 坎坷中举 艰难待官

第一节 穷秀才逃债流寓

第二节 中举丧亲 悲喜交集

第三节 新进士扬州卖画

 第三章 宦海生涯十二年

第一节 “三县”的能员廉吏

第二节 文昌县令

第三节 知县任外的得失

 第四章 罢官后的徬徨反思

第一节 寻“君子”，解积愤

第二节 漫游以消忧

 第五章 晚年在扬州精品纷呈

第一节 文星会聚 三绝精进

第二节 仕途绝望 艺苑夺冠

中篇 奇想怪行 济世惠民

 第一章 “怒不同人”与“难得糊涂”的人生信念

第一节 “怒不同人”是艺术观念，更是人生态度

第二节 “难得糊涂”与“吃亏是福”

第三节 “怒不同人”与“难得糊涂”是对“圣贤”为人准则的升华

 第二章 物物平等、物我平等的观念

第一节 赋予自然以灵性

第二节 物我平等 物我互优

第三节 热爱自然 回归自然

 第三章 “民吾同胞”的近代人道主义思想萌芽

第一节 “万物总同胞”，倡扬人性人情

第二节 “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

第三节 “扬清激浊”论妇女

 第四章 循天之道的社会理想

第一节 天、人、神与理想社会

第二节 理想社会要按天道营造

第三节 重教育，营造理想社会

 第五章 尊商、从商与以商养艺的意识

第一节 尊商、从商

第二节 创造精品

第三节 艺、商并进

下篇 诗文怪杰 书画奇峰

 第一章 艺术创作——“慰天下之劳人”

第一节 首举慰劳人的大旗

第二节 以劳人生活为创作题材

第三节 形象、意象和语言为劳人喜闻乐见

 第二章 多绝警世俗 奇峰惊艺苑

第一节 “三绝”以外的“绝”

第二节 画意、诗情、理趣交融升华的诗(词)、画

第三节 书坛奇峰——板桥体

 第三章 开拓文人书画新天地

第一节 写真性情——淡化闲情显民情

第二节 写真现实——改“点缀升平”为“纪史育人”

第三节 题画创意——诗(跋)画配

 第四章 不断发现、总结辩证的艺术创作规律

第一节 师法师天与“破格”“掀天”

第二节 就体取法与抓住灵感

第三节 诸法融通与独创新体

 第五章 艺术创作的效应

 第一节 整体、综合效应

 第二节 “历史误会”构成的特殊效应

 第三节 “佳人难再”的独特影响

附录

 郑板桥年表

 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再版后记

郑板桥在《板桥自叙》中自述家世说：“兴化有三郑氏，其一为‘铁郑’，其一为‘糖郑’，其一为‘板桥郑’。”自认为是“板桥郑”后裔。

兴化郑氏来历还有一种说法：元末张士诚起义于白驹，首攻兴化戴窑，后来在苏州称王，坚持与朱元璋为敌。朱元璋花了许多财力，死了许多将士，才将久围的苏州攻下来。破城时，百姓不愿投降。因此，朱对兴化、苏州人民怀恨在心，蓄意移民。洪武年间，将兴化居民迁到天津良乡，只留顾、陆、时、陈四姓；又将苏州许多居民迁到兴化，希望“坏种”“迁地为良”。至今，兴化许多居民家谱乃至祖先牌位都写上“苏迁某某世”。这些“苏迁”人中有郑重一，就是郑板桥的“苏迁始祖”(按谱系，郑板桥是郑重一的第十四代孙)。

郑重一的子孙在兴化繁衍起来，并在东门外发财巷北、龙珠庵西、万寿宫侧建起了“昭阳书带草堂郑氏宗祠”。祠堂砖木结构，非同一般。可见当时郑姓已较发达，用“书带草堂”为祠名，以郑玄为远祖源远流长。

郑重一子孙繁衍分为几支，有的仍住北城内，有的住到东城外，有的住到乡下。城内的多为平民及下层知识分子，乡下的多在得胜湖以东的竹泓港以农耕捕鱼为生。东城外一支介于城乡之间，生活状况并不好。郑板桥记这些家族云：“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据《昭阳书带草堂郑氏族谱》，郑板桥的曾、祖、父三代世系为：郑重一的第十一世长门孙，名郑新万，字长卿，明末秀才。新万长子浞，字清之，曾在县学做过小官。郑浞有二子，长子名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康熙十二年生，次子名之标，字省庵，康熙十四年生。

郑浞时，郑家约有祖产田八十亩(当时兴化全县耕地19715顷，丁口32998，郑家田产在人均数以下)，又典种了别家一些田，收入勉强维持家庭生活和孩子读书。

郑立庵娶兴化汪翊文之女为妻。汪翊文为兴化名士，精文饱学，隐居不仕，独生一女，见立庵诚实好学，便不嫌立庵家贫，嫁女与之(立庵、汪氏即板桥生身父母)，并且时常指导立庵学业。汪氏嫁到郑家后，连年水荒，生活更艰难，汪氏怀孕，立庵祖母陈太夫人健在，盼望见到重孙。“四世同堂”是为大喜，可是汪氏产前这位陈太夫人去世了，连累汪氏不能在家生产。因为当时兴化有个迷信风俗，家遭热丧，产妇在家生产，血光就会冲击亡灵。可是，接纳别家妇女生产的人家，也要晦气好几辈子。立庵母亲(板桥祖母)只好听从侍婢费氏建议让汪氏到乡下——夏甸(一作“下甸”)郑氏本家处“借生”，费氏跟去服侍。

这样，在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子时，公元1693年11月23日零时，郑板桥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郑板桥后来当县官，捎钱回乡，要弟弟郑墨分赠各本家，特为关照“下甸一家，派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惠”(《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是这一年的“小雪”节，兴化民间说法又叫“雪婆婆生日”。郑板桥因生于此日引以为豪，刻有一方“雪婆婆同日生”的印章，为官时，还常钤在书画上，不以为俗。

板桥对乳母费氏更是崇敬不已，若干年后还饱含感情写下：

燮四岁失母，育于费氏。时值岁饥，费自食于外，服劳于内。每晨起，负燮入市中，以一钱市一饼置燮手，然后治他事。间有鱼飧瓜果，必先食燮，然后夫妻子母可得食也。数年，费益不支，……竟去矣。……后三年，来归侍太孺人，抚燮倍挚。又三十四年而卒，寿七十有六。方来归之明年，其子俊得操江提塘官，屡迎养之，卒不去，以太孺人及燮故。燮成进士，乃喜日：“吾抚幼主成名，儿子作八品官，复何恨！”遂以无疾终。

这是郑板桥的《乳母诗》叙言，也是其诗作中最长的叙言，历述乳母费氏尽心抚育自己，胜过亲儿，以及患难不弃，舍己育人的高贵品质。叙后一首五言诗，更感情深沉，一种难以言表的爱心与真情令人泪下：

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恧久。黄泉路迂阔，白发入老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中华书局本：67～68页)

郑板桥所牢记的出生及童年轶事不仅有“雪婆婆同日生”一方印章，他还刻有“麻丫头针线”这一方看似俗怪的印章。这是因为当时郑家认为将男娃当作女娃叫，脸上还要带上“麻点子”，就可以长命百岁，就给小板桥取个乳名“麻丫头”(后来要上学才又因为五行缺火起名“燮”，字克柔)。郑板桥也终身不忘亲人的苦心(虽然这是一种迷信)，特为刻章纪念。

郑板桥的幼年与童年都生活在艰苦与辛酸中，灾荒连年，亲人相继去世。他在三十岁时回忆这一段生活，充满悲怆，特地模仿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写下板桥《七歌》，记下当年“逼侧”的生活：“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更悲惨的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幼年丧母也降临到他头上，“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这位三岁的孤儿，还不懂躺在灵床上的妈妈已去世了，还“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何等凄惶伤心！P9-12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郑燮评传》2002年出版后，即请知友、读者审阅评议、订误(此余诸书出版后之常例)，蒙海内外多位专家、学者垂顾指谬，安徽庄严、江苏杨钟淮、陈辽、上海喻蘅、台湾魏子云等教授先后惠赐高见，均陆续存录，以备再版。近又得南京大学出版社转来陕西郑氏爱好者党明放君的校本和函件，不胜欣喜。党君意见最为周详，尤以文字规范，令我获益良多。诸位高见，对本书修订，大有补益。出版社编辑马蓝婕为本书的修订再版尽心竭智，辛劳整合，在此一并致谢。

修订稿交付时，虽心下稍安，但仍觉未尽板桥行藏神韵，引述解析尚难尽善，故仍望专家学者、读者，继续赐教。

又，本书初版时，笔者曾建议书名用《郑板桥评传》。传主名用世间熟知者，当更“吸引眼球”，效益更佳，亦符本丛书中《孔子评传》不作“孔丘评传”，《孙中山评传》不作“孙文评传”之范例。此次再版，前议幸蒙接纳。不胜快慰，特志告读者。

王同书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