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求学武备学堂
山西农村素有早婚的习俗，一般殷实人家子弟不及弱冠就纷纷娶亲，以期早得子嗣。阎锡山系家中独子，早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1897年腊月，刚过14岁生日的阎锡山，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与他同庚的徐竹青。徐竹青，字友梅，五台县大建安村人。徐家为村中大户，家境富裕。徐竹青相貌端庄，秉性淳厚，虽未进学，但出生耕读之家，于妇道礼仪方面不乏修养。
阎锡山与徐竹青少年夫妻，关系融洽。徐竹青婚后一直不孕。1914年春，阎锡山遵父命，继娶大同姚家角徐琨猷之女徐兰森。徐兰森，字圃香，生于1901年，婚后生有五子（其中两子早夭）。两个徐姓夫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同处共居，相安无事。徐竹青一直跟随阎锡山到了台湾，于1970年3月21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8岁；徐兰森则在1948年2月9日病故于太原。
世纪之交，一场由山东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北中国。1900年前后，这场运动也波及山西。义和团与官军的对抗动摇了地方政府的统治，各地纷纷组织防范。续读私塾的阎锡山被举为“纠首”。就在1900年5、6月间，清廷调甘肃马玉琨、董福祥部进京“勤王”“护驾”。两军将由太原经忻州、定襄、五台一带北上。听说马、董所部军纪很坏，沿途百姓多被骚扰，村人甚为恐惧。年少气盛的阎锡山召集各纠首及村中长者会商组训壮丁，以保护村民利益。为解决经费问题，他又私取继母陈秀卿首饰典当。阎锡山的所作所为得到村人的认可，典当首饰之事，也获取了陈秀卿的谅解，因而有“母义子勇”的赞誉。
1900年的“庚子之变”在清政府的妥协退让下，以《辛丑条约》的签订宣告平息。1901年，阎锡山已届18岁。之前的种种经历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与前途，进而萌发了到外面的世界里去闯荡一番的念头。于是，他对父亲阎书堂说：“凡人从事农工商贾，毕生志虑所及，辛苦所得，多不出家室之谋，钟釜之计。况商复难有成，而易致败，父亲智能虽高，而事多困厄，儿不如父，曷能有望。窃意欲有为于时，有益于世，若不继续读书，多求知识，无以自了，遑论其他。”一句话，就是要设法继续求学。
既然要继续求学，那么到哪里去求呢？正是在这个时候，其父阎书堂迫于经济压力，也想寻求改变。父子俩决定到省城太原去闯一闯。
1901年的一天，阎锡山与父亲一起，背着简单的行李，悄然离开河边村，向太原的方向走去。
在太原，阎锡山先找到一个立足之地—在地处繁华闹市区的“裕盛”商号做了小伙计。当时的太原，由于始自明清之晋商的兴盛，成为华北金融商业的中心之一，富商巨贾云集，加上一省政治、文化中心的独特地位，甚为繁华。在这里，广阔天地在阎锡山的面前次第展开—官僚绅士、富商阔少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豪华排场，无疑进一步诱发了青年阎锡山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心气与志向。同时，这一切又是与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存亡相伴而行的。对于民族危机的感受，在一省政治中心的太原，比偏居一隅的五台河边更加深切。阎锡山作为一个读过书的初级知识分子，在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自然进发出一种历史责任感。
在“裕盛”商号做小伙计期间，阎锡山始终不忘他动意到太原时的志向和抱负，在做工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修。另外，阎锡山结识了一些朋友，与“四海店”的伙计黄国梁、张瑜成为莫逆，并结了“金兰”之好。
1902年初，山西武备学堂复办（《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说是清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1901年）。武备学堂作为清政府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待遇优厚，不仅无需像普通学校那样交纳学费，而且每月伙食等费用还由公家给银三两。这对于经济上窘迫的阎锡山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他决定报考武备学堂，并邀约黄国梁、张瑜等一同应试。阎锡山虽未进过新学，但凭借近十年的旧学功底，以一篇“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文章顺利通过人学考试。
武备学堂是一个崭新的世界。阎锡山既然把它看作改变命运的重要一步，也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其中。他学习用功，成绩出色。他的国文基础好，作文常常名列前茅。先生为山西浑源人，是清进士，对他十分器重，特意赠字日“伯川”，取百川归海之意。此外，他出操、训练也十分认真，尊敬师长，与同学关系融洽，很快就当上了班长。
关于这段经历，阎锡山晚年回忆说：“我19岁（虚岁）时，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
在武备学堂，阎锡山于思想方面也多有收益。虽然一代志士仁人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已经过去了几个年头，但是运动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中产生的震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康有为公车上书、六君子慷慨赴义，是一般青年学生议论的话题，“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一类口号，对刚刚从河边村走出来的阎锡山仍然有着极大的感召力。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私下阅读了不少鼓吹变法维新的著作。作为一个沦落到社会底层的旧式青年知识分子，他对社会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的境遇，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变法维新的主张。他在后来撰写的《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开宗明义就斥责清政府“当维新而不维新”，以致“丧失帝业”，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当年的思想轨迹。P7－10
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周玳（阎锡山的炮兵司令）
在民国一众赳赳武夫中，阎锡山却出人意料地对工业建设、货币政策、财税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规律有深入而切实的把握。在他几近四十年的全盘掌控下，山西这样一个无论地理方位和资源禀赋都毫无优势的内陆省份，在整个民国时代的满目疮痍之中保持相对的富庶、平静，可谓是全盘失败的民国经济财政史上一丝微弱的亮色。——《财经国家周刊》
阎锡山识时务，也擅长打小算盘，他的一举一动不但牵动着政局，还引发了种种争议。他拥护蒋介石，却也反过蒋，他围剿红军，却又和八路军联合抗日，他投身抗战，可是也小心避免得罪日本人。对于家乡山西的发展规划，阎锡山亲力亲为，不遗余力。他搞水利，推广蚕桑，发展教育，还建起太原兵工厂和火药厂，使山西从贫瘠的农村蜕变成为进步的模范省。——凤凰网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习探讨、紧张笔耕、推敲打磨，拙著《阎锡山画传》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兴奋之余，不免忐忑，既想得到认可，也愿接受批评。
完稿掷笔之际，一个问题萦绕于怀。这就是，在此之前，已见的阎锡山传记有数十种之多，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再出一本《阎锡山画传》？答案是肯定的。“画传”在读图时代应运而生，是与生活的快节奏相辅相成的。此外，图文并茂，还能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这是单纯的文字所做不到的。具体到阎锡山这样一个有争议、以往的评价总是难脱窠臼的历史人物，那么借《画传》这种形式，将他以更客观、更接近实际的面目展现出来，“存史、资政、育人”兼得。
《阎锡山画传》得以成书与付梓，与中华书局责任编辑马燕女士的创意、策划和辛勤工作密不可分，谨致谢忱。
雒春普
2013年仲春
阎锡山，一个成长于滹沱河边的农村青年，既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可资利用的巨额财富；既非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在家庭破产、生活无着的背景下，弃文习商；18岁时又弃商从武，进山西武备学堂；21岁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两所知名的军事院校。因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光复太原，一跃成为山西都督，从此雄踞三晋三十八年。在家底输光之后，又夤缘时会，乘势而起，做了国民政府的一任行政院长。这在民国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何以得此？换句话说，阎锡山的成功靠的是什么呢？依笔者二十余年来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探究，窃以为大概可以归之于这样几点。
首先，阎锡山是一个有胆魄的人。他少怀大志，敢作敢为。义和团运动时，年仅17岁就出任“纠首”，为解决经费问题，居然能私取继母陈秀卿首饰典当。这是同龄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后来，因不能满足于重复放羊一挣钱一娶妻一生子一再放羊一再挣钱的宿命，勇闯省城，毅然报考武备学堂，如此等等，没有过人的胆魄是万万不成的。
其次，阎锡山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人。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巡抚大人“专心学习”，“以图报效”，“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听信邪说，误入歧途”的告诫言犹在耳，他就接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加入同盟会。他的许多名言，诸如“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当兵、纳税、受教育是国民的三大义务”；“国民教育是人群之生命”；“交通乃文明之导线”等等，无不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去认识社会和人生的。
再次，阎锡山是一个有毅力的人。读私塾时他博闻强记，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国学基础，“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亦知概略”。20世纪30年代的山西，经济基础是相当薄弱的。阎锡山是最早认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道理的一批中国人之一。因此，为了修成贯通山西的同蒲铁路，他下了最大的决心，用的是一种原始积累的精神。三年之中，既没有向外国银行贷款，也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仅凭山西一省之力，使一条“最经济的铁路”纵贯山西，没有超常的毅力是难以想象的。也正因为如此，阎锡山修铁路那叫一个“抠门”，用自己养的军队做小工，搞的是“兵工筑路”，只管饭不领薪水；由擅长修路的和尚边尔旺负责攻坚克难，“出家人不爱财”，留名即可；工程预算精确到一袋水泥……
复次，阎锡山是一个懂得变通，能屈能伸的人。北洋政府统治初期，在大总统袁世凯咄咄逼人，对革命党都督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形势下，他以孙中山先生“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革命基地”的嘱咐为托词，以碌碌无为示人，避其锋芒，但求保全。中原大战失败后，他及时宣布下野，偃旗息鼓，避居大连，检讨反省，韬光养晦。能屈能伸莫过如此。所以他常说：“需要就是合理，存在就是合法。”
最后，阎锡山是一个善于把握机遇的人。太原光复之初与吴禄贞共商合组“燕晋联军”、北伐军到武汉时宣布易帜、红军东征后及时改弦更张、成立与改组牺牲救国同盟会、组建山西新军……一次次机遇他都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后来的事态演变那就另当别论了。
此外，阎锡山一贯的做法是既算政治账，也算经济账。初掌省政时，自感实力不足以争雄于世，“保境安民”，埋头建设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味地在政治上强出头，那么以后的历史是一定会改写的。中原大战的失败，有人归咎于阎锡山的不舍钱财，既不能满足冯玉祥国民军的军需供应，又不肯出大价钱收买张学良。殊不知这也正是阎锡山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不愿意因此把山西这点家底全部败光的结果。至于解放战争时的不惜一切，那是因为在他的认识里，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争，争的不是“卖货”而是“卖货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以上所言，不揣谫陋，惟愿与识者共飨。
他统治山西三十八年，曾叱咤民国政坛；他联共又反共，亲日又抗日，拥蒋又讨蒋，众横捭阖各大势力；他起自辛亥，陨于台北，号称民国政坛不倒翁；他就是山西王——阎锡山！
雒春普编著的《阎锡山画传》以大量珍贵的图资料展示了阎锡山一生的历史轶事，其中相当一部分照片属首次在大陆公开出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些关于阎锡山、关于山西近代社会的历史照片很多已经保存模糊，本次出版着重“修片”工作，力求还原更真实的历史。
阎锡山是民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又颇具特色的人物。他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自幼膺服儒家纲常名教，深谙程朱陆王学说。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新旧世纪之交，那时，古老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正一步步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晚清专制统治已经进入末年，新生的资产阶级正在积聚自己的力量，中华处在大变革的前夜。在社会潮流的推拥下，他开始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期间，他有幸考取武备学堂，有幸赴日留学，更有幸亲聆孙中山的教诲，加入同盟会，参加铁血丈夫团，直至回国掌握军队、响应武昌起义，在山西干出了堪称大举的事业。
雒春普编著的《阎锡山画传》对阎锡山复杂多变的一生，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