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谢安与东晋政权
公元316年，匈奴攻占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317年，司马睿于建康称帝，东晋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南北分治的时代开始。北方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朝代更换很快，南方则一直为东晋统治。随晋王室南渡的北方士族，一方面着实喜欢南方景物的秀美，气候的温润，另一方面也十分怀念故土，念念不忘复国，回到北方去。
《晋书·王导传》载：
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额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
王导的批评是对的。不过，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不能说，南渡士人一味贪恋南方风景，不图恢复中原。事实上，朝廷也组织过几次北伐，公元356年，还打进洛阳，但最终仍然退守江南。
南北政权相峙了好一段时间，东晋政权一时还算安全，然到北方的前秦相继灭了前凉、前燕、代诸国，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时侯，东晋的实力远不如前秦。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倾全国之力，大举出兵，力图灭掉东晋。东晋江山岌岌可危。朝廷内外，一片惊慌。此时，谁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谢安出来了！
谢安何许人也？《晋书·谢安传》说：“谢安字安石，尚从弟也。父哀，太常卿。”谢家旧籍陈郡，晋室南渡时，谢氏家族随同过江，定居于会稽。过江的第一代长辈谢鲲好《老》、《庄》、《易》，能歌，善鼓琴，弱冠知名，为中朝“八达”之一，曾辟于东海王越府为掾。谢鲲弟谢裒成帝时为吏部尚书。如此家庭背景，使得谢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学识、风神幼年就受到赞赏。《晋书·谢安传》说：“谯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徼，后当不减王东海。’及总角，神识沉敏，风宇条畅，善行书。弱冠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璺置，为来逼人。’王导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谢安虽然有才华，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隐而不露。《世说新语·雅量》说“谢太傅盘桓东山”，那就是说，他隐居东山，啸傲泉石。此书注引《中兴书》云：“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谢安曾参加过著名的兰亭雅集，与王羲之等于暮春时节，在会稽兰亭饮酒赋诗。据史载，东晋朝廷也曾多次征辟他，但他不就。
桓温是当时的大军阀，大权在握，他请谢安去做幕僚，谢安竟然答应了。为什么皇帝多次征辟不就，桓温召他就去了呢？也许是不想得罪桓温。事实上，在桓温把持朝政、气焰嚣张之时，谢安即算在朝廷做了官，也不能有所作为，甚至还可能遭到桓温的疑忌和反对，说不定过早终结了政治生命。对于谢安在桓温帐下就司马一职，有人不理解，中丞高崧就当面说他：“你谢安累违朝旨，不肯出山，你对天下苍生是个什么态度！今日你竟屈就桓温的司马，天下苍生对你又如何看？”谢安不能回答，甚有愧色，内心是痛苦的。谢安行韬晦之计，果然取得桓温的信任。一次桓温去看望谢安，谢安正在理发，桓温不仅耐心地等他理完发，还格外赏脸，让谢安着帽进见。
谢安这样做，确实有些委屈了自己，但至少保全了自己，为以后的发展争取条件。我们上面谈到气节，人固然要讲气节，但亦要识时务。保全，毕竟是第一义，只有保全，才能谈得上发展，谈得上未来。设想勾践被围会稽之时，如果一味死战，自己没了，越国也没了，当然，也就没有了后来的灭吴，后来的称霸。同样，谢安如果不取得桓温的信任和喜欢，后来也就不可能成为继王导之后的东晋社稷之臣。 谢安虽然在桓温营中任幕僚，但心中时时念着的仍然是东晋朝廷的安危。简文帝病重，桓温企图篡位。桓温深知，要夺位，必须获得王、谢两士族的拥护，至少是不反对。桓温先从拉拢谢安人手，简文帝病重时，他特意上疏，推荐谢安为顾命大臣。桓温以为，凭着他一向对谢安的器重，谢安不会不站在他这一边的。下面就是争取王家了。当时王家的首领已是王坦之。桓温安排了一场酒宴，请王谢两大士族的首领出席，王家是王坦之，谢家是谢安。王坦之甚为恐慌，向谢安讨教如何办，谢安很镇定，明确地说：“晋王室的命运，就在此一行”，就是龙潭虎穴，也要闯了。酒席宴上，王坦之吓得冷汗直流，谢安则从容入席，坐定后，问桓温：我听说，诸侯如果有道，它镇守在边疆；大将军您何需在壁后隐藏刀斧手呢？桓温一见他的狼子野心被发觉，反倒不好意思起来，笑语敷衍说：“我不能不这样吧。”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斗争就这样在谢安的镇定中不流血地结束了。
谢安真正大展宏图是在桓温死后。此时谢安已在朝廷身居要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可谓大权在握，不过，他仍然十分小心。为平衡各士族的利益，也为了安抚桓温家族，桓温死后，空出来的荆州刺史一职，他让桓温弟桓冲接替。面对北方后秦强大的势力，谢安从东晋目前处于弱势的实际情况出发，“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
作为儒道兼修的学者，谢安是主张德政的。主张德政，不是不要武备，不要战争。正义的战争总是必需的，面对前秦大军压境，谢安调兵遣将，知人善任，运筹帏幄，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就战争来说，这是一场用智谋取胜的战争，其中有许多可贵的战争智慧值得后代汲取，名垂青史，而就政治来说，正是这场战争，保卫了东晋王朝，也保卫了江南人民的利益。它的意义不言而喻是极其重大的。
关于谢安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晋书·谢安传》中有精彩的描绘：
坚[苻坚，前秦皇帝]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睹别墅。安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竞，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以总统功，进拜太保。
这个故事也记载在《世说新语》中，只是较简单。不排斥谢安有矫情之处，但也反映出谢安的大将风度。敌军进犯，大军压境，对于主帅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镇静、沉着。这镇静、沉着，也可以说是做给人看的，因为它能起到稳定军心、民心的作用。镇静、沉着，并不是说不要筹划了，反过来，倒是要精心筹划。谢安对于这场战争，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他白天与别人下棋，似是优闲，晚上则紧张地筹划军机。正是因为有了精心的筹划，加上将士们士气高昂，凭八万之众竟一举打败号称八十万大军的前秦军队，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东晋保住了，江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全了。
值得指出的是，不仅谢安，而且谢氏家族，在这场战争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谢安子谢琰，肥水之战中，率精卒八千，与其从兄谢玄冲锋陷阵，功劳卓著。谢氏家族名士甚多，谢安侄谢玄是一员勇猛的战将，亦是风流儒雅之士。史书说他“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谢玄有“经国才略”，也效其叔谢安屡辟不起，颇有名士风度，然在肥水之战中为前锋，披坚执锐，勇猛异常，决不是芝兰玉树，而是狂飙、闪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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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的过程中，既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又形成了主要因地域差异所造成的地域文化。
谈地域文化，必须做三个区分：文化核心区、文化基本区、文化边界区。文化核心区是文化发源地，也是此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文化基本区是此文化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域；文化边界区是此文化影响曾达到过但比较弱的区域。
文化核心区当然是最重要的，因此，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文化核心区。我们现在说的地域文化，其名多取自周代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早在秦统一中国时就陆续消亡了，因此，这种国名实际上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显然，楚文化、越文化、吴文化都不等于楚国的文化、越国的文化、吴国的文化。不过，也毋庸置疑，以周代诸侯国取名的地域文化与原诸侯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原诸侯国所创造的文化是该地域文化之源。因此，一般将古诸侯国的疆域划定为该地域文化的核心区。
问题是，古诸侯国的疆域是变化的，越国在灭吴称霸后，不仅据有现在的浙江全境，还拥有江苏、江西、安徽、山东之一部，其都城也一度北移至山东境内。显然，根据越国强盛时的疆域来划定越文化的核心区是不妥当的。
就越文化的实际来看，我们认为，将越文化的核心区划在以绍兴为中心的方圆一百公里左右的地区是比较妥当的。这块地区，亦称“越中”。绍兴，原名会稽，大禹时立的名，秦统一中国后，设会稽为郡，唐改会稽郡为越州，南宋绍兴元年，高宗南渡，驻跸龙山，命改州为府，冠以年号，即为绍兴。元、明、清三代均称绍兴（路、府）。关于绍兴府的范围，在清代，“属邑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东至宁波府慈溪县界，西至杭州府钱塘县界，南至金华府义乌县界，北至大海，东南至台州府天台县界，西南至杭州府富阳县界，西北至杭州府钱塘县界，东北至宁波府慈溪县界。濒海之邑凡五：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是也；濒浙江之邑一，萧山是也”。
越文化的基本区是古越国领土比较稳定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浙江省因浙江（今名钱塘江）而得名。古越国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浙江流域。《越绝书》载：“越王句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又说，越王句践兵败后与大夫文种、范蠡去吴宫为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又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楚威王兴后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越文化的边界区是越文化基本区周围的地区，它曾属于古越国的版图，也曾属于其他诸侯国的版图。值得指出的是，文化中的区域概念与行政中的区域概念是不同的，前者只是大致上的，其边界是交融的，模糊的；而后者是明确的，其边界则是清楚的。因此，即使我们将越文化的核心区确定在今绍兴地区，越文化的基本区确定在今浙江省地区，也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越文化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禹。据《史记·夏本纪》：“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大禹死后传位子启，夏朝开始。据史载：“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此是越的开始。不过，此时的越，虽有了大禹的宗庙，尚只是地，不是国，据《吴越春秋》：“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日无余。”少康封无余于越，意味着越有了自己的地方政权。无余是越国的第一位君主。无余传世十多代后，因“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几年后，有奇人出，自称是无余之后，指着天空，向着禹墓，说着鸟语，立志要“复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顿时，凤凰翔集，万民喜悦。大禹之祭恢复，越国开始强大。
大禹是中国古代全民族共同尊崇的帝王，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的实际奠基人。越文化源于禹，说明越文化不只是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诸多地域文化之一支，而且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在地域文化中，越文化是有着鲜明特色的，比如名士辈出，清人吴悔堂《越中杂识·越中图识》用了八个字概括越文化的特点：“风景常新，英贤辈出。”关于“英贤”，吴悔堂《越中杂识序》说：“守斯土者，皆辅相之才；生斯土者，多菁华之彦。”毛泽东有诗咏越，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虽然中国大地到处都出人才，但人才出得多、档次高、历代不中断，形成一种名士文化现象的，大概只有越了。
又如文武兼融。从越文化源头古越国历史事迹看，它是尚武的，后人概括其精神为胆剑精神，胆剑精神之剑，意味着勇猛进击。这种尚武的精神，发展为革命的精神，在近代反清革命中表现得鲜明突出。虽然越文化中有尚武的一面，但是越文化更多地表现出来的却是重文，此地出的文人多，在儒学、佛学、玄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再比如道器并重。道学代表人物明有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承前启后，脉系分明；实学是道学之外别一种学术⑤，此派重经世致用，古越有范蠡、文种、计倪，重农倡商，开其先河，南宋有陈亮、叶适开宗创派。从而充分见出越文化道器并重的特色。
研究越文化，最早始于东汉，代表性事件是袁康、吴平整理《越绝书》。《越绝书》是越人在越世系断绝以后虑越史之绝而撰写的一部地方史书，袁康、吴平整理此书，增加了当时流传的于越故事，补充了先秦以后的资料，所以他们的工作属于早期的越文化研究。从袁、吴的工作联系到东汉初期，这实在是越人流散以后越文化研究的发端时期，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从现存的成果来看，除《越绝书》之外，还有《吴越春秋》和《论衡》两种。从保存越文化资料的价值来看，《越绝书》无疑是首要的，但《吴越春秋》和《论衡》的价值也都远远超过先秦人的著作。其后，这种研究没有间断过，但没有出现标志性的成果。
越文化研究的跃进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轫的，当时出现了一批思想活跃、见识宽广、根底扎实、治学勤奋的史学家，他们既深入钻研古代有关越人的大量文献，又细致地鉴别分析这些文献，先后提出了不少前无古人的科学创见。如顾颉刚、罗香林、卫聚贤、蒙文通、杨向奎诸氏，都发表过关于越文化的不同于前人见解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队伍空前扩大，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同时借助于考古的发现，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研究也大量出现，获得了大量的成果。
一如越文化是一条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有关越文化的研究也是个没有尽头的学术之路。
我们认为，今后越文化研究需注意以下三点：一、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越文化是历史形态，但其发展则为现实形态。对越文化，我们不能只做历史的研究，也应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且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要注重从越文化的历史形态中发掘出更多的对当代有价值的启示。二、单项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结合。在单项研究上，我们过去做得比较地多，整体研究相对较弱。三、多角度地研究。文化，本就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总和，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应是多角度的，目前我们的越文化研究，角度还不够丰富。
本丛书名为“越文化通论”，就是试图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做一些新的探索。
本通论将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建立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框架，综合利用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方法，从纵横两个角度全面揭示越文化的历史演变真相和丰富内涵，并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分析越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述越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指明越文化精华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特殊价值。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这套论著要在各卷次的专题探讨上保持前沿性，体现独特性，拓展越文化的研究领域，争取在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越文化的发展演变、越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地特有的经济思想和行为模式、越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特征、越地学术思想与学术流派、越地文学艺术成就、越地方言和民俗等一系列方面有较大的收获，力图让此项研究成果成为越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块基石，通过此次探索为今后越文化的研究找到新的起点。与此同时，本通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模式以及一些有益的经验，甚或进而为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由于选题的内容部分是有交叉的，难免有些重叠；又由于作者认识上的差异，每部书的观点和看法不一定全然一致。我想这样也许有它的好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互相参校，生发出自己的看法。
越文化是一块沃土，我们希望，为了越文化研究的繁荣，为了学术事业的不断创新，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毛泽东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人诗囊。”以绍兴为中心的古越地自古至今，涌现出不少名士，成为中国文化中一道绚丽的景观。本书对这一文化现象做了初步的有深度的考察。
这是辉煌的名士巡礼：大禹的情怀，勾践的沉雄、范蠡的智慧、嵇康的_气节、谢安的儒雅、羲之的风流、朱熹的气象、陈亮的耿介、陆游的诗情、阳明的睿智、徐渭的颠狂、张岱的清隽、秋瑾的慷慨、鲁迅的正气……一一扑面而来。
这是精辟的理论概括：天下情怀、忧忡为国、圣贤传统、胆剑精神——越中名士的精神谱系；会通创造、实学一脉、异端流风、诗情浪漫——越中名士的学术传统。
这是深入的规律探寻：地灵人杰，根深叶茂，时势造英雄，中外人才学的这一基本原理在古越有它特殊的体现。本书纵论古今，阐述越地如何灵，根如何深，时势如何际会风云。本书深入探讨越中名士的山水因缘、社会因缘、时代因缘，试图寻找出越中名士辈出的机制。
名士文化，实质是人才文化，而人才永远是国运之系。本书虽然阐释的是越中名士文化现象，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远超出论题本身的。
本书对越地名士文化现象做了详细的考察，论述了大禹的情怀、勾践的沉雄、范蠡的智慧、嵇康的气节、谢安的儒雅、羲之的风流、陆游的诗情、徐渭的颠狂、张岱的清隽、秋瑾的慷慨、鲁迅的正气。作者从理论上将其概括为：天下情怀、忧忡为国、圣贤传统、胆剑精神，也即越名士的精神谱系；会通创造、实学一脉、异端流风、诗情浪漫，也即越地名士的学术传统，并试图寻找出越地名士辈出的社会和文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