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生著的《无声的炸弹(传单上的抗日战争)》在系统论述抗日战争中我方宣传主体（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在华外国反战组织等）、宣传政策等基础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抗战期间我方以传单这一特殊的武器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重点论及传单的宣传对象、内容、形式、散发途径、规模及其宣传效果，以此再现中国人民在那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利用“纸弹”成功地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战，抵抗日本侵略的卓越历史。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除了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之外，国共双方还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战。在各种宣传方式中，传单因散发方式灵活多样、制作廉价便捷、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而被大量使用，甚至被誉为“纸弹”“无声的炸弹”。

这些传单有一般文字形式、图画形式、书信形式、数表统计形式、诗歌形式、纸币形式，还有通行证、招待券等，宣传的对象既有日伪军，也有中国民众，宣传内容则因对象而异，宣传渠道也灵活多样。这种宣传，在降低日伪军士气，使其减少或丧失战斗意志，甚至主动投降方面，在揭露敌方的政策和谣言，抵御其宣传，以稳定、凝聚我军心、民心，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战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许金生著的《无声的炸弹(传单上的抗日战争)》使用一百多种极其珍贵的传单原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抗战期间我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以传单等为武器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适值七七事变80周年，传单成为最生动的历史证人，跨越时空，将我们带回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序言

第一章 宣传主体及其政策

 一、中国共产党方面

 二、中国国民党方面

 三、日本人反战组织

 四、朝鲜抗战团体

 五、其他抗日、反战组织

第二章 宣传对象及其内容

 一、针对日军的宣传

 二、针对伪军等的宣传

 三、针对敌占区、游击区的中国民众

第三章 传单的形式

 一、以文字为主的一般传单

 二、以图为主的传单

 三、书信类形式的传单

 四、数据表格形式的传单

 五、通行证

 六、招待券

 七、诗歌类形式的传单

 八、纸币形式的传单

第四章 传单的散发

 一、通常的散发方法

 二、利用礼物散发

 三、利用飞机、“土飞机”散发

第五章 宣传的规模与效果

 一、宣传规模

 二、宣传效果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抗战是全民抗战，不分党派阶级，凡是中华儿女皆有守土抗敌之责。反对法西斯侵略，捍卫世界和平则是各国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在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自不待言，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在华朝鲜人抗日组织等也拿起了宣传的武器，加入我方之列，各种抗日反战力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洪流，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一、中国共产党方面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自开展武装斗争后就极其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中，就有两大原则与此相关，即军民一致，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彻底遵循以上原则，为抗战胜利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对民众宣传方面，抗战爆发后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战争，实现全民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条普遍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抗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干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共同抗日，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自此，“实施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专门就“抗日的政治动员”进行了阐述，强调“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论持久战》充分阐明了战争离不开政治，而战争的胜利更离不开政治动员、全民的动员、文化的动员。

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

在以上思想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迅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实施各种改革、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等方式，对广大民众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

在抗日宣传教育方面，为了培养和加深民众爱国爱党爱政府的感情，燃起对侵略者的仇恨，激发保家卫国投身抗战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重点宣传党和政府的抗日方针政策、我军的抗战成果、英勇事迹和根据地建设成就，抨击日伪的暴行和阴谋，揭露统一战线内的妥协、分裂倾向，号召民众积极支持和参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

为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军队成立各种宣传组织，例如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委的宣传部建立宣传科、教育科、国民教育科负责宣传教育工作，各宣传组织或深入广大边区乡镇，或奔赴抗日前线，通过集会演讲、举办文艺活动、散发传单布告、发行报刊书册、开办学校等方式，向广大军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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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决定战争走向的主要因素有人和技术，而人的精神状态对于战争的影响甚大。战争中的宣传工作，对于敌方，目的在于使其降低士气，削弱斗志，减少乃至丧失战斗意志，甚至促使其投降，加速敌国的军事和政治失败。对于我方，则在于揭露敌方的政策和谣言，抵御敌方的宣传，稳定、凝聚、巩固军心、民心，激励斗志，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战争，赢得战争。

攻心于战争之重要性，古今皆然，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哈罗德·D·拉斯韦尔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战的研究认为：“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宣传战线。”对宣传战在20世纪战争中的重要性做了准确定位。确实，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大众传播媒介日益丰富，手段众多，为展开宣传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据研究，中国共产党至今所使用的宣传方法达60多种，而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抗战初期在《抗敌的游击战术》一书中则将游击区内的宣传方法概括为文字宣传、图影宣传、口头宣传、行动宣传。其实，这四种方法不仅在游击区，在沦陷区和大后方都会使用。文字宣传，包括以纸张为载体的传单、宣言、标语、口号、歌曲、小说、报刊、书籍等。图影宣传，包括利用图画、电影、幻灯进行的宣传。口头宣传，指“口耳相传”，比如开会、演戏、广播等。行动宣传，是以实际行动做榜样，启示激发被宣传对象。

在以上众多的宣传形式中，传单仅仅属于文字宣传的一种，似乎并不起眼。何谓传单？一般而言，将宣传的要点，用通俗的文字，有时配以图画作简明扼要的说明，字数多于标语，印在小小的纸张上向目标对象散发，就是传单。

不同的宣传方式，在制作、使用、宣传效果等方面当然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与所有纸质大众传播媒介相比，传单的各种优势和特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它集多种宣传品的宣传优势于一体。具体而言，传单具有以下优势和特点。

(1)使用方法的灵活性。传单可以用来张贴、传递、散发、邮寄。张贴时，不像宣传画和标语等张贴时需要有一定面积的平整平面传单面积小，对于张贴处要求很低，诸如大街小巷和乡村的墙壁、树干、火车等交通工具上均可，可谓随处可贴；传递时，因纸张面积小，并且可任意折叠，较其他纸质宣传品方便；散发时，因一般是单独纸片，便于在公共场所高空散布，耐艮刊、宣传册、大幅图画等是不适合的；邮寄时，既可伪装成信件邮寄，也可夹在邮寄品中—起寄出。

(2)制作的廉价性。与宣传画、宣传册、报刊等相比，制作传单和标语的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是最低的，十分便于大量印制。

(3)散发时间、空间上的随意性。跟报刊相比，传单在时间上完全不受期号等限制，随时可以编写印制。在散发空间上，完全不需要固定的发行渠道，可以散发到任何地方，即使是穷乡僻壤、天涯海角都可散发，这是其他纸质宣传品望尘莫及的。

(4)隐匿性。因为面积小，便于偷偷收藏，便于任意折夹而偷偷携带和散发，如秘密夹在物体中携带，秘密夹在邮寄品中邮寄。与此相比，报刊、宣传册和纸幅较大的图画、标语就较容易暴露。

(5)传阅性。传单的“传”是传递之意，本质上就属于“传阅”之单。与绘画、标语这种固定于某处的纸质宣传品相比，传单则是用来秘密或公开传阅的。

(6)体裁、表现形式等的丰富多样性。传单不受体裁束缚，根据宣传的实际需要，可以是文章、诗歌，也可以是歌词、口号，还可以是书信等。在形式上可以是纯文字的，也可以图文并茂，甚至还可以为纯图画的。在篇幅上，不像标语只能写一两句话，宣传内容无法展开，文字可多可少，相对自由。

因为具有以上优势和特点，所以无论处于何种艰苦环境，作为传播信息的最后手段而得以保留下来的正是传单Ⅲ。当然，说到艰苦环境，最艰苦的大概莫过于战争环境，莫过于战争时期敌方占领下的环境。与在我方控制地域可以采用各种有效手段大张旗鼓宣传不同，战争状态下在敌方地域的宣传只能以一些特殊方法进行，而传单的上述特点正好符合这一点。可以说传单是最适用于敌方地域的宣传品。

……

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传单作为研究对象，以此考察抗日战争中我方的宣传战。作为研究的基础资料，大量的原始传单自然不可或缺。然而，时间已经过去70多年，战时制作的数量庞大的传单，大多在战争时期就已经消失，能够穿越战火历尽艰辛保留到现在者可谓凤毛麟角。所幸，在中国、日本的相关档案机构等还有所收藏，为研究这一历史创造了条件。

不过，因传单原件的来源极其有限，受此客观条件制约，本研究存在着两个局限性。一是在使用传单原件述及我方宣传内容时，无法进行全面考察，只能“就事论事”，当然，这绝对不代表我方的宣传内容仅限于此。二是在使用传单原件进行说明时并没有选择余地，可能会较多使用某政党、某组织的传单，但绝对不代表故意有所选择、偏重。当然，面对民族生死存亡，面对法西斯的猖獗，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是全中国人民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共同主题，抗战是不分党派的全民抗战，反法西斯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因此，取得的胜利是属于全民族的，全人类的。

另外，抗日宣传战涉及的宣传对象很广，本研究主要考察对日伪军、沦陷区和游击区民众的宣传活动。

今年为七七事变80周年，历经80年保留至今的“纸弹”——传单是战争的最直接、生动的“证人”，它能把我们带回战火纷飞的战场、极其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帮我们重温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谍报、宣传、谋略是孪生兄弟。一直研究近代日本在华军事谍报活动的我，在长期“耕作”中，自然接触到了很多有关宣传方面的史料，并且逐渐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将其开辟为自己的又一研究领域。在收集史料过程中，最令人感到强大视觉冲击的当属那一张张花花绿绿的传单。

从制作时间看，这些传单基本上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印制的，传单的制作者既有我方，也有敌方。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左右，这些传单能够穿越战火保留至今本身就是奇迹。面对一张张泛黄而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传单，不由得令人关心起其背后的故事。

自此，收集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散发的传单，追寻、解读其背后的“故事”，成为我这几年挖掘的专题之一。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一叠叠尘封的档案中陆续找到了一些珍贵的传单原件。在此基础上，首先围绕我方使用传单进行的宣传战进行了解读，现在呈献给各位的正是这方面的成果。

本研究能够深入展开，首先要感谢财团法人住友财团提供的宝贵支持。去年底，笔者以“有关日中战争期间中日两国传单的收集与研究”为题申请住友财团2016年度亚洲各国日本关联研究资助，有幸获得赞助，本书便是这一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此外，课题的申报得到了原名古屋大学副校长、爱知县立大学校长森正夫教授的热情支持，资料的收集则获得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史料阅览室、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金丸裕一教授、东华大学李嘉冬老师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吴先斌馆长的诸多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衷心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史立丽编辑。没有其慧眼所识和为编辑、出版所付出的辛苦努力，小著不可能最终付梓。

许金生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