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钟桂松专著的《茅盾评传（精）》就是其中一本。

《茅盾评传（精）》的作者是钟桂松。

《茅盾评传（精）》：

茅盾一生经历的事件几乎包括了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蒋介石上台、汪精卫叛变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对茅盾或多或少有过影响，而茅盾也是或近或远地在其历史的时空里穿行。新中国成立后茅盾身居高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满腔热情到后来的谨小慎微，历史地看，自有茅盾的道理，假如置形势、大局及复杂的文艺界于不顾，一味我行我素，恐怕连他晚年替人平反昭雪的机会都没有。茅盾在政坛上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的政治智慧。有些学者以为茅盾的政治智慧是软弱的，言下之意似乎茅盾应该在“反右”时冲锋陷阵，在大跃进时拍案而起，方能显示学者认为的“骨气”，其实对历史的评判理应讲究置身于历史的时空里，这样才能看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新中国的茅盾的“守正”、“守己”也同样值得后人敬仰，“文革”前当文化部部长，去海南休息，所有开支竟自掏腰包。文化部部长的稿笺信纸自然不成问题，但节俭的茅盾常常把文章写在废纸的空白面。“文革”中来外调的人鱼龙混杂，茅盾为了准确表达，不让别有用心的人篡改记录，宁愿自己字斟句酌地写证明材料，但碰到骄横不可一世的人，瘦弱的茅盾也会义正词严，毫不示弱。

1976年之后的茅盾是他心情最为舒畅的一个阶段，他那德高望重而又孜孜不倦的形象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他那仗义执言的“五四”风范让许多作家感动，他对自己信仰的矢志不移得到中共全党的敬重。晚年两份遗嘱闪耀着的光芒不光是政治上的也是人格上的，高尚与无私，伴随茅盾一生。中共中央给茅盾“中国文坛的巨星”、“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第一章 江山之助

1．吴越文化的浸淫

2．水乡乌镇的滋养

3．平民的大家庭

4．在以母亲为中心的女性世界里

5．意犹未尽的回顾

第二章 从植材到北大

1．启蒙由父母做主

2．从“立志”到“植材”

3．有革命气象的中学

4．走进北大

5．天才来自勤奋

第三章 机缘与机遇

1．进商务印书馆崭露头角

2．擎新文化大旗

3．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

4．在“五卅”运动中

5．时代造就

第四章 投身时代

1．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

2．结束十年的商务生涯

3．大革命时代——从军校教官到报纸主笔

4．上山容易下山难

5．革命不容易

第五章 洛阳纸贵

1．闭门写作

2．洛阳纸贵

3．亡命日本

4．依然是一个值得探寻的课题

第六章 饮誉文坛

1．在左联的日子

2．《子夜》的诞生

3．都市视野的乡镇风情

4．与左翼文化并肩行走

5．大师的启示

第七章 奔波南北

1．在中共的抗战大旗下

2．在香港的《文艺阵地》上

3．度日如年的日子

4．延安的记忆

5．历练与升华

第八章 周旋共处

1．初进重庆

2．避走香港——开辟一个新阵线

3．文化转移与桂林春秋

4．重庆三年

5．无法忘怀的岁月

第九章 曙光在前

1．回到阔别的上海

2．访问苏联

3．再返香港

4．共襄大业

5．担当文化部长

6．在新旧交汇中显情怀

第十章 热情中的冷静

1．在准备不足的运动里

2．一九五七年前后

3．热潮里的冷思考

4．十年一觉

5．坎坷前行

第十一章 忍辱负重

1．文化使者

2．大连会议前后

3．两个批示与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

4．顾大局的忍辱负重

5．历练与升华

第八章 周旋共处

1．初进重庆

2．避走香港——开辟一个新阵线

3．文化转移与桂林春秋

4．重庆三年

5．无法忘怀的岁月

第九章 曙光在前

1．回到阔别的上海

2．访问苏联

3．再返香港

4．共襄大业

5．担当文化部长

6．在新旧交汇中显情怀

第十章 热情中的冷静

1．在准备不足的运动里

2．一九五七年前后

3．热潮里的冷思考

4．十年一觉

5．坎坷前行

第十一章 忍辱负重

1．文化使者

2．大连会议前后

3．两个批示与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

4．顾大局的忍辱负重

第十二章 “文革”十年

1．遭冲击又被保护的日子

2．遭诬告后的冷落

3．痛失亲人

4．闲居的日子

5．沉默中风范依旧

第十三章 晚霞满天

1．回忆录的公开发表

2．交道口南三条

3．战友情深

4．精神不死

后记

3．热潮里的冷思考

茅盾是人不是神，许多政治运动对茅盾这位文化部部长来说，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有些事能够事先觉察，有些事只有事后才醒悟。当他无力无奈时，他运用自己独特的政治智慧，尽自己的努力维护内心的安宁。50年代的不少热潮如大跃进运动，文化界也同样首当其冲，文艺创作的大跃进也影响到茅盾这位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还专门制定了文！工作大跃进的具体条例，茅盾也例行公事，参与讨论。其实，对文学创一规律茅盾岂能不知？如此为文学上的大跃进做规划，茅盾实在难以：受。1958年3月18日给作协办公室的信中，茅盾似乎气不打一处来，下属诉了一通“苦”。从信中可以看出，作协办公室在向他催大跃进年一的创作计划，于是，茅盾在信中说：

收到三月十五日的通知了。现在写一点我个人的规划，可

是规划是订下来了，能不能完成，要看有没有时间。这就希望

领导上的帮助。帮助我什么呢？

一、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部长的兼职，政协常委的兼职。

二、帮助我解决《中国文学》和《译文》两个兼职。

三、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任务。要有点说明：上面一、二

两条，是我不眠症的原因，因为，几年来我对于文化部、政协常

委、《中国文学》和《译文》主编，实在荒弃职守，挂名不办事，夜

里一想到，就很难过，就睡不着觉。我几次请求解除，尚未蒙批

准。而且，尽管挂名不办事，会议还总得出席，外交宴会也不能

不去，结果，人家看来我荒废职守，而我在三种“会”上花的时

间，平均占每星期时间的五分之二……

如果照上面所说，一面挂名兼职这样多，一面又不得不把

每星期（七天算，我向来没有星期）的五分之二时间用在三种

“会”上（三种即会议、酒会、晚会），那末，我只能作下列的计划：

（一九五八年的）

A．不写小说了，只写论文，篇数、长短、性质不一定，但字

数可以约五万到七万（从四月份算起到年底）。

这也要有点说明：为什么不能写小说呢？因为在上述挂名

兼职，三“会”多的情况下，时间都被切得零零碎碎，写论文尚

可，写小说则我这人太笨，实在办不到。

B．整理旧作（即所谓《茅盾文集》），共计一二百万字罢。

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催着办的。

这也要有点说明：我本来不同意把旧作全部重印，出什么

《文集》，我认为这是浪费；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同志再

三来说，重印是使读者看到一个作家的发展……

长期计划，我不敢订，因为怕开空头支票，因为我不知道明

后年我还能不能拿笔。这不是我瞎想，因为最近病后医生（中

医、西医）都已明白告诉我：“你衰老了，年龄到了，药不能奏功，

只能养，慢慢地养罢！”换言之，这就是说，“你这人可以报废了，

而且也只能报废了！”

显然，一个作协主席在拟订创作计划时，会向自己属下写如此带情绪的信，只能是一种无奈之举。茅盾不愿因工作而搁置创作，但又无法回避，只好出此下策，以求清静。

在各行各业热火朝天的建设中，茅盾发一通牢骚后，就带领中国作协李仲旺等人，去东北了解业余文化活动的开展情况。在沈阳的座谈会上，茅盾像老师一样，专门给与会的作者讲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并告诫大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革命浪漫主义，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长春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里，茅盾专门讲到文艺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因为茅盾浓重的乌镇口音，主办方还从吉林大学请了郑启幕、翁方颐两个浙江籍学生作记录。在黑龙江，茅盾与工农业余作者座谈；在长春，茅盾还专门就短篇小说问题作演讲。总之，东北之行，让茅盾看到了人们渴望发展的热情，也看到了业余作者存在的问题。所以，在1958年大跃进干劲冲天、不着边际的浮夸风中，茅盾却热中有冷，自己保持“不热”之余还处处宣传文艺创作的规律。从东北回北京，在9月11日的文化部部务会议上，茅盾专门作了题为《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的讲话，除了肯定东北文艺界的热情外，也指出了发展中辅导力量不足、发展不平衡及写作的技巧问题，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如何结合的问题与青年理论队伍的培养和提高问题等等。从中可以看到茅盾指导思想上的成熟。他一方面赞美大跃进那种干劲——身居文化部部长之位使他不能不赞美；另一方面，他主观上尽量去校正冲天干劲中的那些谬误，让业余创作真正回归科学。当然，这种力量和声音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是微不足道的，是微弱的，但茅盾毕竟曾为之努力过。

……

P315－318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人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剧。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们想举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人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的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读，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性日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自由王国”境界的。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的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书籍。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丛书编委会

2012年1月

经过一年多业余时间的撰写，终于在酷暑中给这部书稿画上了一个句号，终于可以松口气来看点其他书了。虽然画了句号，对本书内容质量如何的担心却又重重地压在心头。三十多年的茅盾研究，出版了十多部有关茅盾的书，我仍不敢保证对茅盾已经研究得深透了，更不敢保证这部《茅盾评传》有多高的水准！

去年早春，南京大学丁帆兄来函约我撰写《茅盾评传》，辞恳意切，我就答应了。因为丁帆兄与我相识三十年，他的道德学问在朋辈中是有口皆碑的。岂料一允应下来，却把一年多的双休日和晚上都交付给《茅盾评传》了，所幸几十年来所积累的资料通过写作《茅盾评传》得到梳理和甄别。去年接受任务后正好在中央党校进修，我就去党校图书馆看一些资料，将茅盾在某些历史阶段的活动作了梳理和分析，努力在历史的时空里去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在写作过程中，我依然要感谢茅盾儿子韦韬同志，每当写到某些节点上，发现某些史实与资料不一致时，常常会去电话或写信向他求教，几十年来韦韬同志一直耐心真诚地给予指点和无私的帮助，这次写《茅盾评传》依然如此。

茅盾一生经历的事件几乎包括了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蒋介石上台、汪精卫叛变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对茅盾或多或少有过影响，而茅盾也是或近或远地在其历史的时空里穿行。新中国成立后茅盾身居高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满腔热情到后来的谨小慎微，历史地看，自有茅盾的道理，假如置形势、大局及复杂的文艺界于不顾，一味我行我素，恐怕连他晚年替人平反昭雪的机会都没有。茅盾在政坛上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的政治智慧。有些学者以为茅盾的政治智慧是软弱的，言下之意似乎茅盾应该在“反右”时冲锋陷阵，在大跃进时拍案而起，方能显示学者认为的“骨气”，其实对历史的评判理应讲究置身于历史的时空里，这样才能看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新中国的茅盾的“守正”、“守己”也同样值得后人敬仰，“文革”前当文化部部长，去海南休息，所有开支竟自掏腰包。文化部部长的稿笺信纸自然不成问题，但节俭的茅盾常常把文章写在废纸的空白面。“文革”中来外调的人鱼龙混杂，茅盾为了准确表达，不让别有用心的人篡改记录，宁愿自己字斟句酌地写证明材料，但碰到骄横不可一世的人，瘦弱的茅盾也会义正词严，毫不示弱。

1976年之后的茅盾是他心情最为舒畅的一个阶段，他那德高望重而又孜孜不倦的形象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他那仗义执言的“五四”风范让许多作家感动，他对自己信仰的矢志不移得到中共全党的敬重。晚年两份遗嘱闪耀着的光芒不光是政治上的也是人格上的，高尚与无私，伴随茅盾一生。中共中央给茅盾“中国文坛的巨星”、“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因此，我接受任务后，努力用笨拙的笔为“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中国新兴的革命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立传，希望后人能从这部传记著作中进一步了解这位巨人。

一年多来的业余时间，我一直在与茅盾的往事对话，因此我在写作中又增长了许多见识，又感悟到许多，觉得我们对茅盾的认识理解还有许多深入空间，因此，我要感谢丁帆兄给我这个机会，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给我这个条件，让我在茅盾逝世三十周年来临之际，用新的视角，再重温茅盾辉煌的一生。

2010年8月20日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