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之魂》作者贾尔斯·特雷穆莱特以外国记者的独特视角，深入探讨了当代西班牙社会多个热点话题：历史旧账该不该清算？独裁者佛朗哥与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为何饱受争议？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为何要求独立？旅游业如何拯救西班牙？如何理解圣地亚哥之路、弗拉门戈、西班牙足球以及阿尔莫多瓦的电影？老牌天主教国家还有多少天主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如何共处？以及，传统和现代如何并存？

《西班牙之魂》为历史文化类图书，重点探讨历史遗留问题对西班牙当代社会的影响。

贾尔斯·特雷穆莱特以外国记者的独特视角，深入探讨了当代西班牙社会多个热点话题：历史旧账该不该清算？独裁者佛朗哥与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为何饱受争议？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为何要求独立？旅游业如何拯救西班牙？如何理解圣地亚哥之路、弗拉门戈、西班牙足球以及阿尔莫多瓦的电影？老牌天主教国家还有多少天主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如何共处？以及，传统和现代如何并存？

《西班牙之魂》话题有趣，通俗易懂，可读性与思想性并重，相信可以成为多元文化爱好者的枕边书。

前言

1 公开的秘密

2 寻找最高元首

3 大赦与失忆：遗忘协定

4 比基尼如何拯救西班牙

5 杂乱，井然，“有种”

6 那些声名狼藉的弗拉门戈街道

7 夜总会与神父

8 男人和孩子优先

9 马德里311：摩尔人和基督徒

10 斧头和蛇的阴影下

11 瓦尔达戈的疯狂

12 死者，女巫，时尚

13 现代与过去

后记

最后，我们还是在家里找到了费利西亚诺。他劈头盖脸来了句“告诉你我多少岁，保准吓死你”。前一天走了个老人，96岁的他晋升为村里的老寿星，情绪不错。可惜他记性不好，佛朗哥如何率摩尔军团占领村庄的，他说得不清不楚。

相比之下，80多岁的费利佩记性要好得多。老人和气得很，住的房子小，只有3间屋。我们在后面聊，去厨房兼客厅，得经过卧室。老伴身子虚，躺在床上，冷得直哆嗦。她平躺着，双手抱在胸前，像中世纪大教堂的墓顶雕塑，不时地哼两声，似乎不久于世。

费利佩的父亲日子原本过得挺好，有辆卡车。可他是共和派，卡车被国民军抢走了，家道中落。费利佩有双蓝眼睛，眼神浑浊，聊起往事，他老泪纵横，频频道歉。特别是其中两个故事，让他数度哽咽，不忍继续。一个是说“细木工匠”与5名同伴夜里被拉出去枪决：“不知怎么的，没死。派来掩埋的人发现他还活着，他求人家，‘用铁锹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来了两个警卫，把他给结果了，埋在河边。”说着说着，泪水在脸颊上滑落。另一个是摩尔军团攻打村子，村民要跑，被击毙。尸体被狗发现，狗叼着半截残肢回家，“立马被主人杀了，因为它吃过人肉”。费利佩泪如雨下。

长枪党的暴行令人发指。听完故事，再去见长枪党杀手“平底锅”，让我不寒而栗。想象中，他应该性格孤僻、不苟言笑、满腔仇恨、不可一世，也可能无地自容、对当年的身不由己和禽兽不如深以为耻、战战兢兢地等候大限来临。

在棕榈树大街老年活动中心，我见到了“平底锅”。“这家伙杀人就为了钱。”有人低声说。大厅宽敞明亮，白发苍苍、身体虚弱的老人围坐在桌边，玩数字彩票。

中心的员工告诉我，“平底锅”不久前遇到过麻烦，被另一位退休老人揭了老底，给骂了：“你那么喜欢扣扳机，早该去报名，加入国民警卫队!”

在密密麻麻的桌子中间，我们找到了“平底锅”，站起来的人一点也不符合我心中喋血杀手的形象。

“平底锅”是个86岁、一只脚伸进棺材的老农，拄着两根拐杖，一瘸一拐，腰上系着个大塑料袋，敲来敲去的，很不舒服，包里装着外套。

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平底锅”不愿多言。他承认参加过长枪党，但否认杀过人。他说，叔叔是“右派”，家里的事他说了算。“妈妈守寡，有4个妹妹需要照顾。当年，我17岁，每天在叔叔庄园里干农活，是他让我报名参加了长枪党。”他说。村里杀人时，他在罗夫莱多·德·查维拉前线作战，1938年回家，事情都过去了。说完，他拖着腿，借故走了。

何塞·安东尼奥·兰德拉找凶手的运气不错。他来自别尔索市的法韦罗矿村，31岁，高个、亲切、寡言少语，在希洪的国民警卫队服役。一个闷热的夏日，我们约好在希洪见面。和不远处普利亚兰萨村的艾米里奥·席尔瓦一样，何塞·安东尼奥也找到并挖出了一位被长枪党杀害的亲人。死者是他叔公佩里凯特、法韦罗左派矿工领袖，两人情同父子。尽管家人担心村民的反应，不让他调查，右派村长和当地两位医生——当年参与枪决的长枪党头面人物——的家人也纷纷向他施压，何塞·安东尼奥依然查清了叔公最后一周发生的事。

何塞·安东尼奥着手调查时，两名凶手尚在人世。其中一名住在由修女管辖的养老院，名叫阿尔图罗·赛萨莫，人称老阿尔图罗，几近耳聋。何塞·安东尼奥打电话去约，他答应见面，不知道何塞·安东尼奥是佩里凯特的侄孙，见他是国民警卫队队员，便将往事和盘托出，甚至告诉何塞，佩里凯特第一轮枪毙后没死，以为他死了，他却爬起来破口大骂，凶手连顿饭都吃不好，干脆把他打死。

何塞·安东尼奥悲痛欲绝，起身离去。“那席话我难以承受，他的死让我想了好久好久，对我触动很大。”这位年轻善良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对我说。他太年轻了，对佛朗哥不会有任何记忆。

见他要走，老阿尔图罗满怀期望地喊：“喂，重组长枪党了?又要去杀赤匪了?”何塞·安东尼奥3天后再打电话过去，修女说，年过九旬的老阿尔图罗已经死于心脏病突发。

老阿尔图罗无半点悔意。近年来，一批西班牙人开始寻找、挖掘长枪党人“拉出去枪毙”的受害者遗体，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许多纯属杜撰——：双手沾满鲜血的老长枪党人，对其所作所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巴利亚多利德省，退休的肉铺老板专用刺牛的方式刺人；在米兰达·德·埃布罗附近村庄，据说一位老人杀完人，习惯将尸体绑在汽车发动机盖上，游村示众。看来，他认为：剿杀“赤匪”就是为国效力。

有些凶手至今残留人世，年届九十或年满九十。这群血债累累的老人，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谁因枪杀“赤匪”而遭法律制裁；可左派却为杀害平民付出了惨重代价。

左派政党各行其是，纷纷搭上内战、第二共和国和“唤醒历史记忆”这班车。自发的运动走向分裂，现由西班牙共产党接管。年轻的激进分子一手举着反全球化大旗，一手举着第二共和国三色旗，热情洋溢地走上街头。许多如艾米里奥·席尔瓦、何塞·安东尼奥·兰德拉之流，只想通过这次运动对受害人家属有所补偿。怎么说，这都是澄清事实的好机会。至少在初期，他们想避开党派之争；政党介入之后，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没想过复仇，只想对历史做个补救。所以，他们没要求将杀手绳之以法，甚至没曝光，让其接受公众谴责。否则，西班牙的民主根基，非暴力协定将岌岌可危。寻求真相、体面安葬这两项权利，战胜者的“英烈们”早就有了。

内战爆发近70年后，真相开始浮出水面。历史学家调查，内战老人讲述，地方协会负责，用挖掘机揭开历史的面纱。然而，当事人不死，西班牙恐怕还无法面对这段血泪史。

即便当事人全死了，西班牙人也会就内战继续争论下去。如果说，内战是20世纪西班牙历史上的头等大事，那么，“最高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就是主角。倘若西班牙人不想回忆内战，我不禁要问，对这个在战后40年里主导他们生活的人，是否也会同样对待。我决定去马德里山区的烈士谷寻找答案。P44-47

剃刀刃

西班牙亡灵，比世间别处的亡灵更加阴魂不散：如剃刀刃，伤其颜面。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①

马德里，一个凉爽的早晨，快7点，耳根还算清静。用不了多久，街上就会炸开锅，汽车喇叭声、救护车汽笛声、摩托车马达声，一哄而上，一如既往。眼下，这座欧洲数一数二的喧嚣都市正在享受它片刻的安逸，直升机却在隔壁楼顶足足盘旋了一刻钟。楼底宽敞的庭院如扩音器，将经久不息的轰鸣声无限放大，住在顶楼的我们无法人眠。我躺在床上，担心这每五周造访一次的直升机把孩子吵醒。他们今天要去上学，昨晚却睡得不早。7岁的儿子10点被电话吵醒，另一个7岁的孩子热忱地邀请他去参加周末生日派对。马德里是座彻夜狂欢、不眠不休、引以为豪的城市，连不满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我走上阳台，挥舞着拳头，向洁白的直升机示威，大清早飞这么低，闹哄哄的，搞什么鬼!我希望从床上一跃而起，怒不可遏的人们能遍布四周阳台，可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孤零零、气冲冲地站在枯萎的天竺葵中央的，只有我。都这个季节了，花少浇点水，就一副死相。我又意识到，自以为属于这座城市的我，骨子里还是异乡人。马德里，乃至全西班牙，噪音无处不在，如阳光、空气，是环境的一分子。清晨的噪音，让我猝不及防。若是白天，洗漱完毕，换上马德里市民的日常装束，区区直升机的轰鸣声不至于让我心烦意乱，城市喧嚣，正合我心；晚上临睡时，被西班牙人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本性才会暴露无遗。这称呼泛指英语国家人士，英国人、美国人或其他地方人，每每让我想起卢恩字母①和五言抒情诗，《贝奥武甫》②和“圣人”比德③，不禁哑然失笑。

这个国家的噪音举世闻名。报纸上不时报道，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城市噪音让市民身心俱伤。我读过一则，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马德里每四条街，就有一条生活噪音超标④；另一则说，巴塞罗那14至27岁的市民：听力损伤过半，且无法恢复①，难怪麻木不仁的他们偶尔也会忍无可忍。回想几年前巴塞罗那广场上的一幕：夏日深夜，座无虚席的露天酒吧人声鼎沸。年轻人骑着电动摩托在周围转悠，马达声盖过说笑声，尖利刺耳。一位老人出现在高处露台，气急败坏地挥手抗议，无人搭理。于是，她抄起空可乐瓶，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玻璃片四处飞溅，砸得我们落荒而逃。

西班牙人似乎需要噪音。家里的电视机整天开着，有人跟我解释，说“好比家里来了个朋友”。经常光顾的酒吧里，会唱歌的老虎机、会说话的贩烟机、咖啡机、微波炉、电视机(有时不止一台，播放不同频道)全都在响，谈笑声、喷气声、吱嘎声、敲击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人声也要拼个你死我活，在机器声中杀出一条血路。于是乎，分贝更高。

或许，正是出于吵闹中仍被听清的需要，西班牙语——在这个多语言的国家里，确切地说，是卡斯蒂利亚语——才会如此直截了当，掷地有声。“每个词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如鹅卵石般光滑清晰，历历在目。”V.S.普里彻特③在1954年出版的《西班牙性格》中写道：“它是孕育在沙漠的拉丁语，干巴、生硬、如岩石，棱角被擦舌音、深喉音、生机勃勃的大舌音磨平，裸露在外的是强有力的元音。”

广播和电视的谈话类节目中，言语的聒噪可谓登峰造极，每日的听众和观众却高达几百万。优秀的谈话类节目，应该话题严肃，行家聚首，心平气和地交流思想，可惜不少却沦为无端吵闹，恶语相向。西班牙人善于言辞，却动辄失控。嘉宾们往往性情暴躁，一点就着，他们的工作就是生气，程度取决于节目主持人推出的话题，话题越小，吵得越凶，八卦起歌手、模特、斗牛士和徒有虚名的“名人”来，更是不可开交。

在西班牙任何地方，都能一边乘出租车，一边听收音机里的几个嘉宾大呼小叫。的哥除非洁身自好、不苟言笑、骄傲自负、嫌节目没品位，一般也会积极参与，跟嘉宾一样立场坚定，倘若这天诸事不顺，或对正在讨论的话题深有感触，便伺机发泄一通。卡斯蒂利亚语脏话连篇，通俗易懂。“我操!别把老子惹毛了!”前不久，一位马德里的哥当着我的面骂道。当时，车堵在三环，我们听着西班牙人民之声电台(COPE)①，主持人批评加泰罗尼亚地区和巴斯克地区的“反西班牙分子”，的哥又破口大骂：“我操你妈……”这些脏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反驳时加上女性生殖器“妈的屄……”，也不显粗俗。

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西班牙人也满嘴污言秽语。卡米洛·何塞·塞拉②专门编纂两卷《秘密词典》加以收录，仅表示阳具的词，《帕斯库阿·杜阿尔特一家》的作者就收录了800多个，从“火枪”到“胡萝卜”，不一而足。

“西班牙人要是不说脏话，就像高压锅，压力太大。”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①解释道。②确实，骂一骂，人会轻松不少。下了车，气就消了，生气不过是暂时现象。也许，正因为此，西班牙人才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老爱使拳头。路上骂，可以理解，撒气罢了。开车按喇叭，逮谁骂谁，不会招人恨，惹祸上身。

西班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马德里住了近20年，20年前，还在它的夙敌、精致迷人的巴塞罗那住过两年，回伦敦竟无法适应，还是决定回来。说来讽刺，我对西班牙的兴趣源于几个说自己不是西班牙人的加泰罗尼亚朋友。

我是一名记者，自认为不是一名典型的驻外记者。驻西班牙，不是为了将来驻巴黎、驻纽约。做报道，我可以去(几乎)世界任何地方，可这儿才是我的家，就算离开，也会回来。开始没这么想，来了之后，却流连忘返。年轻时的单身生活趣味盎然，夜夜笙歌，令人乐不思蜀，成家后越发甘之如饴。这里是养育孩子的“黄金国”，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不再置身事外。我看着孩子们成长，长成西班牙年轻人，或半个西班牙年轻人。我像世界各国的第一代移民那样，羡慕地看着他们不费吹灰之力，融于另一种文化，心中五昧杂陈，愁肠满结。西班牙的未来，我要关注，它与孩子们的未来息息相关。

为了寻找写作素材，我踏遍了西班牙每座岛屿、每个角落。一次，同事抱怨，西班牙写来写去，无非是“斗牛、恐怖分子和其他一些无聊事”。的确，做记者这行，西班牙只是“点缀”，我恰恰喜欢这点，总有故事可说。公路时刻在召唤你，欧洲很少有如此开阔的地方，旷野随处可见，还有那远在天边的地平线。驶在辽阔的田野上，欣赏CD中轻快的弗拉门戈小快板，四周的美景让我有置身美洲，而非欧洲之感。

西班牙日新月异，有关它的故事怎么也说不完，与美洲也有几分相像。对于变化，西班牙人不仅欣然接受，还认为理所应当。

试图描绘西班牙特定时期的作家，对社会变化之快，感触最深。西班牙如同握在手中的沙粒，攥得再紧，也会立刻从指缝间滑落。“做西班牙人，太容易落伍!”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一夜之间从君主走向共和①，约瑟夫·普拉不禁感叹：“今天，他们全都变成老朽，让人无法忍受。”③

2004年3月，我也经历了人心惶惶、戏剧性的4天。伊斯兰激进分子清晨在马德里通勤列车上放置炸弹，造成191人丧生，原本胜券在握的人民党在大选中遭遇滑铁卢，形势突变，本书自然会有所提及。

然而，日新月异的变化并非始于2004年，西班牙磕磕绊绊，跟在欧洲其他国家后面追赶了近一个世纪。“这么说吧，我出生(1900年2月22日)的那个村，中世纪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路易斯·布努埃尔起家乡，阿拉贡自治区的卡兰达时说道⑤。

西班牙人帮了我大忙，他们喜欢谈天说地，发表意见，聊聊自己。一来，不少人觉得这里是人间胜境，逢人便说美食美酒，独步天下；二来，他们坚信自己的意见即使不算最好，也比其他人高明；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他们性格开朗、热情好客。西班牙世界旅游强国的地位，不止靠阳光沙滩、果酒饮料。

西班牙的噪音既有趣，又具有欺骗性，他们用“雷声大、雨点小”来比喻华而不实。没几个外国人会觉得这个国家安静，刚来那几年，我没觉得，估计约翰·保罗二世①也没觉得。他在马德里做露天弥撒时，冲着嘈杂的人群喊：“教皇也有话要说。”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没让我重新思考沉默，却让我重新思考这个国家。

如果说，有人让我重新思考西班牙与沉默的关系，那人一定是艾米里奥·席尔瓦，他是第一个对历史真正“刨根”问底的人。艾米里奥·席尔瓦是一名记者，2000年，他回到祖父被杀的地方，莱昂省普里阿兰萨·德尔·比埃尔索村，希望告诉人们60年前发生的一切。1936年，佛朗哥将军武装暴动，同室操戈，手足相残，血流成河，西班牙内战拉开序幕。除了单纯地叙述历史，艾米里奥·席尔瓦还找到公路旁的公共尸坑，被佛朗哥分子枪杀的祖父就埋在这里。他的遗体，连同12名被枪杀的其他村民的遗体，被挖掘出土。②多名曾在智利或阿根廷从事尸坑——年代要近得多——挖掘的法医，对遗体做了DNA鉴定，证实属于艾米里奥·席尔瓦祖父。如今，艾米里奥·席尔瓦的祖父祖母合葬在家乡墓地。这是西班牙刨出的第一个内战尸坑，第一次用DNA鉴定确认死者身份。“普里阿兰萨十三人坑”出土时，看上去只是特例。出于好奇，我报道过，之后便忘却了。

两年后，我去了另一个内战尸坑，在皮埃德拉菲达·德·巴维亚村，同样靠近莱昂山区，同样由志愿者挖掘出土，死者的姐姐伊萨贝尔将挖掘机带到尸坑边。多年来，她每年偷偷带花来上坟，对于枪杀亲人的凶手，依然恨之入骨。

她告诉我：“谁都知道尸体埋在这儿。当年，他们被秘密枪杀、掩埋后，村里人还看见尸骨被大雨冲出地面。神父说，赤匪十恶不赦，大地不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心存恐惧，闭口不言。”

没过多久，又挖出一个，之后越来越多。突然间，尸坑遍布全国各地。志愿者称，西班牙地下，有好几万具尸体：尸坑中、墓地里，还有许多曝尸于路边水沟、密林丛莽或荒郊野外，都是内战中、内战后遭佛朗哥清洗的“赤匪”。然而，内战结束于60多年前，佛朗哥本人也于1975年安然辞世，之后的25年里几乎无人提及，如今却要求政府将他们统统找到，挖出来重新安葬。

回顾过往，催生这股挖墓热潮的，兴许还要算上何塞·玛利亚·阿斯纳尔①。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象征什么。几年前，他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位民选右翼首相。在这个国家的某些人眼里，右派与佛朗哥难脱干系，右派上台，多少要算算账，但我没想到会去挖墓。毕竟，社会工人党执政14年，没碰过他们。右派上台，民怨沸腾，不要求将凶手绳之以法——有些至今逍遥法外——，只要求为死者讨回尊严。此事至今仍有争议。

历史真相破土而出，我决定抛开西班牙光鲜亮丽、趣味诱人的外表，开始一段被卡尔洛·莱维①称为“穿越时空的艰难之旅”。当然，这是一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旅程，用外国人的眼睛看西班牙，去发现本国人不经意之处。

这意味着：许多方面，我会旧话重提，老生常谈，如长久以来令游客心驰神往的吉卜赛人和弗拉门戈。可现代西班牙呢?它有哪些特色?不知疲倦地寻欢作乐、遍地开花的海滨度假村、庸俗不堪的公路妓院，人民的日常喜好与生活态度可见一斑。我又问自己，在一个瞬间挣脱天主教国教的枷锁、身体力行“享受生活，和平共处”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度，女性有过怎样的经历?一个历史如此厚重的国家，常让我抚今怀古，追古思今。

我和几个西班牙朋友聊过写作计划，却遭到他们的反对。西班牙人在意别人的看法，不爱曝隐私，也许这就是他们约在酒吧、饭店、广场、大街见面的原因。家是私密空间，家是港湾。  “没错，Spain is different!”梅塞德斯感叹道。言下之意，是时候让大家知道，西班牙没宣传的那么好。“就是说，西班牙与众不同!”另一次谈话中，马尔加几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这句话，口气却截然相反。我觉得，她怕我丑化西班牙，说西班牙人身处欧洲发达国家，不像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偏偏又对此梦寐以求。几百年来，外国作家一直背着诋毁西班牙，散布凶狠残暴、无政府主义、宗教裁判所、自我毁灭等诸多“谣言”的恶名。而19世纪末西班牙作家的悲观消极，决非外国作家所能比拟，安赫尔·加尼维特①形容西班牙“是个怪异无比的疯人院，病人得了怪病——谁也不容谁”②。有必要解释一下，我想梳理的是西班牙人的与众不同。他们对欧盟充满热情，对纽约、伦敦、巴黎或柏林的流行文化符号趋之若鹜。不希望不同，也是与众不同之处。

梅塞德斯和马尔加所提到的，是20世纪60年代佛朗哥政府的信息旅游部长马努埃尔·弗拉加所拟的宣传口号：“Spain is different!”在当年，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独裁者当道，当然与众不同12005年，年过八旬的弗拉加依然是加利西亚自治区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治领袖，尽管以微弱差距未能第五次连任区长。讽刺的是，弗拉加在政坛的长盛不衰，也是现代西班牙“与众不同”之处。毕竟，迈人21世纪，还有哪个欧洲国家会让一名右翼独裁政府的部长继续活跃在政坛，并担任要职?我想说，西班牙当然与众不同，所有国家都是。大部分会为之欣喜，甚至引以为荣。

我的西班牙历史之旅将从内战尸坑开始。阿斯纳尔拒绝出资寻找、挖掘，对死人，他没兴趣。阿维拉附近村里的一位老人表示同意：“清旧账，忿难平。”他指的不是死者，而是由死者带进坟墓的陈年旧事。

墓挖得人心惶惶，打破了佛朗哥死后多年的沉寂，人们不知该如何应对。先挖再葬，只有4名记者报道了头几个葬礼中的一个，分别来自地方报社、《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卫报》，后三家媒体均为独立报道。一位西班牙电视台摄影师自发前去拍摄，其中一名死者是他亲戚。“我知道，这不让播。”他说。国家级媒体均置身事外。

“我也可以去巴拉圭略斯·德尔·哈拉玛把我的叔叔挖出来。”一位极端拥护佛朗哥政权的报社社长对我说。他指的是内战时死于共和派枪口下的亲叔叔，我去过他们的墓地，位于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附近，山坡上竖了个硕大无比的白色十字架。巴拉圭略斯·德尔·哈拉玛一排排长长的墓碑，致深爱的父母、配偶、手足、子女的碑文催人泪下，是左派同样盲目屠杀手无寸铁敌人的明证，致个人的墓碑上痛斥杀人不眨眼的“赤匪”或“马克思主义暴民”。11月一个清冷的早晨①，我见三三两两的人群将粉色康乃馨置于十字架间。小小的衣冠冢前，举行了简短的仪式：众人高唱长枪党②党歌《面对太阳》，高举手臂，行标准的纳粹礼。这是西班牙极右势力罕见的一幕。可他们的长眠地，是神圣的墓地，而非路边的水沟。

重见天日的墓穴，让人回想起西班牙曾如何从专制走向民主。1975年，佛朗哥去世，之后的民主化过渡堪称奇迹。既非柏林墙的轰然倒下、拉美右翼独裁政权的集体倒台，也非邻国葡萄牙高举康乃馨的和平演变③。从专制独裁走向民主政府，无路线图可循。西班牙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埋葬历史的道路，至今未设真相委员会，未组织纽伦堡式的审判①。过渡时期的不少领导人有佛朗哥背景，更乐意用沉默掩盖过去。对历史的畏惧，不愿重蹈内战覆辙，导致了这种沉默；不招惹特别是军队，以免对年轻的民主政权造成致命威胁，是导致沉默的另一个原因。

于是，便有了不成文的“遗忘协定”。尽管有时无法得到当年的第一手资料，历史学家们继续爬梳鉴别，钩索沉隐。过渡初期，在这个审查制度盛行多年的国家，人们突然求书若渴，渴望了解1936年以来的西班牙历史真相。然而，内战和佛朗哥政府等政治话题，从某种程度上变为邻里之间，乃至家庭内部的禁忌。一位知识分子曾建议我，与此有关的话题最好“私下”研究。按过渡政府国会议员的话说，“为大家好，大家都该遗忘”②。

遗忘也是为了“遮羞”。少数人怀念佛朗哥，多数人不可避免地对内战以及战后崛起的庸人独裁者感到羞耻。人们常说，重要的是当下——此地此刻——和未来，对乐观向上、及时行乐的西班牙人来说，此言甚是。80年代马德里“反传统文化运动”(la movida)疯狂过后，西班牙人平静下来，市长恩里克·提耶尔诺·加尔梵——年轻人亲切地称他为“老老师”——规劝年轻人：“找对位置，小心谨慎。”西班牙人至今认为，他们有权(甚至应该)娱乐。科学家认为，正因为此，西班牙人的平均寿命才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也正因为此，西班牙才成为欧洲可卡因第一消费国。

沉默一旦打破，便一发不可收拾。El Corte Ingles①摆满了诸如《佛朗哥的尸坑》、《佛朗哥的奴隶》、《胜利的牺牲品》、《希望的终结》、《佛朗哥时期的失踪儿童》或《记失去的岁月》等读物。西班牙人渴望了解更多，尤其是祖辈、父辈往往选择沉默的年轻一代。

西班牙人很快发现，沉默掩盖的不只是恐惧或羞愧，还有对历史的分歧。历史好比潘多拉政治魔盒②，一旦打开，飞出的都是前仇旧恨。

于是，另一类诸如《内战之谜》、《马德里的“契卡”③：重见天日的共和派监狱》或《1934：内战爆发，社会工人党与加泰罗尼亚左派联盟发动战争》等新读物应运而生。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和我聊天，抱怨道，这些都是“伪史”，挖墓的直接产物，却高居畅销书排行榜。这些书往往首当其冲，把责任推到尸坑里的死人身上，说左派转向极端主义、妄图革命、纵容焚烧教堂，引发内战。此外还提到“契卡”：左派监狱和审讯室，以及共和派大批枪杀右派囚徒。他们认为：佛朗哥等人起兵时，左派正要发动一场革命。纯属“佛朗哥拯救西班牙!”口号的旧调重弹!

显然，在西班牙，历史就是战场。30年代的事无定论，其他过去的事也无定论。

安东尼奥·马查多①写过：“来到世上的小西班牙人，愿上帝保佑你。这里有两个西班牙，其中一个一定会寒了你的心。”如今，有人说，“两个西班牙”又回来了，“他们”和“我们”、“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想法甚嚣尘上。阿斯纳尔更是推波助澜，政敌们随时准备还以颜色。

昔日的冲突再次重现。回巴塞罗那或与巴斯克人聊天，越发觉得古怪，不是国家不同，而是想法各异。在马德里很少听到的观点却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大行其道，反之亦然。西班牙不仅领土分裂，而且精神分裂。

“两个西班牙”与西班牙人酷爱集体行动有关。西班牙人总是成群结队，让外国人叹为观止。浩浩荡荡的人群，或庆祝，或示威，人越多，越高兴。在外国人眼里，这正是西班牙令人羡慕之处。这里的左派或右派政治家绝不会重复玛格丽特·撒切尔②的话：“社会不复存在。”人们喜欢热闹、团结、集体归属感，所以才会挤在城市或村镇，对周边的开阔地视而不见。我的孩子上学后，我发现：离群索居，往往不被信任。

历史争论并没有随内战而结束。西班牙人对更久远的事依然心存疑问，连西班牙何时诞生似乎也不甚清楚。果真如右派政客所言，西班牙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③罗马人与西哥特人统治下的“伊斯帕尼亚(Hispania)”是否存在?还是15世纪天主教双王①合并卡斯蒂利亚王国与阿拉贡王国、“光复战争”结束后，才有了现代西班牙③?有人说，西班牙历史短暂，直到19世纪初抗击拿破仑④，国家才真正建立⑤。争论中，政治倾向再次彰显。我发现，西班牙人的历史观往往基于政治派别。要么就是，政治派别基于历史观?  阿拉伯人711年来到西班牙，5个世纪前离开西班牙，居然也会突然出现在政治演说中。阿斯纳尔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抨击，主教们对政教分离的声讨，都有阿拉伯人的影子。有人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西班牙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有人说，他们显然是夙敌。

现代西班牙与葡萄牙同处的伊比利亚半岛，被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⑥描述为“从西向东铺开的一张牛皮，前肢伸向东方，腹部则从北向南”⑦。如今，这张牛皮被东拉西扯，争来抢去，快破了。17个自治区纷纷要求出台新的地方法规，获取更多的权力，考验佛朗哥政权倒台后1978年宪法的灵活性。

相当多的西班牙人认为，西班牙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包括好几个民族，甚至对其颐指气使。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尤其是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包括加利西亚，共占西班牙人口的四分之一。“西班牙”(Espafia)三个字往往不能提，代之以“西班牙国”(el Estado espanol)。这个国家有时连本名都不敢叫。

历史又一次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加泰罗尼亚人的加泰罗尼亚史与马德里人的加泰罗尼亚史会有很大出入；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和邻居纳瓦拉西班牙主义者——尽管历史何其相似——对历史真相也会各执己见。从788年龙塞斯瓦列斯战役①，巴斯克人趁查理大帝②撤离西班牙，对其殿后部队大举进攻，到1640年加泰罗尼亚“收割者暴乱”③，所有历史事件及起因都存在不同乃至对立的说法。西班牙年轻人在学校学到的历史知识也不尽相同。伊尼阿基是巴斯克自治区历史老师，说前不久，在另一位老师的许可下，一个学生交给他一幅画，画中参加龙塞斯瓦列斯战役的士兵们高举巴斯克区旗。“众所周知，这面旗帜诞生于11个世纪后。”他解释道。另一位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巴斯克历史学家对我说，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巴斯克史统统不可信，“他们总会为了一己之私，歪曲捏造”。  皇家历史学院却不这么认为，发布报告称，各地区政党把持教育，学校教授的历史知识“片面、歪曲、不确切”。根据报告，有些学校甚至对学生说，自治区与马德里向来冲突不断，有激化“矛盾”之嫌。报告气愤地称：“其他欧洲国家绝不会利用对历史的无知，达到颠倒是非、挑拨离间的政治目的。”

西班牙人对国家统一的兴趣又一次反映在书店里。《西班牙、爱国主义与民族》、《从伊斯帕尼亚到西班牙》、《西班牙上下三千年》等，是用来浆牛皮的。

也有唱反调的。《我不是西班牙人》用加泰罗尼亚语创作，在巴塞罗那书店出售。巴斯克地区的争论会有性命之忧，埃塔①的枪手们仍在大开杀戒，在历史观的促使下扣动扳机。《巴斯克人为何战斗?》在狱中完成，论据可追溯至史前。

20年代，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②在《无脊椎的西班牙》中写道：西班牙缺乏一根强有力的脊椎，可以凝聚一切。16世纪末，帝国鼎盛，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之后却逐渐衰败。外国游客会谈起西班牙人显著的地区差异，绵延的山脉和宽广的河流将国家切割成彼此隔绝的小块儿，被19世纪中到访西班牙的理查德·福特称之为“城墙与沟壑”。地理屏障阻碍了西班牙人的彼此联系，镇与省往往就是整个世界。

全新的西班牙为了克服地理障碍，不遗余力，利用欧盟基金，挖山开洞，通高速，建高铁。长途旅行不再以天计，如今以小时计，每年还在缩短。19世纪，游客总说，西班牙人从哪里来，穿着上一望便知。如今的西班牙人穿着从同样商店买来的衣服，商店往往归于同一人名下——欧洲服装业新贵、西班牙首富、Zara的创始人、不易亲近的阿曼西奥·奥尔特加①。如今的西班牙人，收看同样的肥皂剧和周六晚没完没了的“盛典”。他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与相像，也前所未有地打算就是否相像好好争论一把。

80年代中，我第一次来到西班牙，住在巴塞罗那，对加泰罗尼亚朋友十分崇拜，他们学习自己的语言，寻根觅祖，乐此不疲。当年的我刚刚大学毕业，对西班牙和众多不同的语言几乎一无所知。语言的发现振奋人心：欣赏加泰罗尼亚语戏剧，朗诵加利西亚语诗歌，去圣塞巴斯蒂安，又陶醉于巴斯克语独特的发音。语言使西班牙丰富多彩，可西班牙人不以为荣，决意针锋相对。语言不是荣耀之本，反成冲突之源。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并愈演愈烈。

表面上看，西班牙人与历史交情甚笃，珍视传统，悉心呵护，鲜有人及。从潘普洛纳的奔牛节②到安达卢西亚的圣周游行，从巴斯克的举大石比赛④到瓦伦西亚的火节⑤，传统节日神圣不可侵犯。据估计，地方节日的年开销高达7亿。西班牙传统与现代并存，让许多现代颠覆传统的他国游客艳羡不已。现代西班牙，新旧交织，画面夺目——从摄影角度讲，的确如此：戴着风帽、跨着摩托的苦行者；阿利坎特的“摩尔人与基督徒”①节日中，裹着头巾、拿着手机打电话的“摩尔人”；还有阿尔莫多瓦②电影中，身着耀眼服装的女斗牛士。

然而，传统不同于历史。传统源于创造——西班牙许多节日是新近创造出来的——，历史绝不能创造。在我看来，节日并非缅怀历史，有些纯属精神信仰、宗教传承，有些彰显地方主义、沙文主义，可大部分还是消遣，去阿尔蒙特的圣灵降临节③一看便知。市民们戴着科尔多瓦平檐礼帽，将马拴在罗西奥圣母礼拜堂后面的栏杆上，喝啤酒或掺可乐的甘蔗酒。每年有上百万人赶到韦尔瓦，朝拜这座耀眼的白色礼拜堂，堪称西班牙年度节日之盛。如此传统并不令人生厌，可以庄重，可以随意，很少像英国日渐式微的宗教节日那样隆重。这依然与西班牙人酷爱集体行动有关，他们没有死抓着历史不放，而是强调社会性、群体性，当然还有骨子里的想法：娱乐有理。

任何一次西班牙之旅，要么自己娱乐，要么看别人如何娱乐。然而，我探索的起点却是西班牙人被负面情绪左右的历史时期。我的西班牙之旅，从内战尸坑开始。

《西班牙之魂》是我和2006级同学一份美好的回忆。2009年，我在笔译课上选用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和他们一起理解原文、推敲词句。我发现，他们非常喜欢这本《卫报》驻西班牙记者写的书，于是，我想找机会将全书翻译出版。一年后，南京大学出版社买到了版权，2006级的梅莹和谢珺开始跟我读研究生，翻译全书的任务，我决定和她们一起完成。前言到第二章由谢珺翻译，第三章到第五章由梅莹翻译，其余章节由我翻译，全书的校对整理工作也由我负责完成。谨将此书献给2006级的所有同学，希望我们都能想起当年的笔译课。

李静

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