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松
藤野严九郎与鲁迅的师生缘分，并没有使他的后代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对中国保持特别的亲善。甚至他的一个侄子还短暂地参加了侵华战争，并且加入的正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731部队。不过那是历史。作为一名细菌学医生，即便被征东北，藤野恒三郎从事的仍旧是他的本行：食源性致病菌研究；简言之：食物中毒研究；并且正是此次从军研究经历，为他战后发现并分离副溶血性弧菌帮了大忙。
正如恒三郎当时并不清楚自己卷进了侵略中国的大潮，藤野家族的后代对中国的情感也始终不亲不疏，说到底，这个行医已逾十几代的家族对政治毫无兴趣，至于中国，尤其是中医，从来都是他们的基础传统之一，不需要特别地对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这是另一个国家的学术。这种情况到了恒三郎的次子发生了一点变化。藤野竹村（1937）行医之余，颇喜书法，追着这根线索溯流而上，很自然地回到了历史上迷恋中国的亲和状态。从一九八二年转到大阪大学医学部执教开始，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两三次以上，一半因为医学，一半因为书法。由于横跨两界，他的中国朋友更是多于一般的日本中国通。不过这一情况到他的下一代又有中断，竹村生有两子一女，没有意外，均循祖传继续行医，这三个孩子没有对中国、汉学表示特殊的兴趣。倒是次子摄耀的独子，在美国留学的藤野佐为（1986），毕业前偶遇去美国巡演宣传的台湾女星周璟馨，根据资料他得知这位他最初以为是日本同乡的女孩，竟然是中国鲁迅的曾孙女，这个古旧的名字顿时比舞台上的亚洲姑娘更打开了他的想象，祖父曾多次提起高祖与这位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奇缘，当晚他就在MSN上跟祖父说起此事，回国后更是围着他慨叹这次奇遇，祖孙俩虽然都没有点破，但高亢的声调常常暗含某种与命运有关的兴奋的提示。此后每当竹村从中国回来，佐为都忍不住去看望探询，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求着祖父教他书法，每天早起和睡前都写上一页，越来越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二〇一六年元宵节期间，早已退休的竹村受邀参加在南京举办的中日书法名家大展，趁此机会，佐为跟着祖父第一次来到中国。活动公务完毕，竹村想带佐为游玩中山陵，这座陵墓的主人和他们祖上结交的那位中国名人，几乎同样牵动着他们对中国尤其是南京的感情，他们行走在这座城市的每条街道，都在想象当年孙文和鲁迅如何走在这些路上，这样想着，他们在南京既有家的亲切，又有面对祖上无以复加的崇敬，而这些崇敬在中国主人看来只能更加慨叹日本人的礼仪。大展组委会会长、四十五岁的日语系教授刘孝颖和她的助手、师大书法系的硕士生段刚，主动提出陪伴竹村祖孙二人游玩中山陵。
正值一年一度的“国际梅花节”，他们从明陵路上山，沿神道曲折而进，玩过梅花山，参观了明孝陵，出来休息片刻他们又去看了颜真卿碑林。午饭吃了鸭血粉丝汤，之后，花了两三个小时拜谒了中山陵，走出中山陵，就像所有人一样，经过来回六百七十八级台阶的攀踏他们都感到累了，随意轻松漫步而下，又进灵谷寺转了一圈。再出来时日头才稍稍偏西，他们实在疲乏，准备去寺前大树下的凉亭茶座喝茶稍息，正欲转身，只见佐为一字一顿地念道：“灵谷深松。”大家都知道他在念寺庙偏门前大石碑上的字。念完之后，佐为转身对他爷爷笑了一下，然后既严肃又谨慎地低声说了几句，没说完却不说了，倒是竹村似乎突然被提醒了似的，他转身问刘孝颖：“刚才佐为提醒了我，我以前来这里游玩时就发现，这块碑上的四个大字是谁所书？实在说，颇有一点不协调，此字虽有柳诚悬笔法，但行笔拘谨，而且古意不足，倒有些今人的刚直暴怒，让人纳闷得很。”
“啊，”刘孝颖轻声叫道，“你这正是问对了人，藤野先生。”说着转眼看看段刚和佐为，抿嘴笑着，然后把大家引到凉亭茶座，“我们坐下说，这个故事不短。”大家赶紧落座，一壶密封冷藏的碧螺春沏上，大家把坐姿调整舒服，全都面向刘孝颖，洗耳恭听。
十六年前，也就是二〇〇〇年，有一个年轻人就住在灵谷寺下的韦陀巷，他经常步行上山，从韦陀巷上山总要经过灵谷寺，不过他对宗教并没什么兴趣，有时会朝它看一眼，大部分时候就经过它往中山陵、明孝陵方向跑。当然他也不是去玩那些景点，可能专拣一些偏僻的小路散步。（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