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为“京城著名文化名人”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全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

《读库1405》是《读库》丛书的第一本。一共包含十篇文章，《告别演出》，《回城》，《纽卡斯尔的中国水手》，《半亩山池半壁天》，《1936年以前的肖》，《我自聊斋来》，《禁忌之盐》，《囊云、贡云与锁云》等。

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是一本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此书在编撰时奉行“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告别演出

回城

纽卡斯尔的中国水手

半亩山池半壁天

1936年以前的肖

我自聊斋来

禁忌之盐

鹤的四季

改地名

囊云、贡云与锁云

回城

火力

这些已经把新疆当作家园的人，忽然又记起了黄浦江畔，记起了自己原来是个上海人。

争抢回家的通行证

顾幸运只记得那是个冬日的傍晚，一整天的大田劳作之后，身处南疆阿克苏农一师五团的她，从广播里忽然听到有关知青回城的政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要有转机了。

团场的各个连队虽然分散，但幸亏都有广播站，就像那时全国各地的城乡一样，大喇叭挂在树上或房上，最高的房子上肯定有最大的喇叭。连队每天早中晚都用大喇叭广播，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播报各级的通知或任务安排，播送政治文件、大批判稿、革命歌曲、样板戏等等。大家一早起来，中午吃饭，或傍晚扛着农具从田间工地回来，大喇叭就在广播，在任何角落都能听到。

关于回城的政策，顾幸运就是这样从广播里听到的。听那意思是，如果上海的家里属于特困情况，本人就可以回去。她和旁边的同伴都互相诧异地看看，不用说，一下子意识到有回去的消息了！

人人都宁愿相信，只要上面开口子，就表示有希望。从这以后，他们没那么多心思干活了，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这些十几年前离开上海的人，毕竟都还年轻，三十出头，整天在田头工地，或是在地窝子、土坯房里跳啊、蹦啊、吵啊、说啊，好像就快要回去了。

那天，周敦福和其他人正在外面挖水渠，通信员往连部送信来了，路过他们旁边就掏出信看看说，谁谁谁，你们有信。有个人手最快，把信拆开一看，马上叫起来：“妈的！上海有好消息了，能顶替父母工作的可以回去啦！”在他们的心底，大概从来也没有放下梦里的石库门和南京路。同时，当十多年的青春抛撒在大漠戈壁，步入而立之年的“上海青年”大多在地窝子、土坯房里结婚生子，早已完成了从城市学生到兵团农工的转变。长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着婚姻嫁娶，养儿育女，忙着添置家什用具。而这个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超出他们想象的剧变。

七十年代后期，高考全面恢复，思想解放正在萌发，改革开放已经启动，给彷徨中的知青带来强烈冲击。上山下乡运动积重难返，长年远离家乡的知青正在出现倒流回城、上访请愿。返城风潮从边疆、乡村波及各地的大中小城市。

与早年从内地迁到新疆的老职工相比，上海支边青年虽然也已经在兵团安家，但是难以完全安心。漫长的岁月与遥远的距离，并未真正削弱思乡之情和内心的回城渴望。当那些六十年代末插队的弟妹们纷纷返城的时候，他们这些当初知青的先锋，再一次面临着人生选择的路口。

全国知青的所谓“胜利大逃亡”，是从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触发的，代表人物丁惠民，也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1978年9月，他冒着极大风险，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历数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和对生活的无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原籍。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据说当时的一个背景是，邓小平委托一位分管的副总理组织调查知青的总体情况。得出的说法是，国家花了二百多个亿，那时的二百多个亿，换来几个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地方政府和百姓不满意。”

进入1979年以后，这些支边在新疆的上海人从亲友的来信得知，全国都在松动。云南那边是疾风暴雨式，一下子争取了三个月，把问题解决了。新疆这边的上海支边青年也免不了要着急起来，心想怎么就把我们给忘了？在他们中间有一种说法，当年他们被动员出来支边的时候，没有父母当大官的，不是普通市民就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但后来上山下乡的知青呢，父母当官的不少，因为在“文革”初期作为当权派给打倒，或靠边站了，他们的子女也只好走；到后来，爹妈平反的平反、解放的解放，又坐回到位子上，就赶紧把自己的孩子往怀里搂。

中央在解决云南知青问题的时候，有相关干部提出，应当一并考虑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但是从上海至新疆的列车搜集反映上去的信息是，他们每次探家都大包小包地往新疆运东西，可见已经很安心了，所以不必急于给他们解决。

1979年春节前的一天傍晚，南疆阿克苏农一师十四团的欧阳琏，从收音机里听到云南发起知青返城并取得成功的消息。当时他们正在排长家里，六个上海人坐在一起聊天，收音机开着，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和报纸摘要”，里面提到云南的事情。听完以后都没有走，谈到很晚，发发议论，后来忽然提出来，我们干脆也集体请愿吧，一拍即合。于是写了张海报：“定于正月初五星期天上午，在团部商店门外，举行上海支边知识青年聚会，商讨相关事宜。欢迎积极参加。”

这个消息一下子在整个团场传开了。到了那天，骑自行车的，坐毛驴车、牛车的，走路的，农场的上海青年能到的都到了，有的连队快要走空了。聚会的时候都站在那里，主要的话题就是讲云南知青、黑龙江知青能回去，我们在新疆的为什么不能回去？我们也要自己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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