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走过的万水千山，老来什么都看不出来，好在老照片会说话。
春丽随丈夫何明在这间社区照相馆工作已经第七个年头了。要说挣到的钱，几乎都做给房东。要说是感情，无非是交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知道了一些社会上的奇闻异事。何明是个保守人，许多事看不惯。例如帮同性恋人拍结婚照，他就在心里嘀咕：“怎么正常结婚的都看不上我们店。”尽管如此，他还当他们是甜蜜的少年夫妻，要他们“靠近一点，笑一笑”。例如他一直帮老人做旧照翻新，直到他们猝然离世，才发现照片里的女生根本不是老人的原配夫人，赊的帐也不好去要了。尽管如此，何明还是将这些青春里的爱或是暮年里的慕统统归档放在抽屉里。春丽喜欢看照片里的客人四目有情、暧昧八卦，何明却常常对自己照相馆的“受众群”感到失望，他觉得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和自己当初从贸易公司离职创业的初衷是不太一样的，他一直以为自己爱好摄影多过于包容眼下这些千奇百怪的摄影对象。但偶尔也有温馨的慰藉，如独生子去国求学多年，何明看到相仿年纪的男孩子过来店里拍护照照片，到底还是移情，心里想得很。怎么送他走的，机场怎么道别，甚至憋着尿都要目送儿子直到通道尽头，历历在目。但春丽知道，丈夫宁愿少收顾客十块钱，都不愿意用APP给儿子传一段语音。男人就是这样犟。
春丽其他大小事都不管，什么打灯、修片、裁照、覆膜、贴相本，她自觉年纪大了笨手笨脚，统统都不想理会。她只管账，顾客们满面春风夸老板娘又年轻又漂亮，她也客客气气送往迎来，笑说：“我儿子都在美国读硕士班咧，他都靠成绩拿奖学金的”，得意的利剑一石二鸟。但是议价这种事，无论说多少好话，在她春丽这边都是行不通的。为此，她和何明经常争执，又数度和好，本来也就是十几二十块的事。因而社区中，想还价的客人都要趁春丽不在的时候到店里找何明，不想还价的客人反倒是觉得还是春丽笑盈盈比虎着脸的何明态度好。这个奇异的平衡就这样默默维系着，春丽和何明心里都明白，谁也不说破。
每周，春丽还要抽两天时间早起去看独居的老母亲，和这间不赚钱的照相馆相比，还是时日无多的母亲要紧。她出门时，何明会睡眼惺忪在床上喊一声：“慢点走，坐捷运。”春丽则大声回答：“早饭在锅里哦。”为了省下车钱，又为了排解无聊，春丽都坐公交车，顺道看看风景想想心事。捷运黑漆漆又喧嚣，让人喘不过气。春丽想过，即使将母亲接到身边来住，睡在儿子的空房间里，也是无用。他们夫妇俩还是要出来店里守着相机维持生计，何明年纪还轻，又没有退休金。自己虽然已经退休，但到底钱不经花。两人要上班，全凭生意好坏，没有固定薪水，房租倒是一个月都不能欠，还有一个在美国帮人家麦当劳点餐勤工俭学的儿子。于是，还是没有人能二十四小时在家陪伴母亲。春丽一直对何明说：“等妈妈眼睛看不见了，不能自己做饭，我就接她过来住吧。”
何明自然希望老岳母眼明心亮到永远。
春丽暗地里知道，何明也想接自己母亲一起住。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店又不赚钱，他指望春丽提出来。但春丽总放不下自己家。如今两个老妇人尚能生活自理，一切就杠在未知里，也是无奈的平衡。
想到他们的老顾客秀芬去年沉着脸来店里，春丽照例寒暄：“上周看到你爸爸过来公园散步呢。”秀芬说：“春丽，我来就是为他。”她于是从包包里取出一张黑白照片，春丽心里一紧。
“我爸爸没了。”秀芬说，“最后一次麻烦你们，做个像，配个框。”
何明也透着老花镜向外打量憔悴的秀芬。
“春丽，多去看看你妈妈。真的，我一个礼拜看爸爸两次，上次我刚走，只有两天，再开门，房间已经有味道了。他摔在客厅里，没站起来……我很内疚，原想追思会要叫你们一起来，我们家亲戚少。现在也不办了，我怕人家说我照顾不好……”
秀芬像是要哭，但比哭更严重的，是她后来真的再也没有来过照相馆。她的内疚看来是很重的。春丽挺想念秀芬的，尤其是每周两次看望母亲的路途中。
“这种事怎么说呢，真的怪不到秀芬。她已经算是孝女。”何明说。他也是顺便在劝慰春丽。男人的感情和女人不一样，何明从来不会和母亲耳病厮磨，也不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话。但对春丽来说，这种故事最听不得，隐忧是永恒的愁云。
如今时代变化太快，大部分人都有家用打印机冲洗照片。更多的人拍摄千万张数字照片都不会想到要洗出来。但也有例外，有老妇人就带着SD卡里上百张旅行照片，对何明说：“我眼睛看不清楚，你帮我挑十张吧，我相信你。”如果生意不忙，这些繁重的活，何明也耐心帮着做，顺便还要听老人说自己子女多孝顺，可再孝顺，就连帮忙挑照片这种事，竟都要外人做，春丽听听就笑笑，不忍心伤害老人家。P22-25
1
2014年5月1日，台湾诗人周梦蝶病逝。回上海开会前，我去了他的灵堂祭拜，那日正好头七。见门外写着“周梦蝶居士”，我心头一颤，堂内静谧安详。灵堂的角落里，放着一些他平日的起居用品，有脸盆、雨伞、鞋，和几件他见客时会穿的衣服，那便是一个老诗人清清白白的一生。
这是我到台湾的第四年。周老是我四年前就认识的前辈，那时我懵懵懂懂，随老师前往周老寓所访问，甚至连访问都算不上，就只是随行。我在台湾当学生的日子里，受长辈恩惠良多。却没想到，四年后还会站在这片土地之上，多少累积了一些世故人情。更没想到，会有幸目送他走，以这样的方式。看似毫无遗憾，其实心下惶惑得很。几度哽咽，也确切说不上是因为认识的人走了感到不舍，还是因为人间留下了我这样吊儿郎当的过客继续赖活而感到惭愧。我脑海中涌现他诗中所写的句子：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谁肯赤脚踏过他的一生呢？
一个月前，我帮沪上一家刊物约了周老的访问。我无知无畏，虽然知道今年他身体状况一直不稳，但谁想那会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月。我以为一切如常，我可以在发稿之后寄几本杂志给他，没想到一别永别。那也可能是老人生前接受的最后一个访问。
回上海之后，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出刊时平淡得就如我迫于生活造次所亲采或约采的任何一则作家访问一样，若没有网站强势力推，不会引起任何注意。那一期访稿的按语是我写的：“周公于五月一日下午二时四十八分因肺炎并发败血症，于新北市新店慈济医院化蝶永远离开，享寿94岁。消息传出，台湾文坛悲痛不已。马英九在龙应台陪同下，亲自到已逝诗人周梦蝶灵前上香。痖弦先生当日忽然来电，原想帮忙询问周公是否愿接受美国中华人文砖基金会召集人王哓兰的访问，听到噩耗说，‘现在的加拿大是凌辰四点多，我今晚就是睡不稳。我去年底去见梦蝶时，我莫名其妙地想哭，这或许是前兆，他真的走了！’我们的采访在周公过世前一周，当日他精神出奇好，说了许多话，拍照也有神采。没想到采访未刊，一别永别。”刊载时碍于篇幅被砍去大半，这就是我的哀愁和现实人生之间的扦格。而我也不得不渐渐将之视若寻常。
开始是兼差，后来是迫于学费压力，我曾在台北兼任过许多报社的文化记者。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身份，蜻蜓点水似的相逢，带有强烈目的的闲聊，令生活与文学都尽失本来面目。然而人活着不能总为了顺心，我还是本本分分做了不短的时日，这些时间在我二十岁到三十岁的生命旅程中，日渐占有了巍峨的体积。
我一度以为，那三年来的打工里，我几无收获。为了生活而浪掷了许多私人的时间，是我深感厌倦的生命惯性。有时我想到若是我突然死去，许多空白的版面也终将若无其事被填上，就越发感到虚无。唯有在此之中，我认识了很多好心的台湾人，蹭了很多饭，得了很多书，令那段过程显得那么不可抱怨。每一次，从约访到见面到整理录音，再到发稿、获得稿费，我压根没有什么时间去思考，配插的介绍与评论，也多是在毫不严谨地拾人牙慧。然而，这已经好过我在大学时所兼差的地产公司、影视公司、电子杂志社所赋予我所更加不胜任的职责。至少，我眼下所做的事和文学擦边。有时和采访者聊得投缘，能有所启发，每每在网上发一点和作家的合影，也能徒增虚荣。最糟糕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周都“卖友求荣”。我身边所有的台湾朋友，无论是作家还是同班同学，都被我当专栏素材写作一遍。这些我不太愿意面对的生活原相，后来被出版成为散文集，还是我所出版的所有书中卖得最好一本，我想，这无疑是人生和我开的玩笑。
而周公离世，无疑是对我私人生活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想要终止一些什么，又不便言明。
其实这就是我和台湾最真切的关系。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到台湾读书，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没有博士点，于是就申请了台湾的学校，台湾的中文系没有当代文学，于是就做起古典小说。许多人问我喜不喜欢台湾，时间越久就越难说吧。我觉得我和台湾的关系，就像是与一个人的相处。我渐渐从认识变得认得，知道了他人之为人的善良、为难与苦衷。而他也知道了我的偏见与固执。我们的缘分看似那么深，那么偶然，足以使我隔海挥霍青春；我们的缘分又那么浅，每一年都是赤裸裸的倒计时，每一次相逢都可能是为了告别。
这些日子以来，我常常想到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写的话，大致是说，没有亲人死去的地方是不能称为故乡的。这几年来，我渐渐在这片岛屿上，建立了一种比游客更为深沉的情感，我也说不上具体是什么，可能就是我站在周公灵堂上时，脑海中所呼啸而过的三年。与我擦身而过的许多人，写在台湾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我当时却有些神知无知。我始终耽溺在自己的小情怀里放眼这片苦难的土地，还以为自己鸟瞰了一个世纪的沉痛，实则是大肤浅。然而珍惜这种东西，哪怕我真的意识到了，讲实话也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我想，事与愿违，好过没有愿望。历历在目，好过耳聋目盲。
2
五月在上海，我得知外婆得了胰腺癌，这个突然的消息令我这样一个奔跑于两岸并以此为乐的浅薄人，多少有了人之为人最古典的为难。如今我每天再焦头烂额，还是会依例查一下胰腺癌的护理讯息。我大概还是始终没相信外婆其实即将要走这件事。她自己是医生，很冷静地告诉我她生命最多只有一年，或者几个月。开刀最多两年，但要插六根管，她觉得自己挺不住。
去年冬天我从台北买了羽绒服给她。要知道在热带卖羽绒服可真是一个孤独的职业。我承认自己有一点陶醉于店员不吝夸赞我尊亲友孝的幻觉里，我还不知道这一次虚华的体会在我生命中的意义有多沉重。上个月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她正蜷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人已经瘦得脱形，她对我说，入院前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洗了，就这件没有，因为它还很新，她开春的时候，用干净的布擦了一下，只是不知道能不能穿到明年冬天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带着抱歉的笑，我从未见过她那么抱歉，从未见过她这样笑。
其实过了三月，新光三越的羽绒服都打七折了，但我当时就是直觉老人不能等，没有那么多三年五载，但还是带有一些些一掷千金的虚荣感，我总觉得自己的情感远不如老人对我来得纯粹。我很怕老人问我还有多少时间毕业，在她得病以后，也不再问我。三年五载对年轻人来说弹指一挥，对老人，则是千万重远山。
如今我在微信给外婆发的讯息，她都会趁着有力气的时候回我。去年此时我就听出她似乎有气无力，和刚学会智能手机时候的兴奋不太一样。我提醒母亲记得问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于是大半年的时间里，她住院检查，暴瘦，也没查出所以然。此次我去看她时，多问了几句，如果去年就查出来会怎么样，她说也不会怎么样，照样是化疗或者开刀。原话是胰腺就是“顶顶讨厌”。上海话说“顶顶讨厌”就有点娇嗔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听着觉得这个词居然有点凶险。她说，不信你自己可以查的呀，网上都有。
她还曾说在我毕业时要来台湾玩，未来大约也不会再提及。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差不多的人。急躁、悲观、果决，我觉得我要生病了一定也就是她这样的态度。好像要掩饰什么，又好像就是为了在最后能去除一些掩饰。
五月回上海以前，我的幸福和吴佩慈一样刚刚好，就是千疮百孔里，到底人都还在。我略微有一些体会到蒋晓云在小说里写“爱人在不在比爱不爱重要多了”的感受。现在大概也是的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甚至有点想，夏天快点来，我要早一点回家看看她，握握她的手。还在心里有一点守望，最好还有下一个夏天。
我对外婆最深的印象，是十几年前，家里还有一个老太太。她常常说她坏话，就像我说很多亲人坏话一样，一开口就是三天三夜的气势，但该要料理的事情一件都不差。后来老太太走了，我才知道，那是她继母。她一点也不喜欢她，却养了她很多年。长辈们都死光了呀，只剩下她和她在一起。这件事后来我写到了小说里。她送她走时，很难说没有难过，也很难说真的是难过，我觉得，人生的滋味就是这样的。那么多寂寞、委屈都被插科打诨给埋葬了，连一个正经难过的表情都找不到。
我们太像了。
在那么多浩瀚的舍不得、来不及里，这点点稀少的时间倒是很好的。她第一次化疗那天，在微信上给我留了言，说谢谢我的鼓励时她省去了多少话呢。我脑洞太大啦，女娲都补不了。
3
如今我有些明白，死亡是一个必须从个人层次因应的现象——唯有如此才会对死亡有所感觉。到台湾以来，我曾经好多次看到好友在脸书上写，祖父母过世而自己不在身边的遗憾。如今回想起那些人、那些文字，我只记得自己曾犹豫过一分半秒是不是适合给他们按一个“赞”，还是书写一些隔靴搔痒的浅薄安慰。这令我感到痛心、愧赧，我居然是这样一个漠然的人。
王安忆在散文集《今夜星光灿烂》里，曾回忆母亲过世时，自己冷冷面对外人的关心，哪怕是陈映真的电话，她都无法显示出象征礼貌的感恩。一直到，陈映真在电话里说，我父亲也走了，她才忽然柔软下来。就好像，那个隔海的人忽然看起来是懂她的。人心是多么细密又脆弱，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不惜曝露自己。
我知道，再近的留学，也是一种伦理上的逃逸。人生充满了割舍，在年轻时，更容易不假思索搁置起一些最重要的东西而不自知。我有时特别怀念自己在网络上抱怨“好没劲好无聊”的做作生活，那似乎要好过如今，像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位或那位长辈每天深夜都要转发一些古典音乐和名画，那背后省去了多少生活的谜语，我也是到现在这样的时候才真正懂得。
那些年，当我沉浸于自己听来的他人的苦难中自以为仿佛学习到什么的时候，殊不知生活本身对我的教训已经在暗地里打了残酷的上课铃。我也开始学会在各大门户悄然转发无关痛痒的笑话，即使日常里见缝插针凝聚了数不清的哀痛。但至少看起来，仿佛生活对我的福祉是那么刚刚好。从没有割舍也就无所谓失去。
像我如今所居住的指南山下，超过半个世纪的壮志已雄心凋零。有天我忽然看到“庆祝被迫迁台六十周年”的横幅，也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可庆祝的。两周前，我在台北举办了一场个人作品朗诵会，来了不少的学弟妹，以至于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陆生联谊会而非文学沙龙。我曾经在上海做过无数个读书会，但没有一次像这回这样特殊、惊险、充满深意。那一日，台北下了四十二年来最大一场豪雨，有感地震更是把台北市山区的土石震松。捷运板南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无差别砍人事件，一个少年在密闭移动的地铁车厢里无来由砍死了四个乘客，并有数十人受伤。我在金石堂战战兢兢朗读了自己藉藉无名的小说《梦里不知身是客》，殊不知就是说自己，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台北春天里，有如胆小的客身愕然而惊恐。有个学弟问我：“学姐为什么你和我们吃了一顿饭就把我们写在小说里，还拿去卖钱。”我说：“人穷志短。”看似标得文艺，实则是满腹的不合时宜。
这是一个特别台湾的活动，借用了台湾的场地、台湾的工作人员，说话的却是我，听的人则是我的同胞。浩劫之后，我们的偏安抱团，多少有了一点惺惺相惜的氛围。我仿佛体会到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什么，心里最想朗读的，倒是这样一段：
“是的，”堂吉诃德说，“我没哼哼，是因为游侠
骑士不能因为受伤而呻吟，即使肠子流出来也不能叫唤。”
开心的时候，我常在指南山樱下晒被子。而我知道总有那么一些时候，即使肠子流出来也不能叫唤。
4
改版前的Lens杂志，有一期说女儿春节离开家，说要拍一张母亲目送她远行的照片。这位母亲想了想，很认真地说：“每次送你离开时，我都很迷茫。”
四年以来，我常常面对这种告别，并以不断增添告别的次数，试图能使母亲冲淡迷茫的感受，殊不知她只是增加了迷茫的次数，痛苦的程度并未消减。我试图安慰自己，并不断在虚妄的文学素材中找寻依托，我标记着萧丽红写：“贞观每每见此，再回想阿妗从前哭子的情景，心内这才明白：人、事的创伤，原来都可以平愈、好起来的！不然漫漫八九十年，人生该怎么过呢？”这样的搪塞里，平安地度过我不愿面对的、试图逃逸的伦理种种，却又在不断的对于死亡的认知中终于觉知，其实对我母亲来说，什么两岸、什么台湾、什么博士、什么作家，都是重要又不重要的，尤其是在目送我的那一刻，这个世界对她来讲是还是太残酷了。
所以台湾对我而言是什么呢？恐怕越来越“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漫漫八九十年，人生就是很难过的，而我全部的不难过，只能在不断造次着藉藉无名的小说里翻找幻觉。对我这样一个别无所长的青年人来说，人生阒静如清晨的夜市，暴雨后中学的操场，如大地震后沉闷的天光，如未知的父亲经过的海洋。
远近八百里，行行重行行。我在政治大学的老师尉天骢教授有一次在放课后对我说：“怡微啊，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啊，一眨眼六十年就过去了。”我当然知道，一眨眼，我恐怕会与所有深爱的人，再没有更具体的照面。
张怡微
2014年8月于台北文山
这本《因为梦见你离开》是作者在台湾生活五年所写下的岛屿故事集，是“这些人，那些事”，一切都是原地的，原地的沉闷与哀悯，原地的太想被懂得又害怕被看穿。至少从地景，从切肤的毛孔的呼吸里，我能窥见城市性情之外的普世端倪，就比如艋舺，像一个古老的万花筒，流溢着市民里无穷尽的闲篇，与少年时荷尔蒙的余波。
经营着一家不成功的照相馆的何明夫妇，最大的收获便是发现生活里总是有很多秘密，而过时的秘密是青春里最值得回味的东西：那位白发苍苍的小姐看着何明还给她的旧照，眼眶红了又红。她大概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照片藏在老贾身边，老贾思来想去觉得最适合藏匿这些“青春罪证”的地方竟然是何明的照相馆。
在昭元先生的店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过了赏味期，包括清朝的宫廷纸、退出流通的越南钱币、上世纪三十年代老上海女人用来扑在脸上的香粉，他什么都有过，就像托尔金小说中的史矛革巨龙，一座孤山，满地金银。他也收那些报章杂志上记者写他的文章，用大红色记号笔批注“胡说八道”，像个勤奋的皇帝。
对劲吾而言，庞大的挫败与难以启齿的自卑，在那一刻像泡腾片一样在沸水中化开，很难说那不是一种营养的聚合，但怎么看都有一种灰飞烟灭之感。
……
作者张怡微是上海才女作家，文艺清新的文字底下透露着心底最挂念的故乡深情，而一踏上那片土地就受限于倒计时的我所遇到的朋友，以及台湾各个角度最真实的生活……正如作者所说：我是异乡人，最不缺路过。一眨眼，恐怕会与所有深爱的人，再没有更具体的照面。
张悦然主编《鲤》超人气作家、上海才女张怡微的首部台湾小说作品，是大陆版的“这些人，那些事”。
一直以来台湾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巨大的电影院，而后外面下着雨，再外面就是海洋。比如艋胛，像一个古老的万花筒，流溢着市民里无穷尽的闲篇，与少年时荷尔蒙的余波。
《因为梦见你离开》是张怡微在台湾生活五年所写下的岛屿故事，是这些人、那些事，像漫流的水一直没有进入河床，有时感觉生活就是这样。谈不拢却说了很久，擦很远的肩；力所难及，也不尽是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