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经验研究为基本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检验。专著整体框架清晰、结构紧凑、研究设计严谨、写作规范。在理论方面,该专著揭示了企业在内部持有现金的根本影响因素,丰富了国外关于现金持有与现金价值领域的研究,有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及其经济后果,也丰富了产权理论方面的研究。该专著从债务约束角度分析现金持有与现金价值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对金融市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认识,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金融市场对公司价值的作用。该书也为国内对企业现金价值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在实践方面,该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及如何优化现有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政策参考。
在不完全市场下,企业普遍存在内部持有和积累现金的现象。美国企业平均持有内部现金(现金及有价证券等)与资产的比例平均为9%左右。1999~2003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与总资产比例平均为14.3%(辛宇和徐莉萍,2006)。本书研究发现,1999~2005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比例平均为15.97%左右。企业内部持有现金现象给理论和实务界带来了一系列研究问题:为什么企业普遍地存在内部持有现金的现象?现金持有量有没有最优规模?超额持有现金会对现金的边际价值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因素可以改善现金的边际价值?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上,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两个角度,经过对此类文献进行了概括与梳理后本书发现,大部分文献集中在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上,对超额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则缺乏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通过借鉴Dittmar和Mahrt—Smith(2007)及Faulkender和Wang(2006)的研究方法,本书以1999~2005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重点研究了超额现金持有的问题。
基于国外研究和中国制度背景的详细分析和考察,本书分析了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政策的根本性决定作用。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存在,企业内部持有现金,特别是超额持有现金时,会增加企业代理成本。作为非理性投资,过度投资是形成企业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研究发现,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存在密切关系。从另一个视角,本书采用现金价值模型衡量超额持有现金后的边际价值变化情况,以验证代理问题。随着企业内部不断增持现金,企业的过度投资发生的概率增加,最终导致内部现金的边际价值减少。尽管超额持有现金会导致代理成本增加,但在不同产权安排下的企业中,代理成本又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在不同产权安排下企业内部的代理冲突有所不同,影响了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的高低,从而导致内部现金的边际现金价值差异。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相对集中的股权能够有效地改善现金的边际价值;第二,从产权性质方面分析,民营企业、中央政府所属企业的现金边际价值高于地方政府所属企业;第三,从债权人角度来看,银行信用不利于边际现金价值改善;但信息和控制优势使得商业信用有利于提高现金的边际价值。
上述结论说明,在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是构成企业内部持有现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企业融资方式受到限制,资金供给渠道受到约束,同时,弱法律保护环境增加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投资者额外风险补偿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这必然会增加资金在外部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所以,企业会偏好以内部持有现金为一种重要的融资形式。虽然现金持有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但在企业内部过多持有现金会导致代理成本的增加,从而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合理的产权结构或治理结构可以有效地改善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代理成本。
为此,政府需要继续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和措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尽快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尤其是为企业进行直接融资建立良好的制度、法制保障。同时,对予政府所属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所属企业,中央政府需要从公共治理角度进一步解决各级政府的“权责利”问题,以形成更加彻底的“分权化”改革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不同级别政府所属企业的效率差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