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创世记》上说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所以人有万物之灵长的尊荣。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也说过，人体是宇宙中最大的奇观。

在书中，杨腓力以极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入浅出地把医学、真理和班德医生的行医经历融入对身体奥妙的解说中，生动地揭示了我们的身体各部分是多么复杂和智慧地彼此服务，成为一体，使我们对“形象”“血”“头”“灵”“痛”的意义有了崭新而深入的思考。

《神的形象》为《神的杰作》的姊妹篇，《神的杰作》强调每个细胞在肢体内扮演的不同角色，《神的形象》则强调各肢体的联合，并在一起发挥各自的功能。

本书是作者融合医学知识与基督教信仰的心得写成的书。介绍人体这个宇宙奇观，是如何照着神的形像，按着祂的样式造出来，其中蕴含测不透的奥妙。原来，人体各肢体按着各自的功能，彼此配搭，呈现最巧妙的联结关系。

作者序

像

 形象

 镜子

 复原

血

 能力

 生命

 清洁

 得胜

 输血

头

 通道

 源头

 自限

 出路

 进路

灵

 呼吸

 归属感

 协调

 倾听

 激励者

痛

 保护

 联系

 适应

 长痛

 上帝之痛

我做了40年的外科医生，一生见过许多紧张场面。然而最惊险的还是二次大战期间，在伦敦做实习外科医生，德军轰炸该城时所遇到的经历。

每一天那些可恶的德国轰炸机，怒吼如雷般地向伦敦投下大批的炸弹。好些情景真是令人永生难忘。

记得有一次，一颗炸弹正好击中帝国旅馆的土耳其浴室。敌机来得太突然，当炸弹投下时，浴室正值客满。等我赶到现场时，我所见的真是但丁笔下的人间地狱。那些浴室全是用镜子隔开来的，一颗炸弹使全街铺上一层玻璃碴。许多裸体的大胖子，正从熊熊烈火的废墟中爬出来，在布满碎片的街头蹒跚而行。他们浑身都是被碎玻璃割破的伤口，也有人肉裂见骨，鲜血直冒。远处的空袭警报这时才开始呜呜作响，似乎正在为这场悲剧补上哀号。举目所见尽是刺眼的东西：鲜血、裸体、肥肉，加上火光耀眼的大道。救护人员尽量安抚伤者，并小心地从他们的皮肤上剥下玻璃碎片，缝合大伤口。我们这些实习医生则分别涌进自己所属的医院，展开治疗的工作。

另有一夜，我站在医院屋顶上嘹望，突见一颗炸弹击中附近自由医院的儿童病房，几层楼刹那问倒塌成一团冒着浓烟的废墟。我朝现场奔去，只见许多人自告奋勇地在挖掘，拼命寻找那些出生不过几天的婴孩。无论是死、是活，每个挖出的婴孩都是满身鲜血、灰尘和玻璃碎片。抢救者排成一行，像救火队一样，将断瓦残垣中找出来仍裹在毯子中的婴儿，一个个传送到旁边的救护车上去。婴孩微弱的哭泣声，似乎是针对这恐怖的一幕发出一点可怜而又无奈的抗议。圈外围着的是许多穿着睡袍的产妇，她们眼中流露着恐惧的神情，绝望的脸皮轻轻地抽动着，她们的宝宝还在吗？在那烟雾弥漫的黑夜里，没有人能分辨得出那是谁家的婴儿。

直到今天，我只要听见有类似当年伦敦空袭警报的呜呜声，我脾脏的血似乎就会奔流全身，当年恐怖、紧张的心情似乎又要再度重现。

有一段日子，德国空军以连续57天的时间，每天八小时，不断地轰炸伦敦。每个夜晚隔海就会有一千五百架轰炸机，每批两百五十架，分成六批飞到英国来。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们几乎不得不相信所有我们所珍惜的东西都要失去了——自由、民族、家人、文化，这一切都将被埋在这块被炸毁的土地里。唯一能带给我们一线希望的，就是我们英勇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他们每天奋勇地飞上天空迎头痛击德军。

空战是站在地面就可望见的，英国的飓风式和吐火式军机，既小又灵巧，会像蚊群般去叮那庞大的德国机群，虽然英国的飞行员看起来是起不了什么大作用，飞去迎敌的机群，总有一半要被敌机打下来，但是他们绝不罢休，每天也总能葬送几架无畏的德国轰炸机，使他们如火轮般地坠落地面。我们这些站在地面观战的民众便会高兴得齐声喝彩。最后，我们空军虽然损失了大半，但德军也经不起这样的损失，因为我们战斗机飞行员的命中率越来越准确，终于希特勒下令停止轰炸，伦敦人这才再有觉可睡。

我无法形容伦敦市民对这些英勇的空军健儿佩服得多么的五体投地，但丘吉尔最了解我们的感激之情，他说过：“人类自有战争以来，从未有这么少的人，能带给这么多人这么大的恩典。”我不信世间还有谁比这群青年更受人宠爱的了。他们是英国的精英。聪明、健康、最有自信、最爱国、也最不要命，他们往往也是全国最俊美的男子。当他们穿着挂满勋章的制服走在街上时，人人敬他们如天神，路人全体以目迎送。小孩子会跑过去摸摸他们，或盯着围看。哪个女孩走运，能与穿着天蓝空军制服的军人同行，准会惹来一切女子的羡嫉。

我也认识几位这样的空军健儿，可惜并不是在如上理想的环境下认识他们的。

飓风式战斗机虽是轻快性能好，但在设计上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他的单叶发动机是设计在机头上，距座舱不到一尺，油管就是沿座舱通往发动机的。只要一中弹，座舱立时变成一个烧着的火炉。飞行员固然能被弹出来，但就在拉扳手的那一两秒间，高热就足以把他的脸烧化掉——我所遇见的就是这样的空军英雄：他们满头包着绷带，要动过许多次痛苦的手术，才能恢复面容。我也帮着医治因飞机被打落而摔伤手脚的军人，甚至还参加整形的外科组，为他们烧伤的面部动手术。

英国的麦金斗爵士(Sir Archibald Mclndoe)所率领的整形外科医生，就曾行过许多康复的奇迹，也因此发明了许多新的整形手术。面部的整形通常是靠挪用腹部或胸部的皮肤来植皮。从前尚未发明微血管外科手术，因此不能把一块皮切下来就直接缝在另一个地方。在切一块皮肤时，总要一头仍连在原处，而将另一头接在移植处，直到新血管长成，能供应养分时才将原处的皮肤切断。因此外科医生经常要将移植手术分两次进行，他先从病人腹部切出一条皮肤，将一头缝在臂膀上，等到臂部的血液开始流进这片新皮后，医生再将它从腹部的皮肤割断，那条皮就这样吊在膀子上；以后他再将这条皮的一头缝在病人前额、面部、腮部或鼻子上。总要等到后来面部血管能开始供应新皮所需的养分后，医生才将新皮由借用的膀上切断。

因为这种复杂的手术过程，病房中就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有的人头皮与膀臂是连着的；有的人鼻孔中长着一卷皮，像个象鼻子似的；有的人眼皮很厚，连眼睛都睁不开。一个空军病人通常要忍受二十至四十次这样的手术后才能出院。

即使在这段冗长的手术期间，飞行员的士气还是很高昂，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为国牺牲。护士们也真了不起，总是尽量想办法在病房中制造欢乐温暖的气氛。飞行员们似乎也不计痛楚，彼此取笑对方破了相的面孔——他们都是最好的病人。

但是等到康复最后的几周快要过去时，气氛就不同了。许多飞行员总是要求我们再做一些细微的整修工作：例如，使鼻孔再朝下一点，嘴角再向上提一点，右眼脸再修薄一点等。不久我们才恍然大悟，连病人也开始明白，他们只是想拖延时间而已，因为他们不敢去面对外边的世界。

尽管麦金斗医生的手术十分高明，能创造出许多奇迹来，但那些面孔是永远无法还原的，外科手术无法使原来那张表情千变万化的英俊面孔完全复原。手术固然很棒，但充其量留下来的不过是张修补过的新面孔而已。除非你尝试过用肚子上的粗皮去造出一张眼皮，你就不会赞叹原来的眼皮是多么的富有弹性，多么的透明细嫩。肚皮上那块鼓鼓的硬组织固然可以用来保护眼睛，但它可是一点都不美的。

我特别记得一位名叫傅彼得的飞行员。他告诉我，当他快要出院时，人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所有的惧怕和关怀都集中在一面镜子上。几个月来，他天天看镜子，用它来衡量手术进展的情形，看看那块疤长成了没有，仔细查看皱得怪怪的皮肤、厚厚的嘴唇及难看的鼻子，然后根据自己的理想决定怎样再进一步地整形，医生则会告诉他，那办得到办不到。

但等到快出院时，他对镜子的看法不同了。现在他所见的那张新面孔，并不是生来的那一张，而是一张拙劣的冒牌货，你会用陌生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你在医院中很了不起，同僚们亲爱精诚，职员们服务周到。一旦出了院，你不过是个怪人而已。有哪个女人会愿意嫁给有这样一张面孔的人？又有谁会愿意雇用他呢？

傅彼得最后总结说，当每个伤兵都在担心别人会怎样看自己那张新面孔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及亲友对他的反应。面部的整修手术究竟有多成功其实并不要紧，倒是亲人的反应最关紧要。当他们知道外科医生已经尽了全力，再也无法改善后会作何想？换句话说，这位伤兵担心的是家人会用爱心迎接他呢？还是见到他就犹疑退缩呢？  这两种不同的反应，能造成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心理学家曾作过追踪调查，一组人的女友或妻子不能接受他们的新面孔，这些女子原来崇拜自己的爱人是英雄，现在不是悄悄开溜，就是上诉离婚。于是有这种遭遇的军人，个性也为之大变，大多是足不出户，除非天黑不肯到外边去冒险，只找点在家能做的工作。相反，那些妻子或女友仍肯与他们厮守在一起的，则是无往不利，成就非凡——他们本来就是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呀！许多人做了大老板、各行业的领袖，也成了社会的中坚分子。

傅彼得很感激地承认，他是属于较幸运的一种人。他的女友向他保证，一切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只是他的面皮比从前“厚”了一点。她说，她爱的并非是他的脸皮而是“他”，所以彼得一出院，两人就结婚了。

当然，彼得也受过遭人拒绝的痛苦。成年人看见他，会把头转开；小孩子不知道客气，则扮着鬼脸取笑他。

彼得说，他有时真想大吼说：“我里面还是以前的我呀！你不认识了吗？”不过他学会了只看他太太。他感激地说：“她成为我的镜子，使我有了新的形象。到今天，不论我感觉如何，只要看看她，她总是给我一个甜美而温柔的微笑，我就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了。”P13-19

除非以生存作为启示的媒介，世间不会有任何特别的启示存在。

威廉·田普(William Temple)

当1980年英文版《神的杰作》开始发行时，班德医生与我怀着惶恐的心情等待着。那是一部不易写成的书，书中的内容很难表达完全。一般市面上，这类隐喻的书不多，因此我们，当然也包括出版公司在内，都猜不出读者反应如何。

当我在编写该书时，心中觉得自己好似在同时写三本书一样。我一方面想介绍班德医生一生在英国及印度种种奇妙的经历，另一方面又在想怎样运用有趣的笔法，将人体的奥秘及其中所含的医学信息介绍给读者，当然，该书最重要的重点还是它属灵的应用，借着隐喻，我希望将人的惊叹、赞美与可能遇见的挑战表达出来。

在每一页中，我都希望能保持以上三项特色的均衡，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三本书似乎在按着不同的比例成长，我则努力要使三归一，这平衡的工作很不容易做成。但我努力不懈，因我看出班德医生是个拥有特殊恩赐的人，虽然行医已达四十年之久，他对人体却仍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心；二十多年的宣教经验，使他对基督教的真理增添了不少新的认识；他与病人交往的经验往往十分戏剧化，既刺激又有趣。

本书《神的形象》写成的笔法与前书大同小异，然而却又不是前书的延续，因在我们合作之初，两人都已定意要同时出这两本书了。《神的杰作》强调每个细胞在基督肢体内所扮演不同的角色，本书则强调各肢体联合并导致各肢体发挥其功能以及上帝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每一大段之前，我们都会细述人体的功能。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称人体是宇宙奇观中最大的奇观，几千年来科学家们的钻研只不过强调索氏的话是对的，人体的奥妙实在比索氏所认识的更为奥妙。

研究人体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好处，新约圣经有三十次用人体隐喻基督的身体，圣经称耶稣基督是这大身体的头，信徒则是这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愈了解人体，我们也就愈能了解基督的身体——教会。然而我们也不同意，上帝是为了表达教会属灵的意义才创造人体，人类生理的特色并不能完全用来彰显真理，但人体与基督的身体两者的相似处却是不容否认的，因为它们都出自上帝的手笔。

一个大艺术家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媒体来表达他的创造，不论作品有多少，其风格、内涵及格调往往是统一的。同样，宇宙的创造者也可以在各式不同的作品中表现自己，宇宙中的星河与显微镜下的原子、电子和分子，在结构上及形态上往往十分相似，而两者都是出于上帝的设计。同样，创造人体的上帝也鼓励新约作者们从人体中去寻找一个能说明属灵真理的模式。

“象征”(Symbol)一词其希腊原意为“越过”，在本书中，我们则试着在可见的物质世界与隐形的灵界中架起一道桥，如果我们犯了过于牵强附会的毛病，则请读者包涵，我们无意在此发明奇端异说，我们的动机很单纯，只想以人体为隐喻，说明上帝已启示的真理。

直到18世纪以前，科学曾被人视为寻找上帝的一个方法，当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及牛顿等人有新发现时，他们均相信他们的发现有助于人类更多了解上帝，他们认为世界是用来彰显上帝的，然而今天没有人对科学再持这种看法，我们盼望此书是个例外，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说得好：“人的视线若被清理干净了，一切都会显出它永恒的价值来。”

——杨腓力

与杨腓力先生的合作，使我完成了我自己独自不可能写成的两本书。这两本书中的观念和故事多半出自我这外科医生和生物学家的经验，当我在印度的医学院教学时，我总试着融合学生的医学知识与他们的信仰，有些观念是早在维罗市的基督教医学院的小教堂中与学生们分享过的，这些手稿在我的抽屉中躺了许多年，最后当我想把它们付印，好与更多的读者分享时，奇妙地我与杨腓力先生相遇了。

我期望他能用他的文笔将我的资料用易读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点他不但做到了，还更进一步地广阅其他资料，研究人体的结构及细胞的功能，等到资料收全后，他已成为生物学及神学方面的专家。

很快的，这成了一本“我们的”书，他润饰并磨平了我粗陋的观念，也向我原先的一些观念提出挑战。当本书的初稿刚完成时，我发现自己必须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些我原先所没有的观念，新资料大大提高了原稿的质量，进一步的研讨与切磋琢磨，也帮助了我俩灵性的长进。

杨腓力坚持为了维系本书的一贯性，书中所有的第一人称都应改用单数——“我”——来表达，然而根据前书《神的杰作》的经验，读者来信时多半以为该书的资料全由我提供，杨腓力单单执笔而已。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其中固然有我一字不变的资料，也有他根据我的资料重新编写的部分，更有甚者，书中也有不少资料是杨腓力提供，由我修改而成。这实在是两人合作才完全的一部作品。

在本序前文中，杨腓力已经提到此书写成的不易，及他想维持内容平衡时所作的努力。在写作期间，我们更体会到上帝的同在，我们深愿上帝能由此书中得到荣耀，我们也感谢圣灵的帮助。愿你阅读此书时，圣灵使你听到的不是我与腓力的声音，而是以基督为头的身体中众肢体所发出来的声音。

——保罗·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