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史都由血泪和辛酸写成，意外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见的经济现实。

比《引爆点》更了解历史对经济的影响和塑造，比《魔鬼经济学》更更懂得政治在经济中投射的力量和意义。

为何石油与钻石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比炸弹的威力更大？！为何美国会成功，阿根廷会失败？！波札那与狮子山都有丰富的钻石矿产，为何波札那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速的经济国之一而狮子山长达12年处于内战？！英国《金融时报》世界贸易编辑艾伦长期研究世界经济，对于不同国家、经济体与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感到好奇。为何有的国家会成功，有的失败？！艾伦在本书中举出许多重要的成功与失败例子，剖析经济、历史、政治、人为等因素，如何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意外是由这些如果促成的——如果阿根廷政府是联邦派，如果阿根廷人做了拓荒者，如果阿根廷继承了欧洲观念，如果阿根廷施行罗斯福新政，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不会是希望之国阿根廷的覆灭，而是世界头号强国阿根廷的无往不利。美国的成功也许只是阿根廷失败造成的意外。　　为什么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而阿根廷是个三流国家？为什么非洲可以种咖啡豆，却不能种可卡因？为什么石油和钻石麻烦多，全世界还要疯抢？为什么曾经的粮食大国埃及现在一半的主食都要进口？为什么伊斯兰国家有资源，却没办法致富？为什么人见人爱的熊猫其实早该灭绝？……

本书将一一为你解答，并剖析经济、历史、政治、人为等因素，如何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1　美国不是故意的

关于抉择：世界头号强国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阿根廷？

2　华盛顿不是故意的

关于城市：为什么罗马人能从政府领粮食，而华盛顿人连投票权都没有？

3　埃及不是故意的

关于贸易：为什么埃及一半以上的主食要靠进口？

4　欧佩克不是故意的

关于自然资源：为什么石油和钻石带来的麻烦比它们的价值还要多？

5　东印度公司不是故意的

关于发展政治学：为什么欧洲人吃的芦笋来自秘鲁？

6　非洲不是故意的

关于贸易供应链：为什么非洲不种植可卡因？

7　结论不是故意的

关于经济、政治和历史：事在人为。

译者后记

一个国家要想预防政治极端主义，就要允许毒害较弱的病毒自由传播。靠着这样的方式，国家才能更健康、更自信地应付1929年始自华尔街，之后又瞬间蔓延到欧洲的股市崩盘所造成的极端挑战。纽约_全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股票崩盘，拉开了经济危机的序幕，这一事实本身使得人们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产生了根本上的怀疑。但美国当年却能够（现在仍然能够）吸收诸如政府干预经济这样的新思路，并不担心它有可能断送民主本身。美国对崩盘的反应，意在拯救市场经济，而不是要埋葬了它。

作为美国经济特色的私营企业到底受到了多少真正的威胁，目前尚有争议。但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在危机与绝望中当选总统的时候，实在没什么试错的机会。罗斯福来自一个古老的政治家族，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表亲。他看出改革势在必行，凭借明显有别于黄金时代不干涉教条的一连串实验性政策，跟大萧条迎头对着干上了——支持银行系统，进行公共投资，实行有限的联邦赤字，让政府开支负担部分疲软的经济。似乎是为了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美国同时放弃了金本位。

鉴于一开始时国家政府在经济中所占规模太小——1929年，联邦公共支出仅占国民收入的3％——新政，也叫做一揽子方案，无法迅速让美国恢复充分就业，尤其在1937年，国家又过早地回到了正统的平衡预算道路上。一直到1939年的二战准备工作，才拉动了工厂生产需求，使经济真正复苏。但联邦政府的各种尝试和努力，令得国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它的政治影响：这套制度能够吸收新的想法。这套制度可以自我复兴。这套制度并没有崩溃。

然而，即便是实现这些有限的成就，也并非来得一帆风顺。为实施新政（包括创建社会保障体系，如今美国最受欢迎的政府项目之一），需要挫败华尔街和商界的那些错误论调。这些人以为，对制度做任何补救都意味着毁灭。

有关政治制度如何应对大萧条，这里有一条异常简单的规律，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冻结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欠债的国家会减少借贷，认为继续依赖一套搞垮了自己的国际制度毫无好处，进而转为经济孤立主义和政治集权主义。被别人欠了债的国家所受经济损失较小，继续奉行民主主义和国际经济。不管是在大陆内部，还是对邻国之间，这一条规律都适用。法国，仍然持有大笔的海外资产，仍然保持了民主制度，哪怕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数次政治危机；它负债累累的邻居德国，虽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魏玛共和国，之后却迅速屈服于法西斯主义。

阿根廷也不例外，对比美国，沉重的政治危机在它狭窄、排外的政治阶层中蔓延开来。1912年扩大了选举权，1916年，一个新的政党上台执政，但实际上没有带来什么新气象。凡是有点类似社会主义的东西，它都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厌恶，这样一来，经济不景气搞得它陷人了瘫痪。先前占优的牛肉和小麦出口遭受了尤为沉重的打击，各地的农业和农产品出现过剩危机，又加上牛肉是一种相对奢侈的食品，需求最先萎缩。20世纪20年代末，出口到欧洲大陆的肉类，较之1924年的水平下跌了2／3以上。193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勒莫的年度牲畜展示会上，冠军牛创下了25年来的最低拍卖价格。

唯有到了这时，人们才终于意识到，之前的赌注——外国资本和外国公司永远乐意生产和销售大批量可供出口的产品（种类很有限）——压得太愚蠢了。阿根廷说不定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把所有的赌本都压在了红色上，结果，不光黑色来了，连押宝的轮盘赌本身都被撤下了桌子。

未能利用制度，意味着制度会遭到取代。在美国，大萧条带来了罗斯福和一个更积极主动的联邦政府。在阿根廷，则带来了集权专制。尽管阿根廷的精英们领悟了问题的本质，但到20世纪30年代，一切恐怕是来得太晚了。由于它仍然是大规模的借贷方，而不是债权方，抨击对银行体系的管制措施只会把少数还没带着钱逃跑的外国投资者吓走。又因为没有做准备也不采取应对措施，整套既定制度信誉扫地。它的合法性全建立在一套简单的模型上，也即从食品买家手里借钱，而这套模型已经崩溃了。

传统的政治家不得不把共和国变回了殖民地，但真正的殖民地享受到的好处，它又沾不上边。20世纪30年代，伦敦为应对国际贸易危机，提出了“英帝国特惠制”——允许从自己的海外属地进口，而禁止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为了维持对英国的肉类出口，阿根廷签署了一项条约，对英国公司做出了大量让步，方便后者把利润从阿根廷拿走。

而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出口需求再度猛跌，阿根廷的自由民主实验走到了尽头。1940年，一位较为明智的政府部长，费得里克·费内多（Federico Pinedo）提出了一套规模较小的阿根廷版“新政”，包括为制造商提供贷款，削减对原材料以及其他基础产品的进口关税。但阿根廷保守的政治精英们发生了内讧，计划夭折了。

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似乎失败了，就跟它们在魏玛共和国的命运一样。结果也很类似，尽管不如德国那么极端。在军队的帮助下，总统被踢下台，之后政治差不多陷入了混乱，不满的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军队进行了镇压。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表现出了吸引力，轮流坐庄的倒霉民主政府却不然。新的独裁政权希望国家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上台体现新教条的人叫胡安·贝隆，军队——独裁主义的天然温床——出身。1943年，他参与发动军事政变，取代了文人政府，1946年当上了总统。他的直率作风和文人政客贵族式的复杂形成了截然对比。贝隆是从军队里崛起的，在当时的阿根廷，只有军队这样的地方，才能不看特权，单纯根据天赋选拔人才。这一事实帮忙宣扬了他的民粹主义主张。

贝隆为新阿根廷设计了一套自信、纪律化的民主主义。虽然他的权力通过选举得到了肯定，可等他执政以后，先前微弱的法西斯色彩就变强了。他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跟从前掌管这个国家的不露面精英全然不同。他还鼓励纳粹式的经济自足和“社团主义”——强有力的政府，工会组织（受国家的严格限制），共同指导和管理发展的工业集团。

这些想法同样到访过美国，但没什么人认真当回事。和欧洲不同，美国工会组织规模很小。罗斯福设法把大部分最激进的劳工活动分子团结到了支持新政的大家庭。民众对国际经济体系固然存在普遍不满，但对美国民主的信仰一直很坚定。

如果美国走上了跟阿根廷相同的道路，不难看出类似贝隆主义的东西会从哪儿出现。“美国第一委员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反对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运动对乔治·华盛顿口中的“外国纠缠”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情绪。

和贝隆主义一样，这类运动总是吸引自以为是强硬行动化身的男人，这类人往往有着各种讨厌的偏见。“美国第一委员会”最出名的鼓吹手是民族英雄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第一个孤身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他责怪犹太人想把美国扯进战争。此外还有柯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20世纪30年代天主教版电台脱口秀主持人——一类的孤立主义煽动家。柯林每周的广播吸引了上百万的听众，听他谴责不受约束的金融资本主义，赞美靠大公司、大工会运作的社会凝聚力经济。他还表现出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日渐钦佩，他广播的反犹倾向越来越强。

尽管美国第一委员会想方设法把美国拖了两年——也就是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才参战，可它从来没能成为一支严肃的政治力量。孤立政策的当代捍卫者是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Buchanan），他是个民粹主义的吹牛精。他频频严厉谴责“外国纠缠”，但很少得到足够的支持，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美国成了一个崇尚军人的社会，但那些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柯林·鲍威尔等）都是通过民主制度跻身政界的，而不是威胁要向民主制度提出挑战。唯一一位直接向总统发起挑战的高级军官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50年朝鲜战争的联合国部队总指挥，他当众反对杜鲁门总统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决定。麦克阿瑟很可能领悟了贝隆主义的独裁部分。他早就恶名在外了：1930年，他曾动用催泪瓦斯镇压在华盛顿游行示威，反对削减养老金的退伍军人。可等杜鲁门解除了他的指挥官职务，麦克阿瑟巨大的个人声望立刻在公众关注的压力下烟消云散。

诚如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所说，毁灭一个国家是场浩大的工程。就算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失落的二十多年里，阿根廷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10个经济体之一，可它撑不了多久了。

P16-19

写给历史的一封信

不管你是谁，你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艾伦·比蒂，先后在牛津和剑桥求学；之后进入英格兰银行，当起了经济学家；再之后，到了《金融时报》做编辑，专攻国际贸易。研究报道了多年世界经济，我萌生出写一本书的想法。

给我灵感的是：有人问我，如果“9·11”发生在别的国家身上，会怎样？比如说阿根廷？这是什么怪问题。那我还想问，如果阿根廷有罗斯福新政，现在它会不会就是世界头号强国呢。还有“五月花号”呢，还有南北战争呢，还有……等等！如果这一切真都发生在阿根廷，经济史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转折吗？追溯历史，为今天的某个经济现状找一个源头；或是抓住一个经济问题，用历史给以解释。不错的点子，对吧。但是，历史？会不会太老套、太严肃、太无聊？

给我勇气的是：前阵子，《时代》2009年度人物新鲜出炉。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我曾经的同行，力压奥巴马当选。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能以这样的速度，恢复到这样的程度，伯南克功不可没。他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美国大萧条——这项他投入毕生心血所进行的研究。在华尔街对他的政策与见地不置一词时，他始终坚定地相信：美国经济现在所面对的失业、银行倒闭、金融市场混乱——就是1930年所发生的。“我们需要回头看。”

没错。没有水晶球，我们看不到未来。答案去哪里找？历史成了唯一线索。

也许我能告诉你，美国和阿根廷的经济现实为什么不能互换——阿根廷注定要为政府破产哭天抢地；美国也注定只能为自己的强大耸耸肩，双手一摊，无辜地说，我不是故意的。

跟我开始一场经济史大冒险吧！

对我来说，翻译本书，是本年度给我的一个惊喜。如今，要想碰到一本看完后感到豁然开朗的书，可真是不容易。有些书陈词滥调，有些书阐述现象而不重来龙去脉，有些书失之于学术味过重，用语艰涩，看了半天你竞不能直接说出作者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而这本书，竟然全无此类弊端。它提出了几个人们经常好奇的经济小问题，又通过剖解这些问题，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图。兼之行文朴实、语言风趣，连身为翻译的我，也有一气呵成之感。

这本书的妙处，暂且说到这里，还待各位读者亲自来一品究竟。

本书在介绍经济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引用了许多我不熟悉的诗歌和作品，我担心翻译得不够贴切，便通过搜索引擎找到了前人的译文。这就包括第3章引用的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的《货物》。这首诗的中文版，我是在译者武夷山的博客上找到的，地址是http：／／www.sciencenet.cn／m／user content.aspx？id=13613。武老师的译文，雍容华贵、恢弘大气。

在结语中，作者又引用了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的一首诗。对于名著，我不敢贸然重译，于是引用了梁实秋先生的译文。

我希望藉这处小小的空间，向两位前辈致上我由衷的谢意和敬意。

当然，碍于条件所限，还有一些诗歌，国内并无译本，或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能找到，只好硬着头皮自己下手了。因为我在翻译上的主攻方向是通俗经济读物，于诗歌上的品味有限，只能把大意翻出，原文的美感尽失，这是我给本书带来的一点小小遗憾，各位读者还请见谅。

本书涉及的史料繁多，时间仓促，译文或有失误之处，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不解，或觉得前后文意有失妥当，还请来信指出。我的电子邮件是herstory@163.net。

闾佳

2009年冬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