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研究的内容，属于上海近代经济史范畴，该书比较完整地、历史地再现了沪商在近代上海经济领域的活动，还涉及了沪商在新闻出版、娱乐业等文化领域的活动和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把上海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本书虽是经济史，但未采用抽象的理论阐述，而是运用散文形式，形象地再现历史，颇具可读性。

《百年沪商》一书共十一章。第一章“开埠”，介绍沪商形成的客观条件和活动舞台。第二章“洋行”、第三章“买办”、第四章“洋务”分别介绍外商、买办商人、洋务企业官商的背景和形成。第五章“金融”、第六章“商业”、第七章“航运业”、第八章“制造业”按产业划分，反映沪商在各经济部门的活动，着重介绍民营企业家活动。第九章“新闻出版业”、第十章“娱乐业”反映沪商在文化领域的活动，是上海成为近代文化中心的组成部分。第十一章“商人与政府”反映沪商在旧中国的爱国政治行动及其发展轨迹。本书通过介绍各门类沪商活动，立体、全景式地反映近代上海的经济、文化、政治。书中除着重介绍商人外，还介绍一些经济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新闻出版业记者、作家，娱乐业戏剧家、演员，非如此不能反映全貌。全书以大量个案，有侧重的具体表现各类沪商的创业过程、经营理念和特点。本书作为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的辅助成果之一，还力求言简意赅，并配以图片，尽力做到生动形象，可读性强。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开埠

 第一节 在屈辱中开埠

一、悲壮的吴淞保卫战

二、参加鸦片战争的传教士郭士立

三、巴富尔宣布上海开埠

 第二节 租界的形成与扩充

一、租界起源

二、美、法租界的形成和英租界的扩充

三、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居”

四、英美租界的合并与公共租界的形成

五、法租界的两次扩充

 第三节 中国主权之丧失

一、列强攫取中国海关行政权的发端

二、清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三、公共租界工部局

四、租界巡捕房

五、华人巡捕黄金荣

六、法公董局设立中法学堂

七、租界会审公廨

八、万国商团

 第四节 租界被收回

一、收回租界

二、跑马厅土地的收回

第二章 洋行

 第一节 1853年之前开设的洋行

一、鸦片贸易起家的怡和洋行

二、宝顺洋行的兴衰

三、独霸长江航运的旗昌洋行

四、《字林西报》与字林洋行

五、1853年外滩风景线

 第二节 19世纪下半叶开设的洋行

一、稳健发展的太古洋行

二、“跷脚沙逊”与新沙逊洋行

三、以贩卖军火著称的礼和洋行

四、“美孚灯”与美孚洋行

五、广开财源的鲁麟洋行

六、投资上海纺织业的三井洋行

 第三节 20世纪开设的洋行

一、卜内门洋行的商战

二、“地皮大王”哈同与哈同洋行

三、“张聋彭”拒迁祖坟

四、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经历

五、雷士德与德和洋行

第三章 买办

 第一节 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买办

一、沪上“康摆渡”

二、从买办到独立商人的徐润

三、郑观应与《盛世危言》

四、为国争利的买办唐廷枢

 第二节 汇丰银行买办

一、汇丰银行的首任买办王槐山

二、汇丰银行的买办世家

 第三节 其他洋行买办

一、“阿德哥”与“会审公廨”案

二、朱葆三大出殡

 第四节 另类买办——杨坊与华尔洋枪队

第四章 洋务

 第一节 李鸿章与盛宣怀

一、李鸿章到上海

二、洋务总管盛宣怀

 第二节 洋务企业

一、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工厂

二、轮船招商局与洋商的竞争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风雨历程

四、中国的第一家银行

五、近代中国最早的假币案

 第三节 新式学校

一、广方言馆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三、徐寿父子——我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先驱

四、西学传播大师——傅兰雅

五、南洋公学

六、墨水瓶事件和爱国学社

 第四节 洋务官员策划东南互保

 第五节 洋务官员的临终嘱咐

第五章 金融

 第一节 上海钱庄

一、清末民初的货币

二、上海钱庄与银行

三、秦润卿——上海钱业第一人

 第二节 外资银行

一、英国银行独霸时期

二、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

三、外国银行六强并存与竞争

四、“金融帝国”——花旗银行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国银行在华势力的消长

六、三井财团的核心——三井银行

 第三节 中资银行

一、张家墩与中国银行

二、中国的优秀金融家陈光甫

三、金融界的不倒翁——周作民

四、金融界四巨头之一——钱新之

五、李铭与浙江实业银行

六、浙江兴业银行的兴衰

七、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改革家——宋子文

八、中汇银行董事长杜月笙

 第四节 金融危机

一、1883年的金融危机

二、红顶商人胡雪岩破产始末

三、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

四、1921年的上海信交风潮

五、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六、1947年的黄金风潮

七、蒋经国上海“打虎”纪要

第六章 商业

 第一节 内外贸易

一、“五金大王”叶澄衷

二、澄衷学堂

三、外贸耆宿叶鸿英

 第二节 商海沉浮

一、我国近代著名的营造专家——杨斯盛

二、商业巨子黄楚九

三、中国新药业先驱——项松茂

四、华界市政建设功臣——陆伯鸿

五、国货旗手方液仙

六、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

七、“金笔汤”传奇

 第三节 百年老店

一、从城隍庙、豫园到豫园商城

二、风靡海外的老介福

三、亨达利与亨得利

四、首套中山装诞生地——荣昌祥

五、乔家栅食府的由来

六、“食品大王”冼冠生

七、鸿翔时装公司

八、永安百货有限公司

九、王开照相馆

十、顾客叫出来的“小花园”

十一、新雅粤菜馆

十二、百年“恒源祥”今昔

十三、培罗梦西服公司

十四、亨生创业史

十五、“朋街”沧桑

十六、大味若淡“梅陇镇”

第七章 航运业

 第一节 近代航运中心的形成

一、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二、江海航权丧失外商独霸上海航运

三、打破独霸招商局异军突起

四、实业救国民营航运业兴起

 第二节 航运企业

一、中国最早的民营航运企业

二、中国最早的船王

三、卢作孚与民生实业公司

 第三节 造船厂

一、中国最早的民间民族资本机器厂

二、中国近代民营重工业的翘楚——朱志尧

三、爱国造船专家杨俊生和大中华机器造船厂

第八章 制造业

 第一节 纺织、针织业

一、“中国近代企业的领航员”聂云台

二、荣德生三次抉择兴民族企业

三、企业科学管理的创导者——穆藕初

四、绸业大王蔡声白

五、五和织造厂的鹅牌内衣

六、李康年与“414”毛巾

 第二节 机械制造业

一、中国首台电扇的制造者杨济川

二、胡厥文的人生三部曲

三、“中国福特”支秉渊

 第三节 化工及其他

一、烟草大王简氏兄弟

二、“实业三大王”刘鸿生

三、味精大王吴蕴初

四、康元制罐厂的科学管理

五、中国早期规模最大的橡胶工业企业

第九章 新闻出版

 第一节 西学东渐

一、南格禄与徐家汇

二、麦都思与墨海书馆

三、“海上狂士”王韬

四、林乐知与《万国公报》

五、美华书馆的印刷革命

六、中国近代最大的编译出版机构

七、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李提摩太

八、“三位一体”的宋耀如

九、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

 第二节 影响全国舆论的新闻业

一、望平街的故事

二、梁启超与《时务报》

三、于右任在上海办报

四、史良才与《申报》

五、乱世报人邵飘萍

 第三节 中国新文化的支柱

一、文化街扫描

二、群益书社与《新青年》

三、商务印书馆与《小说月报》

四、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五、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

六、北新书局与鲁迅

七、青少年的朋友——开明书店

八、精美的《良友》画报

九、胡适与新月书店

十、毛泽民与上海书店

第十章 娱乐业

 第一节 戏剧

一、上海的茶馆

二、丹桂茶园与海派京剧

三、中国第一座西式剧院与上海话剧界

四、上海“新舞台”

五、上海的茶园、剧场与各地方剧种的繁荣

 第二节 电影

一、新民公司与明星影片公司

二、电通影业公司

三、昆仑影业公司

 第三节 歌舞

一、明月歌舞团

二、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

三、百乐门舞厅

第十一章 商人与政府

 第一节 第一商会——上海总商会

一、抵制美货运动

二、“商人政府”的尝试

三、虞洽卿率团参观大阪电气博览会

四、国民党制裁上海总商会

 第二节 为光绪皇帝保驾的经元善

一、“气贯云霄声震天地”

二、洋务运动的实干家

三、创办中国人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

 第三节 晚清时期立宪运动领袖张謇

一、状元实业家

二、立宪运动的领袖

三、一个“新世界的雏形”

 第四节 上海改革的先驱者——李平书

一、曲折的经历开阔的视野

二、脚踏实地推进地方自治

三、上海光复举足轻重

 第五节 献身反清革命的银行家沈缦云

一、创办我国第一家商业储蓄银行

二、关心时局热心社会事业

三、从请求立宪到投身革命

四、参与领导上海光复之役

五、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

六、为革命献身

 第六节 民国奇人张静江

一、有经济眼光的商人

二、旅法华人三剑客

三、孙中山的挚友

四、蒋介石的“导师”

五、《建国方略》的忠实执行者

 第七节 汉奸市长傅筱庵的一生

一、攀附权贵起家

二、投机钻营失利

三、孤注一掷送命

 第八节 新上海第一任副市长盛丕华

一、少年爱国者

二、不断探索救国之路

三、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四、为建立新中国献策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节 租界的形成与扩充

一、租界的起源

巴富尔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埠。此时，第一批英国人已来到上海，并且络绎不绝。这些外国人到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为“屯物经商”和“携眷居留”而需要“租地造屋”。对此，1843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并无具体规定，1843年10月8日订立的《虎门条约》才作了若干规定。为使外人在口岸“永久相安”，“中华地方官员会该夷目，各就近地民情，议定在何地用何项房屋或基地，租给居住修造，华民不得勒索，该夷不许强租。”开埠初期，租地成了一个突出的矛盾。

在巴富尔和上海道台宫慕久的亲自陪同下，由麦华佗作翻译，依仗强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护持，这些外商都先后租到了土地。但是，英国人并不满足于这种局面，巴富尔一直在酝酿着一项更深远的计划，即企图促使宫慕久划出“外滩”一带的土地，专供外国人租地造屋用。宫道台大惑不解，那不过是城外荒野之地，“一片泥滩，三数茅屋”，远没有上海县城重要。他有些不怎么明白：英国人在广州气势汹汹地要进城，在上海却吵吵着要下乡。后来被称为外滩的这一带，大部分各有地主，主人大多拒绝出租自己赖以生活的土地。其中一位老年妇女宁死不肯离开家园，甚至当面责骂上海道台，直唾其面，谓：“绝不将地皮卖给洋鬼子！”后来成为有利银行的那块地皮本是一块被大小河浜围绕的小岛，土地的主人就利用这一地形，设置吊桥，和前来租地的外国人周旋多时。一些外商竟在北门城墙下搭起了简易的茅棚。近代上海的第一个“棚户区”，竟是由西方商人建造和居住的。

直到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与巴富尔历时两年的谈判后，终于以道台的名义，用公告的形式，公布了一个符合《南京条约》及附约(《虎门条约》)规定，又体现巴富尔意愿的所谓《上海土地章程》。这个章程，后来被侵华外国人视为上海租界的“根本大法”。章程规定：除洋泾浜(今延安东路)、李家场(今北京东路)分别为英商居留地的南北界址外，东以黄浦江为自然界限，西界未定(于次年议定为今河南中路处)，这块居留地面积为830亩。章程还确定租地办法、规定“永租”与“华洋分居”、以简单的市政设施管理居留地、英国专管等。

发布公告的这天，正是上海开埠两年之际，上海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上海租界的历史从此开始。

二、美、法租界的形成与英租界的扩充

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台宫慕久公布《上海土地章程》，划定英侨居留地，规定由英国专管，并打算让这块土地供所有外商“租地造屋或租屋居留或囤积货物”之用，让所有外国人的租地事宜都与英国领事去交涉。认为可以“到此为止”，一劳永逸。

然而，《南京条约》之后，美国和法国在1844年相继迫使清政府订立《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取得了和英国相同的在华权益，他们要求在沪租地“权利均等”。

美国领事首先向英国的专管权提出挑战。1846年，美国政府指派旗昌洋行商人吴利国为第一任驻上海代理领事。吴利国立即在黄浦滩的旧纤道(今九江路)建立领事馆，并升起了美国国旗。这是上海升起的第一面外国国旗。巴富尔领事和他的继任者阿礼国认为这是对英国权利的侵犯，为此他们同吴利国领事闹了一年多的纠纷。同时，美国人利用已租地造屋的既成事实，于1848年将浦江沿岸、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划为租界。

1847年1月，法国任命敏体尼为首任驻沪领事。1848年1月敏体尼到达上海后，有鉴于英法关于“专管”的争端，不愿住在英租界，而是在上海县城和英租界之间的地段租到了房屋，设立了领事馆。半年后，敏体尼后来的女婿、法国商人雷米向领事提出购买土地的要求。敏体尼据此向上海道台宫慕久的继任者吴健彰正式提出租界要求。吴健彰根据《上海土地章程》的本意，要求他与英国领事联系，在已划定的英租界内居留。期间，麟桂接替吴健彰，敏体尼继续向麟桂施加压力。1849年，法国取得了县城北门外、洋泾浜以南面积为986亩的租界。

英租界划定后不到3年，英国领事阿礼国就提出了扩充的要求，扩充的起因不是租地问题，却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案。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三人违反上海开埠时议定的“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擅自驾舢板船到离上海90里的青浦传教。在散发布道书时，与当地运送漕粮的水手发生斗殴，青浦官员闻讯前来护持并送回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借题大做文章，要求“惩凶”，并以停付关税、不许漕运出海、派军舰至南京相威逼，且殴辱上海道台咸龄。清政府被迫将咸龄革职，水手枷号示众(其中2人判刑和流放)，赔银300两，派官员赴英舰和传教士寓所道歉。事情并未结束，阿礼国马上提出扩充英租界的要求，这种要求几乎没有遭到抵制就被接受了。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北界由李家场推进到苏州河南岸，西界由界路(今河南中路)推进到周泾浜(今西藏中路)。英租界面积扩大到2820亩。

三、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居”

1845年，由上海道台宫慕久和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签订的《土地章程》中规定了“永租”和“华洋分居”。外国人在划定的居留地内，可永久租赁土地和房屋；中国人在外国人居留地内，则不可租赁土地和房屋。这使得这一区域最终成为中外隔离区。

这种华洋分居的政策是两厢情愿的。清政府想通过设定区域限制“夷人”的活动；外国商人看中城北这片沿江地区，因为它东临黄浦江，南北通往吴淞江(苏州河)和洋泾浜，又坐落在通往长江的要道上。

1845年后的最初十年，分居制度没有遇到什么麻烦。1845年后，住在这块乡村地区的外国人逐年增多，1845年为90人，1848年为159人，1851年达265人，1853年租界的总人口约为500人。外国人口逐渐超过本地居民。外国人在这里过着一种田园式的、浪漫的生活。1850年，外国租界里的公园、跑马场和一座歌剧院已经建成。夏夜，西方人驾着牛车漫步在外滩的微风中，有的在愉快地散步兜风……

1853年9月7日，上海城内爆发小刀会起义，打破了他们的宁静生活。这次起义在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燃起了长达17个月的战火。战争造成数以千计的难民潮水般地涌入外国租界。英美租界的人口从1853年的500人骤增至1855年的20000人。几乎是一夜之间，英租界的西北部和分隔英法租界的洋泾浜两岸出现了成行的单层小屋，南部则整日挤满了人，甚至随时有可能发生火灾，爆发瘟疫。

外国商人对中国人的大量涌人，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外国人以租界的“宁静安乐”为由，提出驱逐中国人。他们的代表——英国领事阿礼国，在和上海道台磋商后，下令“将讨厌的本地人赶出租界，拆除有碍观瞻的难民寓所”。阿礼国的命令使几千名无家可归的中国人在寒冬被赶出家门。

大多数外国商人却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一名坦率的英国商人找到了阿礼国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在肯定“与华人杂居，异于广州之隔离制度，亦不无利益”后，对阿礼国说：“我的事情是抓紧时机发财，把土地租给中国人并建筑房屋租给他们，以取30%～40%的利益。这是运用我的资金的最好办法，我希望至多在三五年内能发到一笔大财，从此走开。以后上海不论化为灰烬或沉人海底，都与我何干！……我们是为发财，愈快愈多愈好，在合法范围内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为着这个”。阿礼国被这番话说服了，放弃了拒中国人于门外的做法。

1854年7月，上海租界召开外国租地人会议，对1845年的《土地章程》作了修订，通过了《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取消了“华洋分居”的有关规定。

P5-8

上海是中国典型的由商而兴、因商立市的城市。

上海在古代就是港口城市。“上海”这个名词，最初来自一条叫“上海浦”的浦名，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以前设“上海务”，南宋设上海镇(今十六铺附近)，元代设上海县，都同上海港商贸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江海中转枢纽港，货物吞吐量居全国首位。城市依港而兴，上海赫然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上海又是中国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国际大都市。

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被迫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接着，外国殖民主义者辟建租界，在其取得的“永久租赁”的“居留地”上攫取中国的行政权、司法权，还建立了一支军队——万国商团，俨然成为“国中之国”。但在动乱不安的旧中国，租界却保持了安定。

从开埠到1936年，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五大中心”：

上海是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商业中心。上海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在1894年、1933年和1936年，分别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3.44%、53.77%和55.56%。对外贸易形成了以洋行为核心，集航运、港口、贸易于一体，从国外到国内经济腹地都有自成体系的资源组织和中转、联运、销售的网络。上海也是国内埠际贸易中心。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90000亿元，占全国的75.2%。国内贸易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以南京、武汉、重庆为中心，包括一批开放口岸，由东向西推进的沿江商业贸易走廊。

上海是远东航运中心，即国际航运中心之一。1931年上海港跃居世界港口第七位，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1400万吨。仅以本国轮船企业为例，1936年全国500吨以上的轮船企业共99家，船404艘，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有58家，船252艘。以上海港为起迄港或中转港的国内外航线总计在100条以上。

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即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自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开设以后，到20世纪初，各国在上海开设的银行计有68家。自1897年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设以后，华资银行纷纷在上海设立。1925年在上海的华资银行、外资银行、钱庄的资金比重分别为40.8%、36.7%及22.5%。1928年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及受其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总部也设在上海。1936年上海有华资银行58家，占全国总数的35%。

上海也是中国工业制造业中心。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各国外商在上海大规模办厂，民族工业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获得巨大发展，上海成为中国工业的重镇。1927年以前中国民族工业企业超过1／5落户上海，上海集中了全国1／4以上的民族工业资本；1932～1933年，全国共有2435家现代工厂，其中一半在上海；1933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50%。

上海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传教、办学校、办新闻出版机构，教授西学、翻译出版西书、发行报刊。西学传播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后，中国人也开始创办自己的新式学校、新闻出版社。上海的教育事业领先全国；上海的新闻业影响全国的舆论；上海的出版业是中国新文化的支柱。上海曾汇聚了全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各大出版社各具特色，戏剧、电影、歌舞等各种娱乐业也十分繁荣，对全国有广泛影响。

上海租界原是县城外的“荒野之地”，“一片泥滩，三数茅屋”。开辟租界后，租界当局在租界内的市政、公用事业设施相继展开。20世纪初，西式马路已纵横交错，有轨电车在大马路(南京路)行驶。令当时中国人感到惊奇的电灯、自来水、电话等，在租界逐渐普及，市政管理也井然有序。中国人从惊讶到效仿，华界也向租界学习，开始拓宽平整马路、疏通淤塞发臭的河道、安装路灯，辛亥革命后拆除城墙，电车、公共汽车、自来水相继自办。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城市建设大规模展开，到20世纪30年代已形成巍峨参差、鳞次栉比、具有世界各国风格的建筑群，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在上海近代城市化过程中，沪商(上海商人)的作用毋庸置疑。上海成为“五大中心”的国际都市，清政府无从预料，租界当局也并无蓝图，任何人(法人或自然人)都无力作如此规模的投资，无人能做计划，也无人能指挥。近代上海的经济、文化建设是在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指挥下进行的。各类沪商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中拼搏。

近代沪商群体，按其来源大致有七种类型：

一是外商(亦称洋商)，他们是紧随殖民主义者之后来到上海的。他们人数不多：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总人数1844年为50人，1851年为265人。除太平洋战争那几年之外，上海的外国侨民人数从未超过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但他们个个野心勃勃，再加依仗本国的强权，能量很大，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力推行到上海。他们设洋行、搞航运、开银行、办工厂，为上海成为贸易、航运、金融、制造业中心奠定了基础。

二是买办商人，即买办出身的商人。“买办”是外商企业所雇用的中国代理人，是沟通中西贸易的桥梁，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19世纪50年代以后，买办们开始一边为外商工作，一边经营自己的生意，具有双重身份。上海的买办商人数量颇多，有人统计，1925～1926年间，上海总商会45%的董事和22%的会员拥有双重身份，既当买办，又当老板，并在日后脱离买办身份，投资办工商企业。上海不少大型航运、工业企业的创办人，都曾经是买办，代表人物有朱葆三、虞洽卿、朱志尧、刘鸿生等。中国最早的电影制片公司——上海新民公司的创办人张石川，也是买办出身。

三是官商，即洋务企业的总办、会办等。官商在中国古代就有，但洋务企业与其有区别。洋务企业是在与外商抗衡的环境中创办的，吸取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模式，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向近代化迈出了一步。洋务运动的实绩在上海最显著，其中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等都设在上海。这些企业是当时中国人实力最雄厚的企业，代表人物是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洋务企业中一些总办、会办也曾是买办，如徐润、郑观应、唐廷枢等，他们既有大量资金投入洋务企业，又具备经营管理的“洋务”知识。

四是绅商，即出身绅士的商人。绅士是拥有科举功名(也可由捐纳而获得)，与官吏关系紧密，享有政府赐予的特权，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责，是在地方上享有威望的头面人物。上海开埠后，上海县城绅士和外地绅士移居上海，下海经商者人数不少。著名人物有严信厚、严子钧父子，张謇，张元济，李平书，经元善等。严信厚曾任上海工商会议公所(第一届总商会)总经理(即会长)，张謇也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清末民初，他们在上海商界和上海以至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士不复存在。

五是一般商人，这是沪商群体中最庞大的队伍。他们从学徒逐渐成长为一般商人、而后成为工商企业的创始人者，也大有人在。由纯粹的商人身份成为工商企业家的，有“棉纺织、面粉大王”荣氏兄弟，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鲍咸昌、夏粹芳等。

六是华侨商人。近代华侨对上海的投资占全部华侨回国投资总额的七分之一。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大中华橡胶公司的创办人余芝卿等，都是华侨商人。

七是知识型商人，他们具有高等教育背景或自学成才。穆藕初、陈光甫、周作民、被称为“绸业大王”的蔡声白，均是留学美、日的“海归”；上海县城自办自来水厂、电灯厂和电车厂的陆伯鸿是留法学生；著名实业家胡厥文、“味精大王”吴蕴初等均有高等教育背景或自学起家。他们创业时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

以上七种商人构成了沪商群体，他们在近代上海内外贸易、航运、金融、商业、制造业、新闻出版、娱乐业等各行各业所做的贡献是显著的。

上海商学院朱国栋教授和刘红副教授的《百年沪商》一书所研究的内容，属于上海近代经济史范畴。本书比较完整地、历史地再现了沪商在近代上海经济领域的活动。但本书没有局限于经济史，还涉及了沪商在新闻出版、娱乐业等文化领域的活动和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把上海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内容更丰富，更充实。本书虽是经济史，但未采用抽象的理论阐述，而是运用散文形式，形象地再现历史，颇具可读性。

今天的上海是近代上海发展的结果，吸取近代沪商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上海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犹待学术界对近代沪商有更深入的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前院长)、研究员

张中礼

2010年1月20日

本书是上海市高等教育建设高地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前院长)、研究员张仲礼先生，浏览余书原稿后，欣然作序。他对沪商在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并就近代沪商的构成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校校长方名山研究员也为本书作序，就何谓沪商、为什么研究沪商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两篇序文为阅读和理解全书提供了钥匙。我校科研处处长宋文官教授和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傅敬民教授也对本书给予了关心和支持。

本书以散文形式记述了近150多位各经济部门的各类沪商，多为千字短文，也有长达数千字者，参差错落，因需而异。本书通过各部门沪商的活动，立体地勾勒了上海近代经济、文化、政治概貌。

为记述每一名沪商，作者都需要研读数万字的史料，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每每在构思谋篇、遣字造句并写成一篇短文后，都会引发作者的惊叹：或为创业之艰辛，或为经营之高明，或为其人生之极致！有的篇目竟是含着热泪写成的。沪商曾是被曲解与误读的群体。然而正是他们推动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书中还记述了与各类沪商相伴而生的近百位工程技术人员、新闻记者、作家和演员，他们和沪商一起，为使上海成为近代国际著名的经济大都市和文化大都市贡献了力量。

书稿完成之后，作者掩卷沉思：上海原本是海，故上海也可称海上。沪商们在市场经济的海上升腾起伏，犹如一幅壮阔的搏击风浪的人生画卷。在作者书写过程中，沪商们的形象以至音容笑貌和个性，在画面上活了起来。近代沪商的生存时空，离今天并不遥远，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在我们周围还有迹可寻；今天的时空与当时甚至还有几分相似之处。近代沪商的经验教训及人生经历对今天的新沪商和国人是有教益的。

书中《于右任在上海办报》和《毛泽民与上海书店》两篇短文由朱少伟供稿。又书中部分图片来源于公共网站，然未与版权所有者取得直接联系。如有问题，请通过出版社与本书作者联络。

朱国栋

2010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