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有争议的风云人物，占有一个独特的历史地位。本书材料丰富翔实，评议客观公允，对胡适一生的思想言行作了全面深细的论述，“传”、“论”结合，视野宽广，是海内外同类著作中最有份量的学术文化传记。

作者以为，胡适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和曲解。因此，他把克伦威尔的名言“画我须是我”作为自己的“警戒”，要以“纪实传真”、“纪实传信”的态度，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为胡适“画像”，还原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原生态”的胡适，并力图写出有感情又有理性、有欢乐也有痛苦、有优长还有缺点的胡适，用胡适“是这样一个人”，回答了胡适“是怎样一个人”的历史问号。

这是一部客观翔实、有独特价值的胡适学术文化传记。

自序

第一章 序篇

 一 胡适的先世

 二 胡适的故乡

 三 胡适的父亲

 四 胡适的母亲

 五 胡适的大家族

 六 胡适的小家庭

第二章 故乡九年

 七 从台湾回绩溪

 八 私塾与启蒙

 九 读小说到讲故事

 十 无神论的结胎

 十一 风雨如晦中的寡母幼子

 十二 出门

第三章 上海滩新少年

 十三 从“梅溪”到“澄衷”

 十四 时代潮流的溅濡

 十五 《竞业旬报》——思想之胚芽、文笔之摇篮

 十六 少年诗人

 十七 中国公学之风潮

 十八 考官费留美前后

第四章 青年时代——留美七年

 十九 踏上异国——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沐浴

 二十 人文科学的选择到淑世主义的确立

 二十一 学问之路——贯通中西、融会古今

 二十二 政治的兴趣与美式政治的训练

 二十三 胡适思想奠基

 二十四 博士与事业

第五章 新文化的火炬

 二十五 文学革命的号角——首举义旗

 二十六 蔡元培、陈独秀的圈子——北京大学与《新青年》

 二十七 “我的儿子”与“我的宗教”

 二十八 《每周评论》与“问题”“主义”

 二十九 “哲学史”开山和“新思潮”开路

 三十 “新诗老祖宗”

第六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新盟主

 三十一 新红学的日出

 三十二 整理国故，捉妖打鬼

 三十三 科学人生观与“胡适新十诫”

 三十四 新教育的催生婆和护法神

 三十五 摆渡西洋近代文明的舵手

 三十六 一个新孔子

第七章 政治妊娠的胎动与流产

 三十七 好人政治与好人政府

 三十八 清廷问题与善后会议

 三十九 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冲突

 四十 西游与东望——苏美两块样板之间

 四十一 《新月》的光和“人权”的火

 四十二 落花流水辞江南

第八章 独立的旗帜

 四十三 《独立评论》

 四十四 “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四十五 “民权保障同盟”的风波

 四十六 南游

 四十七 日本人问题

 四十八 “三代遗风”到一二九运动

第九章 “小卒过河”

 四十九 从低调抗日到奔赴国难

 五十驻 美大使

 五十一 卸任之后

 五十二 北京大学校长

 五十三 “小卒”沉底

 五十四 仓皇出逃

第十章 海外的日子

 五十五 纽约寓公

 五十六 大陆批判胡适思想

 五十七 台湾围剿胡适幽灵

 五十八 “中央研究院”院长

 五十九 雷震事件冲击波

 六十 巨星陨落

二胡适的故乡

胡适的故里在今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绩溪县旧属徽州府，故胡适是徽州人。胡适不但有心显扬自己是徽州人，而且毫不掩饰对徽州人文化品性的自傲，他在《口述自传》开篇第一章第一节便写“徽州人”。他对故乡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

徽州府在胡适诞生的时代隶属安徽省徽宁池太广道。所谓“徽宁池太广道”囊括了皖南的四府一州：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和广德州。徽州府在文化上是有久远历史的一个地区，汉代称丹阳郡，后改新都郡，三国、晋改为新安郡，隋开皇九年改为歙州，后又改回新安郡，唐武德四年又改歙州，天宝元年再改新安郡，乾元元年复为歙州，直到北宋徽宗宣和三年，才改为徽州。此后元则称徽州路，明清则为徽州府。徽州府的名称沿用得最久，一直到民国元年(1912)才废止。

徽州在地理文化渊源上与浙江有深厚的联系，这恐怕与新安江的流向有关，唐武德年间置歙州总管，管的便是歙、睦、衢三州，睦州、衢州均属今浙江省。徽州的许多人文风俗也均与浙西相同。徽州一府六县(歙、黟、休宁、祁门、婺源、绩溪)的建制始于唐，《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与《清史稿·地理志》所载完全相同。六县的地理位置：绩溪在徽州的东北隅，向南是歙县与休宁(包括屯溪)，向西是黟县与祁门，祁门之南便是婺源。绩溪的东北与西北分别与宁国府、太平府接壤，东面则是浙江省了。

“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这一段话几乎是明清以来叙述徽州自然经济的必引之文。胡适在《口述自传》中有一段介绍徽州的简略文字，可以一录：“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浙江，向东北则去江苏，北上则去长江各城镇，西向则去江西，南向则去福建……所以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的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又说：“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到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语，叫：‘一世夫妻三年半’。”胡适这里主要指的是店员与伙计，当了老板经理、管账的，不少人赚了大钱，他们则往往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留在老家不出门的，他们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屋、买田、婚丧大事之费用，便都依赖在外经商的父兄汇款接济。

“无徽不成镇”大概与“无湘不成军”一样，表示徽州人经商的普遍，与湖南人当兵一样。徽州人经商普遍，自然而然便形成了“徽帮”。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一三里有一节话云：“(徽州)地濒新安江上游，又当黄山之阴，田谷稀少，不敷事蓄，于是相率服贾四方，凡典铺钱庄、茶、漆、菜馆等业皆名之日‘徽帮’。敦尚信义，有声商市。”尽管这个旧式历史经济形成的特别的商业帮派博着“敦尚信义，有声商市”的好评，但长期以来“徽州朝奉”的精俭刻薄的恶声也多有所闻。尤其是他们垄断的食盐贸易和典当钱庄两业，几乎是封建经济的两大命脉，关系乎全国百姓的日常生活，稍有经济金融风波，“徽州朝奉”便成众矢之的。其实清后期至少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即胡适诞生的时代，徽商在当时最大的贸易港口上海所经营的项目已只是茶叶与木材——徽商在江淮两流域的经济优势早已被宁(波)绍(兴)帮挤掉了。

绩溪县在徽州府里是商业经济相对落后的一县，绩溪籍商人主要经营笔墨与茶叶两个行业。笔墨最出名的当然要数“胡开文”老字号了，它的创始人与几代老板都是上庄“明经胡氏”的子孙。绩溪人经营茶叶店似乎更普遍。旧时上海的“程裕新”、“汪裕泰”等茶庄均是绩溪人开的，胡适的先祖——高曾以来也正是开茶叶店的。从他高祖德江公(瑞杰)在江苏川沙厅的“万和茶铺”到他祖父贞嘹公(奎熙)的上海“茂春字号”再到他二哥嗣柜(绍之)经营的“瑞兴泰茶号”，可谓一脉相承。胡适的一个侄女(胡惠平)家也是在上海开茶叶店的，侄女婿程治平与胡适关系很深。胡适在《口述自传》中也说：“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茶叶店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口述自传·故乡与家庭》)

徽州的经济形态如此，其人文状况也因此占了个有利的地位。胡适分析说：“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了。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同上)。这当然是指南宋，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经济文化形势。徽州在唐代则是人文落后的地区，有唐一代徽州登科者只有五个人。南宋以后才有历史文化意义上的程朱理学、皖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建筑和雕刻，才有徽墨、徽剧、徽菜和徽茶，以及父子宰相、兄弟状元、“红顶商人”和那无数的贞节牌坊和烈女孝子。P9-12

做《胡适传论》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为胡适“画像”。胡适晚年说过一句后来证明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话：“我的相很难画”。为胡适“画像”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适生前已经有人为他画过“像”，即为他写过“传”，如1941年12月胡不归(胡传楷)的《胡适之先生传》，但胡适很不满意。五十年代胡适在唐德刚帮助下也自画过“像”——他自己英文口述，唐德刚笔录整理。两人合作的结果即是后来相当出名的那一册“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不过胡适生前并没有看到这册“口述自传”的出版，更没有读到唐德刚教授的“中译”和那么多精彩的“注”。事实上他对五十年代那一幅并非精心制作的“自画像”恐怕也并不满意，故在临死前的一个多月(1962年元旦)还深有感慨地对历史学家吴相湘说：“我的传记不知由谁来写？”

胡适逝世后，台湾的李敖先生就开始动手替胡适“画像”。他显然不满意台湾官方版的毛子水《胡适传》那样“简陋”谀墓式的传记，他要“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他说：“我的目的不仅在‘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与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这是他1964年2月24日——胡适死后二周年的那一天深夜发的愿。五年后，即胡适逝世七年后的1969年我才读到李敖的《胡适评传》第一册的香港版。我读了这第一册，很过瘾，巴望着另外九册(李敖计划要写十册，一百二三十万字)的问世。但是一直等到今天尚不见其第二册的出来，心里便很觉沮丧。今年已是胡适盖棺三十周年，真说得上是“墓木已拱”了。去年10月从香港开完了“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来，我便觉得有必要自己动手试试为胡适画“像”了。

我替胡适“画像”，远没有李敖先生那样的大志，要画全胡适“像”背后的“时代”、“舞台”、“布景”、“众生相”、“千万只眼睛”等等。我只愿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画完画好胡适他一个人的“像”。我觉得能画好胡适的“像”已经很可满足的了，不再奢望能附带画出其他什么来。从前胡适批评俞平伯的做新诗“太多哲理的咏叹”，曾说：“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我也只把画好“胡适”一人的“像”当作“尽够享的幸福”。同时也立定主意将李敖先生找来的那句英国大政治家克伦威尔的名言“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作为准则或者说作为“警戒”。李敖先生亦有一句名言：“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我深信这一句话，故我在“画像”时十分小心谨慎，决不轻易说“了解”，决不轻易下“论断”。我下大气力只求画得像，画得准确，画出来的是真胡适，即画出胡适的真面目、真人格、真精神、真气象来。我力求客观。

所谓“客观”，便是老老实实地“纪实传真”。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曾说：“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所谓“客观”，便是要去除这种种的“忌讳”，排斥“谀颂”或“诋诬”种种先验的主导精神，存一个“纪实传真”的负责态度。也即是如斯宾诺莎说的“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一个严肃的史家的作品必定要“使人感觉历史的真实，使人从他的书里可以想象往事与古人的实在状态”。这是胡适在《(西洋现代史)序》里说过的话。

为了“纪实传真”、“纪实传信”，为了留下胡适一生的“实在状态”或者说“历史的真实”，我本着近世“实录派”史学的学术原则，在史料处理上让胡适自己多说话，说连贯的话，说完整的话，并清晰地显现胡适说话时的情境、场景及对应的听者或读者，上下开合照应，前后左右贯通。就是说既然是为胡适“画像”或“立传”，这本书上、这幅画布上即这个舞台上基本让胡适自己来充分表演：唱的唱辞、念的念白、翻的筋头、走的边、圆的场、扎的靠、亮的相，画的脸谱、报的家门，吟的定场诗……都尽量由胡适自己在台上完成。我只须编排出“传”的纲目，并就每个纲目的历史程序和事实环节推送出、导引出“论”——历史理解与文化评估。我的“论”建筑在胡适的“传”——他在前台每一场每一幕的真实表演——的基础之上。我不多说话，只是替胡适说的话、胡适的台词与表演编程序，整理成有机线索，贯串成生命图象。我是宾，胡适是主，我决不喧宾夺主，替胡适乱说话，乱表态，乱定性，乱下结论。——胡适的戏自己演完了，话说完了，态表完了，他的历史结论也出来了，他的是非定性也清楚了。

有人会问：你的“传论”与目下通行的“评传”有什么不同？“评传”是以“评”为主导的“传”，形制是“传”，但作者的“评”在精神意识上笼罩了传主的“传”。“传论”则是以“传”为纲目的“论”，形制是“论”，但传主的自填履历、传主的充分表演、传主的自我“鉴定”与自我“批评”在内容形态上规范了我的“论”。换句话说，我的“论”的依据与例证主要是用传主即胡适自己的思想言论编排整合的，我一般不作有“强行”嫌疑的切割、阻断、拆补和藏匿。一切都是自然流出的，水到渠成，因此在源流上还是属于“以史带论”的一脉的。

本书的工作重心是整理或者说清理有关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史料，而不是解释和分析史料。近十几年来有关胡适的研究著述往往表现出“整理”不足、“解释”有余的倾向，解释过于绵密，过于繁琐，过于武断，过于我执，从“以论带史”到“两分法”的评价鉴定，“解释”史料的一头既兴旺发达又仓促草率。兴旺发达的表现是“假、大、空”，仓促草率的表现是“短、平、快”。它们的常规表现是抓往胡适的片言只语发议论，作鉴定，论“文”不看“全文”，论“人”不顾“全人”。其操作稔熟者则掐断一段，品评一段，深文周纳，拿出一个结论。甚至胡适的唱段刚吐出二三个词就喝断，就省略掉后文，指说腔正如何，调圆如何，属于某派，味气醇驳等等。这显然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的研究与评审非但胡适泉下不服，对读者、对观众也大有愚弄欺骗之嫌。以上是我为什么“画像”以及怎样“画像”的一点自供状，实际上亦是解释了自己撰写这本书的一条服膺的准则。

下面便来谈谈我对画像上的人——胡适——的认识基点。这个认识基点便是本书研究思路的经纬，或者说思维结构的支柱，造型色彩的主调。

胡适多姿多彩的一生似乎正是现代中国历史舞台多姿多彩的一个缩影。从“文化”和“史”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序幕或便是胡适拉开的。1917年发轫的新文化运动(胡适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化结构全面更新的肇始，在这场绚烂壮丽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既是首举义旗、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又是登坛点将、呼风唤雨的摇鹅毛扇式的人物。中国的旧学术文化经过了这个运动的淘洗，出现了一个性质突变的新“范式”。胡适在文学、伦理、教育、思想、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全部革新意义便在革“新”了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旧文化范式及其严密完整的价值体系，领导一代知识精英与前进的思想界跨入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导致了那个时代全套的信仰、价值、观念、标准、规范、通则以及思维习惯与文化技术上的改变。质而言之，胡适把中国思想文化从旧的变成了新的、古典的变成了现代的，从而为“现代中国”登上历史舞台作了观念形态上的准备，也即是在思想文化上为“现代中国”催生。

同时，胡适的文章、著作、演讲、教学也全都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围绕着这一份转换“范式”的开创性的工作。他的坚持科学宇宙观与人生观，终身服膺无神论，鼓吹个性解放，宣传婚姻自由，提高妇女地位，抨击封建礼教，反对祭孔读经，推行教育改革，主张民主人权，努力社会改良，提倡节制生育等等，无一例外地都可看作是他为建立新的文化“范式”所作的主观努力。新文化“范式”迅速有力地动摇了三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煽起了思想启蒙的狂飙，直接影响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灵魂的觉醒。胡适在他所涉猎的各人文科学学科都沉潜下来做过一番研究探索的工作，写出一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专著与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他还切切实实，有奖掖、有批评、有目的、有方法、有说服力与感化力地引导了一大批青年知识人才走上纯粹的学术研究之路，桃李满天下。

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胡适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与曲解。盖棺三十年来，关于他思想与地位的争执不绝于耳，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七十年里对他思想文化业绩的评价和人生道路选择的是非一直存在着歧见。最近的四十多年里他几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注意的焦点，甚至不约而同地沦为海峡两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武库而受到批评。胡适的历史评价纷乱复杂的同时，他的学术文化上的建树与品位也被团团浓云笼罩，摆脱不了人为的政治纠纷，留下生前厮缠时的伤痕和死后评价上的误区。

胡适在同时代人的误解与曲解中走完了一生，胡适生前从来没有对这些误解、曲解作过一点辩白与校正。他是典型的灵魂孤独者，与他生活着的那个世界存在着深峻的隔膜，他有时还怀疑是处在两个不同的生存平面和文化坐标。心曲难诉或者说又加上金针难传，他迫不及待地用最浅近易懂的语言把自己推向外部世界，找朋友，诉衷曲，努力让人理解。然而，胡适他独特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旅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人的理解与要求、对世界的评价与把握、对未来的设计与追求，使他很难找到真正的知音和合格的学生。他渴望人世，渴望对话，渴望开诚布公、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选择他指示的人生方向与文化前程。不幸的是，他的这些企图在几代人身上都落空了，他是怀着深深的失望离开人世的。他活着的年代，“天下何人不识君？”但真正“识”了的，又真有几人？尽管胡适的思想本身是明白易懂的，她的力度、丰富、深邃使她有非凡的雄辩性与说服力，但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一切都被习以为常的误解与曲解消解了，剩下的不是偶象的经验化，便是概念的漫画化。面容苍白、心灵瘦弱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竟承受不了认识胡适的思想压力与认同胡适的历史压力。胡适的命运是一面镜子，有其独特的启示意义。胡适的生命史存录的一堆信息符号，我们今天正需要细心的解读与破译。

1954年9月胡适曾为宋人范仲淹的《灵乌赋》写了一篇发挥对象人格化的读书笔记，他击节叹赏“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飞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而躯，徒悔焉而无路。”这样的哀悯辞句与他三十七年前的《老鸦》诗含义却是同样的。胡适更多的是把自己比喻成一羽告人吉凶而遭人嫌厌的“老鸦”，终不肯“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天寒风紧，无枝可栖”，胡适一生都感觉到自己的孤凄与寒凉，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林里竟找不到可以栖息的一枝！但他又终不肯放弃自己号呼而鸣的天赋职责，终不肯放弃“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生命信条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浩然心志！

胡适曾被称颂为“圣人”、“当今孔子”；也曾被诋斥为“国贼”、“人民公敌”。其实，公正地说，他并不是“神”，更不是“鬼”，他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理性，有欢乐亦有痛苦，有优点亦有弱点，有一贯亦有矛盾，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亦有“低头叹气”的悲观，有纯粹的至性、极高的修养，亦有血气冲动之时、沉溺忘返之际。他反对将“弟兄”之天伦引入“朋友”之人伦，反对朋友间称兄道弟，但他写信给朋友还是某兄某兄地称呼，在“中研院”院长任上时更还将院长给院士冷冰冰的公函一律改为自己签名的某兄某兄的人情味称呼。他反对打麻将，还专门写过《麻将》一文加以痛斥，但他自己偶尔也打麻将，逢年逢节逢生辰寿诞家里还摆起四五桌。他坚信科学，饱受科学文明洗礼，但也算过命。他反对暴力恐怖，但忿激之时也呼唤过“炸弹！炸弹！”“干！干！干！’，他反对政治革命，但也呐喊过“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他明白批判东方文化，也说出过赞同“全盘西化”的话，但他最爱钻的还是国学故纸堆，最爱干的还是“倒中国字纸篓”，等等等等。这都说明他是个懂得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不是“木头牌位”，不是供奉在神厨里的满头光圈的偶像！我今日要抬出来的便是这样一个“全人”，一个“原生态”的胡适——用胡适自己作模特儿的“画像”。我写这本书是用“胡适是这样一个人”回答了“胡适是怎样一个人”的历史问号。我自信，读了这本书，一个活的胡适已呼之欲出。

胡适曾有一首极为重要的诗，题为《回向》，常常被人忽略。诗云：

他从大风雨里过来，

爬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没有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着山脚下，

想起了风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

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他们，  但他又怕那山下的风雨。

“也许还下雹呢？”

他在山上自言自语。

他终于下山来了，

向着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1922年10月19日胡适自己注释说：“‘回向’是《华严经》里一个重要观念。”他自称：“我的诗是用世间法的话来述这一种超世间法的宏愿”。这里的“述”便是“宣示”，宣示他所理解的生命的真谛或者说人生的选择。——从这个“关捩子”上来看胡适的生平与思想，或许正是所谓“正法眼”。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