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是美国普鲁伊特家族的一对母女——母亲安娜·普鲁伊特、女儿艾达·普鲁伊特在中国山东省胶东地区生活回忆录的中文合译本。原书分别为《往日琐事》和《在中国的童年》。
本书几位译者原籍都是龙口,对普鲁伊特家族早年在黄县的经历满怀兴趣并备感亲切。
译者与编著者合作推出这两本书,一是想为包括龙口在内的广大胶东乡亲奉献难得的当地历史资料,借以慰藉他们思乡忆旧的饥渴。二是旨在为国内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界提供必不可少的珍贵文献,帮助中美学者与读者对近代以来两国交往的真实情况与得失有更全部、具体的认识,并进而续写中国与美国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是美国普鲁伊特家族的一对母女——母亲安娜·普鲁伊特、女儿艾达·普鲁伊特在中国山东省胶东地区生活回忆录的中文合译本。原书分别为《往日琐事》和《在中国的童年》。
从1882年到1938年,普鲁伊特家族在中国山东胶东地区生活五十余年。清朝未年到民国中期的半个多世纪里,耳闻目睹中午战争、义和闭运动、抗日战争,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传教、行医、创办新式教育,努力融入并改变当地社会,而同时被改变的还有他们自己……
《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是《美国镜头里的中国风情——一个传教士家族存留的山东旧影》一书的姊妹卷。
在美国佐治亚州中部城镇巴恩斯维尔(Barnesville)郊外,矗立着一方足有25英尺高的石碑。那里曾有过的农舍早已不见了,田地里长出了茂密的林木。人们树立这块石碑,是为了纪念一位出生在当地,却把大半辈子奉献给了在中国传布基督教活动的人。石碑上镌刻的名字是西塞罗·华盛顿·普鲁伊特(C:icero Washington Pruitt,1857—1946),他就是艾达·普鲁伊特的父亲。在中国清朝末期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女儿艾达·普鲁伊特,她对中国的深切理解,她在动荡的近代中国历史中同当地民众生死与共的生命历程,无疑都是基于她在中国的生活体验及其敏锐的感受。而所有这些,又不妨说是由她父亲为她做好了准备。因为如果不是她的父亲长期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绝不会有她在中国的经历或体验。另外,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父亲,他对中国的认识,还有他在中国的生活态度等等,也从幼年开始启迪着艾达·普鲁伊特。
西塞罗·华盛顿·普鲁伊特,1857年出生在佐治亚州农家。年轻的时候,他一面帮助家里干农活,一面热心参加浸信会的活动,到15岁时已有了成为一个布道师的强烈志向。后来,他去了中国,在山东的偏僻乡村里,向农民持续进行了50年的传教活动。他不只是以传教士的眼光,也是凭着一双农民儿子的眼睛去看待中国农村和农民。因此,西塞罗比一般外国传教士更能深刻地了解中国。他下决心献身于到中国传教是在13岁,后来学习了神学,还学做农活。1881年,他通过美国东西大铁路(1869年通车)到了旧金山,又从那里乘船经由日本横滨,奔向中国的上海。1882年(光绪八年),他到达中国。此后历经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直到54年后的1936年破产,其间他除两度回美国之外,未再离开过中国,始终在那里从事传教活动。据说,在美国南部浸信会中,前后共有650名传教士到过中国,可在中国居住过50年以上的仅有四人,而西塞罗·华盛顿·普鲁伊特和他的妻子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便是其中的两位。
西塞罗·华盛顿·普鲁伊特到达中国以后,以胶东的黄县为据点开始传教活动。他先和属于蓬莱基督教长老派教会的艾达·蒂法尼结婚。1884年,艾达·蒂法尼因患伤寒病去世。到1888年,他又同安娜·西沃德结婚。在这年冬天,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按照美国佐治亚州北部人们的习惯,以前妻的名字为她取名艾达。
因为当时在黄县没有接生的西医,安娜·西沃德是在邻县蓬莱生下艾达的。出生后一个月,艾达随母亲一起回到了黄县的家。直到她去芝罘的英国教会学校之前,艾达在那里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黄县当时约有14万人口,附近都是贫穷的农村。普鲁伊特全家开始住在一个名叫宋家疃的小村子里。浸信会教团在村里买了一套中国人的宅院(价值1600美元,当时西塞罗·华盛顿·普鲁伊特的年支出约1000美元),改装了内部,作为传教场所。后来艾达·普鲁伊特在她写的《在中国的童年》里,细致讲述了她
少女时代在这个家里的生活情景,表现出她对中国的家庭状况有着深刻的认识。在这本书里,她这样说明中国的家的意义:
在这本书中,不仅记述了家里的建筑构造所象征的各种各样的意义,而且连住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细节,中国的传统和人们的世界观,也都一一涉及。艾达·普鲁伊特不断地连缀着少女时代的思绪,同时也展示出她对自己所体验、所接受的中国文化、思想和习俗的理解。如同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到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特征时所说的那样:“代表着回忆中的作者在作品里扮演主角的,并不是作者体验的那些事情,而是编排这些回忆的主体。”(《关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画像》)同样,在《在中国的童年》一书里,也不只是少女时代的回忆的罗列。正是艾达·普鲁伊特把一切同“家”联系起来的描述的风格里所潜藏的那些认识,足以显示出她作为少见的“两栖人”的特点。
培育了艾达·普鲁伊特的家,尽管保留着中国农家宅院的外部结构,可内部已经改装成了美国风格。她对此开始觉得很不习惯。
客厅是我们家生活的中心,但它却不是我的生活的中心。我从未对客厅的布置感到过愉快。后来,我知道那是美国的家具安放方式,要是中国式的则会整齐得多。
与艾达·普鲁伊特对家里的布置和装饰格格不入相反,她对日常生活的细微感受,则处处洋溢着中国式的美感与愉快感受。P3-6
本书是一对美国母女在中国山东省胶东地区生活回忆录的中文合译本。母亲安娜·普鲁伊特《往日琐事》。女儿艾达·普鲁伊特《在中国的童年》一书本名A China Childhoodc。
普鲁伊特家族自清朝末年起,在中国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一带生活与传教五十多年。该家族男主人西塞罗·华盛顿·普鲁伊特,中文名浦其维,受基督教美国南部浸信会派遣,于1882年到达中国。1888年,他与中文名为浦安娜的安娜结婚并在黄县定居下来,从事传教、办学与兴医等活动。普鲁伊特夫妇在黄县生育了六个子女,除中文名字为浦爱德的大女儿艾达外,还有儿子约翰、阿什利、罗伯特、杜达尔以及小女儿维吉妮亚。其中,阿什利和维吉妮亚因病幼年夭折,其他几个子女都在中国长大。他们曾分别在中国的英文学校读书,后回美国接受教育。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普鲁伊特家族于1938年返回了美国。
普鲁伊特家族最早住在黄城北面的宋家疃。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曾回美国探亲,并在各地讲演介绍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全家再回黄县后,接手参与管理美国南部浸信会位于黄城东面小栾家疃的教会、学校与医院等。其中,“崇实中学”、“怀麟医院”等热心推行新式教育与医疗,在胶东一带受到平民称赞,也为当地抗日斗争培养与掩护了一些进步青年。普鲁伊特家族遗留的建筑物历经战乱与动荡,至今仍有数栋保存完好,已被认定为当地受保护的历史文物。
艾达·普鲁伊特在美国读完大学后,曾长期在中国服务。她先在父母于芝罘即今烟台创办的教会学校担任教师,后被洛克菲勒基金会推荐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建医务社会福利部,任主任一职近二十年。其间,她与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朋友一起热心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并参加了后者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积极支援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生产自救与发展。她与宋庆龄、周恩来等中国领袖人物有密切交往。艾达回美国后,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代表,继续为中国筹集资金,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艾达曾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多次来华访问。
艾达一生除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与中美关系的文章与出版《在中国的童年》一书外,还有.《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呼吁》、《汉家女: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传记》和《殷老太太:北京生活的回忆》等著作问世,热情、如实地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另外,她还参与过中国作家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本的翻译。她的母亲安娜在出版《往日琐事》一书前后,还写过《中国船童》、《从零开始》和《中国旋转木马:少儿故事》等书。
为使读者在阅读这对美国母女的回忆著作前对她们有基本的了解,书前加排了两篇译文,一篇是日本学者山口守关于女儿艾达经历的简介;另一篇是母亲安娜为其著作《从零开始》所写的《作者的话》。
译文中在首次出现的外国人名后附有英文原文,并对首次出现的陌生词语加写了简短的知识性注文。这些人名或词语重复出现时不再注
本书几位译者原籍都是龙口,对普鲁伊特家族早年在黄县的经历满怀兴趣并备感亲切。现荣幸获得《往日琐事》与《在中国的童年》两书版权所有者慷慨授权,合译为一书在中国出版,定名为《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同时,承蒙普鲁伊特家族后人与珍藏艾达资料的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所阿瑟与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历史图书馆同意,除在本书插印少量相关图片外,另从普鲁伊特家族当年在黄县、蓬莱和烟台等地拍摄的照片中选择一百多幅,命名为《美国镜头里的中国风情——一个传教士家族存留的山东旧影》,作为《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一书的姊妹卷面世。
译者与编著者合作推出这两本书,一是想为包括龙口在内的广大胶东乡亲奉献难得的当地历史资料,借以慰藉他们思乡忆旧的饥渴。二是旨在为国内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界提供必不可少的珍贵文献,帮助中美学者与读者对近代以来两国交往的真实情况与得失有更全部、具体的认识,并进而续写中国与美国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程麻
2008年12月于美国加州
按我以往的印象,像“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类对乡土之谊一往情深的俗语,也许只在中国才会有。像在美国那样移民来自世界各地,人们在一个地方待上两三年便会觉得腻烦,视搬迁移居为家常便饭的国度里,大约不会热衷于所谓“老乡”情谊的。可后来,我却听一位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龙口乡亲讲过这样的巧遇: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去美国考察,忘记了是在哪个城市的一次聚会上,大约因为他的中国话流露出了龙口乡音,一位长相地道的美国老太太竟循声而来,用一样的口音问他: “你是胶东黄县人吧?”这位乡亲听后,情不自禁又惊又喜。他从那位美国老太太不叫现名龙口而称原来的“黄县”,又能说一口味道浓厚的家乡话,知道自己在远洋异国遇上老乡了。据他说,当时那位美国老太太两眼闪着泪花,仿佛见到久别的亲人似的,盛意邀请他去了自己的家,其间不断打听龙口的种种情况。原来,那位老太太就出生在龙口,是一个曾经家住黄城附近的美国传教士后人。
当时,我虽然觉得这种巧遇十分稀奇,而且第一次听说以往在黄县还有美国人出生,却不知道那位美国老太太的名字。后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有朋友向我介绍说,一位日本学者将出生于龙口的一个美国人的著作译成了日文,希望我能带他回老家看一看。此时,我又联想起以前那位乡亲在美国的巧遇,并开始知道了那位出生于黄县的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女性,是一个经历丰富且在美国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她的名字叫艾达·普鲁伊特。
那一次陪同日本学者回龙口查询艾达·普鲁伊特的故居,使我对以前曾经熟视无睹的黄县第一中学那些西式建筑有了新的看法与感受。自己年轻在黄县当教师时并未在第一中学教过书,可早就知道那里有美国传教士营建的一些教堂、医院和住宅。不久,由于“十年动乱”开始,那些遗迹被批得臭不可闻,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其理由无非一言以蔽之:外国人来华传教是“文化侵略”。后来,家乡的人对那些建筑的关注似乎逐渐冷落了下来。那种漠视和不管不问的态度固然显露了人们对家乡涉外文化交流史实的无知,可在中美交恶的时期,也避免了让那些异域风貌的建筑物一扫而光,倒也值得庆幸。随着后来中国变得日见开明与开放,自己在逐步深入了解艾达·普鲁伊特的生活道路及其家族的情况以后,不由得对那位曾生活在家乡的美国家族日益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以前对外国来华传教士全面排斥的看法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因为综观艾达一家在黄县的经历,即使人们对其父母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不愿苟同,她们的所作所为对当地来说也是利多于弊,何况他们还有像艾达那样终生眷恋着故乡黄县,并为中国社会与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的优秀女儿。
艾达的父亲来自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由于从小就下地干农活,她父亲在立志到中国传教并到黄县安家立业以后,比其他传教士更能够认识与理解当地农村的情况。看艾达的母亲后来出版的《从零开始》一书,其宗教观念与美国情结比丈夫要浓厚一些。不过,与那些以宗教为掩护的别有用心者或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外国传教士相比,艾达的父母毕竟不太一样。正因为如此,在如何对待当地农民等问题上,她们一家与其他传教士有过相左的意见与争执,其核心是该不该立足于尊重中国习俗和传统去传播基督福音。艾达的父母对此始终坚持积极与正面的态度,而且与当地农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据统计,基督教美国南部浸信会曾先后派出650人到过中国,而在中国生活50年以上的只有4人,其中便包括艾达的父母。
当时,黄县还没有新型助产士,艾达出生在邻县蓬莱的基督教会医院。直到后来进入烟台(当时称“芝罘”)的英国教会学校读书,她的少女时代主要是在黄城北面的宋家疃度过的。艾达的父母到达黄县以后,首先在那个小村里的一处宅院居住并致力于传教。她在晚年出版的《在中国的童年》一书,一往情深地回忆了自己和弟弟们在宋家疃的生活感受。不但文字描述细致人微,而且经近年来与村里的老人们核对,其中作者凭小时记忆所画的村庄轮廓和宅院平面图都相当准确,可见那一时期的生活对艾达来说怎样刻骨铭心。得益于父母在宗教观念上的开明与宽容以及受周围中国人世俗生活的影响,尽管她们全家在因1900年义和团暴动回美国后,接管了黄城东小栾家疃的教会学校与医院等,其影响远播于整个胶东,但艾达却没有继承父母的传教事业。她从烟台的英国教会学校毕业回美国读大学时起,便基本脱离了宗教界。从最初做教师,最终选择了以医疗护理为主的社会福利工作。她在美国费城的慈善事业协会接受过社会福利工作的训练,1920年被推荐到刚由洛克菲勒财团援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福利部任职,一直干到1939年。再后来,艾达参加了由新西兰人士路易·艾黎发起的中国国际工业合作社运动,作为该机构在美国的代表,曾为中国抗日战争募集了不少物资与资金。不夸张地说,艾达称得上是一位与中国大地与人民血肉相连又对中国历史有所贡献的优秀美国女性。虽然在美国反共潮流嚣张时期,她曾受到过无端的怀疑和排挤,但中国始终没有忘记她对这片热土的真诚与深情。新中国成立以后,艾达几次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据说,她的一些著作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学习汉语与研究中国不可不看的书目。另外,艾达还参与过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英文版的翻译工作,也堪称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如今回头来看艾达出版的《汉家女》、《殷老太太》和《在中国的童年》等著作,仍会对作者关于中国风土人情感同身受得精细人微惊叹不已。读后不难理解,一个出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美国女孩,为什么会由衷地觉得美国是一个长期无法理解的国度,却始终对自己出生的中国魂牵梦绕。这主要是因为,艾达从小生活与成长在中国人中间,她的作风、思维与情感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社会与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特别是作为龙口人的后代,读着艾达的《在中国的童年》一书,情不自禁地会被这位美国乡亲对百年前后那片故土的娓娓回忆吸引住,竞至于不忍释手。其中关于当时黄县风貌的描述,对当地人们生活习俗的记忆,以及对保姆“大大”一家的依恋等,无不让人觉得情真意浓,备感亲切。考虑到近代以来关于黄县社会风情的记述之少,艾达的生动回忆无疑弥足珍贵,似乎还具有填补龙口近代史资料缺憾的价值与意义。
最近,听多年研究艾达生平与业绩的美国学者金敏女士讲,她希望《在中国的童年》一书能够在美国再版问世,嘱咐我为该书写一篇再版序文。出于对这位美国乡亲的尊重和怀念,我觉得没有权利推辞这一委托。虽然与艾达书中所写的近百年前的情况相比,我们的故乡龙口与艾达当时有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社会面貌与民众生活已今非昔比,可那里像整个中国一样,也延续着某些经久未变的东西,那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国读者看了这本书会感叹不已,外国人可以通过这本著作去理解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助于他们真正准确、透彻地认识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毕竟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深深的文化根基使其j‘万变不离其宗”。关于这一点,艾达的亲身感受最富于感染力与说服力。
实际上,艾达的生平及其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孤例,人们不禁会联想起日本投降后在延安的美军观察团成员包瑞德、谢伟思和戴维斯等人的经历,他们也大都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后代。凭着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状况的深刻理解,这些人曾力荐当时的美国政府摒弃腐败的国民党转而支持共产党,认为那才是中美关系的正路。可惜后来由于麦卡锡丰义的疯延,他们的建议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招致了迫害。倒是中国人至今念念不忘这些美国人对故土的真挚怀念,与他们的友谊日久天长。艾达同他们一样,证明传教士及其后代曾是美国联系中国的人脉纽带,决不应该因为一些外国传教士曾在中国大地胡作非为,便将像艾达那样的传教士家庭也视为“帝国主义代理人”。
为了让饱受外国欺凌的中国人对那一段中美关系史有恰如其分的准确理解,我动员了自己的孩子与晚辈合作将《在中国的童年》与艾达母亲的著作《往日琐事》合译为中文,命名为《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一书出版。其中,《往日琐事》一书由我翻译,《在中国的童年》的译者分别是:第一至第七章为程冰,第八至第十章为林述佳,第十一至第十七章为李春杰,最后由我核校全文。希望这一中译本的出版不仅唤来龙口乡亲们的欣喜,也能够使全国读者们多结识一位“外国乡亲”。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以有像艾达这样的“外国乡亲”感到欣慰与自豪。
(原载《文艺报》,2007年8月8日)
这个迷人的故事说穿了很简单: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在中国山东省一个靠近黄海的村子里长大,时间在19世纪末期。讲述者向你展示了她的家庭的每个细节、围墙内井然有序的建筑格局、外国家庭为适应中国生活方式所做的调整,以及他们扮演各种角色的情景。
普鲁伊特女士讲汉语带有其出生地山东的口音,她能够本能地察觉出中文习惯的细微差别,从而成了中国人生活的罕见知情人,为汉学家和社会调查人员求之不得。
与大多数曾经生活在北京的西方人相比,艾达·普鲁伊特把心留在了那里。她对中国的眷恋与生俱来。这涉及到受儒家社会规范的全部生活秩序、价值观、欢乐与苦恼。
——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