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延慧，笔名严慧。1948年入中央大学心理学系，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曾先后在新少年报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科普研究所从事少儿科普作品的编辑、创作、研究。1960年创办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少儿科普杂志《我们爱科学》。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少儿科普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被评为1956年度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9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获全国园丁荣誉纪念章，是第三次全国科普作协表彰的科普作家。作品《在快活的小溪上》、《少年李四光》、《大西北吸引着我》、《中国婴幼儿百科》等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等大奖。主编及合作主编的《幼儿十万个为什么》、《新编十万个为什么》、《科海新大陆》等获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第一届少儿优秀科普作品奖及上海市中小学生课外读物一等奖。

在郑延慧先生看来，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科学，而少年儿童正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郑先生从小就产生了长大后从事少年儿童方面工作的梦想，希望能为祖国培养热爱科学、正直、善良的接班人，让他们将来能用科学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富强。郑先生的一生，都与青少年儿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及至今天，她仍然热切地关注着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对于青少年儿童及祖国的拳拳之爱，益于言表。即使到了老年，郑先生仍渴望能继续工作、生活、创作、研究，希望把握住退休带给她的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出现生命旅途中的第四次机遇……

人生之初

 一、我的家庭

 二、求学之路

参加工作

 一、工作之初

 二、创刊《我们爱科学》

 三、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图书

 四、五六十年代的少儿科普作者

 五、五六十年代少儿科普创作的特点

“文革”十年

初到科普所，编创少儿科普作品

 一、《少年科普佳作选》和《儿童科普佳作选》

 二、《中国少儿科普作家传略》

 三、《幼儿科普佳作选》

为婴幼儿编创科普作品

 一、《幼儿思维训练画册》

 二、《0～3岁婴儿画册》

 三、《中国婴幼儿百科》

 四、《小博士文库》

《十万个为什么》系列

 一、《十万个为什么》

 二、《幼儿十万个为什么》

 三、《新编十万个为什么》

《科海新大陆》

 一、选题的诞生

 二、作者队伍的组成

 三、写作特点

《中国少儿科普50年精品文库》

 一、编撰缘起与落实

 二、编撰计划与“约法三章”

 三、出版情况及出版以后

 四、出版以后的反响

 五、参评的一个小插曲

 六、未完的故事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少儿委员会工作

开展少儿科技活动

 一、“小小发明家”活动

 二、“科学小园地”征稿活动

 三、“从小学起”智力竞赛活动

 四、“天使杯”智力玩具设计竞赛

 五、大西北科学考察夏令营活动

 六、全国中小学生“奔向明天”科技写作征文活动

 七、“海南哈雷彗星观测”活动

 八、“未完成的发明”竞赛

 九、“再造西部秀美山川的畅想”征文活动

 十、新世纪科普创作研讨会

作品精选

 我爱《我们爱科学》

 少儿科普创作出版的历史回顾、发展趋势及展望

 创作思想随笔

 跨越50年的少儿科普创作

 沐浴着叶圣陶编辑思想的光辉——记《我们爱科学》的编辑宗旨

 追随时代的脚步——少儿科普作品体现现代意识的思索

 少儿科普创作在开拓创新中前进——中国科普作协成立25周年的回顾

结语：编创少儿科普作品的体会

编后记

一、我的家庭

我的老家是在湖南长沙东乡(长沙的乡下)，祖父是农村的私塾先生。我的父亲叫郑兆一，我出生的时候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现在不讲究阶级出身了)。他年轻时从乡下进城，到长沙第一师范念书。在那里，他经历了“五四运动”，接触了三民主义，认清了国内军阀混战和国家备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形势。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父亲师范毕业后就去广州报名参加了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排在第四期。1926年毕业后，他先是积极参加北伐，抗日战争爆发后又积极投人抗日战争，主要的工作是识别敌对分子和截获、破译日本方面的情报。1942年，他获得少将军衔，曾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少将设计员。1948年，父亲先去了香港，后来到了台湾。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父亲才开始寄信回来，是通过他的朋友从香港转寄来的。他当时住在台湾的荣民医院，也就是退役的老军人在那里养老。1979年我去香港看他，见面后他说，他很抱歉离开大陆时把我们都留下了，特别是对不起我的母亲，把四个孩子留下，一走就是30年。在香港临分别的前一天，父亲归纳了这样几句话，他对我说：“我对于政府对我的家人的关心表示感激，我只能说感激而不能说感谢，因为感谢是要拿出东西谢的，我没有东西可谢，所以叫感激。我离开大陆后没有做过使大陆为难的事，以后也尽可能地做些对大陆有意义的事。今后政府可以不将我看做敌对分子，甚至可以看做是一个朋友。我也抱同样的态度，希望能为台湾和大陆的统一作出贡献。我想在台湾，你们有一个朋友在那里，总比有一个敌人在那里好得多。”这是让我为他带回来的几句话。父亲后来死在了台湾，墓也在那里。

我小时候跟着父亲一起生活，直到抗日战争以后，他去了东北，之后去了香港、台湾。在一起生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父亲对我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爱国的思想。虽然，可能现在还难于有一个评价。但是，对于我来说，父亲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我能深刻感受到的。并且，父亲当官的时候很廉洁，以至于我们从小的生活就很是辛苦。当然，父亲对我还有另一方面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这使得我在一段时间里走了一条非常坎坷的路。

我的母亲是个很贤惠的家庭妇女，她也是上过学的，但是因为照顾家庭，一直没有出去工作。我们一直是个大家庭，有祖父、祖母，还有叔叔、伯伯、姑姑，逃难的时候都在一起。那时候，一家人的吃饭都是我母亲操办。因为逃难，她结婚时候的金戒指、金镯子，渐渐地都卖了，包括家里凡是能值一点钱的东西都卖掉了。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大弟弟郑延中考上了西北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青海工作。我的妹妹一直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在印染厂当工人。小的弟弟郑延华，他分配在一家仪器厂当了工人。

二、求学之路

小学，我被父亲送到农村读书，上的是祠堂小学(将祠堂改造成的小学)，那个时候女孩子读书是很少的。学校里只有一个老师讲课，综合班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主要学习语文、常识(不叫科学)、数学三门课程。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左右的光景，受到了启蒙教育。

之后，抗日战争的局势紧张，我们跟着父亲从长沙撤离，到了湘西的钱阳县。国民党在那里办了一个学校，还有培训班，我就去了那里念书，是钱阳师范附中，上的一年级。在那里，跟在农村不一样，一下子接触到了好多图书，这也就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看了很多书，差不多那个图书馆能让少儿看得懂的都借过了。而后就看古典小说，产生了一种热爱阅读的习惯和愿望。

1942年左右，全家随父亲到了桂林，我插班上了桂林的松波学校。学校里的抗日气氛非常浓厚，经常搞些爱国的活动，上街贴标语、游行、组织义卖，将卖得的钱交给抗日的有关组织，等等。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科学与救国》的文章，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评上了全校的二等奖。我的老师因而对我有了印象，还曾专门介绍了一些写作的书给我，像艾芜、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对这些作品我都是兴致勃勃，很认真地看过。

桂林很快也待不下去了，我们又开始逃难。1945年，到了贵州的贵阳。在逃难的路上，我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惨景，而在老百姓苦难深重的时候，还有很多贪官污吏和奸商在大发国难财。这使得我更加加深了对爱国和救国的认识，并且，那时候就产生一个梦想，长大后办一个大幼儿园，能让小孩子从小在讲信用、讲道义、讲慈爱、讲善心的环境里生活，希望他们将来能用科学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在贵阳，我上了高中，并且，更加明确了这些想法。

1948年秋季，我高中毕业了，回到南京参加高考。因为高考也是在秋季，因此我在家待了半年的时间，同时上了些补习课，然后考取了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南京大学)。在中央大学我读的是心理学系，我对少儿读物非常喜欢，对科学技术也是向往，一直都认为文科不能救国，一个国家一定需要科学。所以后来我做少儿科普，正是由于我的成长经历和环境的影响所致。我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些热爱科学的、做人很正直的、很有道义的一种人，国家应有这样的一些接班人，使得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

不过，我的大学只上了两年。1950年正好是国家的建设高潮将要到来的时期，急需人才。华东局跟中央大学党委联系，需要做秘书工作的。党委通过系里找到了我。那一年也是我加人中国共青团的年头。校党委的同志跟我谈话，要把我“输送”到华东局，做秘书工作。虽然我并不清楚秘书工作是做什么，但是认为团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所以，1950年10月，我从学校调出来，到华东局报到了，算是结束了我的求学生涯。不过，后来在1952年，南京大学仍给我颁发了心理学系的毕业证书。P1-3

科普工作作为科技工作的一翼，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关系到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的兴旺与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做好科普工作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寄予科技工作者的期望。1980年，在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高士其同志的提议下，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示下，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1987年根据国家科普工作的需要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

时光荏苒，2010年，中国科普研究所迎来了建所30周年。在这而立之年，回眸30年来的研究成果和人才成长，令人感到欣慰和鼓舞{如今，中国科普研究所已经成为我国科普工作的智库，在职工作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超过半数，2008年经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批准，设立了我国科普领域第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知识青年立志于科普工作，使我国的科普研究事业蓬勃发展。

饮水思源，中国科普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是老前辈们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普工作者的优良治学传统和科学精神，了解他们当年为科普事业贡献青春甚至一生的事迹，感悟他们对科普事业的热爱和执著，对今天的青年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建所30周年之际，所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设立专项课题，并委托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刘树勇教授协同本所项目组的工作人员，通过访谈的形式，对中国科普研究所离退休的部分老科研人员进行采访，请他们就自己是如何走上科普事业这条道路的，如何从事科普研究工作以及工作中的心得与体会等进行口述，将他们的回顾与叙述整理成文并公开出版，也希望能供我国从事科普工作的同仁们参考共勉。同时，为了怀念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创办人高士其先生，我们特意编辑了《科普泰斗——高士其优秀作品选》一书，以表达对这位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和科普事业的奠基者的缅怀之情！

这项出版计划就要付梓了，丛书名经项目组的同事们反复斟酌，定为《科普人生》，虽难于准确表达，但求言尽其意。在建所30周年之际我们先出版部分老同志的口述书稿供科普工作者先读为幸，今后将根据事业的发展和老一辈科普工作者的情况，再分阶段地整理和出版，以促进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辑颜实同志和基础教育图书事业部主任徐扬科同志以及编辑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紧迫，书中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任福君 姚义贤

2010年4月12日于北京

郑延慧先生的访谈已经结束了，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回想起这十余次访谈、和多次修改校对书稿的过程中与郑先生的接触及交流，种种感动及感慨又萦绕于心。

由于家庭的缘故，郑延慧先生经历了颇多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坎坷，但机遇却能时时眷顾她，究其原因，大概更多的在于郑先生积极的主动把握，这种主动把握体现为她对于工作的热爱与勤奋，对于生活的坦诚与感恩，等等，使得郑先生能在她心中一直热爱的少年儿童工作方面，做出现在的成就。

在郑延慧先生看来，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科学，而少年儿童正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恰如梁启超先生曾说过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郑先生从小就产生了长大后从事少年儿童方面工作的梦想，希望能为祖国培养热爱科学、正直、善良的接班人，让他们将来能用科学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富强。郑先生在大学期间选修心理学专业，也多半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之后，郑延慧先生一踏入工作岗位，就开始从事与青少年儿童密切相关的工作——少儿科普的编辑(编撰)工作。从此，郑先生的一生，都与青少年儿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及至今天，她仍然热切地关注着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对于青少年儿童及祖国的拳拳之爱，溢于言表。

我们以为，一个一辈子都情系青少年儿童科普事业的人，她必定也有一颗充满爱的、如儿童般纯净的心。在与郑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郑先生非常的率真，感情充沛且真挚，时不时都会真情流露，或哈哈大笑，或愤愤不平，但到最后，她总是会说，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现在的时代、感谢我们的祖国，诸如此类。可见，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以及现在的生活，郑先生都保有一颗感恩的心。编辑工作，是一份十分细致的工作，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这些在郑先生身上也处处能体现，譬如，郑先生在我们提供的图片或者照片背后都会专门写上时间、地点、与什么人一起、做什么事情，提供的文章都会标明出处、发表时间、发表场合，便于我们整理和检索。甚至，回忆当年编撰的某些科普书籍，郑先生都能详细地列出参与的人员、主要的工作，等等。郑先生的这些细致工作，为我们后续的编撰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她的这种细心的程度，也令我们颇为感动且深有触动。

郑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写到，即使到了老年，她仍渴望能继续工作、生活、创作、研究，希望把握住退休带给她的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出现生命旅途中的第四次机遇。这种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渴望和激情也深深地感动并激励着我们。我们真诚地祝愿郑延慧先生的第四次机遇能如约而至，而郑先生在追求的旅途上能够安康、幸福！

本书编写组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