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持续了1907年的整个夏天。很清楚的是，校友会以绝对优势反对宿舍区计划，不愿资助这个计划。但是，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俱乐部的一些缺点上，而且还有一种广泛的实施改革的倾向。
董事会内一些对威尔逊最忠诚的朋友敦促他将目标转向这个俱乐部。这是一个既合适又可行的目标，因为考虑到反对者的强烈程度，不可能实现宿舍区计划。但是，威尔逊固执己见，坚持认为俱乐部必须废除，宿舍区计划必须实施，美国未来的高等教育要靠这个计划。他坚持不改变他最初的目标。
最后，威尔逊的计划失败了。1907年11月17日，董事会召开会议，宿舍区计划遭到非常强烈的反对，董事们正式要求威尔逊放弃该计划。威尔逊对这一失败反应先是短暂的失望，随后是更加坚定地决心为他的“原则”而战，尽管现在大家都反对，最终一定要赢得胜利。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直接向东部和中西部的校友们呼吁。但是，他高超的演讲才能这次并没有多大用处：校友们仍然坚定地反对他的宿舍区计划。
紧张不安，精疲力竭，威尔逊患上了神经炎，到百慕大度过了一个短暂的休假。他的设想在1908年4月18日最终失败。这一天，董事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对俱乐部进行了辩护，并拒绝接受威尔逊的指责。
宿舍区计划的最终失败是对威尔逊的一个沉重打击。其中让威尔逊最痛苦的是，他最好的朋友约翰·格里尔·希本表示他赞成对俱乐部进行改革，而非彻底废除俱乐部。让威尔逊感到震惊的是，他密不可分的伙伴，多少年来他只要遇到个人危机都会寻求安慰的一个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伙伴，也反对他的宿舍区计划。因此，他断绝了与希本的友谊。
这种友谊的断绝给威尔逊思想上所造成的极度苦闷是难以言表的。因为希本多年来一直是威尔逊保持自信的源泉，是他安全感的依靠。希本的友谊也一直是他生活中让他感到高兴和最重要的。“我从心底里非常感谢您的信，”威尔逊曾经给他写信说， “我很难告诉您——我担心我的语言不能表达——你的体贴和爱是多么让我感动和愉快。您信中所说的正是我想听到的——正是那些消息，更重要的是，让我确信自己在被惦记、思念和爱。它给我的感觉，正是那种让我最幸福的感觉，因为有人需要我——不管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快乐。”
威尔逊太太将他1908年病倒的原因归因于他与希本关系的裂痕。根据他女儿玛格丽特的判断，这是他一生中两个主要悲剧之一。另外一个是他没有能成功地让美国加入国联。威尔逊离开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试图（但没有成功）阻止希本担任该校校长。在随后的日子里，当他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投票或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以冰冷的礼节应对希本的友好姿态，直到他遇到豪斯上校后，他才再次形成如此亲密的关系。 在建立学生宿舍区计划上的失败结束了，不能再继续回避在研究生院建设上采取行动了。威尔逊的目标转向了让普林斯顿大学解雇韦斯特。“他得出一个结论，”他的传记作者雷·斯坦纳德·贝克写道，“既然韦斯特院长不服从任何管束，如果想在大学事务上实现团结一致，就必须一劳永逸地把他清除掉。”
在他的鼓动下，威尔逊在董事会内的支持者于1909年4月成功地剥夺了韦斯特在建设研究生院问题上的多数权利，并把它转交给威尔逊任命的教授委员会。韦斯特抗议这种重组计划，因为这与1906年说服他拒绝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而留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承诺不一致。威尔逊的反应是明确宣布（根据韦斯特的回忆）：“我想严肃地对院长说，他必须彻底融入普林斯顿大学。”
一个月后的1909年5月，韦斯特的一个朋友让他打出了他的王牌：普罗科特和甘布尔肥皂生产公司的威廉·库珀·普罗科特提出给普林斯顿大学捐款五十万美元，以“在让他满意的地址”建研究生院。普罗科特说，他已经看了威尔逊支持的校园内的地址，说“我认为不合适……”普罗科特提出的条件与威尔逊和韦斯特之间的争议是紧密联系的。威尔逊坚持研究生院应该建在校园里。他想让研究生和本科生居住在一起，以确立大学校园里的生活节奏。但韦斯特则支持将研究生院建在校园外。他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将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作为韦斯特的朋友，普罗科特提供资金事实上取决于韦斯特的观点能否被采纳。
这个事情终于成了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议变成一个维护道德使命，让威尔逊可以表达他怒火的合适理由。威尔逊和韦斯特之间的矛盾已经悄悄地积郁已久。在威尔逊接替巴顿之前，韦斯特显然希望担任下一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如果说他对威尔逊担任这个职务有所不满的话，他外表没有任何表现。在落实本科生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他忠诚地与威尔逊合作。但是，威尔逊显然不喜欢韦斯特，很难接受韦斯特负责研究生院建设的努力，但是，因为韦斯特已经被授予此项权利，威尔逊无能为力。
威尔逊不是一个能压抑住自己进攻性冲动的人。他好像害怕这种冲动，就像他在与其父亲所有重要方面的关系一样，害怕并压抑这种冲动。只有在维护道义原则的时候他才可能发火。他显然不会公开承认韦斯特对他权威的挑战是一种他所不能容忍的威胁，即使在他的内心里，他也不愿这么想。他更不会承认这可以成为他采取行动的理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韦斯特被邀请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时候，威尔逊亲自起草了决议，敦促他继续留下，尽管他真心希望看到韦斯特离开普林斯顿。因为在那时他的确难以从道义上找到足够和令人信服的不喜欢韦斯特的理由。但是，现在他可以战斗了！因为现在他可以说韦斯特与一个富有的赞助商共谋，这个赞助商自认为他的金钱就可以决定教育政策！他可以说，韦斯特和普罗科特所设想的一个与大学校园分开的奢侈研究生院是不民主的！
P37-39
《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是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经典。初版于1956年的这本书确立了心理传记研究的标准，是这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外，乔治夫妇的叙述成为众多心理学视角对威尔逊及总统职位本身敢兴趣的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用之不竭的源泉。最后，本书多年来一直是一系列持续不断和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对威尔逊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争论的至关重要部分。
——威廉·福瑞德曼（美国政治心理学家）
这本书已成为心理传记研究方法的经典，对这个学科产生了规定性的影响。
——戴维·温特（美国心理学家）
迄今为止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心理传记研究，也许就是乔治夫妇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从心理动力角度精心探究了威尔逊总统生活和政治生涯。
——罗斯·麦克德莫特（美国政治心理学家）
亚历山大·乔治一生致力于国际关系中程理论和对外政策研究，独著与合著十余本学术专著，获得多项学术荣誉和奖励。其中这本由他和夫人朱丽叶·乔治合著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无论在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史上，还是从乔治的学术生涯上看，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亚历山大·乔治1920年出生，二战期间曾在美军服役，后在美国政府工作。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美利坚大学，195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从1948年到1968年任职于美国兰德公司，1968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至1990年退休。随后，他继续受聘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和平研究所，直到2006年去世，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巨人”，国际关系中程理论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最伟大的学者。
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个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物。作为第一位访问欧洲大陆的美国总统，他亲任美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的团长，初到欧洲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两百万人涌向香榭丽舍大街，向‘正义的威尔逊’致敬，他们欢呼雀跃，拥抱着花环，为他祈祷，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原书第212页）”在巴黎，威尔逊把建立国家间联盟作为和会的核心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关键，对之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并倾注了全部的理想和热情。他拒绝其他人关于国联的构想，拒绝别人起草的国联盟约草案，尽管草案与他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差别，他坚持亲自起草，以便使国联成为自己的个人作品。《国联盟约》虽然在巴黎和会上得到通过，并成为《凡尔赛和约》的核心内容，最终却因为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美国没有能够成为国联的创始国和成员。这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鉴于威尔逊在国际关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乔治夫妇对威尔逊研究之前已经有不少历史学家和传记学家对威尔逊进行了研究。如林克（Arthur Link）曾经于1954年编辑出版了69卷的《威尔逊文件》，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曾对威尔逊进行过研究，但是他的研究并没有发表。1951年，仍然在芝加哥大学读四年级的亚历山大和朱丽叶·乔治为内森·莱茨（Nathan Leites）教授的“人格与政治”课撰写了一篇关于威尔逊人格和政治行为的论文。在莱茨、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博士和其他人的鼓励下，他们在初稿的基础上完成了这个研究的第二稿，并于1949年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会。在1956年9月的美国政治科学会年会上，他们就研究过程中遇到的资料搜集和解读问题提交了一篇论文，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本研究的材料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56年出版第一版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1964年再版。本书根据1964年版本翻译。
这本书在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从承前的角度讲，本书是亚历山大和朱丽叶·乔治在他们的老师拉斯韦尔对政治人物研究的启发下完成的。拉斯韦尔把政治人物对权利的高度重视和需求与他们的自卑联系起来，提出“政治人物”就是通过公共生活改变自己的个性或环境来弥补自卑感的“权力追逐者”。①他们通过将威尔逊的外在行为方式与其情感需求联系起来，解释了其行为的内在逻辑，拓宽了弗洛伊德性格形成于早期经历的理论，是运用拉斯韦尔理论进行的最好的实证研究。
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的失败，不仅是国际关系进程遭受的巨大挫折，更是威尔逊人生的悲剧。这个悲剧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早期政治生涯悲剧的重复。威尔逊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前两年曾推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一系列的改革成就。在担任新泽西州州长初期，威尔逊也推动新泽西州议会于1911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担任总统后，他让第63届美国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国会。但是，在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赢得了一定的威望后，威尔逊却陷入难以自拔的政治困局。他专横跋扈、固执己见、毫不妥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后期，威尔逊与研究生院院长韦斯特以及校董事会围绕研究生院选址问题上发生激烈的矛盾，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噩梦。在担任州长的后期，他与新泽西州议会再次发生的严重的冲突和矛盾。只是由于幸运之神的眷顾，他都得以获得更高的职位而摆脱原来的困境。但是在登上权力顶峰的总统宝座，并在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后，威尔逊再次陷入与国会的尖锐对抗之中，然而这次没有更高的位置让他摆脱困局了，他最终一败涂地。这次失败可以说是他早期政治生涯失败的延迟或延续，从威尔逊人格特点上看具有必然性。
乔治夫妇从威尔逊的人格和个性特点中解读了威尔逊政治生涯的特点。威尔逊幼年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其后来的性格，他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的政治风格和政治命运。乔治认为，“造成威尔逊寻求政治权利以及他运用政治权利方式的原因是，他从小就形成了一种自信不足的感觉，这种不足感产生了巨大情感压抑，他迫切需要挣破这种压抑。”（原书第114页）威尔逊幼年天资并不聪颖，生性迟钝，阅读能力差，担任牧师的父亲经常贬低他，对他任何不当的行为都予以严厉惩罚。在父亲的冷嘲热讽中，威尔逊对自己的智力、道德价值和自己的力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他一直尽力通过严格的训练来克服这些怀疑，通过不断取得成功证明他的确具有超人的智力。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不少成就，他用这些成就来补偿自身所感到的不足。
……
第五，重视对外政策理论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跨越两者之间存在已久的鸿沟的具体建议。除了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外，乔治还特别重视学术研究与对外政策制定实践的结合。他在对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六种军事战略分析后，敦促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好地利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和积累的知识，也提出学者在研究中应该提出一些可以供决策者有效使用的那种知识，并为此提出详细的建议。
虽然乔治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于从心理学路径对对外政策决策的研究，但是他并不是唯一因素决定论者。他一直强调不能忽视其他方面因素的作用。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个人行动的情势环境总是需要牢记在心……领导人的个性特质并不单独‘决定’事情的发生。它们是原因的一部分——经常是重要的一部分。”（原书第3页）后来，他在应邀给多部政治心理学的著作作序时不断强调这一点。
虽然乔治的视野非常开阔，但是他一生所关注一直是美国，很少把视野投向美国以外的国家，即是研究其他国家也是从美国政策制定的角度予以考虑。作为学者其视野是宽广开阔的，而作为一个国际问题学者，其关注的对象仅仅局限于美国，反映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一个典型特点，那就是永远以美国为中心。这一点也反映出乔治的学术生涯同样具有局限性。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乔治将心理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取得了成功，但其影响主要还局限在政治学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在历史学和心理学方面并没有产生同样大的影响，在其他领域的影响更是有限的。即使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他在只热衷于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中国影响也是有限的。希望这个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引起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程理论的重视，唤起中国学界对乔治在对外政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成果的关注和重视。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借对伍德罗·威尔逊研究的这项成果再版之机，谈一下我们对心理分析理论与传记工作的相关性问题的一些基本的考虑。
长期以来，在心理分析家所掌握的大量材料和传记作者所掌握的材料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一鸿沟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因此，一些人得出一个观点，传记作者不可能有效利用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师有机会从病人自己那里详细了解病人的潜意识感觉、愿望和幻想等，这些都是其行为的源泉。他询问的对象就坐在沙发上，以描述的方式向他提供必要的材料，如病人的经历、移情行为、梦和自由联想等。
与此相反，传记作者不能通过直接接触获得研究对象的内心想法。在那些研究对象还活着并愿意提供信息的极个别情况下，传记作者可能鼓足勇气提问那些个人的想法，这些问题往往是心理分析家日常询问其病人的问题，毫无疑问和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只能得到一些简短的空谈。传记作者总是受到有限和令人苦恼以及不完全的信息所支配，写仍然活着的人几乎总是如此，而对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也是如此。
不能否认这种观点的说服力。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传记作者能“心理分析”他的对象，因为他没有与传记对象有关的潜意识，而没有这些，经典意义上的心理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据此就认为心理分析对传记工作一无是处，则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他们忽视了“心理分析”不仅仅是指针对个性错乱者的处方，它还意味着心理学的一套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建立在实证观察的基础上，解释人的个性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其次，他们没有看到，心理分析和传记作者各自的目标有本质的不同，这个不同可以使传记作者在一些数据的基础上有效工作，而这些数据对心理分析来说是不够的。
心理分析旨在对一个病人有诊疗效果，旨在使病人在还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条件下使其清醒，为的是向病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获得比他原本已经采取的方法更加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传记作者却不需要去做试图改变研究对象个性的这个艰苦工作。他希望做的只是理解它，并把他的理解以笔头描述的方式传达给读者群体。在是否可以将心理分析理论用于对传记材料的分析的争论上，这两个事实都是至关重要的。
精神分析心理学对个体行为的理解，依靠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历史和发展，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精神分析心理学称这三者构成了人的心理。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学家已经通过数千病例研究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在这些病例中，病人提供关于他们自己潜意识过程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分析的程序不仅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容易观察到的特定类型行为，被认为是与某种原因性的因素和各种形式的冲突有关。对心理分析理论和经验的充分理解使传记作者（心理分析学者完成他的任务时也是如此）在他研究和关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的时候非常敏感。过去几代心理分析专家在诊断和积累基础上公布的大量材料，可以作为传记作者手中很重要的线索，使他们了解特定人物的行为规律、习惯，或个性特质，否则他们会忽视这些性格特点。
传记作者的需求可以通过获得诊断假设而得到满足。诊疗学家的任务以诊断开始，因为他的工作是帮助他的病人实现一个更加满意的本能的能量分配，这种分配不需要病人投入太多的感情资本来保持自我克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去实现不可实现的孩提时代的幻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探寻病人的潜意识。如果诊断性的合作是成功的，病人就能意识到他受压抑的冲动，并更有成效和有意识地应对这种冲动。分析家努力了解病人潜意识幻觉是必需的。因为，为了摆脱这种难以企及、来自童年的快感，病人必须勇敢和理智地面对他的过去以及他强烈的冲动，这种快感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束缚他的各种幻觉的核心。
对于心理分析者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他一直想了解是什么在折磨他的病人。他们高强度的工作主要不是提供分析者诊断所需要的材料——虽然随着材料的展现他的诊断肯定变得更加具体——而是为了让病人能成长和改变。
的确，心理分析家通常在治疗的一开始就能观察到病人个性的基本动态以及病人问题的基本性质，甚至在病人告诉他的梦境、自由联想、移情行为之前，这些就详细地展现了病人潜意识的内容。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掩盖他的动机，不管他如何试图这样做——所有的表面行为方式都是他基本的潜意识冲动结构的外在表现。在一篇心理分析技巧的文章中，弗洛伊德还说：“对一个技术高明的心理分析家来说，通过病人的怨言和病情，清楚地理解病人内心的愿望并不难。”一些当代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如弗朗兹·亚历山大和里昂·索尔——认为，分析师能够也应该在第一次，或最多是最初几次访谈中，就能看出病人的核心冲突和性格的基本轮廓，这些通常存在于病人对他困难的叙述和他最初对他主要生活经验的阐述中。
那么对心理分析家来说，“读出”病人的潜意识并理解他的问题显然是其工作中最不困难的部分。真正的挑战是引导病人改变，这和分析T作中使病人必须意识到他潜意识的内容紧密相连的（有些心理分析家称，即使为了诊断的目标通常也没有必要重构病人的孩提时代的潜意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诊断技巧的重要一点，而非本讨论所关心的内容）。
除非是独一无二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也是困难的），一个传记作者通常拥有相当多的材料，了解其主体对生活中问题的感受和反应，他甚至可以获得更详细的关于其主体在各种条件下行为的详细知识。的确，他可以得到心理分析家习惯上所没有的材料，如关于其研究主体对他人的实际影响，以及更准确的关于他的主体在现实中是如何与别人互动的，因为他的材料不仅包括其传记对象对特定事件前因后果的印象，而且还包括别人对这些的印象。简单地说，他手头经常拥有大量的关于一个人物的材料，这些材料从心理分析的假设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解读传记对象来说也是无价的帮助。
…… 弗洛伊德要求精神分析专家面对病人时应该始终保持高度的关注，传记作家为了理解其对象必须保持同样的关注度。如果精神分析家保持这种态度的能力受到损害，如精神分析家由于受到焦虑，或者由于自己生活经历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对病人产生一种敌视或内疚，他自己反移情行为就会阻碍他对病人的理解。同样，如果手中的材料受到他自己过去经历的干扰，传记作家对其主体的理解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一旦这些发生，他就可能产生那种人们熟悉的现象——传记作者揭示的内容比有关传记主体的内容还要多。
精神分析家和传记家都必须能毫无约束地分享他们研究对象的感受，这种能力不仅取决于他们与研究对象产生感情共鸣的范围和质量，也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理性能力。没有心理分析倾向，甚至反心理分析取向的传记家也必然使用他们的感情天赋。但是，认识不到这一事实或否定这一事实，就会让他们在进行全面的自我审查和消除知觉扭曲或解释时因为自身原因，而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关于人的发展的心理分析理论，被广泛认为是人们行为假设的丰富资源。受到分析概念的影响，在过去的几代人时期，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仅希望描述而且希望解释人类单独或集体的行为的历史学家和传记学家吸收和利用这一新的知识群体就非常自然了。但是，必须承认，在弗洛伊德提出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原则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很少有精神分析取向的传记作品。为什么会是这样？
一个原因是，很少有一流的精神分析家有时间和兴趣做完整的传记研究（埃里克·埃里克松撰写的关于卢瑟的优秀传记则是少数突出的一个例外）；很少有一流的传记学家有时间、兴趣和能力掌握心理分析理论。精神分析家不能把精神分析理论当作一种捷径，减少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历史研究，减少对传记主体生活的社会背景的严肃认真关注。在心理分析理论方面没有足够基础的传记作者，也不能成功地恰如其分地利用零碎的材料来“解释”他们的主人公。无数庸俗不堪的传记作品，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那些传记，被严肃的学者看作传记艺术的笑柄，就证明了这一事实。
精神分析理论和传记研究成功结合的另一障碍，是许多精神分析家和历史学家之间长期存在的相互怀疑。一个严肃的传记作家，只想获得心理分析理论方面的训练而不想成为一个诊疗家，在他试图将精神分析的概念用于分析历史资料时，会发现主要的精神分析研究机构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非医学的“外行”很少被接受为学生而获得专门训练。对希望获得技术能力，以便在自己的学科认真负责地运用分析理论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种维护正式教育特权的门槛看来是毫无道理的。
同样，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对精神分析也抱有敌视和怀疑的态度。著名的外交史学家，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哈佛大学威廉·朗格教授，在该学会1957年的年会上发表的主席致辞中呼吁关注这一状况。朗格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下一个任务”。他指出这个任务就是让历史学家利用精神分析的概念和发现。他敦促他的同事放弃“对精神分析学说几乎全部否定的态度”，开拓思路，把心理分析理论当作推动历史学研究进步的最富有前景的关键因素。一点都不让人吃惊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历史学家愿意冒被同行蔑视，甚至危及其职业的风险，选择按照这种不被认同的方式进行一些跨学科的研究。
但是，在追求真理的压力下，这种交流的障碍在正在减弱。有精神分析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已经开始有许多充满希望的合作努力。精神分析取向的传记作者的作品，很可能会获公平得多的评价，这种评价是以前他从不敢想象的。他的任务仍然艰巨，但是对他研究对象的更深入的理解的前景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他在这个方向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对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的奖励。
亚历山大·L.乔治
朱莉·L.乔治 加利福尼亚
旧金山
1964年1月
《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是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从心理动力角度精心探究了威尔逊总统生活和政治生涯。初版于1956年的这本书确立了心理传记研究的标准，是这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外，亚历山大·乔治、朱丽叶·乔治夫妇的叙述成为众多心理学视角对威尔逊及总统职位本身敢兴趣的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用之不竭的源泉。最后，本书多年来一直是一系列持续不断和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对威尔逊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争论的至关重要部分。
亚历山大·乔治、朱丽叶·乔治合著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生活经历和事业发展的心理分析著作，通过威尔逊总统和豪斯上校两个人的关系发展过程，独辟蹊径地揭示出威尔逊成长为美国总统时那些不为人知的心理历程和人际关系对其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