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深度调整之年。欧债危机持续蔓延，美日复苏动能不足，金砖国家增长乏力，中东北非痛苦转型，亚太海域暗潮汹涌。放眼全球，结构性调整经历阵痛，新一轮政经重组方兴未艾。值此变动年代，中国平稳完成新一届领导层的代际更替，更可从容重启全面改革议程。在30年高速增长之后，如何为中速、甚至低速增长寻觅可持续动能，应对社会转型的全新挑战，考验着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和广泛社会群体的共识。《改革再出发(深化中国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综合《财经》年会各位专家的观点与论述，共分为三篇，分析世界与中国的宏观形势分析；剖析中国现状，探寻改革突破口；探讨改革过程中会遇到的重要问题与症结，拟为解决中国现今面临的问题、重启并推进改革议程提供智慧参考。本书由王波明主编。

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几成定局，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之道。在30年高速增长之后，如何为次增长寻觅可持续动能，应对社会转型的全新挑战，考验着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和广泛社会群体的共识。

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积极稳妥推进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进程，完善社会治理架构，如何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税体制、释放要素红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国企改革、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化进程为突破口，破除束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稳有序转型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不仅关乎中国未来，亦将影响全球走势。改革再出发，既是中国的挑战，亦是中国之机遇。

《改革再出发(深化中国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综合《财经》年会各位专家的观点与论述，共分为三篇，分析世界与中国的宏观形势分析；剖析中国现状，探寻改革突破口；探讨改革过程中会遇到的重要问题与症结，拟为解决中国现今面临的问题、重启并推进改革议程提供智慧参考。《改革再出发(深化中国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由王波明主编。

序一 不改革风险更大

序二 新改革时代正在来临

楔子 变革时代的期待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厘清政府市场关系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培育鼓励创造机制至关重要

 征地用地制度必须改革

 创造一个价值社会

 中国人自己选择改革路径

第一篇 改革进入新窗口期

 第一章 全球经济变局中的中国路径

中国内需是世界经济推动力

中国亟需培育中产阶级

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第二章 探寻经济次增长动能

新一届政府的最大课题

解决中国深层次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转折

中国经济再平衡

改革将成经济增长动力

第二篇 寻找改革突破口

 第三章 挑战与改革突破口

改革再出发

凝聚改革共识启动改革议程

整体改革规划的重点

财税制度顶层设计思路

养老和医疗是最大财政风险

中国经济被速度所“绑架”

 第四章 城镇化进程与土地制度变革

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吸收底层变革力量

告别土地财政需要政府壮士断腕

将土地经营从管理部门剥离

解决住房问题要允许农民盖房

 第五章 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

谨防法治倒退

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作用

依法治国究竟是个什么问题

亟须解决重大理论课题

 第六章 深化金融改革与应对金融业挑战

金融改革应坚持退出机制

重建保守主义创新理念

摸着熟悉的石头再过深水区

传统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垄断与利率管制造成银行暴利

 第七章 高科技与新媒体转型

社交媒体不会颠覆传统媒体

中国将诞生颠覆性的IT企业

中国互联网业已站在全球前沿

IT业出现三大亮点应用市场被压平

第三篇 问诊改革症结

 第八章 后紧缩时代的地产格局

让房价不涨是错误命题

开发商不承担风险已一去不返

房价未涨地区风险更大

 第九章 养老制度困境与改革方向

提高统筹层次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首要问题

中国已深度老龄化

新领导集体应拿出“头三斧”

积累型养老金分散风险

 第十章 律师在法治进程中的角色

律师成为法治文明标志还需几代人的努力

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关键

法院应成为政府的客观裁判者

 第十一章 民间金融开放

给民间小微金融生存空间

温州金改阻力重重

民间金融需求和创新空间巨大

金融向民营及外资开放条件具备

“两个不低于”隐含金融风险

 第十二章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之道

更多政策支持是关键

2030年全球清洁能源将实现55％

新能源行业还得苦一阵子

碳市场将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双反”是欧美对中国的“奖赏”

政府应督促电网完善光伏发电

 第十三章 奢侈品中国战略

奢侈品是永远不能得到的东西

奢侈品对中国人价值观的冲击

由富及贵——成长中的中国富豪

奢侈品牌跑马圈地会放缓

高端消费者之精明

第四篇 与世界真实接轨

 第十四 章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红利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资本化

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问题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效率

波兰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

国企改革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第十五章 制度是创新和自由的平衡途径

以法治促财产保护

保护私权让富人为穷人买单

 第十六章 中美商界领袖对话

中企投资美国不妨从占小股做起

深化改革首先要转换政府职能

希望得到公平对待

中关需要时间减少误解

在中国要有长期投资目标

媒体不应被政客利用

编者的话政府自身转型是关键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这需要有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就是要不失时机深化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一些狭隘观念的机制弊端。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部署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都有周密相应的安排和部署。当然改革是一个过程，必须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近期我个人认为应当高度重视以下几项综合配套改革：

第一项，必须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实现更广范围、更大程度的统筹发展。城乡差别在中国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面，城乡差别都是需要相当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差别确实是异乎寻常，持续的时间也超出其他国家。一个重要原因不是简单的地理或者其他原因，而是制度上安排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分割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民无论他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文化其他方面权利以及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和城市居民相比都不平等。当然有很多历史原因，不能简单说就是不合理。所以必须破除这个制度安排，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所谓扩大内需要靠我们把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步推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现在大家也非常关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最突出的问题在中国来说恐怕也是解决城乡差别问题，打破二元制度结构，这是最突出的。十八大特别提出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快建设对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的制度，要加快建设、逐步建立“三个公平”体系，就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我国因为户口的定义，以及附着在户口上很多规定，农民与城市居民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要消除不公平，不可能一步做到，但是必须下力气，加快步伐。

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涉及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三是就业制度；四是工资制度必须改革；五是财政收支和公共服务方面也必须进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有很多美国朋友介绍，在美国农地也是政府管制的，不是可以随便地进行商业开发，在中国管制更严格，土地用途管理必须更严格，我们必须维持十八亿亩耕地这红线不能破，这是一个底线。但是使用权应该放开流动、流转，让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本，像城里劳动力和资本一样进入市场，这很复杂了，我不展开说，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现代农业和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结合比较好的国家，恐怕这些要素都是流动的。社会保障方面，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就是在“十一五”时期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农民的养老、医疗基本保险制度，农村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涉及到3.59亿人，城镇职工2.8亿人，还有城镇居民。保险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权力和规则还是不统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宣布在三个制度之间，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可以实现账户的转移和接续，这个进步我相信是历史性的。社会保障要解决水平差异过大的问题。就业制度方面和农民、农村关系也非常大，实际上在城市里任何一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甚至包括很多政府机关部门，我们有三种就业制度，有三种工资制度，最基本的现在要做到使从事同一种工作的人，签订合同条款和方式应该基本统一，做到同工同酬。当然也有一个过程，这涉及到法律法规修改完善的问题。其他财税公共服务，涉及教育、卫生、文化、邮政、电信、广电，在农村提供普遍的服务，不一定商业上划算，第一项改革，就是着眼长远综合改革就是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实现更广范围、更大程度的统筹发展。

第二项，培育和完善鼓励创造的机制，形成持续不断的创新创业浪潮，对中国经济转轨、转型和结构调整、结构升级，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个经济体资金已经不是很缺乏了，劳动力也不是那么缺乏，虽然工资开始上升，过去价格的雇工条件招不到工人，但是我们缺乏很多要靠研究创造来形成的要素。一个社会它的生机和活力，在于要有创新创业，一个经济体综合的竞争力也在于创新创业，为什么我们现在比不过美国，不仅仅是因为规模，美国是第一大、中国是第二大，即使若干年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中国还是超不过美国，因为美国的创新创业的能力比我们强，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还有很多其他欧洲的国家也是这样，包括英国、法国。所以必须从多方面进行制度安排来鼓励诚实劳动、勤勉创业、积极投资、敢于创新、敢于创造，要有一点商业的冒险精神。我们看经济体系的演变，最早靠传统要素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劳动、土地、资本，哪个国家这些要素多，哪个国家就强大，特别是资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逐渐看到，技术、管理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二战以后，技术、管理这些新的要素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现在这个阶段，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说，重要的已经是品牌、设计、创意这些要素，比如iphone、ipad这些苹果产品，很难说只涉及到技术发明，不仅仅是过去的技术，也很难简单说是一个管理，所以品牌设计创意作用越来越大了。其实中国人不缺乏创造能力，我们在商业社会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商业条件很不好的时候，就曾创造了很多民族品牌。比方说同仁堂、六必居、王致和都是很有名的、民族品牌，不一定表现为技术上多先进，但是它的质量是可靠的、信誉是好的。现在我国在这些方面和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所以一个社会、一个经济要有创造和创新能力，必须在教育、科技、文化、金融、工商管理和知识产权方面都要形成比较成熟的制度，像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们非常差，我们没有多少创新跟知识产权保护有很大的关系，李光耀有一句名言，美国和中国竞争，美国还是占优势，因为美国有很多面向全球的大学，美国人可以动员的脑力资源覆盖全球70亿人口，中国只是你自己的13亿人口。这个比喻不完全正确，但是我觉得很有一点道理。就是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肯定不会那么开放，那么竞争，那么多样性，所以我们竞争力和美国没法比。我们创新、科技、文化方面单个学者和个人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研究所有前提和基础，不是简单地靠国家号召、国家给补贴或者给直接的财政拨款。有一些项目是可以的，比方说航天这些项目，但是很多项目是不能这样的。国家给的钱多了并不意味着就有结果、就有效果，有的时候可能恰恰相反，钱越多，效果越不好。怎么发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企业的积极性，使研发小组、研发团队发挥作用，就是前面所说的知识产权保护就非常重要了。P12-14

即将过去的2012年，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举行了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领导。对中国来讲，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也选举产生了中国的新一代领导层。

中国的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人们对中国下一步的走向非常关切。只有更好地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3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重大成绩，从一个国民经济即将崩溃边缘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主要得益于中国自然的天然禀赋，也就是廉价的土地、低廉的劳动力和年轻的劳动力大军，再加上邓小平同志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带来的制度和政策红利，激活了低成本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禀赋能力。上世纪大刀阔斧的整体改革、银行改革以及加入WTO重大改革举措，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新世纪十年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动能。

如今随着人口结构出现的变化，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涨，我们的自然禀赋红利将告一段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红利，已经渐渐地消失。这两者的叠加，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动能不足的问题，而过去30年来所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按照吴敬琏老师的说法也到了临界点。

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重启改革议程，重新释放改革红利，迫在眉睫。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深化和推进改革会搅动既有的利益格局，也会带来所谓的风险。

但是不改革的风险比改革的风险更大。改革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可以依靠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解决，而因循守旧，任由各种问题的积累，只能丧失中国发展的大好机遇。

锐意进取，持续改革，是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责任。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要对历史、人民和全民族负责，对改革负责，就是对历史、人民、民族负责的最好体现。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答案，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改革，用两个词来概括，还是改革、改革。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度”的把握至关重要。处理得当，则可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处理不当，不仅市场效率大为下降，政府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思危

面对险峻复杂的宏观形势，中国应施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推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

中国需要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体制改革，应高度重视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培育和完善鼓励创造机制、打破行政性垄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四项综合配套改革。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郭树清

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应处理好城镇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系，着力解决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使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等重点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锡文

中国需要整体配套地推进改革，需要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国企改革、市场监督、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吴敬琏

世界正在以惊人的规模及速度变化，努力创造出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极其关键。当人们相信通过个人能力能够得到价值体现，那么也会因此具备现代社会的精神。

英国前首相 托尼·布莱尔

中国不存在想找美国或其他国家麻烦的可能性，军事冲突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并不针对任何人，这只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军事关系中一个自然的结果。

澳大利亚前总理 约翰·霍华德

世界经济恢复不够快，导致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模式动力不足，但未来中国靠自身成长会有很大的潜力。

前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奥斯坦·古尔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