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系列之一，透过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去认识一个全面的、真实的黄庭坚，进而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去寻绎宋诗的变化脉络与本质特征。详尽论述了黄庭坚的诗学理论与诗歌艺术，以及其他的艺术理论与创作成就，在其思想与艺术的联系中较好地阐释了他的理论与创作中的特色与矛盾。

黄庭坚以诗歌及书法名世，后人也多从艺术上对他作出评价。本评传对黄庭坚的生平业绩作出了全面的述评，力图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展现出不仅作为艺术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的黄庭坚。评传深入探讨了黄庭坚融合儒佛道的哲学伦理思想，揭示了他以心性论为核心重扬儒学，从而促进新儒学形成的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本书详尽论述了他的诗学理论与诗歌艺术，以及其他的艺术理论与创作成就，在其思想与艺术的联系中较好地阐释了他的理论与创作中的特色与矛盾。本书还勾勒了黄庭坚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及其著作的版本源流，对了解作为宋诗代表作家之一的黄庭坚颇具参考价值。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从游学到游宦

　 一、青少年时代的乡居与游学

　 二、从县尉到教授

　 三、在知吉州太和县任上

第二章 元祐时期供职京师

　 一、苏氏集团与文学艺术的复兴

　 二、与苏轼、陈师道的交游

　 三、元佑党争中的政治态度

　 四、党锢之祸的牺牲

第三章 眨谪蜀中至流寓江汉

　 一、谪居黔中的三年

　 二、在戎州广交文友

　 三、政治风波中的生命之舟

第四章 暮年再度流放

　 一、重上播迁之路

二、人生旅程的终点站——宜州

三、生命的最后一抹余晖

第五章 黄庭坚学术思想的背景与源流

一、北宋的学术文化背景

二、黄庭坚学术思想的师承渊源

第六章 哲学伦理思想

一、心性论：道德重建之路

二、儒佛道三家融合的思想特色

三、以儒为本、融摄佛道的心性修养

四、从克己正心到逍遥任运

五、理想人格境界的构建

六、历史坐标中的内刚外和

七、道德伦理与仁政思想及其实践

第七章 诗学理论与诗歌艺术

一、从黄庭坚革新诗风的立场看其诗歌价值观

二、主意诗学观在创作上的反映

三、奇崛奥峭的主导风格

四、从诗学观的矛盾把握其风格的多样统一

五、丰富多彩的诗歌技法

六、独树一帜的词

第八章 艺术论与书法艺术成就

一、画论与北宋文人画思潮

二、书论与开一代新风的书法艺术

第九章 人格诗品，衣被后世

一、身后的升沉荣辱

二、江西诗派的继承与变革

三、“中兴四大家”与南宋诗坛及金人对黄诗的评价

四、从清代的宋诗派到近代的同光体

附录 黄集的版本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二、与苏轼、陈师道的交游

元祐时期黄庭坚与苏门诸士有着广泛的交游，尤其是他和苏轼的交谊更是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汴京时期的这段经历对他后半生的立身行事、创作实践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亲炙于苏门，却又有出蓝之胜，以至于和苏轼双星辉耀，有“苏黄”之称。因此我们在上文全景式的扫描后将对苏黄的交游再作展示。

黄庭坚在元丰元年与苏轼订交之后，就始终将苏轼视为自己的师长，执弟子之礼甚恭，对他的人品、才华、学问给予崇高的评价，终其一生这种态度都没有改变。元丰二年庭坚在诗中写道：“公材如洪河，灌注天下半。……文似《离骚》经，诗窥《关雎》乱。贱生恨学晚，曾未奉巾盥”；“先生古人学，百氏一以贯。见义勇必为，少作衰俗懦”（《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因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外集注》卷五）；“天下无相知，得一已当半。……公文雄万夫，嗷瞰不自乱”（《再和寄子瞻闻得湖州》，《外集注》卷五）；“君开苏公诗，疾读思过半。譬如闻韶耳，三月忘味叹。我诗岂其朋，组丽等俳玩”（《次韵答尧民》，《外集注》卷五）。他将东坡的诗文比作《诗》、《骚》，其评价之高可谓无以复加，而认为自己的作品只不过像倡优一样博人一乐罢了。他将东坡看作情意相契的知己，庭坚后半生的立身行事也确实证明他和苏轼的友谊是金石之交，尤其在波谲云诡的元祐政坛上他成了苏轼的热切追随者。

从元丰八年岁末到元祐四年四月苏轼离京赴杭州任，黄庭坚度过了三年多与苏轼过从甚密的岁月，他有机会亲炙东坡的教诲，留下了许多唱和的诗篇。在此期间，他们相互唱和的诗据笔者统计有三十五题之多，如果加上别的相同题目的诗作，则多达四十题，此外庭坚还有几首题咏苏轼的诗，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时一个题目不仅苏黄之间唱和，还会有其他人参与和诗，如苏轼作《武昌西山》诗，和者多达三十余人。庭坚和以《次韵子瞻武昌西山》，诗云：“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黄州副使坐闲散，谏疏无路通银台。鹦鹉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袜生埃。次山醉魂招仿佛，步入寒溪金碧堆。洗湔尘痕饮嘉客，笑倚武昌江作晷。谁知文章照今古，野老争席渔争隈。”（《内集注》卷五）诗人以传神之笔写出了东坡遭遇贬谪后胸中磊块不平，忠悃无由上达天听，遂放浪山水，尚友古人，杂处于山野渔樵之民，襟怀旷达，毫无机心。东坡先生的放旷潇洒、风神飘逸几可捉摸。

有趣的是，苏轼此时与庭坚唱和的一些诗一改其放笔直书、清雄豪迈的风格，而或多或少地带有山谷诗风的特色。像元祐二年所作的《送杨孟容》一诗就是模拟山谷诗体的，其用韵险窄，句法奇崛，正如庭坚所称“收敛光芒，入此窘步”（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历代诗话》本），诗中特为提到：“后生多高才，名与黄童双。”东汉黄香，人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这里即指庭坚。他读到苏诗后，就和了一首：《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黄庭坚将苏轼比为韩愈，而自比韩门弟子。诗云：“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内集注》卷五）庭坚谓自己的诗只如十五国风中的曹风与桧（郐）风，不成气候，因春秋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时有“自郐以下无讥焉”的说法；而东坡之诗则像广袤的楚国，有泱泱大国之风，这两句诗还兼喻东坡胸襟阔大，因司马相如《子虚赋》有旬日“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诗中还写道：“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立扛。”一方面表示对苏轼的倾心崇拜，一方面传达出苏轼的诗品与人品，从其顿挫奇崛的诗句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力度。这首诗的意义本来是很明显的，但有的人却深文周纳，从字里行间引申出别一种意思来。宋代史绳租《学斋占毕》（百川学海本）卷二评此诗：“其尊坡公可谓至，而自况可谓小矣。而实不然，其深意乃自负而讽坡诗之不入律也。曹郐虽小，尚有四篇之诗入国风；楚虽大国，而三百篇绝无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骚称，为变风矣。”这种悬揣不实之词，正如后人所评：“殊失朋友忠直之道，似与鲁直为人不类”，乃是“以晚近文人相轻之心测度古贤”（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清诗话续编》本）。

元祐时期，黄庭坚的诗名越来越大，超轶苏门的其他作家而足以与苏轼相颉颃。苏黄的不同诗风形成了双峰对峙、两水分流之势，正如刘克庄后来所说：“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加之苏黄间时常调笑取谑，文坛上也就逐渐流传出苏黄争名、甚至相互讥嘲的说法来，这些说法见之于宋人载集者尚有不少，《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重印1962年版点校本）前集卷四十九所载胡仔的话颇具代表性：“元祐文章，世称苏黄，然二公当时争名，互相讥诮。东坡尝云：‘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此指东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视之，世自有公论，岂至各如前言，盖一时争名之词耳。”其实互相讥嘲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王桥《野客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卷七“苏黄互相引重”条引上文后称：“殊不知苏黄二公同时，实相引重。黄推苏尤谨，而苏亦奖成之甚力。……诗文比之蝤蛑、江瑶柱，岂不谓佳！至言‘发风动气’、‘不可多食’者，谓其言有味，或不免讥评时病，使人动不平之气，乃所以深美之，非讥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此语盖指曾子固，亦当时公论如此，岂坡公邪！”王氏所论条分缕析，持之有故，是颇具说服力的。

元祐时期苏黄过从之密、相知之深在他们的诗文中有充分反映。当时黄庭坚寄居在醣池寺，苏轼曾往访，并在其书斋旁的壁上画了小山枯木，庭坚有题诗。庭坚家乡送来茶中的名品双井茶，他就与东坡分享。庭坚中年得子，作《嘲小德》一诗，东坡亦有和章。正因为关系亲密，因而会忘形尔汝，甚至调侃取笑，尤其是苏轼，生性喜爱笑谑，更是滑稽突梯，妙语连珠。这种调笑尤其成为他们谈艺论文中才智相较的一种特有形式。应该说他们的调侃斗智都是善意的，其前提是相互的尊崇，但也不讳言各自不同的美学趣尚。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写道：“鲁直谓东坡作诗，未知句法。而东坡题鲁直诗云：‘每见鲁直诗，未尝不绝倒。然此卷语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识，能绝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适用，然不为无补。’如此题识，其许之乎！其讥之也！鲁直酷爱陈无己诗，而东坡亦不深许。”葛氏的这段话立论持平，既揭出了苏黄的美学趣尚之异，又点明了他们相互尊崇的实质。

可以说黄庭坚终其一生都对苏轼备极推崇，虚心以门弟子自处，因而在政治上也与苏轼一起升沉荣辱，所谓讥嘲之说，实属无稽之谈。试看以下几条材料就可明了。其《书子瞻松醪赋后》称：“文章云起风生，笔力山崩海立，非东坡先生，其孰能之！”（《豫章先生遗文》卷九，以下简称《遗文》）又《书王周彦东坡帖》云：“东坡先生道义文章，名满天下，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悦而诚服者，岂但中分鲁国哉！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遗文》）此文作于建中靖国元年，庭坚已五十七岁，可视为对东坡的晚年定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东坡的尊崇是一以贯之的。《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的一则记载更是这种态度的一个明证：“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实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日‘苏黄’者，非鲁直本意。”这条材料是反驳所谓苏黄争名或讥嘲说的有力根据。

黄庭坚与陈师道也是在元韦占时期订交而结下终生友谊的。元丰末陈师道仍是徐州的一介布衣。他早岁从曾巩受业，元丰中曾巩举荐他修史，后来不了了之，但师道对曾巩却深怀知遇之感，故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观兖国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任渊《后山诗注》卷三）。元丰六年曾巩去世，后山作《妾薄命》二首，自注“为曾南丰作”，寄托了命途多舛的感慨。他将此诗冠于诗集之首，以明渊源所自。元祐元年他客游京师，寓居陈州门，与苏门诸子相过从，晁补之与张耒联名举荐他为太学录而没有结果。这时他结识了黄庭坚，对其人品诗艺倾心服膺，写下了《赠鲁直》一诗：“相逢不用早，论交宜晚岁。平生易诸公，斯人真可畏。见之三伏中，凛凛有寒意。”（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附《后山逸诗笺》卷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流露出深深的敬畏之情，接着表达了师从之意：“君如双井茶，众口愿其尝。顾我如麦饭，犹足填饥肠。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在《答秦觏书》中他将这一点表达得更清楚：“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宋刻本）黄庭坚对他也十分赏识，尤其推许他那种安贫乐道、耿介独立的人格境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高古瘦硬的诗风。庭坚为他写了《陈师道字序》：“师道陈氏，怀璧连城，字日无己，我琢为万乘之器。……我观万世，未有困于母而食于舅，嫔息巢于外舅。”文中所述即是指他穷困潦倒而至于无力养家活口，只能让妻儿在元丰七年随岳父郭粟入蜀（时郭粟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庭坚在其诗中勾勒出了一位穷且益坚、独立不倚的诗人形象：“吾友陈师道，抱独门扫轨。晁张作荐书，射雉用一矢。吾闻举逸民，故得天下喜。两公阵堂堂，此士可摩垒。”（《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内集注》卷四）“吾友陈师道，抱瑟不吹竽。文章似扬马，敦唾落明珠。固穷有胆气，风壑啸於菟。秋来人诗律，陶谢不枝梧。”（《和邢悖夫秋怀十首》之九，《内集注》卷四）“陈侯大雅姿，四壁不治第。碌碌盆盎中，见此古晷洗。薄饭不能羹，墙阴老春荠。唯有文字性，万古抱根柢。”（《次韵秦觏过陈无己书院观鄙句之作》，《内集注》卷六）庭坚笔下的陈师道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虽家徒四壁、食不果腹却不愿趋时媚俗，就像坛坛罐罐中一只斑驳的古器，更不要说趋附达官贵人了。当时秦观欲荐师道于章悖，被师道拒绝了，苏轼曾说：“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与李方叔书》，《东坡七集·续集》卷十一）他所醉心的事业是诗歌，因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即使困于饥寒也苦吟不辍，正如庭坚在《赠陈师道》一诗中所描绘的：“陈侯学诗如学道，又似秋虫噫寒草。日晏肠鸣不侥眉，得意古人便忘老。……贫无置锥人所怜，穷到无锥不属天。呻吟成声可管弦，能与不能安足言。”（《外集注》卷十五）元祐二年春苏轼、傅尧俞、孙觉联名举荐陈师道，二月除徐州州学教授，他遂回乡任职。

在元祐诗坛上，陈师道的诗歌成就已骚驳可与黄庭坚并驾齐驱，但他仍奉庭坚为师，虚心执弟子之礼。他在《答秦觏书》中写道：“仆之诗豫章之诗也。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故其诗近之而其进则未已也，故仆常谓豫章之诗如其人，近不可亲，远不可疏，非其好莫闻其声。而仆负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谈者谓仆诗过于豫章。足下观之，则仆之所有从可知矣。”其后的《答魏衍、黄预勉予作诗》诗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诗短浅子贡墙，众目俯视无留藏。句中有眼黄别驾，洗涤烦热生清凉。人言我语胜黄语，扶竖夜燎斋朝光。”（《后山诗注》卷六）师道称庭坚之诗曲高和寡，而自己的诗因为“浅短”故知之者多，从而产生了他的诗超越黄诗的说法，有人遂从这种自谦的背后揣摸出某种自负的意味。尽管这不一定是师道的本意，但确也反映了师道足与庭坚颉颃的客观情况，以致出现了“黄陈”并称之说。不过师道仍一再表明以弟子自处，这里可再引《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一诗：“公诗端王道，亭亭如紫云。落手不敢学，谓是诗中君。独有黄太史，抱杓挹其尊。韵出百家上，诵之心已醺。”（《后山逸诗笺》卷上）从中可以看出他尊苏轼为诗坛盟主，而认为庭坚得苏之真髓，故能超越流辈，令人陶醉。在寄赠苏轼的诗中述及庭坚，其评价应该说是一种真诚的表白，而非客套的奉承。从庭坚一面来说，他始终视师道为友，对他的人品才华给予高度的评价。惠洪的《冷斋夜话》（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卷二曾写到：“予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曰：‘无出陈师道无己。”’由此可见师道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及至建中靖国兀年，他在给王云（子飞）的信中对师道作出了全面的评价：“陈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州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公有意于学者，不可不往扫斯人之门。古人云：‘读书十年，不如一诣习主簿。’端有此理。”（《内集》卷十九）值得注意的是，信末的这种自谦在他元祜间给秦觏的诗中（见上文引）早有表露：“我学少师承，坎井可窥底。何因蒙赏味，相享当牲醴。试问求志君（指师道），文章自有体。玄钥锁灵台，渠当为公启。”诗人谦让之余叫秦觏去向师道请教，说他一定会打开心灵之门向秦觏传授心得的。同样，师道在给秦觏的信中也表达了不敢以师自居而要他向庭坚求教的态度。元祐诸贤的这种虚怀若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足以让后人追慕不已。

P36-43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现在奉献于读者之前的这部评传是凝聚了我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对黄庭坚的研讨可以追溯到1978—1981年间我在复旦大学师从朱东润先生攻读唐宋文学的时期。新时期的发轫为我们重新思考学术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当时我选择了黄庭坚作为切入口，希图透过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去认识一个全面的、真实的黄庭坚，进而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去寻绎宋诗的变化脉络与本质特征。在研读其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诗人之外的一个思想家的黄庭坚，而且顿然感悟到他那种“内刚外和”的人格境界不仅折射出他的哲学伦理思想，而且也是理解他的审美理想与艺术创作的一把锁钥。这一发现使我得以将黄庭坚的各种思想观点与艺术特色构建成一个互有关联的体系。我将这些认识写成了若干篇论文，其中论黄氏思想特色的一篇得到了复旦大学陈允吉先生的首肯而发表于复旦学报上，而论其诗艺的部分则形成了我的硕士论文。毕业后我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致力于《黄庭坚选集》的撰写，在这种短订之学的寻章摘句中，我却通过“新批评”所谓的“细读”加深了对黄庭坚的理解。这一切都为我撰写这部评传提供了基础。

事实上，现在这部评传并未突破我原先对黄庭坚认识的构架，但是对其思想的剖析论述则较前有了很大的拓展与深入，这是我近年来用力至勤的部分。我曾花大力气涉猎了佛学、理学等领域，以期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塑造出一个思想家兼艺术家的完整的黄庭坚。我所面对的传主是一个全才型的文化巨匠，要全面深刻地展示这样一个人物，就要在他所涉足的领域中努力地去接近他的学养，还要从当代思想的高度去阐释他的观点。笔者深感这是类似攀越崇山峻岭的一项艰巨任务。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上述目标，只有留待方家与读者的评判了。

学术研究的成果不仅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学养，而且还有赖于他所处时代的总体学术水准与文化氛围。笔者对此有深切体会。幸运的是，新时期的学术繁荣为我提供了足资借鉴的丰硕成果，使我能从时彦前修的著作中汲取营养，这些都反映在拙著之中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起步之始，我就有幸获睹了傅璇琮先生所编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两大卷详赡的资料集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高起点，厥功甚伟。钱钟书先生是现代当之无愧的宋诗研究的先驱与巨擘，他的《谈艺录》在四十年代问世后即震烁学界艺林。记得当初从王运熙师借得此书的旧版本，即将全书手自抄录，含英咀华，顿感学识大进。后来出版了此书的补订本及煌煌巨帙的《管锥编》，我均从中获得了许多教益。钱先生的诗学见解，尤其是他对黄诗的慧心妙解，始终是我研究的指针，当然也贯串于这部评传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水赉佑先生积多年之功辑成《黄庭坚书法史料集》的巨编，承他慨然相赠，此书不仅拓展了我的视野，而且对我论述黄氏的书艺大有裨益。

对当代学术成果的取资借鉴还离不开与师友的切磋琢磨。1985年11月在江西修水县召开了纪念黄庭坚诞生94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笔者因故未能前往，但后来大会的组织者给我寄来了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我保藏至今。十年后的1995年11月28—30日，在黄庭坚逝世的广西宜州市，由河池师专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了黄庭坚学术讨论会。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结识了众多师友，通过学术交流获得了许多助益，其中的一些观点、资料也被吸纳到评传中去了。南京大学的莫砺锋、四川大学的周裕锴、北京大学的钱志熙、江西的胡迎建诸先生都慷慨地惠赠他们的论著，周先生后来还寄赠了他的大著《宋代诗学通论》，更具精见卓识。河池师专的何述强、宜州市的祝万里诸先生不辞辛劳地给我寄来复印资料，尤其是修水县文化局局长徐盛文先生在百忙中拨冗为我复印珍贵的资料，更是盛情可感。对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将这一课题交付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甚感荣幸。多年来中心一直以各种方式保持着与作者的密切联系，拙著的撰成也是与中心的指导督促分不开的。书稿完成之后，经莫砺锋、蒋广学、巩本栋诸位先生精心审阅，他们的修改意见我均予以斟酌采纳，使书稿的质量能更上层楼。对于中心弘扬学术、扶持作者的热诚奉献精神，我由衷地表示感佩，并将铭记于心。定稿之后，又承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丁芳芳同志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其一丝不苟的精品意识保证了编辑工作的高质量。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祚唐先生多年来一直在提供资料方面给予了我大力的帮助；徐州师范大学的邱鸣皋、阎志强先生始终关心本书的编写，在此我一并致以谢忱。

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