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在探讨“布拉格之春”和东欧剧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它们虽然都是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撰写的，但作者相信，它们对于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将它们汇集成册，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另有几篇其他文章，包括作者对自己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一些回忆，也一并收录其中。

“布拉格之春”和东欧剧变在时间上相隔20多年，一个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可以说，“布拉格之春”代表着东欧国家为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也就扑灭了东欧国家通过改革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从而埋下了引爆东欧剧变的一根导火索。

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在探讨“布拉格之春”和东欧剧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全书收录了一次有意义的社会试验——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社会主义是东欧各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冷战对东欧的深重影响等十三篇文章。

一次有意义的社会试验——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

社会主义是东欧各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冷战对东欧的深重影响

柏林墙与民主德国

“布拉格之春”与捷克斯洛伐克

齐奥塞斯库与罗马尼亚

日夫科夫与保加利亚

在危机和纷争中探索未来——写在苏共28大开会之际

三八线上的见闻

独角戏更难唱——苏联剧变在美国引起的反应

《狱中女友》一书的《译者的话》

半瓶茅台的故事

我的捷克情结

作者自述

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

“布拉格之春”其实开始于1967年底。这一年10月，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捷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表面上是根据1966年捷共13大的决议讨论一项名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上捷共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纲，实际上是要就争执已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做出决断。在这次全会上，捷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形成了两派相争的局面。争论的核心是：以党政合一、中央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一套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有没有问题，是否需要改革。主张改革的一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为了跟上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步伐，通过集约化道路提高国民经济效果，必须充分调动、广泛发扬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积极性，因此，坚决实行党内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已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首要条件。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党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且，还会丧失人民的信任，甚至可能导致社会政治危机的灾难性爆发。反对改革的一派认为，经济管理方法可以改变，社会主义民主也要发扬，但是，现有的一套党的领导方法和国家政治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不需要也不应该改变。如果说存在什么问题，那主要是经济领导机构的工作效率低，思想文化战线上有自由化倾向，因此，今后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加强集中，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文化事业单位的直接的、指令性的领导，以应对当前各方面的尖锐矛盾。从这一根本分歧出发，两派在最高党政职务的安排问题上更是发生了严重对立。主张改革的一派强调，长期以来，安托尼·诺沃提尼一人身兼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两项最高党政职务，大权独揽，专断独行，已经成为党内外各种矛盾的焦点，作为民主化过程的第一步，必须立即把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两项党政最高职务分开，以推动党政分工，发挥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反对改革的一派则坚持这个问题至少应留待1970年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去讨论和解决。在两派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当时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地方党组织第一书记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对诺沃提尼以及整个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10月全会由于意见分歧太大，一时无法统一，决定暂时休会，12月再继续开。12月初，勃列日涅夫闻讯赶来布拉格，试图帮助诺沃提尼解决危机。但是，在与捷共各方面人士接触后，勃列日涅夫许下了他那有名的诺言：“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表示苏联将不介入捷共内部的争论。在归国途中，勃列日涅夫还专程去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探望他在布拉格不曾会晤的杜布切克。12月中旬，捷共中央全会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举行。诺沃提尼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竟然与其在军队和保安部门的亲信密谋，企图动用武装力量来压制党内的改革派，并且拟定了逮捕杜布切克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的计划。这一阴谋败露后，形势急转直下，原来支持诺沃提尼、反对改革的保守派阵营发生分化，陷于混乱，而反对诺沃提尼、要求改革的力量则迅速扩大，在中央委员会内占了上风。会议到圣诞节前还没有结果，于是决定新年后接着举行。1968年1月3日至5日，捷共中央全会经过前后两个多月的斗争，终于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把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两项职务分开，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保留总统职务；向全党传达10月、12月、1月三次中央全会讨论的内容，并根据这三次中央全会的精神拟定捷共《行动纲领》，指导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就是“布拉格之春”的序幕，也是这场改革运动的政治基础。

1月全会后，改革运动迅速向全党、全国发展。经过2月举行的捷共各基层组织年会、3月举行的各县党代表会议、4月举行的各州党代表会议，改革思潮取得了全党的认可和支持。与此同时，捷共中央作出的彻底为50年代初期政治冤案的无辜受害者平反，撤消内务部下属的书报检查机构——中央新闻和出版总署，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决定，更得到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普遍支持，使改革运动在全社会广泛展开。3月底、4月初，捷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行动纲领》，选举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并通过了新的共和国总统、政府总理、国民议会主席、民族阵线主席的候选人，从而为改革运动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原则、方针和政策，组成了改革运动的全国领导核心。5月底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决定于当年9月9日提前召开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其议程是：通过新党章，以完成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讨论在民族阵线的基础上试行多元化政治体制、实行联邦制国家体制、编制新宪法等问题，以推动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此同时，成立企业职工委员会、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的确，随着春季的来临，一场得到党内外普遍拥护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新运动，在捷共的领导下，已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蓬勃兴起。P2-4

“布拉格之春”和东欧剧变在时间上相隔20多年，一个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可以说，“布拉格之春”代表着东欧国家为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也就扑灭了东欧国家通过改革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从而埋下了引爆东欧剧变的一根导火索。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种种议论。一时间，什么“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背离人类本性论”、“资本主义永存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似乎人类的历史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就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不过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地域上的继续扩大而已。当然，这些不过是一种偏见，一种一厢情愿的梦想。事实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只不过意味着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或者说是苏联模式的失败，而决不是社会主义这个人类崇高理想的失败。这就如同希特勒法西斯制度的毁灭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也不意味着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寿终正寝一样。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自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清楚地向世人表明社会主义仍然在继续开拓前进，而华尔街的深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则证明资本主义仍然在继续腐朽没落。

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在探讨“布拉格之春”和东欧剧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它们虽然都是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撰写的，但我相信，它们对于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将它们汇集成册，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另有几篇其他文章，包括我对自己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一些回忆，也一并收录其中。

陈平陵

2009年9月

我们要着手建设一个新的、具有深刻民主性质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的领导作用不是通过统治社会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最忠诚地为社会的自由、进步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服务来实现的。

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把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还必须为劳动人民提供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都更多的个性充分发展的空间。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正是因为它使人们的各种不同利益都有实现的空间，并能在这个基础上促成所有劳动者的团结。

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运行机制，但我们所指的是社会主义市场，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是可调控的市场，而不是自发的市场。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消费者，防止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和经济权力侵犯消费者利益，应该是国家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一个社会要科学地认识自己，就必须克服思想僵化，充分恢复自由讨论，让不同观点的自由争论成为理论生活的常态。

——摘自“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共《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