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详。”乃受之。(襄公二十五年)
大家体会一下这段话的妙处，这也是子产在外交斗争上的策略和他的辞令上的精妙。晋国国君问他郑国为什么侵入小国，陈国比郑国小。子产说，这是先王之命，再说过去诸侯的土地不过一百里，现在大国的土地多到四边各几千里，如果不侵占小国，怎么有这么大呢？这是在影射你晋国也是侵略小国才成为大国的啊。这是反唇相讥。晋人说你为什么穿着战袍，子产说：“我先君郑武公、郑庄公当过卿士，而且在城濮之战时候，你们的先君晋文公发布命令说‘各复旧职’，所以郑文公戎服辅王，不敢废除周天子的命令，所以穿着战袍。”这样就把话挡回去了。子产从容不迫，以大国多侵小才有今日“数圻”之土地反驳晋人，有理有力，晋人无言以对。所以后来赵文子说“其辞顺”，顺理成章，无可挑剔，我们不用责怪他了，“犯顺，不祥”。从赵文子的话里，可见子产在策略上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例子。有时候子产又是强硬的，比如，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辅佐郑简公朝晋平公，平公不接见，子产采取强硬措施，“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就是把宾馆的围墙毁坏了，强行把车开进去，终于使晋侯表示道歉，且加礼于郑伯。子产在外交斗争中，采取了既亲服又斗争的策略，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所以，在子产执政的这一段时间，郑国相对得到了安定和安宁。楚国也好，晋国也好，总抓不到把柄来讨伐它，加害于它。
子产执政的指导思想，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以德治国，一是以民为本。这与作者的治国主张是相一致的。但是处于春秋后期急剧变化和激烈斗争的社会之中，仅按此两条原则用老方法行事，必不能奏效。急剧变化的社会必然要求政治措施的改革，安定国内，增强国力，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所以，我们说子产的执政思想在这两个方面之上，还能进行大胆的改革，包括外交斗争和安定国内，他都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坚定执著的改革措施。这是很有特色的。这也是作者从子产这一历史人物身上所总结出来弱小国家求生存的历史经验。子产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实行改革坚定执著而决不后悔，认定方向不顾一切反对而奋然前行。在他执政期间，郑国得到相对安定，不能不说是子产政策的成功。这就是子产。当然子产有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他当上了执政，实际掌握了郑国的大权。所以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改革，来制定一系列他认为有利于郑国的措施，从而取得了成功。这是我们在了解子产这个人物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在《左传》中，同样以贤臣著称的叔向，与子产则有所不同。叔向处于范、赵等权门执政时期的晋国，不可能完全实际掌权。他在晋国很有影响，以才干卓绝受到重视。他对晋国的危机，尽管表现出很深的忧虑，且敏锐地预见到晋国的前途，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这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说清人冯李晔讲的“《左传》里面写的贤臣，最出色的是子产”，这是对的。因为叔向有一个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叔向相较，最杰出的贤臣，恐怕只能推子产一人。子产执政二十年，还没有哪件事情失败过，显然他是作者笔下最理想化的人物之一。
贤臣的另一种范型如晏子和赵盾。晏子是齐国的大臣，晏子生活的时代，齐国霸权衰落，国君荒淫昏聩，佞臣专权肆虐，以致国君齐庄公为崔杼所杀。晏子刚直不阿的品质在崔杼弑君这一事件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崔杼杀了齐庄公之后：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襄公二十五年)
齐庄公为崔杼所杀，晏子一方面认为崔氏弑君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庄公是“陵民之君”，“陵民”指凌驾于百姓之上，高高在上。而且，晏子认为齐庄公为私欲而死，不值得为他殉葬或逃亡。所谓“陵民之君”，“为己死而为己亡”，臣下则不必死也不必亡，所以，晏子说“我不要逃跑，也不要为他死”，态度非常鲜明。这与《孟子》中的“诛一夫纣”的民主思想颇为一致。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没有这事呢？齐宣王的意思是说，这是弑君呐。孟子说，我只知道杀独夫纣，没听说什么弑君。所以，晏子在崔、庆二人的凶焰面前，表现出刚正不阿的品质。忠于社稷、爱护人民，是晏子行事的准则。他力谏省刑，劝行宽政，为政清廉，富贵不淫，勤恳俭朴，深得百姓的拥护。在晏子身上，可以看到他已具有初步民主观念的进步思想。所以后来人们把理想化的贤臣的品质都集中在晏子身上，写成《晏子春秋》这么一部书。晏子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这就是贤臣的形象。
还有晋国的赵盾，其特点是忠于国君，匡纠君过，就是劝谏国君的过失。大家读过宣公二年的“晋灵公不君”这一篇，比较熟悉了。即使像晋灵公那样的昏君暴君，赵盾仍不改其志，作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谏。赵盾“骤谏”晋灵公，结果反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希望国君改邪归正、励精图治的决心，却是不可移易的。所以鉏麑死前称赞他“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宁可自己触槐而死也不愿伤害他。说明赵盾的确是一心为了晋国，为了国君能励精图治、改邪归正，当然鉏麑触槐而死说的话没有人听到，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说这话旁人不可能听到，是作者的想象，作者借钮麂之口表示了对赵盾的评价。晋灵公无道被杀，说明赵盾匡救君过计划的不可行以至彻底失败。赵盾的忠，当然也与为国爱民相联系，不过带有明显的维护等级名分的伦理倾向。如果把晏子和赵盾两个人物互相补充，或合而为一，便是作者所理想的完美的贤臣形象。
此外，《左传》中还有一批人物，如大义灭亲的石蜡，忠勇正直的声伯，贤明诤谏的子鱼，廉洁不贪的子罕，秉公执法的魏绛，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奚，审时度势的申叔时，毁家纾难的子文，慷慨捐躯的沈伊戌，等等，这一系列人物大家读《左传》都能一一看到，都是作者笔下所歌颂的贤臣的代表。《左传》中作者也塑造了一系列的心目中理想化了的贤臣。这是我们介绍的建立了功业的国君、霸主、贤臣的系列。P64-66
2007年初，接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赵明节先生的电函，约我编一部《左传词典》。当时考虑编词典甚费时间和精力，便婉拒了。不久赵明节先生又改约撰写“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中的《左传战国策讲演录》，并叫编辑农雪玲小姐寄来了编写要求以及其他选题的样书。我觉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策划得好。把大学教师讲课的讲稿变成书，并且还配以讲课录音，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关于《左传》，我已经写过几本小书，前面已列出。不过每一种都有一些不同，有一些深入，由此也可以看出我研究《左传》的轨迹。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写《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一书，视角扩大到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其中必然涉及《国语》和《战国策》。《国语》在内容上与《左传》有许多相同点，《左传》与《战国策》在内容上正可把春秋战国的史传散文连续起来，这样就有了把二者组合起来的动机，由是出版了《左传国策研究》。这本“讲演录”就是在《左传国策研究》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
但是讲课稿和写专著有很大的不同。关于“左传战国策研究”这门课，我已经在学校给本科生、研究生开过多次，从讲课的角度来说似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有不少问题。一是专著要求严谨，而讲课要考虑到教学效果和课堂气氛，可以比较随意，有时会随意穿插一些题外话。但是把讲课的所有话语全数照录却不行，所以讲稿变成书稿，也有严谨这一条要求。我曾把讲课的录音文字全部记下来，但发现不行，有些口语，重复的承接语，是没必要都变成文字的，在整理成文字时应删除。二是专著的举例可以略少，而讲课要顾及学生的理解，还要通过讲课让学生尽量多地接触作品，因此要多举例；还要对一些观点、引文加以解释；我们讲的《左传》《战国策》是古代作品，举出的原文是文言文，有的还不容易读懂，要用现代汉语进行解释，这些，都必然使全书的篇幅加大。本书的篇幅，比《左传国策研究》的原稿增加了近50%。在上课时我还做了PowerPoint，把引文、各章节的标题、要点都引出来。但是这也就可能出现重复。可是在课堂上有时候为了强调重点，是需要重复的。还有，从讲课的要求来说，每一节课开始时，总要有几旬回顾上一节课内容的话，这对于一本著作来说，则是重复了。但从“讲课实录”的角度来看，又最好能尽量保持上课的原汁原味。因此以上两点是个矛盾。从这套丛书的总体体例要求上看，应考虑如何克服这个矛盾。三是在上课时，应尽量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本学科的前沿信息，还有自己的科研心得。我在讲课时，比较注意介绍一些学习方法，基本的文献知识，以及学科的前沿成果。不过这些内容也不能太多，否则喧宾夺主，过多枝蔓。另一方面，在上课时还常常会有一些闪光的东西突然冒出来，它可能是自己原来所没想到的，所以要敏锐地抓住它记住它，并追踪下去，必有新的收获。上过课的教师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备课思考是一回事，写成教案又是一回事，到课堂教学时，倘若激情一来，灵感勃发，可能效果比教案预设的要生动得多。所以说，课堂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我给学生上了多年的课，也喜欢上课。上课可以调动起自己的激情，进入角色，投入其中，从中获得无限乐趣。同时也喜欢和学生交流，听听学生的意见和反映，以利改进自己的教学。可惜这门课选修的学生人数太多，交流和讨论受到了限制。这是一个遗憾。把自己的讲课全程录音下来，这还是第一次。每次课上完了，回头自己听听，仍然会发现不少问题，包括内容上的不足，表达的缺陷，甚至朗读文章和语音的准确性，等等。有时候想，容让我重来一次，一定可以更好一些。所以时常听听自己的讲课录音，对于改进教学，实在是大有裨益。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赵明节先生、农雪玲编辑、黄婷编辑、赵礼寿编辑。我的博士生潘苇杭，硕士生赵雅丽、李雯、邱婷婷、王子霞、罗金燕，教师饶晓勇等帮忙整理录音和文字稿，在此一并致谢。
郭丹
2008年3月春光明媚时节于福州适斋
大家学过《中国文学史》，不管哪一类、哪一种的文学史，《左传》和《战国策》这两部书在先秦文学史中通常都被归入“历史散文”或“先秦叙事散文”，也有时候被归入“史传文学”这一类中。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就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史传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样式。中国古代文学史，实际上是非常长久的。如果把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比作一条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的长河，史传文学就是这条长河中重要的一股劲流。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样式，关于史传文学，似乎有必要给予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为什么要给它一个界定呢？因为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称呼它为“史传文学”，一个根据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史传》篇。《史传》篇解释“传”字是这样说的：“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这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里面对“传”字的解释，这几句话的意思，说的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传”就是转的意思。为什么是“转”的意思呢？那是“声训”——音韵学里面叫作“声训”。这几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传，就是转的意思，就是把孔子作《春秋》的用意，转授给后人，所以“传”是经书的翅膀，是记事著作的首要之书——“羽翮”就是翅膀；“冠冕”就是头上的冠冕——这就是最重要的，首要之书。刘勰把解释经文的文字叫做“传”。《左传》是解释《春秋》的。《春秋》是“经”，是史书；《左传》是“传”，也是史书，所以是“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这样，就把史和传联系起来，可以称为“史传”。《文心雕龙》的《史传》篇就是这样来定义“史传”两个字的，它还论述了其他众多的历史著作，大家如果去看一看《史传》篇的话，就知道它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当然，里头有很多并不是解经之作。所以我们说，刘勰所谓“史传”，包括上起虞夏下至东晋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各种史书或者叫各体史书。史传文学中“史传”二字的含意，就是这样的概念。从先秦到六朝，有一批历史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不仅是其中的某一篇章或某一段落具有文学色彩，而且是整部著作都堪称文学杰作，包括我们今天课程所要讲的《左传》《战国策》，还有《史记》，等等，这些著作，可以说做到了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的有机统一——它们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所以我们借用刘勰的“史传”的概念和限界，将这样的一批历史著作称为“史传文学”。
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人认为，这不能称为“史传文学”；有人认为，它统一称为“传记文学”更好。在不同的文学史里面的表述、归类也是有不同的，所以我要特别把这问题提出来说一说，把这个概念界定清楚。以前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对于上起先秦，下迄两汉魏晋六朝的一大批文学性很强的历史著作，诸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等，有的称之为历史散文，有的称之为传记文学，有的称之为史传散文，概念很不统一。当然，就研究的角度不同来说，存在差异也是允许的，未必一定要整齐划一，但是就文学史的性质来说，如果概念上太纷杂，就给作品的归类带来困难。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把它们称为历史散文，倘若你们认真读这些作品的话，会觉得它又似嫌过于宽泛，其外延并不仅仅涵盖上述作品；有的作品可不可以被涵盖进去呢？称为史传散文，似又不够精当，不能突出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作品的个性特征；称为传记文学，它还是有些缠夹不清的麻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这里举一个例子，《中国大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条“传记文学”这个词，它是这样说的：“古代传记文学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一类是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文学。”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这样来解释传记文学的后半部分是合适的。因为魏晋以后，作为整部历史著作来说，全书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的已经不再存在，比如说沈约的《宋书》，以至后来唐人唐初编的《晋书》啊，等等，它们的文学性——整部书的文学性当然不能跟《史记》《汉书》相比，也不可能跟《左传》《战国策》相比。那么代之而起的是什么呢？代之而起的是杂传、散传以及单篇个人传记作品，所以你把这些作品称为传记文学或杂传文学当然可以。前面我们所讲的，先秦两汉这些历史著作，我们称它为史传文学。传记文学论者往往局限于人物传记的界限而只从《史记》算起，你们去看看，有的书上，它写“传记文学史”，第一部是什么？就是《史记》。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你第一部是《史记》，那《史记》之前的《左传》《国语》《国策》这些著作，你把它归到哪里去呢？所以他们就改变一个方式，称它为“传记文学的萌芽”。我觉得这样称呼是不太合适的。有的把它称作“历史著作”，你在这边称它“历史著作”，后边称它是“历史散文”，这样就分不清楚了。实际上，《左传》《国语》《战国策》甚至也可以包括《尚书》《春秋》，它们的文学性——整部著作的文学性是非常鲜明的。所以，我这里还是主张：借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这个“史传”的意思，把“史传文学”跟“传记文学”分离开来，用“史传文学”来界定先秦到魏晋这个时期的史传作品，这样就能够更加突出地显示史传文学的特色。
说到史传文学，我想还是有必要简单地把史传文学的特征给大家介绍一下：史传文学的根本特征，在于文与史交融，或者说文与史的融合为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讲文、史、哲不分，这是我国上古史官文化的一个特有现象。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分文学与非文学，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的《核才》篇里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尼父就是孔子，这大家都知道。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先秦时期，文学尚没有从整体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文、史、哲三者交融为一体：有以文学写哲学，如《庄子》；有以文学写历史，就像我们后面要讲的《左传》《战国策》，等等。在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之中，这是很常见的，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两汉，所以就史传文学而言，它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从史的角度来看，它展现了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变化的动因，它是历史著作，文学不过是其手法。从文学的角度而论，史书只是载体，它以史的形式包容了人类社会的众生万象，是人类社会全部生活的缩影，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这个特点来讲，我把它称为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就这个意思。总的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史传文学的载体既然是史书，那么它当然具备历史著作的特征，我们称它为本体特征。这一点也要注意。一般来说，大凡历史著作所应有的本体意识，比如史鉴和劝惩的职能，讲求实录的原则，还有史家所必须有的德、才、学、识，在史传文学作品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就我们视野所及的史传文学作品来说，以史学的地位来看，它们大多是杰出的历史著作甚至是伟大的著作，像《史记》，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们比之于后代的史书，不但毫不逊色，有的甚至是后代史书所无法比肩的楷模。这一点，我们在读中国文学史的时候，要注意到：它这个特征，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其他样式所不具备的。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史传文学，它不是简单地枯燥地排比历史史实或者是机械地阐述历史变化规律。这个我要略加说明：我们读现当代人写的历史著作包括大学里面用的《中国通史》，它是叙述性的，把政治、经济、文化在各个朝代的历史状况叙述出来，但是它没有人物形象，没有故事情节，没有细节描写；而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史传文学，它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解绎历史、演述历史。我这里用了“解绎”这样一个词，也就是“演述”的意思。它用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甚至细节，来解绎历史和演述历史。我们读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作品极少有那种乏味的说教，或者乏味的陈述。它是把整个历史，或者是历史事件，或者是历史认识融通于人物的言行之中，将历史运动转变为情节复杂的历史故事，也就是说将历史文学化、故事化。不论是先秦史传文学作品，还是两汉史传文学作品，都将历史人物描绘成可视、可感、可爱、可憎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去读的时候——大家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作品，例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人物性格相当鲜明，有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而且历史事件有时候非常曲折复杂，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时候，复杂纷纭的历史事件，常常被这些作者组织成曲折跌宕甚至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有时候还增加了很多很有兴味的细节描写，这个细节描写跟历史本质没有多大关系，可是他加进去了，我们读起来感觉增加了很多的趣味性。包括心理状态的描写，心理情态的描写，这些都加进去了，那么这就正是它的文学特性的所在。我们知道，文学的特质在于形象，叙事文学的基本构成在于情节，史传文学具有上述特征，就必然地使这些作品成为品位极高的文学作品。我们给它一个这样定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朱自清先生就说过：《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那当然可以称它为“品位极高的文学作品”。不但如此，我们说这些史传文学作品，它们用形象和情节来解绎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往往还加入自己的评价，还会自己发出一些感慨，甚至加入个人的感情，这点我们读《史记》的时候，就很鲜明地感觉到。我们不是常说司马迁“笔端常带感情”吗？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感情。著名的学者也是《史记》研究的专家李长之先生，曾经说过《史记》“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本质”，因而它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我们说，史传文学还为叙事文学确立了楷模，这里包括《左传》文章的叙事手法，《史记》中的写入艺术，千百年后仍然被史家和文学家奉为楷模，或者说奉为圭臬。
从这点来讲，请大家注意：过去有人叹息中国古代没有史诗，因为西劣有史诗，有《荷马史诗》，中国没有长篇叙事文学作品，其实不然，这话是不全面的。可以说，史传文学就是伟大的史诗，就是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文学。从先秦到六朝，史传文学高潮迭起、杰作频出，在史学与文学方面，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里也牵涉到一些理论问题。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要讲的《左传》《战国策》是个背景知识，因此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还有几点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一是课程的内容。我们主要介绍《左传》《战国策》这两部著作，它们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而我们的介绍，主要以文学性为主，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讲。大家到图书馆去借书，借到童书业先生的著作——童先生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有一本《左传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谈《左传》的，跟我们现在要讲的《左传》不一样，我们是从文学的角度，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讲。我们要让大家去领会《左传》和《战国策》这两部著作的文学魅力之所在，让大家知道早在先秦时期的历史著作中就有如此优秀的叙事文字。大家要领会这点，并了解它们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我要说明的是：在讲解时尽量地结合作品来讲，会举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和例子。要了解和领会这两部作品，特别是要领会它们的文学特性和审美价值，大家要熟读这两部著作，最好是读原著，而不只是选本。第三个问题就是：还要强调别忘了这两部著作是历史著作，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史传文学最能体现这个特点。我们讲史传文学，讲《左传》《战国策》，是出入于历史与文学之间，也就是前面我讲的史传文学是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因此我们是要懂得历史的。这点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现在中文系的学生的历史知识，还是停留在高中学过的水平上，因为你们进入大学中文系以后不开“中国通史”这门课，我曾经呼吁过，中文系应该也要开“中国通史”，它开的内容可以跟历史系有所不同，但应该是要开的。你不开“中国通史”这门课，那么这不但对于学习史传文学，就是对古代文学的其他体裁样式，如古代诗词、散文、小说等，都是一个欠缺。这个问题，我们教古代文学的老师，好多人都有同感，所以我的确有些忧虑和担心，觉得这个课要补，就是“中国通史”的课要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到了：现在兴起“国学”热，古代史是“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懂历史，就不懂中国文化，那谈何“国学”呢？所以建议同学们在学习这门课程时抓紧补一下历史文化知识。这不但是对于我们这门课，对于大家的整个文化素质构成，也是大有好处的。这是第三个我要强调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我这里开出了一个参考书目，供大家学习参考：
1．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本。
2．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本。
3．国语(吴韦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
4．战国策(汉刘向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5．史记(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
6．汉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7．搜神记(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8．世说新语(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9．文心雕龙注(梁刘勰著，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0．史通(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1．文则(宋陈骥撰，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2．文章正宗(宋真德秀著，《真西山全集》本)，清康熙中家祠重刊，同治中重印。
13．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左绣(清冯李骅辑注)，清康熙五十九年刊本。
1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17．左传分国集注(韩席筹编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8．左传选(朱东润选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9．左传选(徐中舒选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
20．左传疏证(徐仁甫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左传之文学价值(张高评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
22．战国策注释(何建章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
23．战国策考辨(缪文远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24．战国策新校注(缪文远著)，巴蜀书社1998年版。
25．战国策研究与选译(熊宪光著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26．韩非子集释(陈奇猷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新1版(原中华书局版)。
27．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29．战国史(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0．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范文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版。 31．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北京)1976年版。
32．中国史探研(齐思和著)，中华书局1981年版。
33．竹简帛书论文集(郑良树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
34．古史辩(第四册，罗根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5．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刘泽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6．左氏兵法(朱宝庆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37．左传漫谈(郭丹著)，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8月版。
38．春秋左传学史稿(沈玉成、刘宁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9．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版。
40．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朱自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1．中国古代文学论稿(胡念贻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2．史记通论(韩兆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3．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44．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夏志清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45．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孙绿怡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6．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齐裕焜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47．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刘叶秋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8．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黄霖、韩同文选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9．缪灵珠美学译文(第一卷，章安祺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0．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郭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1．寓言智慧(郭丹、黄培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2．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
53．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刘泽华著)，三联书店1987年版。
我这里把这个“参考书目”发给大家，总共开出了53种。不过从最重要的原著来讲，有“十三经注疏本”的《春秋左传正义》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战国策》。如果从适合同学们的阅读来说，我这里想着重介绍的就是：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这套书有四大本；还有何建章先生的《战国策注释》，有上、中、下三本，这两部书就作为我们的基本读本。我这里列的其他著作，大家可以择善而从。这个参考书目我再说一下，我打出来的时候，是隔行分开来的，请大家留心：第一部分是基本的史传文学原著；第二部分，就是跟它们有联系的一些参考书目，包括选本；第三部分，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史学著作和文学史著作；第四部分，就是跟我们的课程有关系的研究著作，这四类著作，可供参考。
我们的课程内容是：《左传》《战国策》研究。
《左传》《战国策》记载的是先秦时期春秋战国这一段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发生激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它的激烈变化体现在哪里？当然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出现了全新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一大批崭新的著作，这就是我们在文学史里所说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这两大块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这里我插一句，请同学们注意一下：《光明日报》有个“国学”专版，还有大家所知道的“百家讲坛”。“国学”专版里面，它从“十三经”开始介绍，还包括《老子》《庄子》，介绍了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著作。最近百家讲坛里面，选的作品也是——像有的学者讲的《老子》和《庄子》。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在先秦时期众多的历史散文之中，《左传》与《战国策》堪称它们中杰出的代表。这两部巨著，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貌，从文学性上看是如此，从历史学来看，我们要了解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话，它们也是最珍贵的历史材料和历史文献。
讲到《左传》——大家都知道春秋有所谓“三传”：《左传》、《公羊传》和《毂梁传》。三传之中，《公羊传》和《毂梁传》是以义理解说《春秋》的，所谓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而《左传》则是以史料阐述《春秋》的。《左传》作者广泛地采集旧文简册，同时也采集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非常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等历史面貌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描述了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包括周朝的衰落，从王权独尊到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从郑庄公的“射王中肩”到群雄争霸、诸侯蜂起，等等。《左传》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的非常绚丽的历史画卷。同样的，《战国策》则将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时代风貌和瑰丽恣肆的人文精神展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历代都有学者怀疑《战国策》一书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而且，包括在古代，有些学者批评它，说它是“畔经离道之书”，当然，它这是用儒家正统的眼光来看待的。但是，我们去读《战国策》，可以感受到，《战国策》一书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纵横策士们的思想、个性、人格风貌，他们的才华智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战国策》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一种全新的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
这两部著作也是杰出的文学巨著。且不说朱自清先生将《左传》称为“史学的权威”“文学的权威”，《战国策》也同样是文学杰作。从正统的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左传》也好，《战国策》也好，都是有一些“浮夸”的、不符合正统史学家要求的内容。但是在他们眼里看来好像不是很正规的这些内容，恰恰是闪烁着文学光芒的地方。《左传》的文章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富有魅力。《左传》善于描写人物，善于将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刻画得生动细致，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左传》叙述战争，善于把复杂的战争描绘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另外，《左传》的外交辞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左传》的应对辞令之美，也是一大特色，《左传》的辞令，曲折缜密、委婉多切，许多记述辞令的篇章，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了——在后面我们还会一一介绍。《战国策》的人物描写，又有了新的发展，许多篇章已是简短的人物传记。一篇里头，可以说就是一个简短的人物传记，比如说大家读过的《冯谖客孟尝君》，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例子。有人认为《战国策》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值得怀疑。我们从文学的眼光来看它，恰恰就是《战国策》的作者摆脱了史料真实性的束缚，更好地表现那些纵横倜傥的战国策士们，按照刘向的话称，就是“高才秀士”。刘向的《战国策序录》里，就称他们都是“高才秀士”，描写他们的风采。作者摆脱了史料真实性的束缚，唯以表现倜傥恣肆的战国“高才秀士”的风采为务，因此更加大胆地以虚构的手法塑造人物。在作者笔下，那些纵横策士一个个无不风姿卓异、栩栩如生。另外，策士们的说辞，变其本而加恢奇，比起春秋时期的行人辞令，更加铺张扬厉、气势奔放。还有大家都不会忘记的，就是《战国策》里还汇集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成为士人文化智慧的结晶。
所以，我们要介绍的这两部著作，可以说它开创了史学的传统、史学文章的体例、风格特征，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这两部著作开创的史学传统、著文体例和风格特征，影响着整个后世历史学的发展。从史学的角度来讲，有的学者认为：《左传》可以说是“集古史之大成，留给后人以无尽的宝藏”。司马迁创作《史记》，大量采用了《左传》《战国策》的内容。《史记》纪传体的创立，与《左传》也有很深刻的关系。这个后面我们也还会再介绍。所以它们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从它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学特征，同样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发展。所以，《左传》《战国策》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在这两部著作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特征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以上内容，我把它叫做“绪言”——就是从“史传文学”这个总体概念和背景，到对《左传》《战国策》两部书作简单的概括性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