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精)》编著者让·菲利浦·德·托纳克。

当艾柯遇上卡里埃尔，这两颗博学惊人的头脑必得上天入地，畅所欲言，碰撞出眼花缭乱的精彩观点。从史前洞穴壁画到达芬奇的奥秘，从各种象形文字到计算机编码，从17世纪的真人版“万维网”、德国天才学者基尔歇到丹·布朗，从耶稣、佛陀到狂热异教徒的教义……展开一场富于机智、充满创见、热情洋溢的书籍历史之旅。

《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精）》编著者让·菲利浦·德·托纳克。

《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精）》内容提要：玄奘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经，欧洲中古学者为了意大利修道院的一卷珍本，要横穿英吉利海峡，翻越阿尔卑斯山。如今，网络提供了一种人类无法抗拒的便利，在弹指之间接近无穷的阅读可能。

数码时代，以“书”为载体的人类文明将走向何方？我们找来了这个星球上或许最有资格谈论这一话题的两人：安贝托？艾柯，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一位是耀眼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享誉世界的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小说家；一位是电影泰斗、著名编剧、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他们同是藏书家和珍本追踪者，对书籍有深刻的理解，对各种文化载体在技术革命中的变局有敏锐的洞察。

当人类的一切视听遗产都消失了，我们还可以在白天读书，在夜里点根蜡烛继续。书是人类的起点和终点，是世界的场景，乃至世界的末日。在过滤和传承中，我们的文化是幸存下来的东西，还是所有从此消失的书的墓园？那些经世流传的书，就是最值得留下来的吗？我们如何为后代做出选择？为什么说人对过去的认知归功于傻子、呆子和敌人？互联网时代我们将如何面临知识的改变？……

欧洲两位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充满奇思异想的渊博对谈。关于书籍的秘密，关于知识的真相。

前言

书永远不死

持久的载体最暂时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

说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

被过滤者的报复

今天出版的每本书都是后印刷初期珍本

那些非到我们手里不可的书

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归功于傻子、呆子和敌人

虚妄所向无敌

愚蠢颂

网络，或除忆诅咒之不可能

火的查禁

所有我们没读过的书

圣坛的书和地狱的书

人死后他的图书馆怎么办

译后记 网络与书籍——苏格拉底的预言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以下简称“卡里埃尔”）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有关未来十五年影响人类的诸种现象，某位未来展望学家在被提问时指出，有四个根本现象在他看来确定无疑。首先，原油价格上升至五百美金。第二与水有关，水将在未来成为和原油一样的可交换商品。期货市场将出现水的牌价。第三个预言是非洲必将在未来十年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

据这位专业预言家的分析，第四个现象是书的消失。

问题在于，书的彻底消失——倘若书真会消失——是否给人类带来诸如水逐渐匮乏，或原油不可企及一样的后果。

安贝托·艾柯（以下简称“艾柯”）书是否因网络出现而消失？我在当年写过文章，也就是在这个话题合理突显的时候。从那以后，每次有人要我发表观点，我所能做的无非重写一遍同样的文章。但没有人发现。原因首先在于，再也没有什么比已发表的东西更为人所不知；其次在于，公众舆论（至少是记者们）始终持着书必将消失的想法（要么这些记者们以为他们的读者持有这个想法），每个人都在不停歇地表述着同一个问题。

事实上，有关这个话题，可以说的东西很少。网络使我们进入字母时代。倘若我们曾自以为步人了图像文明，那么电脑又把我们引回古登堡的体系，从此人人必须阅读。阅读需要一种载体。这种载体不可能仅仅是一台电脑。在电脑上花两个小时读一本小说，你的眼睛就会肿得像网球。我在家里有一副宝丽来眼镜，专门保护长久盯住屏幕的眼睛。另外，电脑离不开电，我们不能在浴缸里用电脑读书，就连在床上侧躺着也没法用电脑。相比之下，书似乎是一种更灵活的工具。

两者必有其一：要么书始终是阅读的载体，要么存在某种与书（甚至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书）相似的东西。五百多年来，围绕书这一客体的多样化，并没有改变书的用途或结构。书就如勺子、斧头、轮子或剪刀。一经造出，就不可能有进一步改善。你不能把一把勺子做得更像勺子。打个比方，设计师们试图改善开瓶器，但收效甚微，大多数新开瓶器根本开不了瓶。菲利普·斯塔尔克。曾经尝试在挤柠檬器上搞创新，但他的挤柠檬器（为了坚守某种纯粹的审美效果）没法过滤柠檬籽。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

卡里埃尔最新的电子书似乎和印刷书形成了直接竞争。迄今已有一百六十种“阅读”。浏览器。

艾柯当然，一件诉讼案子的两万五千个折状若能存为电子文件，法官就能更方便地把它们带回家。在许多领域，电子书极大方便了使用。我只是在不断地向自己提一个问题：即便在技术层面上最好地满足了各种阅读需求，用电子书阅读《战争与和平》是否合宜？我们以后会知道的。无论如何，我们将会无法阅读托尔斯泰和任何印在纸上的书，原因很简单，这些书已经开始在图书馆里腐坏。伽利玛和弗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大部分书均已消失。我当初写博士论文时大量参阅了吉尔森的《中世纪哲学》。，如今我甚至不能用手拿起这本书。纸页都真的碎了。当然我可以再买本新版，但我喜欢旧的这本，上面有我用各种颜色做的笔记，它们构成了我当年每一次参阅的历史。

让·菲利浦·德·托纳克（以下简称“托纳克”）随着新的载体越来越好地满足随时随地阅读的需求和舒适度——不论百科全书还是在线小说，为什么不能想象人们将慢慢疏远作为传统形式的书这一客体？

艾柯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书在未来将只吸引一小部分爱好者，他们会跑去博物馆和图书馆满足自己对过去的趣味。

卡里埃尔如果那时候还有书的话。

艾柯不过，我们同样可以想象，网络这个奇妙的发明也会在未来消失。正如飞艇从天空中消失一样。自从兴登堡号。在战前起火以来，飞艇就陷入绝境。协和飞机也是一样。2000年，协和飞机在戈尼斯失事，从此带来致命影响。然而，这段历史多么奇妙！人们发明了一架飞机，从前穿越大西洋要八小时，如今仅需三小时。当初有谁能想象这样的成就呢？可是，戈尼斯灾难之后，他们还是放弃了，认为协和飞机造价太昂贵。这个理由说得通吗？原子弹的造价同样极其昂贵！

托纳克我想援引赫尔曼·黑塞。在五十年代的一段话，他在提到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书的某种可能的“重新正当化”时说道：“随着时光，新的发明越是满足人们对娱乐和教育的需求，书也越是将重获其神圣性和权威性。我们尚未到达那一步，也就是具有竞争力的新发明如收音机、电影等，取代了印刷书籍的某一部分用途，而书恰恰可以毫无损失地丢掉这一部分用途。”

卡里埃尔在这一点上，他讲得没错。电影和收音机，还有电视，丝毫没有取代书，除了那些书“毫无损失地”丢掉了的用途以外。

艾柯在某个特定时刻，人类发明了书写。我们可以把书写视为手的延伸，这样一来，书写就是近乎天然的。它是直接与身体相连的交流技术。你一旦发明了它，就不再可能放弃它。刚才说过，这就好比发明轮子一般。今天的轮子与史前的轮子一模一样。相比之下，我们的现代发明，电影、收音机、网络，都不是天然的。

卡里埃尔你刚才强调的一点很有道理：人类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需要阅读和书写。不懂读写，就没法使用电脑。甚至于读写的方式也比从前复杂，因为，我们接收了新的符号、新的解码。我们的字母表得到扩充。学习读写越来越困难。倘若电脑可以直接转换我们说出的话，那我们必将回归口述时代。然而，这带来另一个问题：不懂读和写，人能否表达自己？

艾柯荷马会肯定地回答：能。

卡里埃尔但荷马属于一种口述的传统。他通过这个传统的载体获得了他的认知，在那个时代，古希腊还不存在书写。我们能想象今天的作家不借助书写而口述自己的小说，并且对以往的文学一无所知吗？或许他的作品将充满天真、坦白和新奇的魅力。但我认为，他还是缺少我们差强人意地称为素养（culture）的东西。兰波是个天分非凡的年轻人，写下了无法摹仿的诗。但是，兰波不是我们所说的自动写作者。他在十六岁就具备坚实的古典素养。他那时就会用拉丁文写诗了。

P2－7

“这一个扼杀另一个。书籍扼杀建筑。”雨果借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之口说出这一名言。建筑当然不会消失，但它将丧失文化旗帜这个功能，因为文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思想化作书，只需几页纸、一点墨水和一支毛笔：两厢比较，人类的智慧放弃建筑而转至印刷，又何足怪哉？”我们的“石头砌成的圣经”没有消失，然而，所有手抄和印刷的文本加在一处，这一“智慧的蚂蚁窝”，这一“所有想象如金色的蜜蜂带着蜜簇拥而至的蜂巢”，在中世纪末突然奇异地致使建筑丧失了地位。同样，要说电子书最终将损害印刷读物，让书籍彻底走出我们的家和我们的习惯，却也没有什么道理。电子书不会扼杀书。当初古登堡和他的天才发明也没有立即取代莎草手稿或羊皮纸卷轴的交易。实用与习惯并存，人类最喜欢的莫过于放大同一类型的各种可行性。电影扼杀绘画？电视扼杀电影？那么欢迎来到远程阅读版块，只需一个屏幕，我们就能进入如今全世界数字化的图书馆。

问题其实在于：屏幕阅读将给我们迄今为止翻着书页的生活带来何种改变？这些崭新的小白书将让我们赢得什么？又将让我们失去什么？陈旧的习惯，也许吧。某种神圣性——当一种文明把书置于圣坛上，书就环绕着特定的神圣性。某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独特隐私——超文本的概念必然要破坏这一隐私。“隐修”的概念——这是书籍、显然还有某些阅读行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法兰西公学的第一堂讲课上，罗歇·夏尔蒂埃说道：“电子革命打破话语与其物质性之间的旧有联系，从而迫使我们理性地审视一切与写作有关的行为和概念。”一些深刻的颠覆，很有可能，但我们已然从中恢复了。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与安贝托·艾柯的对话不是为了定义大规模（或非大规模）采纳电子书所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扰乱的本质。他们都是珍本爱好者，收藏古籍，追踪和求索印刷初期珍本。这些经验促使他们持有如下观点：书籍就如轮子，代表着想象秩序里的某种完美，无法超越。文明发明轮子，轮子则被迫令人厌倦地重复不休。让我们选择把书籍的产生追溯至最早的手抄件（大约公元二世纪）或最古老的莎草手稿吧，摆在我们眼前的依然是一种工具，撇开其所经历的变化，它异乎寻常地忠于自我。书籍就如某种“知识或想象的轮子”，任何得到宣告或遭到质疑的技术革命都不能停止它的转动。这一点一经确认，真正的对话也得以展开。

书籍做好了技术革命的准备。可是，书是什么？我们架子上的书，全世界图书馆的书，包含人类自书写以来所积累的知识与梦想的书，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这场以书展开的精神奥德赛？书朝向我们举起了哪面镜子？单单审视这一产业的泡沫，也就是文学共见赖以成立的各种杰作，我们是否忠于书籍的根本功能，即妥善保管那些受遗忘威胁，随时可能消失的东西？再不然，我们是否应该审视数量充沛的书写所具有的令人惊讶的贫乏特点，从而接受一个我们自己的顶不讨喜的形象？我们自身的进步使我们忘却苦难，以为自己从此永远地逃离苦难，但书籍必须是进步的象征吗？书籍究竟在对我们说些什么？

图书馆见证了人类自身的某种最真诚的认知，正是这一见证的本质引发了上述疑问，而这些疑问又补充着另一些有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的疑问。书是否忠实反映人类天才在或多或少的灵感之下的创造？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必然引起骚乱。我们怎能不立刻想起无数书籍焚烧其中的烈火？仿佛这些书籍及其所象征的言论自由孕育了如此多的审查官，他们致力于控制书籍的使用和传播，有时还彻底没收。当有组织的摧毁不再可能时，火焰甚至把整个整个的图书馆带向沉默，仅仅出于焚烧和毁于灰烬的纯粹热情——一个个火刑堆相互催热，以形成如下说法：如此不可控的挥霍促使某种形式的调剂合法化。由此，书籍产生史与一些不断更新的不折不扣的书籍扯谈不可分。查禁、无知、愚蠢、审查、烧毁、忽略、消遣、火灾等造成了书籍道路上不计其数的暗礁，有些还是致命的。倘若《神曲》佚失，任何档案整理和文献保存的努力将无法使它起死回生。

从这些对书籍和各种书的思考出发，我们形成本书对话所展开的两个主题，尽管其中带有各种颠覆性的冲动。这些对话分别在卡里埃尔在巴黎的家中和艾柯在蒙特彻里诺的家中断续进行。所谓文化，实际是一个拣选和过滤的漫长过程。各种书籍、绘画、电影、漫画、艺术品的完整收藏，要么就此保留在审查者的手中，要么从此消失在火中，或者只是为世人渐渐遗忘。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庞大遗产中，这是最佳的一部分？还是最差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言论创造的领域里，我们究竟收集了纯金块还是土罐？我们至今仍在阅读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称他们为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然而，在《诗学》这部讨论悲剧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援引了在他看来最出色的悲剧作者，却没有提到以上三位诗人的名字。我们所遗失的是否就是最好的，比我们所保存的更能代表古希腊悲剧？从此又有谁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困惑？

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有其他同样消失于火中的图书馆，那些付之一炬的莎草卷轴也许包含着一些蹩脚作品，一些没有品相或愚蠢不堪的作品，我们能否借助这个想法安慰自己？我们能否借助图书馆收藏的无用财富来减缓这一历史的巨大丧失，这一对我们的记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扼杀，从此满足于我们已经保存的东西，满足于靠世上所有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所竭力稳妥保存却终究无法持久的东西？无论我们如何坚持让历史说话，我们在图书馆、博物馆、电影资料室里只能找到那些时间没有或无法销毁的作品。从此我们意识到，在一切均被遗忘之后，文化只能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东西。

然而，在这个对话过程中，最让人愉快的也许还在于对愚蠢致敬，愚蠢默默守候着人类巨大而固执的劳作，绝不为偶尔的专断而自咎。艾柯和卡里埃尔，一位是符号学家，一位是编剧，这两位藏书家、爱书人的相遇，意义便在于此。艾柯收藏了一系列有关人类的虚假和错误的极其珍贵的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权衡着任何建立真实理论的倾向。他解释道：

人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造物。他发现火，建就城市，创作美妙诗篇，解释世界，发明神话形象，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停止与同类战争，犯下错误，破坏环境，等等。在高度心智与低级愚事之间的权衡，最终形成某种近乎不好不坏的结果。因此，我们决定谈论愚蠢，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同时在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书籍既要如实反映追寻更好的人类的憧憬和天赋，也必然要传递这种过度的敬意，这种可鄙性。因此，我们也不要指望摆脱这些欺骗的、错误的书籍，这些从我们可靠的眼光来看甚至是完全愚蠢的书籍。它们将如忠实的影子，追随我们直到最后一刻，毫不撒谎地讲述我们曾经所是，尤其我们现在所是一一热情、固执但确实毫无顾忌的探索者（chercheur）。当谬误仅仅属于那些探索并犯错的人时，谬误就是人性的。每一道得到解答的方程式，每一种得到证明的假设，每一篇得到改造的论文，每一个得到分享的观点。在到达这些以前，有多少道路通向绝境？在最终超越自身辛劳的卑劣性的人类身上，这些书唤醒了梦想，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玷污了人类，使之黯淡。

作为著名电影编剧、戏剧家和评论家，卡里埃尔对愚蠢这一不为人知的纪念碑表现了毫不逊色的关注。在他看来，人们对愚蠢的探寻还不够充分。他曾以“愚蠢”为题撰写过一本书，此书经得持续再版：

六十年代，我和居伊·贝什泰尔在写《愚蠢辞典》时曾自问道：为什么只关注智力、杰作和精神丰碑的历史？在我们看来，福楼拜所珍视的愚蠢要普遍得多，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更丰富多产，更具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公正。

对愚蠢的关注，使卡里埃尔完全理解艾柯，理解他在收集这一误导人类炽热而盲目的激情最明显的证据时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我们可以在谬误和愚蠢之间辨识某种联系，甚至是某种秘密的同谋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挫败这样的关系。然而，就读者而言，最令人惊讶的却在于，在《愚蠢辞典》和《虚假战争》的两位作者的提问之间，存在着某种感同身受的默契，这一点在对话中时时得到映现。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和安贝托·艾柯作为这些探索过程中的意外事件的饶有兴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深信我们若要对人类的奇遇有所领悟，将不仅通过人类的辉煌，也将通过人类的失败。在此，他们围绕记忆展开出色的即兴言谈，从各种难以弥补的失败、缺陷、遗忘和损失说起——所有这一切和我们的杰作一起成就了人类的记忆。他们津津乐道地揭示，书籍尽管遭到各种审查的迫害，最终还是得以穿过那张开的大网，这有时是好事，但有时却可能是坏事。书写的普遍数字化和新电子浏览器的使用给书籍带来极大挑战。书中对书籍的幸与不幸的揭示，有助于调和这些业已得到宣告的变化。本书对话在向古登堡印刷术致以微笑的敬意之余，也必然使所有读书人和爱书人心醉神迷。说不定它还将在那些拥有电子书的读者心里催生起怀旧乡愁，这不无可能。

让－菲利浦·德·托纳克

网络是否会扼杀书籍？在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曾右手指着一本摊开的拉丁文《保罗书信集注》，左手指着黄昏时分的圣母院，满怀忧伤地说道：“不幸，这一个将要扼杀另一个。”如果说，书籍在西方中世纪末期曾经抢了一度被视为“石砌的圣经”的教堂的风头，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书籍是否也面临被看来无所不能的网络所取代的隐患？

无数统计指数表明，今天的人读书越来越少，年轻人尤其是阅读最少的人群。有的专家学者把“阅读危机”解释为“人文精神危机”，也有的认为阅读率下降是必然趋势，未必导致文化的衰落。有人甚至在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上预测，书籍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书籍现代危机究竟存在吗？电子书是传统书籍的终结还是延续？书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艾柯和卡里埃尔的对话集《别想摆脱书》选择在恰当的时机问世（法文版于2009年11月正式出版，书尚未出，已经引起各方关注），话题直指当下书籍命运最严峻的疑问，显然不是什么“神仙会谈”，而是有备而来。两位对话人均享有多种头衔，艾柯（UmbertoEco）自不用说，近年来在我国拥有大量追崇者，被誉为二十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学者和作家，著作等身。他还是藏书家，拥有五万册珍贵藏书和一千两百册印刷初期珍本，其中大多数藏书与隐秘科学和虚假科学有关，他自称为“符号学、奇趣、空想、魔幻、圣灵的藏书”（BibliothecaSemioligicaCuriosaLunaticaMagicaetPneumatica）。相比之下，读者也许对卡里埃尔（Jean－ClaudeCarri6re）了解较少。不过，作为法国电影泰斗，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卡里埃尔创作了大量经典电影剧本，如《大鼻子情圣》、《布拉格之恋》（改编自昆德拉）、《屋顶上的骑兵》（改编自让·乔诺）、《卡米耶·克洛代尔》、《白日美人》，等等，但凡对欧洲电影略知一二的人，恐怕不会不知道。卡里埃尔是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埃尔最青睐的编剧，尤擅长改编文学名著，从荷马到莎士比亚，从巴尔扎克到普鲁斯特，无不涉猎。不仅如此，他还是出色的作家、藏书家，迄今著有三十多部作品，拥有四万册左右的藏书。这样两个一生几乎都在和书打交道的人，坐到一起畅谈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大可想见对话的精彩程度。

认识书的历史，有助于重建文明的历史，并在当下的文化迷宫中辨别方向。《玫瑰之名》的主角不是古老修道院里接二连三的凶杀，不是睿智的方济各会修士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而是书本身。艾柯在小说中既讲述了整体的书（一个图书馆神迹般的繁荣和最终毁于火中），也讲述了个体的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德高望重的老僧约尔格仇视笑，笑使人忘却恐惧，而没有恐惧就没有信仰。他千方百计阻止人们读相传早已佚失的《诗学》第二卷论喜剧，在书上涂剧毒，最后还一页页撕下吞进肚里……

类似对书的有意识的查禁和销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世纪。中国古代有秦火焚书。使徒保罗在希腊传道时焚烧古希腊科学典籍。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古埃及象形文字和作为文字传承者的祭司们一起被尘封于紧闭的神庙之中。十三世纪蒙古人洗劫巴格达城，烧毁近三百万册穆斯林典籍，包括近半数灿烂的苏菲派诗歌。西班牙人在新大陆销毁了几乎全部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典籍。希特勒和戈培尔烧毁无数“堕落”的犹太人书籍……

自公元前48年恺撒和庞培的战火烧过以来，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几个世纪里渐渐消失于火中。这个事件震撼人心，不仅因为这座空前绝后的图书馆藏有荷马的全部诗稿和阿基米德的手迹，还因为火就此成为书的历史上最深最长的噩梦。迫害和危机贯穿整个书的历史：宗教政治审查，外邦异族侵犯，乃至最平常不过的火灾、虫蛀和霉变。但反过来，迫害和危机也成就了书的历史。在艾柯的故事里，为书而死的人一一随风而逝，包括老僧约尔格，但《诗学》永远佚失的第二卷却常留在书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之中。

谈论网络与书籍的当下问题，不能绕开不谈印刷术和新教改革。从古登堡在西方印刷第一部《圣经》起（约1452－1455），以印刷书为载体的书的历史仅有五百来年。如今在古籍市场上被奉为天价的“印刷初期珍本”（incunable），也不过是十六世纪的产物。但我们知道，广义的书的历史，也就是书写的历史，远远不止于此。早在印刷书籍以前，人类就有莎草纸稿、羊皮纸卷、石碑、木板、竹片、锦帛等等更古老的书写载体。如果把电子书视为印刷书之后的新载体，那么在书的历史上，网络是继印刷术之后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当下所讨论的“阅读危机”，究竟是网络渐渐有取代传统印刷书的势头，人们只读电子书而不读传统的印刷书？还是人们确实不再读书了？这个区分显然很关键。新教改革以来，书不再是仅仅属于少数贵族和僧侣的特权，没有古登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圣经》的传播将是难以想象的。印刷术使得人人有书读，难道网络却反而让人不再读书吗？

……

从迫害到虚妄，《别想摆脱书》的对话由此进入华彩部分：为愚蠢和谬误正身。在人类历史上，不仅有智慧和精神丰碑，更有愚蠢和谬误。人类一直都在真诚地犯错，愚蠢和谬误也始终横贯人的历史和书的历史。不说别的，我们对古代作者和古代民族的了解，岂非往往从其反对者的记载开始？从恩培里柯的批评认识廊下派哲人，从艾提乌斯的笔记发现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从恺撒（《高卢战记》）了解高卢人，从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了解日耳曼人……

从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经，欧洲中古学者为了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一卷珍本，要横穿英吉利海峡，越过阿尔卑斯山；如今，网络在弹指之间提供了近乎无穷的阅读可能。古人在抄写经文时会小心翼翼地依样照抄前人笔误，手抄本上的一个笔误也会得到膜拜；如今人们一边怀疑着网络上未加分辨和过滤的信息，一边又随时随地有条件添上新的信息。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无论如何，谬误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实地追随着我们。但有一点大概可以确定，网络与书籍并不是非对立不可。

不先接受托勒密的谬误的地心学说，我们将无从理解伽利略的正确的天体运动学说，同时认识到托勒密错了。艾柯自称只对谬误和愚蠢感兴趣，因此，他收藏谬误的托勒密珍本，却没有正确的伽利略著作。这让人不由想到列奥·斯特劳斯强调迫害对写作技艺的根本影响以及文本阅读的隐微理念。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两位学者的研究路向分别指向苏格拉底预言里的两极，一个关注多数人如何“凭借记号外在的记忆”，一个倾心于少数人如何重建“内在的回忆”，究竟谁更有说服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吴雅凌2009年10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