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中国一度家喻户晓。连小学生都知道他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末路之人。但历史果真是这么简单吗？本书力图从史料本身出发，多视界地来看司徒雷登及其在华时代的人和事。

司徒雷登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基督徒，怀有博爱世人的胸襟，从不将仇恨妄加在任何人身上。在行文中，他甚少对他人的缺点进行尖刻的讽刺，而是往往强调他人身上所具备的良好品质。上至毛泽东、蒋介石，下到燕大的清洁工，他都有厚道和宽允的评价。就连他所反对的共产党和曾将自己囚禁多年的日本人，他也甚少做出无理智的攻击。他是一个把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完美地结合在灵魂中的人，在他眼中，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冲突不足以妨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

他极为热爱自己的事业，无论是作为传教士、作为神学院教师还是作为大学校务长、驻华大使，他都竭力将自己的一切心血倾注其中。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面对深陷战乱苦难中的无辜平民，他始终怀有真诚而深切的悲悯。他曾走到乡间，和贫苦农民一起作息劳动，向他们学习民间生活经验；他对燕京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视如己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燕大校友的爱戴和欢迎；他精通中文，会讲多种方言，熟读“四书”，尤其推崇孟子和王阳明，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甚至超过大多数中国人。最为可贵的是，他时刻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审视和反思美国人鲁莽、直率的行为习惯，并努力从中探索出一条和合之路。

评介

第一章　家世渊源

　1　林肯总统的表亲

　2　我的父亲母亲

　3　父亲办教育受到教会指责，母亲却成功了

　4　童年印象：美食与社戏

　5　我们兄弟四人成了父母的陈列品叶

　6　学校把我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

第二章　求知岁月

　1　两难之地

　2　任教潘陶普斯学院

　3　艰难的抉择

　4　我成了“跃进运动”的一份子

　5　我做好了去中国传教的准备

第三章　重返华夏

　1　语言障碍与最初的传教

　2　金陵神学院

　3　基督教青年会对我的影响

　4　来自教会内部的矛盾

第四章　圆梦燕大

　1　吵出来的燕京大学

　2　燕京大学一贫如洗

　3　选址

　4　“乞讨”之旅

　5　黄国安的加入

　6　哈佛燕京学社

　7　学校教育的成果

　8　燕大要成为“世界大学”

　9　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10　同事间的友谊最可贵

　11　崇师的中国人

第五章　人在燕京

　1　历久弥新的中国文化

　2　中国人的艺术品位

　3　我的家庭

　4　我与两位总统的缘份

　5　人只要熬上六十个年头就可以尽情享受盛宴

第六章　中国显贵

　1　归国学生

　2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3　爱国的学生们

　4　颜惠庆与陈树藩

　5　中国的军阀

　6　张作霖父子

 7 冯玉祥

 8 其他的高官

 9 蒋介石

 10 傅泾波

 11 曾国藩之女

第七章 孤岛抗日

 1 燕大被日本人严密监控

 2 来自日本宪兵总部的四次长时间审讯

 3 我和蒋介石的关系

 4 燕大第一位日本学者

 5 周以德博士

 6 燕大成了避难所

第八章 囹圄重生

 1 我成了囚徒

 2 被囚初期的日子

 3 拼字一千五百夜

 4 恐惧伴随每一天

 5 笔记一则

 6 假新闻带来的乐趣

 7 日本企图有条件投降

 8 重获自由

 9 燕大重生

 10 “重庆咳”

 11 战后的美国之行

第九章 执掌使馆

 1 乔治·马歇尔特使的愿望落空

 2 我的南京之行

 3 突然成为美国驻华大使

 4 “五人小组”计划落空

 5 新宪法获得通过

 6 信心初升，又遇当头冷水

 7 感谢使馆同仁

 8 出任大使得到中关两国民众的认可

第十章 希冀破灭

 1 马歇尔将军打道回府

 2 美国对中国应采取的政策

 3 细说“三种路线”

 4 中国国内派别林立

 5 魏德迈使团来去匆匆

 6 学生运动

 7 杭州荣誉市民

 8 农民问题

 9 选举与通货膨胀

 10 国民党的军事、经济方面大崩溃

 11 民众陷于恐慌之中

 12 蒋介石企盼美国救兵

 13 孙科组阁

 14 蒋介石下台

 15 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

 16 我的梦想

第十一章 荆棘满路

 1 1948年的过去

 2 国民政府一团混乱

 3 李宗仁

 4 我仍然惦念着燕大

 5 美国的情况

 6 我与共产党的关系

 7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

 8 我眼中的美国军人

 9 我主持的一个婚礼

 10 中国局势极度恶化

 11 蒋介石幕后坐阵

 12 复活节

 13 最后通牒

 14 国民党的无能

 15 南京一片混乱

第十二章 竹幕彼端

 1 我被士兵吵醒

 2 我的工作大幅削减

 3 我对两党的对比与反思

 4 与黄华的会晤

 5 上海方面

 6 书之静美

 7 在上海的体验

 8 等待撤离的日子

第十三章 梦萦华府

 1 抵达华盛顿

 2 隐居

 3 《美中关系》白皮书

 4 《白皮书》引起我的不安

 5 是否承认新中国

 6 争论

 7 共产党执政

 8 因病请辞

第十四章 归隐随想

 1 中国，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国家

 2 傅泾波

 3 人生无常

 4 两条道路

 5 传教士的嘴脸

 6 我的信仰

第十五章 何去何从

 1 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

附录

 Ⅰ 马歇尔代表团的指示

 Ⅱ 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1946年12月18日

译后记

5 我们兄弟四人成了父母的陈列品

回美国途中的那些不可磨灭的记忆至今仍存留在我的心里。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次崭新而惊心动魄的探险。船上的女乘务员说我们是她所见过的“最无知”的孩子，许多别的孩子看来司空见惯的事，我们却一无所知。父母告诉我们，美国的生活要比中国优越得多，所以当我们在旧金山码头看见衣衫褴褛的报童时，竟感觉非常惊讶：既然美国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还有这么贫穷的“外国小孩”？火车头和火车在我们眼中也是新鲜事物。在中国，只有上海至吴淞之间有一条铁路，后来也被当地的农民们给拆除了，原因是害怕铁轨侵扰了坟墓中的亡灵。

到了亚拉巴马之后，我的情感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我的父母利用我们兄弟四人大肆宣传鼓动，让人们对去中国传教产生兴趣。他们四处展示他们从中国带回来的“古玩”——其实主要都是中国人吃穿用行及祖先祭祀的普通物件——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我们四个男孩则要穿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赞美歌，尤其是那首“神爱世人，我心永伫”。此外，父母还把我们四人当作陈列品展览。后来，当我们两个年长的孩子被留在莫拜尔后，父母曾经的这些举动都让我们的名声更加糟糕。我们穿着早年上海的英国遗孤风格的服装，我们讲话的方式和那些早年认识的不苟言笑的成年人一个调调。更可怕的是，我们对于同龄美国人的语言、习惯、行为标准等等一无所知。表兄弟们或羞于提及我们这些古怪的亲戚，或以认识我们为资本去为自己找乐子、受人恭维。在这座典型的南部小城里，由于我们的母亲有不顾众人劝阻，把青春播撒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的“恶名”，因此我们兄弟成了同学们口诛的对象。那些刻薄地对待我们的人里，甚至包括母亲以前的朋友和学生。人们经常会问我们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们最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真的吃老鼠么？你们会讲中国话么？等等。这些没完没了的审讯似的问题让我们不胜其烦。那些人有的时候还会有失教养地啧啧感叹：“噢，这些孩子看上去真像中国人呵！”

1888年秋，我的父母带着两个比较年幼的孩子动身回中国，却把我和大卫留在了莫拜尔，跟我们的姨妈和姨夫一起生活。姨妈夫妇自己也有一双儿女，和我们年纪仿佛。“养父母”对我们兄弟二人十分和善，视为己出，并对我们报以殷切希望。但是，我的姨夫来自戒律严格的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家族，对于我们的行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规范。他们坚称传教士的孩子理应受到严格管教。他们自己无法去中国传教，却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传教所。为了“向异端之土传达圣意的神圣父母”致敬，我们每个星期日都要穿过整座城，到传教所祈祷。按照规矩，在星期日出行是不能乘车的，所以我们一大清早就要步行去主日学校和祷告所，晚上则要去参加社区义工劳动和一些其他的宗教仪式。星期日下午，我们的任务是背诵圣经诗句和赞美歌。跳舞和看戏这类娱乐活动是绝对禁止的，这让我们感觉很不公平。我们的很多表兄弟都可以尽情玩乐，因为他们不是传教士的孩子。除了抚养我们的姨妈之外，我们还有两个姨妈：一个是社交名流，另一位则居住在乡村。这两个姨妈对孩子们充满怜悯，跟那个严厉的姨妈不同。

最愉快的记忆，是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到住在莫拜尔湾对岸的一个姨妈家小住。她的丈夫参加过南北战争，是一位中尉。在那些炎热的夏季里，我们钓鱼、捉螃蟹、游泳、在河湾里划船。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们那时的一个玩伴：黑人厨师的儿子。我和我的兄弟们经常嘲笑他不会划船。有一天，在河中央，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我来把船划回去吧！”我和我的表弟跳入水中，准备在四周游上一会再回船上去。可是这个黑人小男孩却认真了起来，他认为我们在捉弄他，不信任他，伤了他的自尊心，于是他立刻奋力划桨，开船回岸。我和我的表弟仍然在水里，惊惶失措。我们朝他大喊，让他停住，可是他不理不睬。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能自己奋力朝岸边游。我们都还是孩子，很快就筋疲力尽，尽管那距离只有一英里左右，可对于我们来说无比漫长。我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我们的尸体沿河漂流，伤感的葬礼，埋葬我们的家庭墓穴，报纸上的讣告，漂洋过海一个月才能到达我们父母手中的通知信，悲凉，泪水……当然，最终我们还是顽强地游回了岸上，否则你们也就读不到这个故事了。除了厨师的儿子外，我们的生活里还有一位黑人，我们都叫她“佐治亚姑姑”。她是我们的保姆，孩子们都很爱她。但是她对我们很严格，如果我们不听话，她会打我们的屁股。但是，尽管如此，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南部，种族之间的界限还是很分明的，我们也觉得黑人和白人的区别是理所应当的。

后来，我逐渐理解并接受了传教士的理想，以及要在亚拉巴马把我们抚养成人的艰巨责任。我们虔敬的姨妈和姨夫都很长寿，在晚年享尽后辈的孝敬和报答，子女们对于儿时承受的严厉教育也没有一句怨言。他们的两个孩子虽然和我们只是表亲，但我们一直都亲密如一母所生。可尽管如此，在莫拜尔生活的这段经历还是让我对于传教士这个职业产生了抵触情绪，而且这种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一度认为，那些早年接受的初衷甚好的教育让我深受其害。然而，在海滨生活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却让我顺利度过了那段并不愉快的日子。如果没有这少许的快乐，我恐怕早已变成了反对一切宗教的异端人士了。P9-12

我很荣幸能够获准在此撰文介绍司徒雷登博士。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和司徒雷登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晚春的南京。彼时他刚从美国休完长假返华，正在调整和修复多年日军牢狱生涯所带来的创伤。

我们谈论了当下的政局，他的反应和观点令我震惊。后来，我提请国务院任命他为驻华大使——我没有权力直接任命，因为我只不过是总统的一个外事代表罢了。我之所以做出此举，是因为司徒雷登博士拥有近50年在华生活的经历。当然，他的性格、他的人品和他的性情也使他成为大使一职的不二人选。正因为有司徒雷登博士在，我才得以以公正不倚的目光来看待和估量过去50年里中国的党派政治问题。在他上任之后，我更是从他的建议和协助之中获益无穷。

如司徒雷登博士这般对中国那复杂的特性、历史和政治理解得如此深入的人，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他那率直的个性使得他的所有观点都显得十分重要。

这个人，他的个性和他丰富的精力，让我感受到了无穷的魅力。

2006年初冬，我的朋友邱小强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翻译一位名人的回忆录。我本想拒绝，因为学业工作实在繁忙。可是当邱在电话中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名人的名字“司徒雷登”时，我立刻就急着应允了。我当时生怕自己一个犹豫，就与这本或许具有极高史料与文化价值的名作失之交臂。那时，自己的新书尚在创作中，学校这边论文讲座频繁。但彼时彼地的我却已不顾一切。

把司徒雷登全书并胡适先生的精彩序言译完，已经是2007年春节之后的事。其间，我几乎推掉了一切社交活动和媒体约稿，专事此职。我想以一种近乎学术研究的严谨来向我的同胞们展示这本被历史的烟尘湮灭了近半个世纪的珍贵史料，以及这位把一生的心血和真诚播撒在华夏大地之上，却换来国人几十年误解的虔诚基督徒。

毛泽东主席一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使“司徒雷登”这四个字与“美帝国主义”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成为罪恶的代名词，这是一种历史的偏倚和人心的荒凉。至少就我而言，我的母校——被称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的血脉中，就奔流着司徒先生一手创办并将之发扬光大的燕京大学的血液。当人们用所谓的“一塔湖图”来描述臆想中的“北大精神”时，甚少有人愿意提及，北大如今所在这风景如画的燕园本就是由那“美帝代表”所创立的燕大。而司徒先生当年所搭建的“哈佛一燕京学社”，如今仍存在着并曾使无数北大学者受益。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美国传教机构燕京大学被除名，但燕大的传统却被北大传承了下来，仍在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变迁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说这些，并非是想为司徒雷登先生“平反”，毕竟我学识眼界尚浅薄，没有资格对历史人物指手画脚。我只想描述我在翻译此书时的心境，并将之传递给它的和我的读者，或许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和文化。

译书过程中，关于司徒雷登本人，我有几个显著的感受。

第一，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基督徒，怀有博爱世人的胸襟，从不将仇恨妄加在任何人身上。在行文中，他甚少对他人的缺点进行尖刻的讽刺，而是往往强调他人身上所具备的良好品质。上至毛泽东、蒋介石，下到燕大的清洁工，他都有厚道和宽允的评价。就连他所反对的共产党和曾将自己囚禁多年的日本人，他也甚少做出无理智的攻击。他是一个把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完美地结合在灵魂中的人，在他眼中，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冲突不足以妨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为此，他允许燕京大学内存在共产主义社团，并对那些投靠了共产党的毕业生赞许有加。他说，虽然自己并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他尊重那些勇于追求自己信仰的年轻人。这是一位基督教教育家所应有的胸怀，或许也是他无法胜任驻华大使这一需要强硬态度职位的原因。

第二，他极为热爱自己的事业，无论是作为传教士、作为神学院教师还是作为大学校务长、驻华大使，他都竭力将自己的一切心血倾注其中。在翻译关于创办燕京大学那一章时，我感触尤为深刻。回美国筹款，全世界范围招生，设置课程，聘请教师，就连校园建设他都亲历亲为。燕京大学在短短20年时间内几乎成为远东地区最为杰出的教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得源于司徒雷登的敬业。而担任校务长多年、筹来巨款的他，晚年竟穷困潦倒，终日生活在麦卡锡分子的骚扰之下，要靠早年的私人助理傅泾波来接济，直至1962年逝世。这在彼时腐败成风的中国官场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作为传教士和教育家的司徒雷登，并不适宜做外交官。这一任命，与其说是司徒雷登人生规划的失误，不如说是无能的杜鲁门政府的败笔。在追忆大使岁月的那些文字中，司徒雷登表现出了一种甚为罕见的愤懑和冲动。固有的思维方式使他无法看清中国的局势和民意，一味地为国民党和蒋介石歌功颂德。在为国共双方斡旋和谈阶段，他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美国大使，不如说是“偏心的和事佬”。在情感上，他自然和同为基督徒的亲美的蒋介石更为亲近，而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则来自盲目和偏见。他一方面口口声声说：“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受贿、贪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等现象就没停止过”，而“此时的上海刚刚被中共接管，新的政权却给我留下了精力旺盛、效率奇高、清正廉洁的印象”，一方面却仍固执地认为蒋介石政权就算再腐败也比共产党好。他对历史的理解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个人好恶偏倚，这解释了为何他在大使任上的工作是基本失败的。

第四，抛开政党纷争不谈，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面对深陷战乱苦难中的无辜平民，他始终怀有真诚而深切的悲悯。他曾走到乡间，和贫苦农民一起作息劳动，向他们学习民间生活经验；他对燕京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视如己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燕大校友的爱戴和欢迎；他精通中文，会讲多种方言，熟读“四书”，尤其推崇孟子和王阳明，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甚至超过大多数中国人。最为可贵的是，他时刻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审视和反思美国人鲁莽、直率的行为习惯，并努力从中探索出一条和合之路。遗憾的是，直至1962年逝世，他始终未曾亲眼得见自己所挚爱的中美两国外交坚冰溶解。

总而言之，相比作为大使的司徒雷登，我更喜欢那位敬业、无私、亲切的燕京大学老教务长。他把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于对燕大的建设上，而燕大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从未停止过，直到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北大毕业生的我也可算是他的弟子。

翻译的过程并不轻松。司徒雷登文风自成一体，文辞华美，却又不事张扬，其间旁征博引，涉及大量关于基督教和中国、美国历史的人物和掌故。我虽眼界浅薄，却也在揣摩“司徒文风”的同时，竭尽全力做了150余条注释，希望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切地体味本书的韵致和厚重。由于民国时期尚无统一的汉语拼音方案，中国人名拼法和外国人名译法千奇百怪，有些甚至是按粤语和浙闽方言拼出的，这为翻译和考证带来了很多麻烦。有些人(所幸不是重要人物)的中文名字已很难考证，司徒雷登在叙述中也往往采用缩写的方式，作为译者一头雾水，只能依读音直译并保留原文，望读者见谅。

翻译过程中，得北大英文系挚友任海龙先生许多帮助，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邱小强先生和海南出版社对我的信任，将这项意义重大的“工程”委任于我。

本人才疏学浅，定有诸多失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只求能令读者透过本书将一段历史和一位名人的故事看个究竟，了却心愿，无比满足。

常江

2007年3月于京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