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马华族家庭四代人纵跨一个世纪追求心中彩虹的故事。

从1899年到1995年，《追虹》一书涵盖20世纪，贯穿整100年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东南亚，这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世纪。这本书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出发，为这个非常的时代，为中国和新马的一段历史，留下见证。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彩虹。追到了这道彩虹，又去追另一道。

曾外祖父决定离开桂坑乡过番来时，他心中的一道彩虹是要活得体面，然后衣锦还乡。

外公在马来亚白手起家，带领家人亲戚耕耘打拼，他的彩虹是让一家大小丰衣足食，然后造福乡梓邻里。

父亲年轻时正逢乱世，他在战火中寻寻觅觅，向往着一个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母亲少女时代的彩虹，是要读更多的书，当个独立的现代女性。

三个生活无忧的南洋少年，满心欢喜地踏上回国之路，要为他们祖父的祖国，贡献一点绵力。

我小时候，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这是一个新马华族家庭四代人纵跨一个世纪追求心中彩虹的故事。

1.落第的武秀才

2.潮州城瘟疫

3.扎根赤道

4.白手起家

5.城南旧事

6.落叶归根

7.叛逆少女

8.文艺救国

9.新中国剧团

10.新马沦陷

11.铁蹄下的边佳兰

12.逃亡苏门答腊

13.缘系狮城

14.《南侨日报》

15.燃烧岁月

16.驱逐出境

17.归国华侨

18.三剑客

19.王大人胡同

29.毛主席的好孩子

21.申请枪毙

22.引蛇出洞

23.北大荒噩梦

24.大跃进

25.天门一边开

26.向命运说不

27.罗湖桥惊魂

28.回巢

29.“文革”·平反

30.一封迟来的信

引.重返北大荒

32.后记

附录

 编年表

 主要参考书籍

 刘氏家系图

 朱氏家系图

公元1911年，清宣统三年。在中国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中，1911年为辛亥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会被忘记的一年。

这一年的10月10日，在湖北省武昌市爆发的反清起义成功，接着其他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在之前发动过不下十次反清起义的孙中山结束海外流亡，回返中国。当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隔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结束了满清对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带领中国走向民族自救，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上，磕磕碰碰，屡败屡战。辛亥革命究竟算是成功还是失败，且由后人评说。但无论如何，1911年之后，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灭亡。两百多年来，中国男人脑后拖着的长长辫子被剪掉了。这一年，是值得中国人庆祝的一年。

然而，对中国广东省东边的文化古城潮州城来说，1911年是悲伤的一年。

潮州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古城，一来，它历史悠久，在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已经建制，叫海阳县，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二来，它的文化气息特别浓厚，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唐朝元和年间的刑部侍郎韩愈。

公元819年，韩愈因向唐宪宗上呈了一篇反对狂热崇佛的《论佛骨表》，得罪了皇上，被贬到潮州当刺史。古代官员冒犯了皇上，除了职务连降多级之外，罪越大的，贬得越远。潮州距长安三千多华里，可见韩愈上书，确实是曾让皇帝龙颜大怒。当时，年过五十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待了短短的8个月，却为潮州人民做了几件大事。

流经潮州城旁的广东第二大河原来叫鳄江，韩愈来潮州之前，就知道潮州一带有鳄鱼危害百姓，而且“鳄鱼大于船”。因此他到潮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铲除鳄鱼。韩愈借助“祭鳄”的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除鳄总动员，又组织了一批捕鳄能手，射杀驱赶鳄鱼，使鳄江逐渐有了生机，让潮州城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潮州人感激之余，把这条江命名为韩江。

韩愈还开创了释放奴婢的善举，他采用“计庸”的方式，使拥有奴婢的债主必须计工钱给奴婢，以工钱抵债，当工钱和债款相当时，奴婢便须放归；差距太大的，则由官府出钱赎身。

韩愈到潮州不久，发现州学，也就是地方教育机构停办已久，以致百余年来没几个人赴京考取功名。韩愈于是启用当地一位进士赵德，委任他为海阳县尉，掌管军事兼主持州学。因此，虽然唐代的潮州只有3名进士，到了宋代，已跃升至172名。明清两代，潮州的进士、举人更是数不胜数，仅明嘉靖一朝，潮州府考中举人的就有218名、进士145名。

地方的读书风气盛，考取功名的人多了，当官的人也自然多起来。潮州明清两朝官宦人家的房子，多集中在古城区太平路西边的十条巷子里。这十条巷为酋巷、灶巷、义井巷、兴宁巷、甲第巷、家伙巷、石牌巷、辜厝巷、郑厝巷和庵巷。在这里，随处可见象征着当年屋主地位的门匾题字。祖先或本人当过官或考中科名的，门匾上写着“将军第”、“太史第”、“大夫第”、“骑尉第”、“观察第”、“通奉第”、“资政第”、“方伯第”、“进士第”、“探花第”、“解元第”等等；家族人才辈出，代代出有作为有文化的人才的，门匾上则写“儒林第”。

明清两朝，太平路上先后还建了四十多座石牌坊，有些是朝廷为表彰潮州官吏而立，有些则是当了官的族人为纪念先辈而立。50年代初，这些象征潮州丰富人文内涵的牌坊全被拆毁，直到2006年才重新修复。

1911年，这个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发生了一场大鼠疫。这场烈性的鼠疫迅速地蔓延开来，受到传染的人先是发烧、头疼，然后咳痰、咳血，两三天就死了。潮州城里当时有两万多人口，那年农历三、四、五这三个月里，一下子死了近一千人。据说，当时城里的棺材多得抬不完，后来，连抬棺材的人都受到传染，一个接一个倒下。当这场瘟疫肆无忌惮地摧残着这座文化古城时，住在城内兴宁巷和义井巷五间大宅里的朱氏族人也没能幸免。那年农历四月的短短11天里，原已人丁单薄的朱氏五房，竞死了三个人。

追溯起来，潮州朱氏的第一代朱山澄，大约是两百多年前从福建莆田迁徙到广东澄海，再来到广东潮州城，落足于城里的兴宁巷，经营染布生意。当时兴宁巷里已经有了徐、丁、杨三大家族。朱氏初到时常被人欺负，后来，朱家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杨家，日子才比较好过。这故事听起来，让人想起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领袖松赞干布一样，唐朝与西藏结为亲家，关系自然就融洽起来。以嫁女儿来睦邻和亲，原来是老祖宗智慧的累积。P12-16

父亲一生的悲剧，加上母亲的刻意灌输，文字会闯祸这个简单又似是而非的概念自小牢牢地刻进我的脑海。我曾经设法避开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更不愿意重提那一段令我们家破人亡的历史。

然而年纪大了，许多看法想法都有了改变。能拿笔能讲故事是老天的一种恩赐，如果我不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孩子孙子们不会知道他们的前辈走过什么坎坷的路。孩子们应该知道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而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好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和前程。

另一方面，近30年来，全世界见证了中国这个饱受折腾、伤痕累累的古老国家，如何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经济上腾飞、崛起。中国空前的富强了，这近30年的进步，才是真正的大跃进，一日千万里。但是，请不要忘记海外华人为他们的祖国，或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祖国的摆脱封建帝制，抵抗日寇的侵略，以及为新中国的建设所付出的力量，甚至枉死的生命。有智慧有远见的领导人，千万不能重蹈覆辙，重犯当年的错误。

正因为自己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加上写这段真实历史的工程不小，《追虹》的写作一延再延。

最早的资料收集工作始于1994年。我在新加坡录音访问了母亲、成舅、成妗，父亲亦师亦友的同乡黄学良、蔡文玄，父亲在报界的同事蔡建奕、薛残白和“新中国剧团”时代的老友徐蕉萌。然后我到广州，访问父亲《南侨日报》时代的同事吴柳斯、林枫、吴广川和郭建成。那时，老报人胡伟夫已经年老体衰，坐在轮椅上，不过，他一知道我的来意，就重复地说：朱奇卓是个好人。

在北京，我访问了与父亲一块儿前往北大荒的王明爱，父亲在中国新闻社图片组的同事王庆祥，见到了小时候的邻居卢嘉一家人，以及好几位我小学的同学。在潮州老家，我访问了堂姐朱楚楚、朱珠、堂哥朱铿铿，和父亲年轻时在潮州城南小学教过的学生林盛传和林莹夫妇。在深圳，我与多年不见的堂哥朱铮铮彻夜长谈。在香港，我访问了父亲的老朋友，上海书局的温平，我也见到了三剑客中的其中两人，六舅熙灏和黄智佳。至于茂舅，在1960年回返边佳兰之后就过着简单而淡泊的日子，这个爱我疼我的数学天才，后来多次出入新加坡板桥精神病院，在1983年病逝。

跟这么多人做了录音访问之后，由于工作繁忙，我一直没有动手整理材料，也没写下一个字。2000年，三年派驻北京担任新加坡电视机构驻中国首席代表的工作结束之后，我成立了自己的电视制作公司，也开始写了《追虹》的前两章。但不久，又因为新的工作更加忙碌而停顿下来，这一停，就是8年。

2007年，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我告诉自己，如果不趁现在还有点精力有点冲劲的时候一鼓作气的把书写好，我可能会带着一个永远的遗憾离开人世。刚巧，大女儿在2008年初被调到上海工作，我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下来，跟随她和两个可爱的孙子搬到上海，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潜心写作。

我几乎天天上网找资料，对证历史背景。有时飞到北京、广州、潮州和香港更新自己的记忆。这期间，也看了多本跟这段历史有关的书。2009年10月，《追虹》三稿终于完成。在这一年10个月的时间里，我把许多人都“拖下水”，以助我一臂之力。

要感谢的人很多。

首先要感谢蜚声国际的新加坡多媒体艺术家陈瑞献，允许我用他的画作《西班牙彩虹》作为《追虹》的封面。我因工作关系认识陈瑞献多年，对他的诗、文、书法、寓言和其他许多方面的才华，只有恭敬仰望的份儿，没有欣赏的能力。对他的画，我以一个俗人的眼，也只能说我特别喜欢某些画的色彩和意境。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瑞献提出这个唐突的要求时，他一口就答应了。我一方面受宠若惊，一方面万分欢喜，一个谢字无法表达我高攀他的艺术的感激。

在北京的王明爱和他的太太庄钦华，1995年8月不辞劳苦地陪我一起到北大荒寻找父亲的遗骸。近一年多里，又被我不停地“骚扰”，向他求证一些历史真相。王明爱叔叔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述当年事，翻找记录，甚至动手帮我梳理有关反右运动和北大荒噩梦的内容。王明爱叔叔还寄给我几本更令人震惊的有关右派遭遇的书。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著的《九死一生》和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让人读了心如刀刻，沉痛悲伤不已。

我老公沈福基的大学同窗好友陈宏达博士，多年来在美国工作定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我写的《追虹》初稿，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包括书中应该多一些描述人物和地点的细节等等。正所谓当局者迷，经旁观者的提醒，我把原稿修改了一遍，增加了不少细节。二稿之后，他又仔细地为我校对。

我的哥哥朱华华只长我一岁，但我们俩自小相依为命，我总是把一些我会做，但他会帮我做的事推给他，他对我这个妹妹诸多包容，总是照做不误。哥哥仔细地阅读《追虹》，帮我校对，给我提意见。书中许多边佳兰的相片，都是哥哥专程去为我拍摄。

父亲的同乡蔡建奕老先生，今年90多了，但头脑敏捷记忆清晰，仍积极参与新加坡的文化艺术活动。2008年底他应我的要求，校对了书中有关40年代新加坡报界风云的内容，并帮我查核一些旧相片上的人名。

我的亲戚朋友们，好多位在这一年多里，常常接到我莫名其妙的电话，问一些往事、年份，甚至场景。这包括我在新加坡的成妗杨英芬、表弟刘宏镝、三姨刘丽芝和表姐许舜洳；在边佳兰的九舅刘熙镒；在香港的五舅刘熙祥和六舅刘熙灏；在中国江门的堂哥朱铮铮，在潮州的侄儿朱铠铠，以及新加坡裕香茶庄的第三代李仲容。

今年2月，我重返中国南方时，潮安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温俊杰和潮州市意溪镇桂坑乡的刘利荣书记陪我找寻我曾外祖父的墓地；广州的胡云贝(胡伟夫的女儿)和石小娥(新加坡归侨石韫真的女儿)，母亲的私塾老师李友心的儿子李向明，陪我重走当年在广州的几个落足之处。

《追虹》中有关刘家过番史的部分，主要是来自二舅刘熙成在1994年为我做的好几次录音。成舅一生劳碌，心胸宽广，自我们从中国回巢后就融人他们的小家庭，他与成妗视我们为己出。成舅晚年时，子女事业有成，老怀堪慰。很遗憾成舅在2002年就去世了，没来得及看到《追虹》的出版。

另一位我来不及向他道谢的是林焕熙先生。50年前在广州，是他及时伸出援手，搀扶了摇摇欲坠的母亲，帮我们一家拨开乌云逃出生天。

在此还要谢谢我的两位老师。

一位是1961年我在中正中学中一(A)班的华文老师陈乐异。陈老师当时从我的作文里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非常关心我们兄妹什么时候能够和母亲团聚。1967年，我顺利进入南洋大学物理系，哥哥则进入新加坡大学数学系。哥哥的高中会考成绩优异，得到政府颁发的每年一千五百元的最高额助学金；我的会考成绩平平，所申请的几项助学金都没消息。这时陈老师的夫婿郑衍通先生在南洋大学担任辅导处主任，在他们夫妇的努力和帮助下，我得到观音堂助学金，减轻了不少母亲肩上的重担。我们兄妹大学毕业后，陈老师又协助我们办理让母亲尽早回到新加坡的手续。陈乐异老师已经去世多年，在这里我要重申自己对她的感激和怀念。

另一位关爱我的是我的声乐老师苏燕卿。我自小喜欢跳舞和唱歌，母亲也一直希望有机会让我学习钢琴，然而当时的情况和环境决不允许。1967年在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办的一个歌唱比赛上，我认识了当时担任比赛评判的苏燕卿老师。苏老师过后极力鼓励我学习声乐，并免学费收了我这个学生。我在苏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几年后考获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LRSM演唱文凭。虽然我最终没有成为一个歌唱家，但苏老师开启了我对音乐艺术方面的认识和追求，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苏老师亦师亦友，每当我遇到挫折或沮丧的时候，她不断地给我加油打气。

母亲晚年过得轻松自在，常常为子孙们的成就而自豪。哥哥和我，都如她所愿完成大学教育。母亲的五个内外孙，都是新加坡政府奖学金或新加坡政联公司奖学金得奖人，其中两个还得到总统奖学金的最高荣誉，留学美、英顶尖大学。

母亲一向勤劳而独立，直到80多岁都是如此，但自2003年动过舌喉癌手术后，健康每况愈下，记忆力迅速退化。2008年《追虹》第一稿一章章地在上海出炉时，我请老公第一时间打印给她看，那时母亲大体上还能阅读，看得很专注。有好几次我回新加坡时，她总是问我，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以前的事？母亲以88岁高龄在2009年8月31日走完她苦乐参半的人生，我赶不及让她好好地看一遍《追虹》，是我此生不可弥补的最大遗憾。

当然还得谢谢我的老公沈福基博士。我无论写长篇或短篇，老公总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他一字字为我校对，碰上历史事件还要为我翻箱倒柜地查证，任劳任怨。

我在1994年访问过的父亲的师、友和同事，许多都在这15年里相继过世了。在这里向他们说声：对不起，我把该做的事耽误了。

我要对所有呵护过、帮助过、关心过《追虹》的长辈，亲人和朋友们致谢！鞠躬！

朱亮亮

2009年10月26日三稿完成于新加坡

请不要忘记海外华人为他们的祖国，或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祖国摆脱封建帝制，抵抗日寇的侵略，以及为新中国的建设所付出的力量，甚至枉死的生命。

——朱亮亮

从1899年到1995年，《追虹》一书涵盖20世纪，贯穿整100年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东南亚，这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世纪。这本书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出发，为这个非常的时代，为中国和新马的一段历史，留下见证。

——郭振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我仔细读完《追虹》，深深为朱亮亮所描绘的情节所震撼。这书之所以能如此动人，是因为亮亮有一双新闻家的锐眼，一份历史家的情怀和一支文学家的健笔。她在书中细细地描述一个有才华、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报效祖国，建设民主，却化成了一只扑火的飞蛾……因为她用词平实，考证详尽，使得这一个家族的小悲剧，影缩了一个大时代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叫人同声一叹，同声一哭。

——傅观成教授(美籍华裔学者)

《追虹》是朱亮亮写四代人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家族史。它不是小说，却写得比小说更加惊心动魄，更加叫人不忍卒读。

——邹文学(新加坡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