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张之洞(1837—1909)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晚清社会的产儿，他又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个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侧面打上鲜明印记；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坎坷的路径。

本书共两篇十五章，三十万言，以张之洞“身系朝局疆寄之重四十年”的不凡政治生涯为经，以其学术、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和文化思想为纬，以办洋务、倡“中体西用”说为重点，全面廓清这位身处古今中西大交汇时期的“过渡型”历史人物思想变化和发展的脉络，深刻揭示出其思想、个性、行为的种种矛盾，点明其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的人生之旅的特征，评判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论 张之洞与他的时代

生平篇 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

 第一章 早岁经历

一、世宦之家

二、科举得志

 第二章 宦海初涉

一、三省学官

二、入党清流

 第三章 抚晋兴革

一、整肃吏治

二、清理财政

三、禁戒烟毒

四、转向“洋务”

五、心系南天

 第四章 粤海经略

一、积极备战，顾全大局

二、“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纡筹决策”

三、反对议和，加固两广边防

四、洋务事业“小试其端”

五、粤政事略

 第五章 “劳歌已作楚人吟”

一、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办

二、铁路事业的开拓

三、民营工商业的振兴

四、新式教育的创设

五、新军的编练

 第六章 暂署两江

一、甲午主战

二、练军备武

三、兴工劝商

 第七章 戊戌到庚子年间的权变

一、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

二、主谋“东南互保”

三、镇压“自立军”

 第八章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一、“新政”主角

二、抵制革命

三、人参军机

四、国运尽，老臣逝

五、著述遗世

思想篇 开新与卫道二重变奏

 第一章 儒臣与能吏

——张之洞的政治风格

一、“任人者治，任法者乱”

二、“书生习气”

三、“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

四、纵横捭阖，进退有据

 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

——张之洞的学术宗旨

一、力辟今文公羊说

二、“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

三、“经世”、“务实”学风

 第三章 洋务殿军的富国梦

——张之洞的经济构想

一、从“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到广兴实业，开辟利源

二、超越中古的产业结构观与产业功能观

三、维护国家利权

四、“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

 第四章 “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

——张之洞的军事谋略

一、“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

二、改革军制，裁旧练新

三、从“广求利器”到“自铸枪炮”

四、“战人较战具为尤急”

 第五章 维护主权之旨，羁縻牵制之术

——张之洞的外交主张

一、内政自有主权，外交须有成案

二、从“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

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第六章 “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二、“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三、“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

四、“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五、广派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

 第七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张之洞的文化观

一、文化观的发展轨迹

二、“沧海横流，外侮洧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

三、“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

四、“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

五、“中体西用”说的“最乐道者”

六、“过渡时代”的过渡型理论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一、世宦之家

明永乐年间，朝廷迁徙山西人口充实畿辅及川、陕、湖广一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直到今天，民间依然传诵着“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城北大槐树”的寻根谣。本书传主张之洞的先祖张本，也跋涉在茫茫的迁徙人流中。

张本从洪洞来到京畿漷县(今北京通县一带)，安下家来。经过两代耕读，张本的孙子张端，官居南直隶繁昌县荻港巡检，又举家迁至天津府南皮县(今属河北省)，于东门印子头置产立业。张氏家族从此定居于此，声名渐盛，号“东门张氏”。张端之子张淮于明正德年间进士及第，官至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张淮七传至乃曾，即之洞高祖，为清代山西孝义知县，乃曾之子怡熊，官浙江山阴知县，“两世为县令，皆以廉惠闻”。之洞祖父廷琛，字献侯，以贡生资格任四库馆誊录，后议叙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又题补古田知县。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因闽浙总督伍拉那等贪污、纵盗案，督抚藩臬十余要员下狱，牵连甚广。廷琛不仅洁身免祸，还多方“调护拯救”，甚获时誉。

之洞的父亲张镆，字又甫，号春潭，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493年)，早年丧父，家境窘迫，“食贫力学”，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乡试中举。张镆将家徙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妙村，这里便成为张之洞的故里。中举后，张镆屡赴会试不第，以大挑补贵州安化知县，又调贵筑知县，后迁古州同知，擢兴义知府(所辖在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张镆一生三娶。原配刘夫人，布政司经历刘廷武之女。继娶蒋夫人，四川嘉定知府蒋策之女。再娶朱夫人，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之女。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朱夫人生之洞于兴义知府官舍。之洞以上，有一个哥哥之渊，以下有两个弟弟之澄、之涌，还有八个姐妹。堂兄之漭、之清因父早亡，也被张镆收养，如同亲生一般。这是一个颇为热闹、殷实的大家庭。

道光二十年(1840年)，朱夫人病逝。三岁的之洞当然记不得母亲的音容笑貌，但母亲生前喜爱抚弄的两尊古琴，却常常勾起他的思念之情：

梦断怀棬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

儿嬉仿佛前生事，那记抛廉理柱声。

生母死后，之洞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无子，待之洞如己出。母子感情甚笃。光绪十三年(1887年)，魏氏卒于南皮。此时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闻报十分悲伤，“白衣冠为位而祭”，“循礼成服”。对魏氏亲属来粤者，亦“以戚谊待之”。

张镆对子侄管教甚严。他礼聘远近名儒为子侄传授“乾嘉老辈诸言”，又购书数十橱，“令于日课外，听以己意观之”。之洞四岁发蒙，从附生何养源受读。拔贡曾捂之，附贡张蔚斋，举人黄升三、王可贞、张肖声、赵斗山，进士敖慕韩，先后做过他的业师。有严父督促，名师指教，童年的之洞十分勤勉，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学业因此大进。八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兴义府署比邻试院，院内有天香阁，立树石佳胜之间。之洞读书习字、赋诗填词于其中，每得怡乐。他曾集此时诗文为一集，日《天香阁十二龄草》。张锳高兴地将其寄给之洞的伯父一阅，伯父复函以“敛才勿露”为勖。之洞终身诵之。

十二岁以后，之洞又先后师从韩超、丁诵孙、童云逵、袁燮堂、洪次庚、吕文节、刘倦石、朱伯韩，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史学、经济之学。他还尝从父亲的挚友胡林翼(1812—1861)问业。胡林翼、韩超十分器重少年之洞的才气，而之洞一生奉行经世实学，亦受胡、韩二人影响为最。

二、科举得志

通过科举之途，学优登仕，是千余年间中国士子的必由之路，历来被视作“正途”。世宦之后张之洞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那便是他的科举之途，较之其先辈及同时代的多数学子更为顺利、畅达。

P19-22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