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本书从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出发，透过郭沫若一生的学术成就，揭示出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卓越贡献。同时，发掘其治学的心理过程、学术风格，以展现“国学大师郭沫若”的风采。

郭沫若（1892—1978），又名鼎堂，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学家，考古学家。本书从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出发，透过郭沫若一生的学术成就，揭示出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卓越贡献。重点考察他因“疑经”而探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困奥；用实物证史，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因史而论周秦诸子，考释诗词曲赋的“国学”研究体系。同时，发掘其治学的心理过程、学术风格，以展现“国学大师郭沫若”的风采。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导语20年代国学状况概览

国外思想学说的冲击

本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与整理

国学研究中的几个新流派

第1章 跳出国故的国学体系

 1．1 吞吐中西的文化观

 1．2 两种国学概念

 1．3 认识古代真实的新体系

第2章 登堂入室，究其阃奥

 2．1 吾国文化之渊源

 2．2 急于利用卜辞的一段弯路

 2．3 打开秘密的贡献

第3章 凿破彝铭之浑沌

 3．1 考释器铭的新思路

 3．2 条理金文成大系

 3．3 潜心彝铭，探察两周社会

 附：几组刻石考释与一部沉埋的遗稿

第4章 苏活古书生命

 4．1 倡导古书今译

 4．2 注重文献时代

 4．3 广集版本与理校

 4．4 整理、研究紧相结合

第5章 纵论周秦诸子思想

 5．1 考察周秦学术的历程

 5．2 辨识儒家的两重性

 5．3 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

 5．4 区分法家与法术家

第6章 诗词歌赋之中品人物

 6．1 考骚赋，证屈原

 6．2 力辨胡笳诗，意在文姬不在曹

 6．3 详校《在生缘》，七考陈端生

 6．4 品味唐诗，评李说杜

第7章 再现历史画卷的成就

 7．1 十二个“再现”的历史画面

 7．2 史剧须得依赖正确研究

 7．3 历史科学呼唤艺术

第8章 学者、诗人与政治身份

 8．1 情智交融的特点与风格

 8．2 政治、学问相兼的得失

郭沫若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以文化教养而论，可以说郭沫若是浸染于儒家经典，寝馈于传统国学的。但是，浪漫的、叛逆的个性又使他对于旧学中的消极面产生出极大的反感。

4岁的小文豹，便开始跟母亲口诵唐诗，为其所受诗教的“第一课”。6岁人家塾“绥山山馆”，8岁由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自称“顶喜欢”《诗品》，后来一直承认“关于诗的见解大体上还是受着它的影响的”。①9岁开始学做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白天读经，晚上读诗。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是：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韩退之的诗我不喜欢，文我也不喜欢，说到他的思想我更觉得浅薄。②正当小开贞快要学作八股文的时候，戊戌变法掀起的维新热潮使他得以幸免。庚子之变后的清廷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试图对垂死的老大帝国稍加改造，正式宣布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三五年后，又明令废科举而建学校。家塾教育，也因此而发生变革。《地球韵言》、《史鉴节要》、《算数备旨》以及上海出版的各种新式教科书，终被采用为课本，扭转了千百年来认定的“圣贤书外无学问”的局面。大哥开文从省城成都源源不断寄来《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其中，《启蒙画报》对小开贞“尤有莫大的影响”。家塾的壁上挂的四大幅合成的《东亚舆地全图》，更使师生“观感焕然一新”，自己觉得此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大约在这前后，开贞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他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读《东莱博议》，双双对照，互相发明，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后来承认说：

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①清代袁枚《随园诗话》 “标榜性情”，也与开贞喜“摆脱羁绊”相合。

1906年春，刚刚满13周岁的郭开贞，来到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以本县官费最初送出东洋留学的廪生帅平均讲授《礼记·王制》，成为使开贞“和旧学接近的一个因数”。帅平均是清末民国年间著名经学家廖季平的高足，《春秋》“三传一家说”便是廖季平的创见。后来，郭沫若回顾道：廖季平“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位学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听说也是采取了他的意见”。甚至说：“在我们当时看来，觉得他就好象是一位教祖。”待到年假期间，开贞受帅平均的启发，开始把家塾里的《皇清经解》翻阅了一些。大约在这个时候，开贞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篇，是其“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引起了开贞“无上的同情”。其间，最能体现开贞“好做翻案文章”脾气的是，认为《伯夷列传》决不是在替伯夷作传，着眼点在“论身后名的能传与否的因数”。④

1907年秋，升人嘉定府中学，经学教员黄经华也是廖季平的门生。自小学就对今文经学“发生兴趣”的开贞，此时又得到黄经华的“护惜”。直到20年代末，郭沫若仍然不忘称道黄经华，说：“他很有把孑L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一再强调：黄经华的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鲜的”。③中学期间，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梁启超的《清议报》，都和开贞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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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

我步入郭沫若研究领域，要从我的导师尹达先生和郭沫若诞辰90周年说起。

30年代最初的几年间，尹达(原姓刘名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多次参加河南、山东等地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后来，他回顾说：自己的“学习考古”，“进入古代社会研究”，都是受郭沫若的影响，并自认为是郭沫若的“私淑弟子”。自1954年起，尹达一直协助郭沫若主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历史研究所的日常工作。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3个月，我考取尹达先生的研究生。1981年获学位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史学史研究。

1982年10月，史学界拟定召开纪念郭沫若诞辰90周年学术报告会。当时，尹达先生正重病住院，经与副所长林甘泉等商议，指定由我负责协助起草文稿，并在报告会上代尹达先生宣读。之后，又出席了郭沫若故居的开馆仪式。不久，陈清泉、苏双碧等主编《中国史学家评传》，约请尹达先生为郭洙若作传，我再次被指定为主要执笔人。两万余字的评传稿通过后，尹达先生尚未见到正式发表便溘然长逝了。在这当中，我对郭沫若其人、郭沫若的学术道路渐渐产生了兴趣，随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沦文。为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应叶桂生之约联合写了一本《郭沫若的史学生涯》。我执笔的部分，差不多囊括了30年代中期以后郭沫若的主要史学活动和成就。同时，承担了林甘泉、黄烈先生主编的《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一书中“史剧与史学关系的探索”一章的撰写任务。在1992年11月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又提交了一篇论文，从20年代学术文化发展趋势，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此，原以为我的郭沫若研究将基本告一段落了。

今年3月，《国学大师丛书》总责编钱宏，嘱我写一本《郭沫若评传》，实事求是地展现其“国学大师”的真实形象。于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之外，逼迫着我必须填补自己的“空白”。以王宇信、王世民、谢济、张永山、，罗琨等几位先生发表的有关著述引路，我对郭沫若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领域取得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有了初步的但又是系统的了解，便以一个初学者的心态冒然写成了第2第3两章。其中，有转录上述诸家引证处，有综合对照诸家观点、结论处，限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当面请教，特此说明，以表感激之意。在填补“空白”之际，发现还有一个虽曾有人涉及但专题论述不多的领域——郭沫若的古典文学研究，这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的内容，便又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另立一题作专章评述。

自郭沫若诞辰90周年至今整整12年，总算对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有了一个通盘的考察，这次似乎可以说是我的郭沫若研究的一个总结了。其中，固然有自己的得意之笔，也必然存在错误和浑沌，但这毕竟是我走过的研究之路。

郭沫若自其步入文、史两界以来，一直是一个遭学界议论的特殊文人。海外有一位叫苏雪林的女士曾经表示：“凡此种种，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他自誉的天才人物呢?还是文学界犹如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幸运者中间的一个呢?”早年郭沫若以中国的孔子与德国的歌德为“球形天才”，后来周扬借用来形容郭沫若本人，这或许可以认为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而学界的种种议论，则可以从认识球体的角度不同得到解释。在1919—1978年这60个年头里，郭沫若始终与中国学术文化的走势紧密相联。并成为各个不同时期学术潮流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