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和现在这个妻子的认识，还真有点像网络爱情小说中的一个情节。
那年我和前妻分居，一个人带着一个六岁大的女儿棠儿，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同我父母住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的一个城市，也是马来西亚最南的一个边城：新山。它和新加坡只隔了一条短短的海堤。那时我暂时不想工作。每天的唯一课业，便是写我那本中国旅行书《杜甫的五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从一月写到九月，初稿写完了，真有一种怀孕十月生下一个小娃娃的痛快感觉，然后我又到中国去玩了几乎一个月。
十月中，一切好像冥冥中有了安排。我从中国秋游回来的第二天，就在本地某一大报的文艺版上，读到一篇很动人的散文，叫《近中年》。文章的作者姓胡。那名字我认得，人倒没见过。我认得那名字，因为那年七月底，我到吉隆坡去参加一个文艺营。有一次半夜了，众文友还在一起聊天。有人不经意的提到，我那个小城住着一个姓胡的“才女”，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正在一所特殊儿童学校教导唐氏儿，偶尔也做点翻译，写点文章。
我心想，英语系的，跟我的外文系很接近啦。又是“教导唐氏儿”的，很有爱心的女孩吧。还会做翻译，写文章，那恐怕打着灯笼也无处寻啊。什么时候倒要“认识”一下这样的女子。这样就把那女生的名字记在心上了。没想到，隔了几个月，她竟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而且就在我从中国秋游回来的第二天。如果她的文章早一个星期刊登，那时我还在中国，便要错过了。文章既然叫《近中年》，那当然也就隐隐透露了不少作者本人的身世。一个三十多岁，自称“近中年”的女性。未婚。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我想。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寄到该报文艺版，请编者转交。过了两个星期左右，我便收到她的回信。她还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然后，像英文所说的，“其余的便是历史啦”(The rest is history)。
我刚认识她不久，发表过一篇文章，记录了我和她谈恋爱时的一些芝麻小事。文章倒很能“捕捉”我那时的心情，以及我跟这个“陈”的关系。标题就叫做“最快乐的年岁”。陈是我给她取的代号。陈也是她母亲的姓。她自己也有个笔名叫陈什么的。
上星期天，和陈到新加坡去玩了一天。
以往每三个星期，我都要出国一次，越过新柔长堤，到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去借书，再到百胜楼书城去买书。现在，有了陈，我又多了一个节目：看电影。
陈是我刚结交的朋友。她比我小五岁。有一天，我在报上读到她写的一篇散文。她文笔之清丽，笔调之深沉，都让我惊叹不已，就像当年我在研究所第一次读到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那样。于是，我忍不住写了一封信，请编者转给陈，而结识了这么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正巧，陈在新山工作，我们更有缘常见面了。
陈的文笔确是好，可是她为人很低调，不爱出风头，文章也不太写。
除了文学，陈也喜爱电影。我年轻时，也看了不少电影。最初在吉隆坡，每星期四和一个诗人朋友到安邦路的橡胶研究院那间小影室，欣赏法国文化协会放映的法国电影。在台北上大学时，常去耕莘文教院看电影。到美国念研究所时，对电影的兴趣开始减低了。只有在夏天暑假，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内，看看学生会放映的一些欧洲片和经典之作。
结识了陈，她重新点燃了我对电影的旧情。
新山没有什么好电影。所以，第一次和她到新加坡去，就是为了看电影，看亚兰德伦的《一件罪案》(Un crime)。法语对白，英文字幕。电影一开场，亚兰德伦已经很老了，不再是我们年轻时所见到的那个帅哥模样。我跟陈说，“德伦老了”。我这样说，其实也等于在感叹，我们年轻的日子早已远去了。我们都过了但丁所说的“人生旅程的一半”。
上星期日，一大早，我们又去看电影。巴士快车一开上长堤，我跟她说，“我中学时，常在这长堤的海边游泳”。到了新加坡的车站，我们赶紧去买了两份报纸，再到一家咖啡店去。我忙着吃早餐，陈在一边翻查电影广告。她很快就找到了我们想看的那两部电影：康萍(Jane Campion)的《钢琴》(The Piano)和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小佛陀》(Little Buddha)。放映的影院有好几家。最后我们选择了美芝路的翡翠和新艺，因为这两家电影院正好都在同一座大厦内。我们可以连赶两场，不必东奔西跑，鱼和熊掌兼得。
赶到翡翠是十点半，正好可先看十一点的《小佛陀》。陈很细心，说下一场可看下午四点的《钢琴》，而且最好先把票买好，免得到时卖完了。中间的空档，恰好可以让我到图书馆去还书和借书。
看完《小佛陀》快一点半了。我们走到商务印书馆旁边的那个美食中心去吃中饭。陈说要请我吃一个豆沙锅饼。我对这类甜品毫无抗拒能力，当然说好。这锅饼果然好吃。但陈好像比我还挑嘴。她说，“豆沙馅炒得不够香”。她说她会做锅饼。
吃完中饭，到商务去。我买了一本刘恒最新的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刘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写得很好，文字充满魅力，也是电影《菊豆》的原著。可是他的另一本长篇《黑的雪》(拍成电影就是谢晋导演的《本命年》)，文字粗糙，简直不像他写的，让我失望极了。我跟陈说，“我要再给刘恒一个机会”。
陈买了一本谈中国结的书。我这才第一次知道，她对中国结有兴趣。我记得，十几年前，台北的汉声杂志社也编过一本这样的书。大学毕业那年，我差点去了汉声当英文编辑。但后来还是乖乖回外文系里当助教。
然后，我们到国家图书馆去。我上回借的拉什迪(Salman Rushdie)那本长篇小说《哈伦和故事海》(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还没看完，再重借一次。又借了梅勒(Norman Mailer)的《上古夜》(Ancient Evenings)、卡内提(Elias Canetti)的《判决仪式》(Auto-da-fé)以及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地图集》(Atlas)。
这一阵子和陈在一起，把一三五晚上的时间都给了她。我真怀疑我能在三个星期里，读完这些大部头的书。梅勒那本小说便厚达七百多页。但我想把这些小说留在身边，写不出东西时，可以翻翻看。
从图书馆出来，快三点了。我们穿过史丹福路，穿过维多利亚街，到百胜楼书城去。陈说要买一本西西的《哀悼乳房》。那是一本讲一个女作家和乳癌奋斗的书。我很早就想一读，可是又不太想多花钱买书，一直期望可以在图书馆借到。陈说，她看完了可以借我看。
友联书店没有《哀悼乳房》。我记得上回曾经在国际书店看到这本书。“我们去国际找吧，”我说。果然，国际还有三本存书。我叫陈挑一本“最漂亮的”。付钱时，才发现这书有九折。“你今天真幸运，”我跟她说。
赶回翡翠楼上的新艺，才三点四十五分，没有迟到。还有时间上洗手间。陈虽没说，我也没问，但我可以感觉到，她是那种看电影连一分钟也不愿迟到的影迷。我也是。我记得伍迪亚伦的某一部电影中，也有这么一位不愿迟到的影迷。
《钢琴》的气势果然深沉。很好看。
陈也说，她喜欢《钢琴》多过《小佛陀》。
从新艺出来，六点了。我们决定回新山再吃晚饭。每次从新加坡回家，我都在期待着，回到新山时，去吃一碗印度人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和我有很深的渊源。我从中学起就常去吃，味道鲜美极了。我甚至还写过一篇文章赞美它。 这一晚过新马两国的海关倒很顺利。长堤上没塞车。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回到了新山。可惜，我从前常去的那家印度小生开的羊肉汤摊子，今天又没有开市。最近他好像都没来。我去过几次都没吃到。不知是否搬了？不免有些失望。只好试另一家的。
陈没有吃过羊肉汤。她也想试一试。我替她叫了一碗排骨的。我又想起她有一次跟我说，有一种印度人的姜茶很好喝。我也十多年没有喝过这种姜茶了。但我的马来文早已不行了，不知道姜怎么说。只好用英文先问一个卖茶的马来人：有没有ginger？他说没有。再问另一个卖茶的印度人。他说有。还问我是要halia susu(姜奶)，还是halio-o(不加奶的姜水)？我这才知道姜的马来文原来叫halia。不过我还是不肯定这个马来字该怎么拼写。陈说，她回去帮我查字典。
姜奶来了。我记得，从前念中学时到海滩游泳，游完通常会在海边的那家印度人茶摊，喝上一杯这种姜水的，恍若有一种驱寒的作用。陈喝了一口说，“很香”。又说她很少喝牛奶的。我叫她以后试试不加牛奶的姜水。至于羊肉汤，她吃了大约三分之二碗，剩下的我替她吃了。
之后，她说还想吃其它东西。我们又绕到卖中国食品的那一排摊子去。她见到一家卖炒面的，说要请我吃福建面。我吃过了自己的那碗羊肉汤，又替她吃了她剩下的那三分之一碗，觉得已饱，就说，“不如你叫一碟一人份的，我和你分享吧”。她说好。陈很清瘦，再吃恐怕也不会胖。
回家路上，我们经过一家卖油条和煎饼的摊子。陈说，她要买几个煎饼，当明天的早餐。我对煎饼也一样毫无抗拒能力。虽然吃得很撑了，还是忍不住伸出手，抓起一个甜煎饼，就往嘴里送，边走边吃。陈帮我付钱。
陈和我住在同一区。我们可以乘搭同一路线的巴士，只是她比我早三个站下车。有一辆四十一路的巴士来了。没什么人，我们便上了这辆车子。陈又帮我付车费。
不久，她的站快到了。我说，“我星期一再来看你吧”。她下车后，回过头来跟我挥挥手，笑了笑，有点娇羞的样子。车子开走后，我又想起了她在她某一篇散文中所说的：“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甚至最快乐的年岁，也许都在那些岁月里度尽了。”
陈告诉过我，她这句话的灵感，来自《圣经·诗篇》第九十的某一句。车子在黑夜的路上飞快地开着。我有个预感：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年岁，也许会是和陈一起度过的。P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