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先生纪念集》由本书编委会编著，龚书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与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培育了一大批杰出弟子，龚先生逝世后，他的朋友和弟子写下了深情的文字，不少篇章是了解龚先生及当代中国史学史的重要资料，很有学术价值。

《龚书铎先生纪念集》由本书编委会编著，《龚书铎先生纪念集》介绍的龚书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中国近代史与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越，培育了一大批杰出弟子。龚先生逝世后，他的朋友和弟子写下了深情的追忆文字，特此结集，期待有益于读者了解龚先生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与当代中国史学史。

犹忆京师初识时         章开沅

怀念书铎教授重温《创新与求真》     茅家琦

书之缘情难忘——怀念书铎      王汝丰

哀悼与怀念——忆书铎同志       戴学稷

自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史学家——怀念龚书铎教授 萧致治

忆念龚书铎教授        刘桂生

一种境界：有学问没脾气——忆老友书铎    王玉璞

长者风范毕生难忘       庞卓恒

龚书铎先生与中华书局       陈铮

散忆龚老师          程鹏

怀念龚书铎先生        张海鹏

学者兼战士的楷模——纪念龚书铎先生    田心铭

谨献《龚书铎先生纪念集》      刘家和

深切缅怀龚先生        张宏毅

我和龚书铎恩师的情缘散忆      潘国琪

忆书铎先生二三事         瞿林东

开阔的文化史的会通观念——为纪念龚书铎先生而作 吴怀祺

深切的怀念        陈其泰

悼念龚书铎先生        杨共乐

忆龚书铎先生二三事       耿向东

无法割舍的情结——怀念尊敬的龚先生    郑永福

我与书铎先生的“学缘”       杨天宏

“真人”：龚书铎先生印象记      马敏

龚书铎先生印象         桑兵

悼念龚书铎先生        关晓红

我对龚书铎先生的怀念       吴义雄

牢记龚书铎先生的教诲踏踏实实地为学   房德邻

缅怀导师龚书铎先生       郑师渠

杏坛执教青史耕耘——追思我的导师龚书铎  习五一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我印象中的龚老师   谢维

追忆先生——卅载葱茏岁月 一世师生情怀   孙燕京

无尽的思念——回忆恩师龚书铎先生    郑大华

怀念我的导师龚书铎先生      梁景和

永远的导师——追忆龚书铎先生     马克锋

回忆恩师龚书铎先生       黄兴涛

追忆龚书铎先生二三事       焦润明

追随先生问学记        郭双林

回忆龚书铎老师         徐跃

人民立场 家国情怀——忆恩师龚书铎先生   宋小庆

二十年的引领——感念导师龚书铎先生    李雪梅

亲力亲为的好导师      [韩国]金庆惠

教泽与启迪——怀念恩师龚书铎先生    任灵兰

记先生二三事         方敏

怀念龚书铎先生         李帆

亲炙问学记         张昭军

怀念恩师龚先生        董贵成

怀念恩师          张卫波

从远及近的距离——忆龚书铎师     曾光光

怀念导师龚书铎先生       张登德

回忆跟随龚书铎师学习的二三事     邱涛

纪念导师龚书铎先生       周其厚

千言的感恩无尽的思念——怀念恩师龚书铎先生  何玲

治学楷模诲人终生       范文明

我对龚书铎先生的记忆     [越南]吴雪兰

忆恩师点滴         邱志红

斯人已逝 幽思长存——缅怀恩师龚书铎先生  曹志敏

从旁听课程到随师问学——我与龚书铎先生的师生之缘           程尔奇

追忆龚师二三事        王建伟

纪念导师龚书铎先生       周福振

问学杂记          张立胜

怀念书铎          张萍子

附录一龚书铎教授生平

附录二龚书铎教授学术系年

附录三龚书铎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存目

后记

有件事可能外人不大了解，书铎是我在北京第一个结识并且成为终生挚友的同行学者。

那是在1956年暑假，华中师院历史系主任田家农命我与同事孙玉华前往北京，任务是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城楼举办的中国近代史图片展览，并且加印一整套图片带回作为教学参考。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此前由于自己性格内向且不爱与外界交往，在首都竟没有任何熟人。幸好田主任事先已有联络，安排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寻求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已做好接待准备，安排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陈桂英、龚书铎两位学长负责此事。由于陈老师正苦于血压较高，所以日常联系便落在书铎一人身上。我从小离家在外，在待人接物方面缺少应有教养，与初次见面的生人往往不知如何开口。幸好书铎热忱质朴，见面没有任何客套话语，开门见山就谈周密的活动安排，除参观图片展览以外，还特别邀请我们列席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师范院校采用)讨论会。出席的人都是副教授以上级别的，有陈旭麓、王仁忱、孙守任、魏建猷等，我当时刚刚评上讲师，所以只能列席旁听。不过在会间休息时，旭麓热情鼓励我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正好继续开会后孙守任与王仁忱再次展开激烈争论，大家兴趣盎然，我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已有一篇争鸣文章刊登在《华中师院学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在各地前辈师长面前发表系统学术见解，不料却得到好几位老师的认同，恰巧《历史研究》编辑部郭煜中前来组稿，随后把我这篇孟浪少作摘要发表了。

北京之行使我与若干同行先进开始有所接触，有的以后成为知交好友，但书铎当时好像正忙于会务或其他什么行政工作，因此没有深谈的机会。会后，在开国初年的政治氛围下，我们也没有任何书信往还，但我在内心是深为感激的，他的热忱质朴已经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见面已是5年以后，他来武昌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且还与陈桂英合作提交一篇论文——《从清军机处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中央正在提倡踏实严谨的学风，范老已在《历史研究》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黎澍为吴老撰写的大会主旨讲话稿更为全面地展开论述。北京史学界得风气之先，书铎、桂英的论文又是他们多年辛苦经营的结果，自然具有正面示范意义。不过当时我却承担着繁重的会务工作，无法与书铎畅谈叙旧，仅只在他陪同下礼貌性地看望白寿彝先生。记得会上比较活跃的还是上海、广州的学者，如陈旭麓、夏东元、张磊等。

我与书铎交往比较密切应该是从1963年春季开始，当时华师领导给我两年出外进修的学术休假，已从国务院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华师老院长杨东莼乘机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他从事北洋政府史料征集工作，好像书铎与中华书局的李侃也在他延揽之列。为便于照顾应邀来京的“北洋老人”(如曾毓隽、邓汉祥等)，东老安排我与他们一起住在社会主义学院的招待所。所以每逢周末休息，李、龚两位多半一同来看望我这个孤身旅京的外地朋友。我们最爱聚会的地方就是紧靠玉渊潭的紫竹院，那里林木幽深，溪水环绕，除风景绝佳外还可以品尝鲜鱼佳肴。两位学长都有烟瘾，李侃更有酒癖，往往三杯、两杯垫底之后，在烟雾缭绕中谈兴愈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漫无边际的闲侃中学谊与友情俱增。1964年春，杨东莼、刘大年诸先生根据胡乔木建议，筹备建立“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办公室就设在翠微路中华书局院内，我作为办公室人员也随同迁居，因此，与李侃、书铎来往更为方便，记得他们也曾参与部分筹备工作。从1963年春到1964年10月，在这一年多时间，我们交往甚多，相知日深，遂成为终生挚友。

我于1964年10月因写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横遭中宣部点名批判并被迫离京，不久又遭遇“文化大革命”更为粗暴的批、斗，自然不便与京中好友保持书信联系。1974年我被《历史研究》编辑部借调，再次来北京工作，但李侃诸老友却被下放在远离首都的外地。直至1976年“四人帮”垮台，十年动乱结束，我才得以与京中李侃、书铎等老友恢复联系。不过我们此时却阴差阳错地分别从属于中华书局与人民出版社两个山头。书铎与李侃主持面向全国高校的《中国近代史》大型教科书，我则因林言椒邀约，成为人民出版社苦心经营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负责人。本来中华书局对我关心最多，支持的力度也最大，这种情况自然使我深感内疚，幸好我积压近20年的张謇传旧稿，被中华书局列入由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以《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为名在1986年出版，多少可以弥补这种缺憾。

几乎是整个80年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都属于显学领域，尽管其间也有小的冷暖起伏。逢五逢十必有纪念性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而论文评选也正好是我与李侃、书铎、金冲及、李文海等好友聚晤的良机。从1984年起，我谬膺校长一职，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经常来往于京汉路上，而小巧玲珑的北师大就成为我的首选栖息之地。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与书铎聚会叙谈最多的岁月，而正是通过这些不经意的交流，彼此遂有更为深切的理解。我们虽然在有些学术观点上有所歧异，但丝毫也不影响在政治上与学术上携手同行，因为我们在为人处世方面有更多的共同志趣。记得我曾在闲谈中为当时已颇为热衷于仕途的学界某公预先绘制一幅“升官图”，而且断言“此人必将大用”，书铎对此预测颇为认同，而此后事实也表明吾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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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书铎同志八十华诞，他的弟子们为他编辑学术论文集《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以示纪念。孙燕京同志嘱我写个序言，我未加犹豫，欣然从命。转眼四年过去了，书铎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半，他的弟子们要出追思文集，再次嘱我写篇短文，我却因健康原因无法动笔，只得商请燕京同志以学术论文集序言为底，略作修改，聊以塞责。

书铎同志2007年发现患癌，动了手术。在他住院的前几天，我们恰好一直在一起。那是我们同去澳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北京的时候，我们在机场候机，他淡淡地跟我说：“回去以后我要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我当时并未在意。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想问问旅途劳累有没有不适，却不料一连三天联系不上。到第四天才知道做了手术，我感到很震惊，也很为他担忧。

不管是论学问还是论年纪，书铎同志都是我的学长。每当学习上有什么疑难，我常向他请教。我们相识已经几十年，不避攀附之嫌，大概可以称得上是老朋友了。可是真要仔细回想一下数十年的交往，不要说根本没有什么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逸事佳话，就是稍微有点生动有趣的小花絮也找不出一件来。有的只不过是趁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面的机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聊天。说话的时候，想什么就说什么，怎样想就怎样说，不必装腔作势，拐弯抹角，讲究分寸，注意方法，相互之间无所戒备，套一句老话，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直抒胸臆。有高兴的事情，讲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快乐；郁闷的时候，互相诉说也借此消除了些许烦恼。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有相同的看法，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甚至争论几句，但争完后一如既往，并不心存芥蒂。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总之一句话，我们的交往，实在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不过这里要赶快申明一句：这“白开水”的比喻，只是说明我们交往的平淡单调，丝毫没有想借助“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把自己硬挤进“君子”圈子里去的意思。  如果要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几乎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一次，是在他动完手术几个月之后。他一个人在家里，他夫人悉心照顾着，但完全同外界隔离了开来。身体略有恢复，但工作还无法进行。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独坐斗室，这对他身体的康复是不利的。恰好那个时候，戴逸同志因为主持清史编纂工程，忙得心力交瘁，承受着工作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我便组织了一次老友的聚会，一来让书铎同志舒缓心情，二来让戴逸同志释放压力，有一个休闲的机会。参加活动的除戴逸、书铎两位外，还有金冲及、胡绳武、王玉璞、王思治、陈铮、孙苗以及戴逸夫人刘炎以及我和吴孝英，共11人。由我负责策划，孙喆具体承办。我们在圆明园包了一个茶室，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窗外是一片荷塘，荷花还没有开，但荷叶已经葱绿挺立，生机盎然。正好那天金冲及同志带来了一张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照片。那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老一辈史学家如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李达、胡绳、吴晗、刘大年等，都参加了。这次参加聚会的11人中，有6个人也有幸出席，只是那时我们都还是二三十岁的小青年。我们看着照片上少数仍然健在的人，想起老一辈史学界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不禁叹时光之流逝，感人事之沧桑。从这里谈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之间的交往与友谊，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风风雨雨，朝朝暮暮，真有点《兰亭集序》里写的“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的味道。不久前同戴逸同志谈起这次聚会，我们还觉得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可惜的是，从那时到现在，书铎同志、思治同志、刘炎同志已先后仙逝，令人感叹不已。

书铎同志是一位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术充满感情的人。我和他同在清史《研究丛刊》编委会工作，他不但对每部书稿进行认真的讨论，而且就在身患癌症之后，仍然主审了多部稿子，每部几十万字的书稿，他一字不拉地细心阅读，既写出对书稿的总体评价，又详细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然后提供给编委会共同讨论。他还接受清史编委会的委托，审读了不少新修清史的阶段性成果，并提出书面的审读意见及修改建议，一直到二次进入医院，仍然在病床上阅读书稿。在当前学术界浮躁、急功近利颇盛的风气下，这种坚持，这种责任感，是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的。

大凡一个优秀的、有成就的学术带头人，他的主要精力，大体只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一是培养一批青年学者。或者说，一个是学科建设，一个是队伍建设。“潜心求真知，沥血育英才”，这两句话，大概可以成为他们学术品格的共同写照。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只有在治学中做出自己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才能够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并以此团聚一支学术队伍；也只有建设好一支精良的学术团队，才能够形成合力，进行学术攻关，完成更多的学术创造。如果只是孤军奋战，本事再大，也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以为，书铎同志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是很出色的。

书铎同志的学术成就，著作俱在，无需多说。《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中收录的《龚书铎先生学术生涯记述》，对此也有详细客观的介绍。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书铎同志是公开申明自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从整个史学史来说，自从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迅速进步，这本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不会加以否认。但是近年来，却偏偏有人对唯物史观大张挞伐，说什么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积极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并把这称之为“中国当代史家”最重要的一个“心理障碍”。加给唯物史观的这个罪名，我以为未免失之于武断。谁都清楚，政治上的“威胁”和“压力”也好，“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也好，是决然无法使人建立起自觉的理想信念的。至于信仰唯物史观是否必然同“理性探索精神”相对立，我们可以借用列宁的一段话来回答：“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褊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运用唯物史观，究竟会对史学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我们不妨以书铎同志的学术实践作为一个个案解剖一下。书铎同志曾经写下“学术研究当求是而戒趋时”这句话，作为自己“治学的箴言”，他自己是严格践行了的。我们且不谈他的近代文化史研究，远远早于学术界所谓的“文化热”之前，虽然不必按时下流行的做法，夸之为引领了学术潮流，至少表明他并非一味盲目地跟风、赶时髦，而是自主地开拓着新的学术领域。我们也不谈他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及《清代理学史》，如何筚路蓝缕，做着前人尚未做过的工作。仅以他同李侃等同志集体编写、由书铎同志对全书通阅统改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来说，此书从粉碎“四人帮”后出版，到20世纪90年代初，前后即共印刷了120万册之多，大大超过了同类历史教科书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我当时曾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印行超百万册感言》的短文，发表在1994年11月22曰的《文汇报》上。此书现在许多大学仍在使用，这些年的印数达到了多少，就不大清楚了。但无论如何，假如真的是一群缺乏“理性探索精神”，“丧失了历史批判能力”的“史家”们所写的书，却居然能够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体，这实在让人难以索解。而这样的指责，对作者的厚诬尚在其次，首先是未免过于低估了读者们的辨识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以文化史和史学史为自己的研究特色和学术强项，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做到这一点，是他们全院师生长期奋斗和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他们同心同德，尽心尽力，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硕士和博士，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青年史学工作者，有的充实了本单位的队伍，有的分到其他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不少人已经是学术骨干和中坚力量。在这项工作中，书铎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点，不需要多费笔墨，《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出版就是一个小小的旁证。

书铎同志的辞世，对他的学生来说，失去的是学习、事业、工作上的引导者；对我们这些老朋友来说，失去的是一位知己、一位良师益友。实际上，我很难感觉到他的离去，因为那些直抒胸臆的叙谈，那虽然很少却令人难以忘却的聚会，那一场场共同参与的学术活动，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一切都那样清晰如画，历历在目。

这是一篇纪念的短文，主编者愿意将它作为代序，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2013年3月26日

再改于世纪城时雨园

这是龚书铎教授的学生为纪念老师而编辑出版的追思文集。

2011年11月，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遵照先生生前及家属意愿，丧事从简，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有举办追思会。

师恩难忘，学生们一直想寻找机会表达对老师的怀念之情。2012年，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在京的部分弟子集议，成立编委会，将同门的纪念文章结集出版。同时商定，约请先生生前友好、同事撰写回忆性文章，一并收入文集。考虑到先生的一些友人年事较高，或工作任务繁重，编委会仅发出少数邀请。

文集共收四组文章。前三组文章大体以作者年龄为序。第四组文章的排序大致依据作者攻读学位的时间和年龄。编辑如有不当之处，敬祈谅解。文集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师母张萍子老师的热心帮助。

在本书付梓之际，首先向给予大力支持的学界同人特别是老一辈学者表示深深的感谢！也向抱病为本书赐序的李文海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

今年10月12日，先生的骨灰将安放在八达岭陵园。届时，学生们将送老师最后一程，并将这本小书供奉于老师墓前。

龚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编者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