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这个概念实在十分宽泛，不久前这个概念还被广泛用于一切试图改变人们思想的活动。对于这个概念的合理性，凯瑟琳·泰勒的《洗脑心理学》从很多领域进行调查，包括宗教、政治、广告与媒体、教育、心理健康、军事、刑事审判制度、家庭暴力以及刑讯。我们发现，洗脑是引发社会影响的一个极端形式，社会心理学家仍在研究和理解其中的机制，而且这种影响的强度差异巨大。我们探讨了包括个人、小团体和社会的一系列相关情况，发现“洗脑”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都具有如下特征：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欺诈，或者二者兼有。

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洗脑的可怕之处，害怕我们的思想被粉碎，然后按照别人的意愿重塑。我们对于洗脑的恐惧来源于一种观念，即认为自己是自由、理智、坚决的个体。

《洗脑心理学》的作者是凯瑟琳·泰勒。

《洗脑心理学》：

洗脑就是运用一系列手段影响和控制别人的思想。现代社会洗脑无处不在，洗脑隐秘地运用在宗教、政治、广告与媒体、教育、家庭暴力以及刑讯等众多领域，它们不知不觉地影响、动摇和改变我们的感情和信仰，每个人都难以幸免。

第1部分 折磨与诱惑

第1章 “洗脑”的起源

第2章 上帝还是组织?

第3章 劝说的力量

第4章 期待治愈

第5章 “我提议，你说服，他洗脑”

第6章 洗脑和施加影响

第2部分 头颅中的叛徒

第7章 变幻莫测的大脑

第8章 网与新世界

第9章 压倒一切的情绪

第10章 停下来思考的力量

第11章 自由那点事儿

第3部分 自由与控制

第12章 受害者与操控者

第13章 思维工厂

第14章 科学与梦魇

第15章 选择一个立场

第3章劝说的力量

我们应该相信：雄辩的口才可以让人接受一切。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斯多葛派悖论》

第1章中我们了解到，当运用强制手段来追求思想上的控制时，洗脑是如此地猛烈、私密、痛苦和可怕，比如一些邪教中发生的事件。但人类也努力将洗脑应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广告媒体和教育。尽管动机不同，但都试图改变思想，都有着巨大的威力。不同于强制性洗脑，它们一般很少使用胁迫的手段，而是依托于暗中说服。两者都构建并传播同一套关于世界的信仰或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将个人社会角色定义为国家主体，教导他们在现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我们可能永远无法阐释清楚意识本身，并且提供广告或相关课程的人甚至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强化一种特定的观念。换句话说，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②所说，“教育和媒体其实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他们维持并复制国家领导者的思想（渗透到年轻成员）”。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强行植入他们的信息，这个过程可能是强制性的或暗中的，也可能两者兼施；比如广告和教育，与强制洗脑相比几乎没有胁迫成分，但它们到底有没有暗中实施洗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依次进行研究。

广告与媒体

广告可看作是一种长久蒙蔽人类智慧以期从中赚钱的技巧。

史蒂芬·里柯克，“完美的推销员”，《愚蠢的花园》

在西方国家，王朝时代已经过时。20世纪本应该注重平等、后天优势以及群众力量。但即便老牌王朝垮台了，也会有新的取而代之。其间的人将决定一个世纪的基本轮廓，其影响也会持续到下个世纪。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了现代性爱观，而他的侄子爱德华·伯奈斯却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广告业。本书并不是介绍广告业历史，或详细分析广告人如何运用技巧诱惑我们购买产品。我将要探讨的是：销售人员、政府，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常用的说服方法，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所说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目的是为洗脑的解释提供借鉴。

西奥迪尼在他的《影响力》一书中把说服技巧划分为六类有影响力的武器（除了赤裸裸的利益诉求，西奥迪尼认为这是必然的）。首先，敢于承诺和言行一致的陷阱就是利用了人们更愿意表现得表里如一这一特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经过劝说而作出一个小小的承诺，那么我们接下来很可能会作出更大的承诺。但如果大小两个承诺其实是同一类的话，我们其实是不太情愿作出许诺的。西奥迪尼列举了一个打电话恳求捐资的例子：通话人首先询问你的健康状况。“通话人这样引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友好和关心。而是让你用礼貌而浅表的自我评价作出回应，比如‘还可以’‘很好’或是‘我很好，谢谢’，这是你对表面礼貌的询问作出的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但一旦你开诚布公，说一切安好，那么募捐者就会轻易地将你逼入救助那些境况糟糕的人的境地。”测验显示了一个潜在原理：宣称自己幸福的人通常“认为在承认自身境况不错的情境下表现吝啬是极为不合适的”，这个原理表明，以上的话语操作非常有效。

第二个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是利益互惠：我们通常会很感激施予我们恩惠的人，不管这个礼物是多么地微不足道或不需要。这就使我们有可能被施恩者轻易劝服，因为为了摆脱这种感激之情，我们会回赠一个更有分量的礼物。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帕拉康尼斯⑦和埃利奥特·阿伦森⑧在《鼓动的年代》一书中也讨论过“奎师那知觉运动”的案例。哈瑞·奎师那通过让门徒赠送捐赠人每人一朵鲜花的方式，成功地提升了每况愈下的收入。

另外两个被广泛应用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依赖于说服者的权威性及亲和力。有关权威的一个例子是利用电视中扮演医生的演员（但其根本没有行医资格）来推荐医疗产品。演员的权威是虚幻的，但人们仍然愿意购买产品（我将在第4章回到权威性这个问题上来）。有关亲和力的例子是利用电影明星、运动员以及满面的笑容来销售产品。

西奥迪尼的最后两个产生影响力的武器利用了稀缺原则和“社会认同”原则。稀缺原则利用了我们的本能，即：如果某产品被人为地限制了可得性或强调了稀缺性（“限量版”“存货有限，售完即止”，等等），那么该产品必定被认为珍贵。社会认同原则是：我们并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出于从众心理，相信“这么多人都渴望得到这个产品，一定不会错”的假设。除了一些灾难性的失败（西方股票交易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假设通常都很有效，因为这些假设的确是其余五个产生影响力的武器的基础。这也是产生影响力的武器得以发展的原因：经验替我们节省了思考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当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时，我们会停下来思考自身所经历的外部影响；当不能停下来思考时，我们就成为了被利用的对象。

《韦氏大词典》给出了两个“洗脑”的定义。第一个与第1章给出的《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相似，即：“强行灌输以诱导某人放弃基本的政治、社会及宗教信仰和态度，并接受与之对立的经过严格控制的思想。”第二个是：“通过宣传或推销说服。”第二个定义与第一个定义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运用压力驾驭受害者理智思考自身处境和信仰的能力。这种对于理智的驾驭正是优秀的广告所要达到的目的。失败的做法则是给人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它是很好，但我……

P43－45

洗脑就像意识和情感一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它本质上是极其危险的想法，幻想着能够完全控制人的思想，这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洗脑从根本上侵犯隐私：它不仅仅试图掌控人的行为，而且还试图控制人的思想。这唤起了我们最深层次的恐惧，威胁着人们的自由乃至身份，但我们对它却知之甚少。自20世纪50年代（洗脑研究的顶峰时期）以来，对大脑及其行为的前沿的科学认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鉴于此，是时候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神秘而又可怕的现象了。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折磨与诱惑（第1—6章）集中讲述了洗脑的历史由来和社会心理。“洗脑”这个概念实在十分宽泛，不久前这个概念还被广泛用于一切试图改变人们思想的活动。对于这个概念的合理性，本书从很多领域进行调查，包括宗教、政治、广告与媒体、教育、心理健康、军事、刑事审判制度、家庭暴力以及刑讯。我们发现，洗脑是引发社会影响的一个极端形式，社会心理学家仍在研究和理解其中的机制，而且这种影响的强度差异巨大。我们探讨了包括个人、小团体和社会的一系列相关情况，发现“洗脑”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都具有如下特征：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欺诈，或者二者兼有。

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洗脑的可怕之处，害怕我们的思想被粉碎，然后按照别人的意愿重塑。我们对于洗脑的恐惧来源于一种观念，即认为自己是自由、理智、坚决的个体。我们乐于认定自己的思想坚不可摧，纯洁而不可改变，这与宗教意义上的“不朽灵魂”颇为类似。我们更愿意认定，思想就像钻石，在高压下能够保持自己的形状，直到最终（在洗脑的力量下）破碎。我们往往相信心理力量源于理性，所以我们视情感为一种软弱。我们自认为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自己选择是否受他人影响。要想理解我们对于洗脑的恐惧是否合理，得先考证以上这些想法的准确性。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人的大脑，所以第2部分：头脑中的叛徒（第7一11章）是关于神经系统科学的。请注意：这是本书最难的部分。如果不深入细节根本没有办法谈论神经，大脑拒绝被简单化。本书囊括了初学者指南和一些简图，书中尽量少用神经科学的专业术语。我引用了很多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与洗脑并无多大关联。请耐心些，这样做是有原因的。首先，在洗脑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代科学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伦理上讲这方面的研究是有禁忌的。其次，在弄清洗脑这一反常过程之前，我们得明白大脑在正常情况下是怎么工作的。第二部分的主题——大脑的变化，信念，情感，大脑是怎样引起行为、自我控制和自由意志——每一个都很复杂，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解释。所以，为了能够阐述清楚，有些地方的描述可能过于大胆。

第二部分指出，把思想当作固定而静止的做法有误导性。比起钻石，思想更像是具有延展性的黏土。人类并不完全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具有顽固的唯理性，因此每一次行为的后果是可以预测的（正如刑事责任原则认为，每个被审判者都可以自由行动、理性选择）。人类是先出生而后被塑造，我们各有各的个性，但同时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环境所塑造——尤其是那些从所处社会环境当中获得的观点和相应的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影响也能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我们低估了这一点。

第3部分：自由和控制（第12—15章）。这部分针对洗脑这个崭新概念，探讨其内在含义。第12章讨论“个人”，考察是什么因素使一些人沦为受害者，一些人成为施暴者，又是什么使一些人无法抵御洗脑，或被洗脑的恶意特质所吸引。第13章提出了类似的关于社会而非个人的问题。洗脑这个概念，从极权国家开始出现，便与政治有着深刻的联系——那么什么才是思想掌控的社会动因呢？第14章将视角从当前转移到未来，讨论科学发展对洗脑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能抵抗洗脑吗？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采取预防措施。我提出了一些方法，让每个人都提高自身能力，抵御受到非自愿行为的影响。

但是，作为个人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洗脑并不是什么控制思想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捷径。相反，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核心在于运用人们日益熟悉的各种心理过程对思想本身造成破坏。这听起来似乎让人宽慰一点。不过，“反洗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洗脑毕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我们的最佳防卫也必须在社会层面发生：只有政治才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基于这一认识，洗脑可能会出人意料地集聚在对政治的讨论中。在本书中，我尝试着回答了很多问题，尽力解答：洗脑是怎样一个过程？它究竟是否存在？它是如何起作用的？现在还有洗脑吗？我们怎样才能防止被洗脑？

此时此刻应该向帮助过我的人致以谢意。我衷心感谢直接或间接为此书作出贡献的所有人，包括在正文中那些被引用到的学者们，他们很有说服力的素材都被我善意地“掠夺”入书。如果有误，责任在我个人。我要特别感谢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教授和海伦·萨瑟兰（HelenSutherland）博士，因为他们对书中部分内容热情而又耐心地进行了阅读，不仅提出了建议，还慷慨地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彼得·汉森（PeterHansen）博士也为部分章节进行了点评。艾伦－泰勒（AlanTaylor）先生为第10章提供了一幅图片，安迪·班尼特（AndyBennett．）提供了图10．3的图片，欧洲委员会提供了查询帮助。凯茜·维尔克（KathyWilkes）博士为本书的创作慷慨地投入了大量时间，并提出了宝贵建议，2003年她的早逝对我和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样向蒂姆－李特尔伍德（TimL，ittlewood）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这本书。

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给了我宝贵的出版机会。特别感谢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Rodgers）和玛莎·菲利翁（MarshaFilion），他们极为慷慨地鼓励我，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批评我。阿比·黑登（。AbbieHeadon）、黛比－萨克利夫（I）ebbieSutcliffe）和迈克尔·蒂尔南（Michael‘Fiefmn）也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书稿出版计划的审稿人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Aronson）教授、迈尔斯·休斯通（MilesHewstone）教授和“审稿人B”给出了细致并极具建设性的评审报告，这都对本书的成型有着极大的帮助。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休斯通教授还阅读了初稿的全部内容，并给予了极其珍贵的点评。约翰·斯坦因（JohnStein）教授在神经系统科学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我同样要感谢牛津大学，它教会了我很多（不仅仅是神经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些都为我撰写此书提供了极大的动力！

最后，非常感谢艾莉森·泰勒（AlisonTaylor）、大卫·泰勒（DavidTaylor）和吉莉安·赖特（Gillianwright），是他们始终如一的帮助和耐心铸就了本书——同时也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谨以此书献给对我有极大影响的这三个人！

笔行至此，作者们常常会说“写作本书是一次发现之旅”，我不禁希望我的航行仅仅是个开始。写作《洗脑》的确教会了我很多，我希望你们能像我一样地享受这一旅程。

教育和媒体其实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他们维持并复制国家领导者的思想（渗透到年轻成员）。

——路易·阿尔都塞

任何信仰，无论是否可靠，无论是有充足的理由支持或仅由偏见支撑，都可以通过刻意的操控或无意地利用主流机构而对人们进行反复灌输，最终使人们将其看作真实的思想而被广泛研究。

——默里·埃德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