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三联书店出版社向读者推出的一本优秀杂文集。曹聚仁先生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杂文、以随笔的笔法撰写的学术性论著尤佳。本书从其三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五十年间撰写的近二百万字的杂文中，精选出四十七万字，汇编成集，以飨读者。在本书中，您将体验最犀利的文笔和最深刻的思想。

曹聚仁一生著述甚丰，出版过六七十种著作，其中不少是杂文集，或以杂文、随笔的笔法撰写的学术性论著。本书从曹聚仁三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五十年间撰写的近二百万字的杂文中，精选出四十七万字，汇编成集。

全书共分九部分：《笔端》、《文笔散策》、《文思》、《鱼龙集》、《文坛三忆》、《乱世哲学》、《山水·思想·人物》、《檐下絮语》、《集外文选》。前七部分均为已刊同名文集中所选；《檐下絮语》选自作者晚年在香港《晶报》连载的同名专栏；《集外文选》是散见在各个时期有关报刊上的杂文选。

怀曹聚仁(代序)

 笔端

前记

章太炎先生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谈幽默

幽默的表出

报告文学

论著作

陶渊明的时代 人格与诗

什么是文言

两种错觉

旧文人的文字游戏

铁树开花

北平与上海

娜拉出走问题

花瓶

月经

乳房

《人间世》

“著”“教”生克论

斗牛

圣彼得大寺

《李迫大梦》

我的迷惘

钓台与西台

我们的遭遇

逃出死亡线

风头

疑心生暗鬼

书生之见

《古城会》

读史有感

读《孝经》

出气主义

学问

刑赏忠厚之至

我们的国庆日

再上一回十字架

两扇文章

中国的秘密

论《庄子》与《文选》

从读经说到读《左传》

读经请愿记

仲尼无父

小黑姑娘

暨南大学

谈鲁迅

我们的扮演

记约瑟夫

朱熹与韩侂胄与唐仲友

鉴赏标准美

 文笔散策

说饿

阿Q的父亲

论“文人相轻”

程克猷的天才

谈魏晋间文人生活

“百无一用是书生”

“盛世危言”

颜李学派之读书论

无经可读

劝世人莫读古书文

孔子诞辰杂感

我的读书经验

许由

说轮回

鬼的生活

“元旦书红”

自罪

运命

 文思

从读书说到作文

《笔选》

杂文

文学遗产

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

鲁迅先生

鲁迅的性格

鲁迅先生的骂人

《海外异闻录》

《故事新编》

《平屋杂文》

淹博之难

捉灵魂捧桥脚

节操

阮玲玉死后

卖身投靠

奴变

《百寿图》

通

洋鬼子

崔莺莺与张生之间

旧了的木塞

 鱼龙集

耶稣与基督

苏小小与白娘娘

挨骂记

打拳

我的情书

 文坛三忆

前词

经子渊先生

《非孝》的故事——施存统(复亮)

我们的舍监夏丐尊

萧山先生单不庵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曹礼吾

枫林话旧

蓝布衫的故事

花园坊一○七号

“乌鸦”商标·《涛声》周刊

黎烈文与《自由谈》

不除庭草斋夫陶行知

“青年导师”邵力子

南社巨子柳亚子

 乱世哲学

明治乱

达情理

乱世男女

论道德

 山水·思想 ·人物

绍兴老酒与酒店

火腿的传奇

玉茗堂前旧梦

西泠桥边

旅行

“人间北看成南”

李宗吾

丁文彬《大夏大明新书》

《历史人物》

荒唐

洋罪

理发

穷

海派

“簟瓢此日泣颜回”

人生所为何来

 檐下絮语

《东方红》

《满意不满意》

阿Q在香港

谈梁思成先生

《闯美国》

“戏是人生吗？”

《秦淮感旧录》

开笔

出处

再谈“诗无达诂”

书简

再谈武侠小说

谈边疆学

鲁迅的书信

鲁迅的一段话

谈梁启超体

洋人看唐书

“齐人”、“肥老”

“绝对”

故事的流转

谈情爱描写

三谈情爱描写

四谈情爱描写

达意·协调·工整

鸳鸯蝴蝶派

三个“来”字

桐城义法

写男女私情

谈标准草书

校勘一例

写文章

台湾权贵的墓志铭

“有人怕看有人寻”

“人生如？”

真实之难

性与性教育

《我是神父，我要结婚》

世风

劳动观点

所谓“专家”的破产

妇德

谈鼠

观世音

“洋泾浜”补注

谈“不学无术”

独行之偏至

谈金陵王气

吴佩孚谈《易经》

蒋经国的前半夜

后藤新平

邓肯的跳舞

 集外文选

“松花江时代”

诵经礼佛

牛兰事件

总示威的幻灭

抗议邓演达处死刑

新势力

“莫谈国事”

誓言

米、麦与鸦片

“轮中国之内战”

苏将军退兵矣

救救孩子

谈公妻

挖掘孔林私议

其头尖锐

民权保障同盟

无意义的调和

追与杨贤江书

国民会议

第X“五卅”纪念日

读报有感

忠告丁文江

鲁迅不及胡适

临难毋苟免

《涛声》的昨今明

“欢迎反帝代表宣言”探源

论“突围”

《芒种》种刺

上海的末日

怀《太白》

呜呼！不幸而言中！

气节

学生与汉奸

“开天窗”的演讲

不着一字，自得风流

《伪国可否承认》

儿童节随写

××和□□

说爱国主义

章太炎的预言

“东北是他们的”

一位不相识的老师

做不完的文章

吴昌时

杜重远先生出狱以后

作如斯观

“争”与“让”

“爱”与“憎”

孔圣人毋庸吃饭，孟夫子不许离婚

显明易解欤？

论谋士

为杂文而努力

一队夷齐下首阳

初谈“余致力”(徐懋庸)

瓢语

中年

“不知老之将至”

死生

“历史是地理的第四度”

前记

民国十一年秋天，我孑然处在海滨的一角，大概为了乡愚的气氛太重，时常受一些文明人的揶揄，当时也颇有些气愤，后来觉得孤独也有深趣，常是深夜看书写文章。其明年，在新闸路吴寓做家庭教师，继续这孤独的生活；那三四年间，先后在《觉悟》《学灯》发表一些杂脍式的文章，有论文，有短评，有考据，随感录之类，积聚起来，约莫二三十万字；可是从不加以积聚。民国十四年以后，我耐着性做教书匠，几乎不写一个宇；这样沉默了六七年。

近几年，忽然又有一点不安分起来；几个不甘于寂寞的中年人，集合拢来办一种小刊物，这样《涛声》便登场了。那是民国二十年八月间的事。从那以后，我重新恢复深夜写文章的旧脾气，有时写得很多很多，所写的仍旧是杂脍式的，有论文，有短评，有考据之类。这回，剪贴成册，又约莫二三十万字光景。到底是中年人了，觉得自己的影子也颇可留恋了。其中一部分，积聚在这小册子里的，大抵是杂感小品之类。《金楼子·立言》篇云：“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我之于文，本来无所取义，即以“笔端”题名。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浙江时，先父梦岐先生尽过国民分内应有的责任，他相信太阳真从东方出来了。不久，他就生了重病，卧床不能起；病榻与世间隔绝，不知政局有任何变化。他临终那几天，正当阎、冯和中央军在山东恶战的时候；他还以为党的领袖仍是和碧云寺谒灵时一样和衷共济。他问我时事种种，我假造一些消息告诉他，让他把美丽的梦带到坟墓中去。昔陆放翁晚年《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者既抱了这样大希望，我想为人子者，只能欺骗欺骗死者，让他九泉瞑目吧！

我既立志欺骗死者，却乃不忍欺骗生者，白纸上写黑字，总想忠实一点；因此，屋角上的老鸦，不免惹人头痛。我又转念：金鸡纳霜味苦，外面裹一层糖衣，让人家咽得下去。我又何必不裹一层糖衣呢！删削又删削，凡保留于《笔端》中的，已经没有什么苦味了。人到中年，意绪消沉，自此以往，不会再写这类带点苦味的文字了！是为记。

章太炎先生

钱江轮船的篷舱里，两位乘客在那里谈论章太炎。甲说：“章太炎的学问真好，《四书》《五经》无所不通。我们余杭出章太炎，就好比你们金华出宋濂。”乙说：章太炎的文章总算好，唐朝韩文公，宋朝苏东坡，民国章太炎，文起八代之衰！”甲说：“人家都说他和梁启超一样的好。”他们谈论得十分起劲，我在旁默默地听着想着。章先生评论古今文章，独尊魏晋，谓：“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其评论唐宋古文，谓：“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俗人之戋戋者。”以尊韩、苏者尊太炎先生，岂不等于污辱了他？把太炎先生所最推重的魏晋，要由他所看不起的韩文公来起衰，岂不是根本否定了他的主张？清末，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和谭复生、黄公度并称。章先生《与邓实书》云：“谭、黄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核，仆虽朴陋，未敢与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谓游于其藩，犹多掩袭声华，未能独往；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仆亦不欲与二贤并列，谓宜刊削鄙文，无令猥厕！”某甲说他和梁启超一样的好，那真要把他气死了！章先生的文章，见之于《国故论衡》《检论》者，文章宏雅，自视甚高，谓：“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剪，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绌于边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能知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辨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寄群彦之数者也！”  民国三年，太炎先生被禁于北平龙泉寺，其五月二十三日家书，满纸牢愁，不堪卒读。中有句云：“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那是多么自负的话头！《国故论衡》上卷论《小学》阐发音理，以音理诠解转注假借之义，先生于音韵之学，独辟蹊径，弟子中钱玄同，贳季刚皆以音韵学名家，案头上的音韵学，可说是登峰造极了！太炎先生以党案入狱，视究佛典，治因名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派遣名相终，乃以佛理来解释《庄子》，作《齐物论释》，以佛理论性，作《辨性》上中下独到之境，非宋、明理学家所能梦见，宋濂辈碌碌不足道，何足以望其项背呢！

民国十二年，太炎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他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做和尚呢？”他又举史恩明的《樱桃诗》为例。沈信卿裂开大嘴，哈哈大笑；那正是白话诗流行的季候，太炎先生嘲笑了白话诗，沈信卿大为得意。其实太炎先生对于诗歌见解，素来如此；他嘲笑江西诗派，也同是这个说法，沈信卿还不必那么得意的。《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文章为准。”这广泛的文学定义，和亚诺德的主张，几乎完全相同，而和阮元正走了相反的路；我们可以想见骈文家和史学家之间有多么长的距离。——太炎先生的学问，有如一根大树，枝枝节节是无从了解他的；还是说他《四书》《五经》无所不通，让他莞尔微笑罢！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盂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絷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P3-7

曹聚仁和我同年，也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五四”运动那一年，我们都是中学生，不过，他在浙江第一师范，我在甲种工业学校。浙江第一师范，是和长沙湖南第一师范齐名的进步学校。校长是经亨颐，教员中有前后“四金刚”，前“四金刚”是陈望道、李次九、刘大白和夏丐尊，后“四金刚”是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和王祺，还有知名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和朴学家单不庵。

曹聚仁是单不庵的得意门生，单不庵对他的早期细想有很大影响。在“五四”运动时期，第一师范是浙江最进步的学校。但是，据我记忆，当我和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施存统等人办《双十》和《浙江新潮》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他读了许多书，在单不庵的影响下，他对于朴学，对于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有了很大的兴趣。

我们这一辈人通过“五四”运动，向往科学与民主，曹聚仁却是独辟蹊径，他从朴学的角度正视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他研究中国的哲学和历史，他自称接受了老庄的影响，但我看，他对世事并不“逍遥”，他没有出世，他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1920年以后，我们都到了上海，我们都穿上了中山装和西装，他却一直穿着那一件蓝布长衫。

他的旧学根底比我们强得多，才二十二、三岁的人，就把章太炎的演讲整理出一部《国学概论》来，在那样的年纪来说，是很不简单的事。他教书、办杂志、做记者，特别是抗战一开始他就穿上军装当记者，那真是再入世不过的了。

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都有朋友，虽然爱独来独往，但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进步和革命的。

他和鲁迅有良好的关系，常有来往，常通书信。他办《涛声》，鲁迅替他写文章；他和陈望道、徐懋庸合办《太白》、《芒种》，鲁迅替他们写文章；他和陈望道等七人提倡“大众语运动”，鲁迅更替他们写了好些篇重要的文章。宋云彬抗战时期在桂林编了《鲁迅语录》后，问曹聚仁：“为什么鲁迅文章中没有骂你的？”这是事实，鲁迅从来没有在文章中骂过曹聚仁。

曹聚仁五十年代在香港出过《鲁迅评传》，六十年代又出过《鲁迅年谱》，都因此受过左派的批评。他说，三十年代初期他在上海和鲁迅谈到，如果替鲁迅写传记，“与其把你写成为二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曹聚仁这两部书我都没有看过，但他这“神不如人”的议论，我却认为说得很有道理。

曹聚仁常挨骂，因为他自比乌鸦。在上海办《涛声》时，他用了乌鸦做标记，意思是报忧不报喜，在当时来说，国难当头，报国家民族之忧，报国计民生之忧，并没有什么不对。

后来到了香港，五十年代中期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北行”，前后六次，最北一直到了鸭绿江边。他是以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派记者的身份“北行”采访。在北京他对朋友说，现在要做喜鹊，不做乌鸦了。这是真话，他的确在海外侨报上说了许多新中国的好话。

1950年他刚由上海到香港，发表《南来篇》，写了一旬“我从光明中来”，于是右派骂他。后来他把新中国和蒋经国当年的“新赣南”相比，又以《门外谈兵》评说朝鲜战争，又挨了左派的骂。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曹聚仁偶发怪论，但是他的用心是好的。

据我所知，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他写了大量的报导和通讯，出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万里行记》等书。

在他七十二年的生命中，新闻工作几乎占了一半。他曾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到过台儿庄。事后对人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多半抗战不力，真正打仗的是非嫡系的地方部队。从这里可以多少看到他的原则：客观真实。后来他到赣州替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也到上饶参加过宦乡主办的《前线日报》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办过短暂的《前线日报》，在大学教过新闻课程。建国后他“南飞”香港，替海外报纸工作，还协助林霭民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直到生命的结束，前后计三十余年。

他的一生，学者、作家、记者，以记者生涯最长。

他在旧学方面的著作中，死后出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是重要的一部。他的学识渊博而深厚。他记忆力很好，许多前人的议论都不是照引古书原文，而是凭记忆写下的。不过，这也成了一个缺点，使得后人不能作为准确的引述根据。

他的文学作品早年有《文心》式的《笔端》、《文思》、《文笔散策》等。晚年有章圆体小说《秦淮感旧录》(写国共和谈期间的南京)，还有《酒店》(写解放之初跑到香港去的“过气官僚”和舞女生括)。这些小说我都没有看过。

我倒是看过他一些诗，是从他的文章中看到的。他的诗主要是旧体，也没有出过集子。较有印象的一首是：

迷茫夜色出长栏，白发慈亲相对看；

话绪开端环如茧，泪澜初溢急于汛。

抚肩小语问肥瘦，捻袖轻呼计暖寒；

长笛一声车去也，四百八秒历辛酸。

诗题较长：“戊戌仲秋，自京归沪，夜过下关车站，老母夜半相候历更次，相见仅八分钟即别去，感赋一律”。戊戌是1958，下关车站在南京，八分钟合四百八十秒。他为什么赶得这么急？主要不是为了“归沪”，恐怕是为了返港，可能有些新闻工作以外的事要赶着回去办，这就难为了老母亲了，这是充满了感人的亲子之情的诗篇。

说到新闻工作以外的事，有一个时期他很有兴趣于促成海峡两岸和解，祖国和平统一。一次总理对我说：“曹聚仁真是书生，他想说服蒋经国学张学良，要台湾像当年的东北一样‘易帜’，他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是书生，但毕竟是有志报国的书生。

我曾在《懒寻旧梦录》中替他说过几句公道话，认为他骨头是硬的，晚节是好的。

在香港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他能三十多年不改其志地坚持爱国，是不容易的事，是当得上晚节可风的赞誉的。

他1972年病逝于澳门。岁月匆匆，今年是他的二十周年祭。写下这些，既是对上海教育出版社为他新出版的遗著《论杜诗及其它》作代序，也算是对这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一点纪念吧。

夏衍

一九九二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