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黎静译的《侦探小说(哲学论文)(精)》中作者克拉考尔拆解了侦探小说的构成要素，分为领域、心理学、酒店大堂、侦探、警察、罪犯、转化、过程等部分。而书名中的哲学论文则提醒读者，这并非纯粹的文学评论。本书是对作者终其一生与现代大众文化诸现象进行论争的一份早期证明。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黎静译的《侦探小说(哲学论文)(精)》并非纯粹的文学评论，作者从界域、心理学、酒店大堂、侦探、警察、犯罪人、转换、诉讼程序、结局等方面拆解了侦探小说的构成要素，并将自己对“现代性”的思考引入了对侦探小说的分析。

《侦探小说》导读／因卡·米尔德一巴赫

引言

领域

心理学

酒店大堂

侦探

警察

罪犯

转化

过程

结局

索引

译者的话

只要实存的悖论持续下去，在法则中与超法律的神秘相关的共同生活就会受到“那违法的”危险的威胁。和法则一样歧义的，还有由法则所标明的对恶的畏惧(schreck)，以及，对尚未被制服的“那在下的”(das untere)和“那基本的”颤栗(schauer)，“那在下的”和“那基本的”极力要闯人中间这一充实的空间。它们反复地向始终可疑的法则发问，而法则越是宣布与在上的神秘脱离关系，神秘就越是强烈地想要拥有这些暗黑的、无法解脱的威力，它们最终成为神秘的代言人。它们是“那神性的”不由自主的帮手，神职人员则有责任制服它们，而在它们看来，当共同生活落入罪恶之手，作为生活空间之外的漫游人和迁徙者，神职人员与它们手足相连，亲近到足以接纳亵渎神明者的面目。经由它们的转化，“那在上的”收获全胜。被打击的恶魔踉跄败退，“恶”认识到它的虚无，浪子回头，共同体重振旗鼓，而自然界进入紧密关系。

在高等领域地，与无法看透的、不近合理之诸权力的对抗并不总是指向这一最终目标。尽管英雄也会遭遇危险，而这危险从外部致命地压迫共同生活或是要抛开共同生活内在的二律背反，尽管英雄也要击穿包围着生活空间的壳。(但是，他不像神职人员，他承认悖论，他转化自己也令他人皈依，他原谅自己同时开解他人，但他不进行连接，他在“那有条件的”之中不为所动地、不妥协地维护“那无条件的”，至于他是在盲目地执行命运的托付抑或有心帮助理念战胜法则，两者并无差别。作为“实存着的人”，由他发动的斗争否定实存的悲剧性的不完满，而不完满则确证并再度否定了他的落败。)强调“那在下的”会导致：对高等领域地共同体所进行的历史性的现实化多半也会向下扩延至低等现实的诸领域。在上的神秘和自然力量的可怖融为一体，追求自由之后果的命令(Gebot)和具有魔法的命定论以各式各样的形态聚首，而在危险地带，与神职人员以及英雄人物一道上场的是行神迹者、看守人和狂热分子，他们仍然臾是间接听闻神言。巫医、巫师和术士，他们召唤毫不含糊的神秘，这神秘死死盯住人类的地界，既发出恐吓，又毫无索求；他们提前说出那未发生的，却并不将之纳入紧密关系；他们避开灾祸，却不会让撞上灾祸的人调头离开。——没有目标的不安也将冒险家赶出了危险地带，’在这不安之中，被定向的人真正的不安几乎无法重新辨认。假如危险没有以命运的面貌来袭击他，他也会为了冒险自寻危险，既然不承载任何托付，冒险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决定性意义。相比安稳一成不变的共同生活没有含义的绑缚，冒险家没有起码的牵挂，他情愿无所拘束地漫游，他用来对抗这种隔绝生活之放松状态的，是在其中“那未知的”和“那无法估量的”将其排除在外的紧张关系，以取代向上的拉伸。于是，当他本该解救单纯的生活时，他却了无牵挂地活，对他来说，神秘和神迹变形成了非同寻常的事件(Begebenheit)，而他则}昆淆了发生事件(Ereignis)的瞬间和瞬间的发生事件。——然而，扭曲(Entstellung)会清晰反映那被扭曲的，并且，在混浊的媒介中，突破坏界限的牵引力、对“那不确然的”之委身、人格(Person)的加入得以留存下来。从神职人员一直到策马骑士，所有这些被剔除者的一致之处在于，他们的活动不在被围篱的人类共处空间里进行；他们在联合起来的人中是孤单的，而联合中的每一个人也许都已经自然而然地参与了彼岸那超越指向之生活关联(das uber sich hinausweisende Lebenszusammenhang)的发生(Geschehen)。当紧密关系与在上的神秘建立起联系，被剔除者在人群中的孤离就是对紧密关系的表达，如果不是出于差遗之需，他们就是赤裸裸的孤绝存在的符号。

P33-35

侦探小说，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看来，只是无关文学的粗制滥造，在租书铺里讨生活绰绰有余，渐渐地，它已上升到了一个声望与含义不容轻议的地位。同时，它的形态已经吸纳了诸多坚实的轮廓。在其堪称典范的作品中，侦探小说早已不再是由探险小说、骑士纪事、英雄传奇和童话故事的下水汇流而成的面目浑浊的杂烩，而是一种确定的风格类型，它坚定地以特有的审美手段展示着一个特有的世界。埃德加·爱伦·坡或许对此发展有着明确的影响，他的创作头一次高纯度地析出了侦探的形象，并有效地表现了善思的旁观者。沿着他所指引的方向，要提到的大约只有若干名字，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小说，加伯黎奥、斯文·埃尔维斯塔德、莫里斯·勒布朗和保罗·罗森海因的小说；以及圈外的奥托·索伊卡、弗兰克·海勒、加斯顿·勒鲁。’尽管侧重、内容和审美各有偏向，然而，细究之，他们的作品属于一个含义层面并且听从相似的形式法则。将它们全体捆扎又铸上印记的是它们所证明的以及它们由之产生的理念：全盘理性化的文明社会的理念，对这个社会，它们进行极端片面的把握，风格化地将之体现在审美折射当中。它们感兴趣的不是逼真地再现那被称为文明的实在(Realitat)，而是从一开始就翻出这实在的智性特征；它们向文明物事执起一面变形镜，一副其胡作非为的讽刺画从中与之对瞪。它们呈现的图像足叫人惊惧：它表明社会的一种状态，在其中，无所拘系的智性已经赢得了最终胜利，人与事仅止于外在的杂处并置让人感到惨白而缭乱，原因则是，这幅图像把被人为阻断的现实扭曲成了怪相(FratZe)。与侦探小说所意指的这个社会的国际性相对应的，是侦探小说国际性的效力范围，与这个社会在不同国家里的千篇一律相对应的，是侦探小说的结构和主要内容相对于国族特性的独立。如此这般毕竟赋予了侦探小说一抹变动不居的色调，同时，恰巧是高度文明化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找到并且线条分明地塑造了侦探小说的类型，这绝非偶然。

对于克拉考尔的《侦探小说》写作具有示范意义的作品是卢卡奇的《小说理论》。1962年，卢卡奇在为这篇发表于1916年的理论文章所写的出版前言中表示：“《小说理论》的作者曾拥有一种旨在把‘左’的伦理学和‘右’的认识论(存在论等等)融合起来的世界观。”同时，他引用了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在1941年的评论：“尽管他们【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卢卡奇注】彼此相距很远，但他们彼此是近似的，那就是对现存事物的一致抨击和来源于黑格尔。””在该版前言中，卢卡奇表明了自己与四十年前写作的切割，同时简要勾勒出1920年代欧洲思想潮向的主要面貌。《侦探小说》的思考正是以这一时代为土壤的，而克拉考尔随后多样化写作的众多线头也或深或浅地埋伏在了这一研究当中。举凡《侦探小说》所涉主题与方法：对“侦探小说”类型创作进行形而上学阐释，《小说理论》历史哲学论的文学批评方法，克尔凯郭尔的审美、伦理、宗教三阶段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概念，齐美尔对现代性体验的论述，以及克拉考尔早期写作中对德国唯心主义的一贯注目，无一不对翻译多设考验。在此，译者要特别交代一处译法，期以折冲读者与原作之间可能被翻译凭空拉大的距离。

这里讨论的是译者在(《侦探小说》翻译中对形容词名词化的处理，具体即带定冠词的形容词名词化，例如，“absolut”(意为“绝对的”)被名词化为“das Absolute"，“letzt”(意为“最后的”)被名词化为“das Letzte'’，“seefisch”(意为“灵魂的，心灵的”)被名词化为“das Seefische"，不一而足。以“dasAbsoh．1te"’为例，仅从构词规则论，中译的惯常处理是“绝对的事物”，然而，此处的名词是要在实体(如某物)或非实体(如某种感受)上捕捉并强调由形容词所描述的性状(或属性、特性)，从而以此性状(或属性、特性)作为标准来区分可以归属于该词和不归属于该词的各种可能的“E17was(意为“某物”)”(抑或说是该性状或属性、特性的载体)，因此，“事物”这一侧重于“实体”的用词在描述抽象存在时就有失准确和概括性。直至读到克尔凯郭尔的最新中文译本，译者在处理这类名词翻译方面的困扰终于得到了解决。

这套中译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克尔凯郭尔文集》，予我惠助的是由京不特先生从丹麦语译出的((非此即彼》、《恐惧与颤栗》等卷。京不特先生在《译者的话》中特别就克尔凯郭尔对于带定冠词的、由形容词转变而来的名词(丹麦语)的保留使用进行了说明，’他解释这一构词法所特有的理论语境(施莱格尔”提出的“das Interessante”概念)，分辨克尔凯郭尔保留使用的理论意图。以“das Interessante”为例，京不特先生将之译为“那令人感兴趣的”，如此便兼顾了对引人兴趣的事物(具体的)和刺激性的倾向或感受(抽象的)的表述。在含义传达和翻译风格两层面，译者以为京不特先生的这一处理明晰且直朴，是以，在相关名词的翻译中，借用了京不特先生的处理方法，如，“das Absolute”被译为“那绝对的”，“dasLetzte”被译为“那最终的”，“das Seelische'’被译为“那灵魂性的”(“那心灵的”)，以此类推，同时，为在行文中示以区别，引号也被保留。对于京不特先生给予的启发和帮助，我要表达诚挚谢意，在《侦探小说》的文本内，若此借用有失虑之处，责任当在译者。

《侦探小说》的中文版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慕尼黑大学因卡·米尔德一巴赫教授(Prof Dr．Inka Miilder-Bach)撰写导读。在向她介绍了克拉考尔在中国的出版和接受状况之后，译者请米尔德一巴赫教授借由本书为中国的读者介绍和评论克拉考尔在1920年代的写作和理论坐标，衷心感激她在有限篇幅中做出的精彩梳理。

感谢我合作过的编辑贾超二女士，她曾给予我在任何时候都倍感珍贵的信任。感谢张弢叟先生，他的翻译态度和求知热情是我在工作中的榜样。感谢本书编辑邹震博士的专业工作和对我的包容。感谢周彬先生，他总是予我最及时的鼓励。

望读者不吝指教。

黎静

《侦探小说》是对克拉考尔终其一生与现代大众文化诸现象进行论争的一份早期证明，同时见证了滋养这一论争的理论冲动……自从天才侦探奥古斯特，杜宾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毛格街血案》中首次登场，侦探小说的类型在全欧文学中的地位便扶摇直上。克拉考尔是最早对这一类型作品进行理论表述的人之一。然而，介绍类型历史、叙述其发展或者描述单个作品，这些在他看来全无意义。他的兴趣在于对一种审美形式进行历史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阐释。

——因卡·米尔德-巴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