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塔·巴萨利亚著的《毕加索的云彩》讲述了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十五个月大，还不会说话，她用眼睛看着世界。那时候是夏天，，一个下雨天，舅舅抱着她，在树林中间，她忽然说“那么多滴水的叶子”，之后的一年，她再也没有说过别的话。

本书是作者的自传式小说，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体，让人一读难忘。

阿尔贝塔·巴萨利亚著的《毕加索的云彩》是一本细致而从容的自传式小说：从女儿追忆自己的幼年时期，以及父母开始。她家的大房子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人，他们是爸爸的病人，受邀来把房间的墙壁粉刷得五颜六色。在家人的帮助下，小女孩开始学着与这些人相处，将他们看作可以与之建立关系的群体。阿尔贝塔没有掩饰她的恐惧，可是她学会了克服。就像书中所说，差异性，包括自然差异才是最难以逾越的，这不一定会导致边缘化：正如小女孩所画的云彩，爸爸说它们美极了，你应该把它们寄给毕加索。

01.橙色的小围裙

02.斜眼看世界

03.戈里齐亚

04.威尼斯

05.托尼先生的咖啡

06.在路上

07.家

08.毛线

09.裙子的革命

10.便携式打字机——莱特拉22

11.童话

12.伦敦帕特尼区

13.开着窗子放音乐

14.一九六八年

15.纽约西区

16.滴水的叶子

17.疯子

18.小山羊

19.《阿贝莱的花园》

20.深夜的电话

21.红白格子桌布

22.罗马娜

23.在汽船上

24.被遗忘的孩子

25.死亡

26.加布里埃拉C.

27.地毯下面的灰尘

28.我的画布

作坊的内部

在路上

从戈里齐亚到威尼斯，一共有一百四十公里路，应该是不到两个钟头的路程。但实际上，每次我们都用差不多两倍的时间，因为在路上我们会停下来看老家具，我抗议也没有用。我想，我们急匆匆出发，然后又花时间去看那些老玩意儿，这到底为什么啊？一路上耽搁时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威尼斯啊？爸爸把车子停在旧货商门口，因为气愤，我拒绝下车。这时候，佛朗哥在落满灰尘的旧家具中间，还有一堆恶俗的小玩意儿四周转悠，通常那些地方，总是堆满了古玩。他就像条找松露的猎狗，眼睛放光，看着周围的物件。在一堆堆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中间，他嗅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开始了漫长的、一步一步、深思熟虑的揣摩。他总是和卖东西的兜圈子，好像是莫关痛痒，随便说说，但实际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最后他把话题转移到他感兴趣的物件上。假如没能马上成交，也不是问题，因为第二个星期六他会再去。他们两人之间会展开一场游戏，而且他们兴致勃勃，到最后会建立起一种同谋关系，可能会为后来的买卖埋下伏笔。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最后佛朗哥把一心想要的物件装进后备厢，和我们一起上路。这种游戏，有时候会突破通常的旧货店(各种小古玩店)，延伸到其他出人意料的领域。比如说，有一阵子佛朗哥经常去拜访一位住在乡下的牧师，他和那位牧师高谈阔论，最后，他们决定做个交换：用一个干净卫生、功能齐全的现代柜子，交换一件圣物储藏室里的旧家具。

在这些买卖交易中，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他谈论精神病学时的神采，他带着同样接受挑战的激情，全身心投入，一副决不善罢甘休的劲儿，我们经常拿这事儿开他玩笑。在沙滩上玩的时候，他也会孜孜不倦，他不会心安理得、懒洋洋地躺在热沙子上面，时不时下水游一会儿泳。看看他!他衣冠周正，待在沙滩边上，看着地平线，他会坐在丽都岛摩尔式帐子的阴凉处，那是围着威尼斯泻湖的一道浅色沙滩。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把裤子挽到膝盖那里，脚上还穿着“其乐(Clarks)”牌旧鞋子。没过几分钟，他就开始跺脚，笑着对我们说：“好啦，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我们才刚到啊!”大家都很了解他，对他都很有耐心，和他一起笑。想想看，假如一个人对假日的爱也超不过对职业的热爱，在自由时光里，他可能也会觉得很无聊。他能找到一个那么热爱的职业，也是一种福气。无论如何，他等得很不耐烦，我们都不管他，还是照旧玩沙子，用小桶、小模子还有小球做游戏。等着太阳落山，我们进行打水漂比赛。开始是全家四个人一起玩，我自然是最先被淘汰的那个人，我手里的小石子儿和铅球一样，在水上跳一下就沉底了。之后就轮到弗兰卡被淘汰了，她可能为了不让我感到太沮丧，丢出去的石头也跳不了几下。就这样，家里两位男性之间的比赛进入白热化。只有他们才能找到那种漂亮的扁平石头，他们能让石头在水上跳十几下，有时候甚至更多。最后，哥哥恩里科总是能赢，他更有技巧、更有耐心、更固执，而且比我们所有人都练得多。

星期天午后，我们从切奇莉娅奶奶家里出发，一切都是计算好的，我们要在晚饭时间到达拉蒂萨纳。我们总是在同一家餐馆吃饭，这家餐厅名叫“壁炉前”，吃完晚饭之后，我们马上就开始进军剩下的六十公里，到了戈里齐亚，就立马上床睡觉。这六十公里，我们一路上都是唱着歌儿的：通常爸爸一坐在方向盘前就会犯困，就更别说吃饱肚子后了。因此我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坐上长途旅行车就昏昏欲睡，这时候需要扯着嗓子大声唱歌。^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歌曲是《没人可以对我指手画脚》(Nessuno mi puo giudicare)，这是一首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歌儿，车上的四个人都能记住歌词。

说到防止开车犯困的策略，佛朗哥有自己的妙方。如果是他一个人，或者车上只有一个乘客，他没有办法组织大合唱，他就会求助于那些在路上搭便车的人。他看到路上有人举起胳膊，把大拇指伸出来，他就会把车子停下来，把车窗放下来。打完招呼之后，他会马上问人家：“对不起，您会开车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会马上把车门打开，自己下车，把驾驶员的位子让出来，简单说一说下车的地点，他就会放心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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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巴萨利亚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一日生于威尼斯，一九四三年文科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帕多瓦大学学习医学。一九四九年大学毕业，开始在帕多瓦市精神疾病和脑科诊所工作，作为助理，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之后，巴萨利亚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文章和研讨会报告，都涉及在诊所工作时遇到的各种精神疾病：精神分裂、强迫症、多疑症、人格分裂、抑郁、偏执、厌食症、酒精依赖等等。在诊所工作的那些年，巴萨利亚还深入研究了一些哲学问题，尤其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他试图把传统精神病理学和人类精神病态现象结合起来。

一九五二年，巴萨利亚开始攻读精神和神经疾病专业研究生，一年之后，他和弗兰卡·翁加罗结婚，夫妻两人志同道合，一起著书立说，并育有一双儿女——恩里科和阿尔贝塔。一九五八年，巴萨利亚开始在大学兼职，教授精神病理学。一九六一年，他竞聘了戈里齐亚精神病医院的院长之职，随后和家人移居到戈里齐亚。巴萨利亚到任之后很快发现，需要马上采取行动，来改变疯人院里可怕的囚禁式治疗模式。他开始致力于对体制的改革，在一群年轻的心理病理学专家的帮助下，他开始推行“团体治疗”模式，他借鉴了苏格兰辛格尔顿的马科威尔·琼斯(Maxwell Jones)的经验(弗兰卡·翁加罗随后也参观了这个地方)。在戈里齐亚，他们开始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原则，在医院内部组织交流，废除了身体拘禁和电击疗法。他们打开了医院大门以及病房门。他们开始关注病人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需求。病人开始在医院和城市里自由活动。他们还组织了部门大会，还有全体大会，通过聚会、出游以及艺术活动，使医院的团体生活变得丰富。有些病人通过“运动疗法”，在医院进行劳动，并且获取一定的报酬，可以获得融入社会的空间。男女病人分区的僵死规定也破打破，医院各区的门以及铁栅栏都被打开了。

那些年，巴萨利亚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他积极参加意大利以及国外举行的精神病理学和神经病学研讨会。一九六二年，他参加了在德国威斯巴登举行的“精神疗法国际研讨会”。一九六四年，他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七届“心理疗法研讨会”。在同一年，还是在伦敦，他作为意大利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伦敦“社会心理治疗国际研讨会”第一届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推翻作为体制机构的疯人院”的号召，在发言中，他介绍了戈里齐亚精神病院，以及在的里雅斯特精神病院推行的改革。

一九六七年，他撰写了《什么是心理病理？》，一九六八年出版了《被推翻的体制》，这些书籍让世人了解到戈里齐亚的创举，促进了反体制运动的诞生，很快成为意大利学生抗议运动中有象征意义的著作。一九六九年，巴萨利亚和弗兰卡·翁加罗一起撰写了《体面的死亡》；意大利当时最有名的两位摄影师——卡拉·切拉蒂(Carla Cerati)和贾尼·贝伦戈·加尔丁(Gianni Betengo Gardin)拍摄了精神病院里的情况。同年，巴萨利亚去了美国，他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玛摩利”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做访问学者，为期六个月。根据这段经历，他写了《美国书信，人造的病人》一文。

回到意大利之后，他离开了戈里齐亚，在帕尔马一家精神病院当了一段时间院长。一九七一年，《迷途的大部分，整体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出版了，这本书是他和妻子弗兰卡·翁加罗合著的。一九七一年夏天，他竞聘成为的里雅斯特精神病院院长，到任时，那里收治了一千一百八十二位病人，其中有八百四十位都是强制性收治。刚上任，巴萨利亚就要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团队，他提出了一个省级精神病治疗的改革方案。根据当时情况，他对医院进行了改组和重建，逐渐开放了医院的大门，主要是为了打破疯人院和城市隔离的状态。根据戈里齐亚和帕尔马的经验，他很清楚，“团体疗法”已经不能满足治疗的需要，需要重新讨论体制本身。他提出，应该关闭的里雅斯特疯人院，建立起一系列精神康复和治疗中心，来接收那些从疯人院里放出来的病人，来满足这个地区的医疗需求，可以分散收治病人，取代之前的治疗体系。一九七三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精神健康的研究就在的里雅斯特展开，这是意大利的“前卫区域”。在同一年，巴萨利亚和几位同事，建立起了“民主心理疗法”，这场运动汇集了意大利当时出现的心理疾病疗法的各种实验。一九七五年，巴萨利亚和弗兰卡·翁加罗共同发表了《和平的犯罪——关于那些捍卫暴力机构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研究》。同一年，意大利出现了第一批心理康复中心。一九七七年，巴萨利亚宣布关闭的里雅斯特精神病院。这是一系列运动和斗争的开场，可以说是一场具有革命性质的运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意大利国会通过了一八〇法律，对精神病治疗进行了改革，彻底淘汰了之前的疯人院体系。“五月十三号颁布的法律，并不意味着在意大利不存在精神疾病，而是说，意大利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不再是囚禁和隔离，这也并不意味着把那些遭受痛苦和焦虑折磨的病人送回家。”弗兰卡·翁加罗在那一年写道。一九七九年在巴西，巴萨利亚面对的听众不仅仅是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服务人员和护士，还有政治家、工会人员、教授、学生和普通人。他主持了一系列研讨会，最后的成果汇集成《巴西研讨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巴萨利亚离开了的里雅斯特，前往罗马，负责拉齐奥大区的心理疾病治疗。他在罗马工作了短短几个月，一九八〇年八月在威尼斯去世。

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巴萨利亚出版了两本“著作”，都是弗兰卡．翁加罗主编的。巴萨利亚去世之后，妻子弗兰卡·翁加罗继续了他的事业，一直到二〇〇五年一月她生命的结束。在政治领域，她作为意大利共和国参议院，一直为心理疾病治疗的人性化、为一八〇法律的实施做斗争。

佛朗哥·巴萨利亚对体制的解构开始于六十年代初期，首先是在戈里齐亚的尝试，然后是的里雅斯特的创举，最后他促成了一八〇法律的颁布。他使得意大利成为精神健康方面的前卫国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他推动了一场国际性运动，到现在还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