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算起，十七年前的时候，我的年龄是现在的一半，十七岁。在那个时期，除了大多数人都有的问题，还有两件事情困扰着我的精神：一是，我的母亲是一位德高望重（虽然那时候她并不老）、极容易焦虑的英语教师；二是，我的女朋友，刘一朵，是一位非常可爱，但又患有某种青春期疯癫的美丽女孩儿。关于后者，我举一个例子。在高三期间的那个寒假，一天凌晨，我正开着电褥子在被窝里呼呼大睡，身上沾着细汗，当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自己正在一条狭长的跑道上奔跑，超越了身边一个又一个对手，可就在眼看要达到终点的时候，我跌了一跤。这一跤把我跌得实在够呛，我的双腿忽然不听使唤，怎么也站不起来。眼看着那些原本的手下败将，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跑过，我心急如焚。可是两条腿就是怎么也动不了，用手去搬也一动不动，好像两座大山坐落在跑道上。于是我开始用双手向终点爬去，这时整个体育场响起了大人们震耳欲聋的嘲笑声。我破口大骂，可是我的声音瞬间就被更大的嘲笑声淹没了，好像一滴唾沫落入了海水里。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刘一朵光着身子睡在我的身旁，我大叫一声，她捂住我的嘴说：“你这是骂谁呢？”我说：“你怎么进来的？”她指了指窗子，说：“你家的窗户没有冻牢。”我才明白，她是在隆冬的夜晚，爬上二楼，从外面打开窗子，爬到了我的床上。而我的父母就睡在隔壁的房间里。我想拧身把她压在身下，这时我发现，我的双腿被绑住了，这个刘一朵用胸罩绑住了我的双腿。那个夜晚，她再次捂住我的嘴骑到我的身上，好像提着缰绳在草原上奔驰。最后她解开我的双腿，穿上胸罩从窗户溜走了。
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实在想不起来，最后我到底是不是爬过了终点。
而我的母亲，所作所为要比刘一朵文雅得多。她那时四十五岁，看上去还要年轻一点，她擅长打扮，衣柜里有无数条各种颜色的丝巾。她教过的学生全都对她无法忘怀，他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作“上校”。原先可能前面还有一个德国军官的名字，一些年过去，只剩下“上校”两个字。她这么多年来成功的秘诀是，永远不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臣民，而是当作自己的敌人。这让她时刻警觉而且重视每一个学生。我曾经翻到过她的一个小本子，上面罗列了她历年来在学生中安插的线人的代号。她还在代号底下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品评。而不幸的是（当然这也是她自己的意愿），我是她班上的一个学生，这让她在面对我的时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就在高考前，一天早饭的时候，我正喝着她精心熬制的补脑汤，她突然问我：“儿子，你想没想过，如果你落榜了怎么办？”我说：“那我就去肯德基当服务员。”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他的眼神分明在问：为什么不是麦当劳？母亲点了点头说：“不错，有计划就好。如果你落榜了，你知道我会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你别太难过就行。”她说：“我会去死。”然后她站起来，像往常一样，系上一条蓝色丝巾，收拾好碗筷，慢悠悠地夹着教案走出了家门。
考过最后一科的那个下午，我和刘一朵坐在考场外面的操场上。我们看见其余的人从我们眼前向大门口走去，他们有的两三个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好像此刻的讨论能够更改已经发生的事实；有人用手背抹着眼泪，独自慢慢地走着；有人把书本抛向空中，大叫着向门外狂奔而去。操场上遥遥相望的两个球门，没有网子，好像永远不会相遇的两张嘴巴。我们知道门外就是我们的家人，此时他们绝对不会离去。刘一朵跟我说：“哎，问你个问题。”我说：“问。”她说：“你到底是喜欢我多一点，还是喜欢别人多一点？”我说：“别人是谁？”她说：“别人就是别人，别的人。”我说：“那喜欢你多一点。我们分头走吧，横竖都要出去，大不了再来一年。”她说：“还有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在哪里？”我说：“这时候不要再给我问答题，我做卷子已经够够的了。”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千块钱和两张车票，说：“我们跑了吧。”这时候天光正亮，操场上空无一人，盛夏的暖光落在刘一朵的脸上，我看见几颗被挤破但尚未痊愈的青春痘，看见她充满着欲念的薄嘴唇，看见她镇静而又温情的大眼睛。日光倾城。胸中有一种热气荡开来，在脊柱里缓速地流动。有一次，几个外校的孩子来我们学校寻我，他们想要结结实实地揍我一顿，这事儿的起因好像是其中一个孩子从我们学校转学过去，他和我的母亲有点恩怨。我在教室里等了很久，然后准备从学校的后门逃走，可是刘一朵已经去前门挥舞着带钉子的板凳条把他们击溃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想起了这件事。我说：“你穿着裙子能爬墙吗？”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的担心是无谓的。她脱掉裙子叼在嘴里，穿着内裤翻过学校的围墙。我紧随其后。从墙头跃下的一瞬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欢愉，似乎在空中飘浮了很久，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折叠翻滚了几周，才终于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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